张学良是民族英雄还是罪人？ 第1页

不知这本《红星照耀中国》对张学良的描述是否客观: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一开始征服东北，张学良的厄运就开始了。侵略开始时，张少帅在长城以南的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伤寒，无法独力应付这场危机。他只有依靠南京，依靠和他歃血为盟的“大哥”蒋介石总司令。但是蒋介石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打仗，主张不抵抗，向后撤，依赖国际联盟。张学良当时有病在身，年轻（只有三十三岁），没有经验，又受到腐败无能的食客的包围，于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和南京的命令，结果就坐失了他的老家满洲，几乎没有放一枪来进行保卫。这样的牺牲使得总司令能够在南京维系他自己的摇摇欲坠的政权，开始对红军发动新的围剿。 这就是在中国叫作东北军的满洲军队的大部转移到长城以南中国本土来的背景。日本侵略热河时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张学良当时没有在医院里，其实他是应该住院的。南京没有给他任何支援，也没有作抵抗的准备。总司令为了要避免打仗，准备让热河也沦于日本之手——结果就是这样。张学良背了黑锅，驯服地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在全国义愤填膺的情况下，总得有人辞职以谢国人。本来这不是蒋介石就是张学良，结果是张学良屈服下台，他到欧洲去“考察”一年。

我在一九二九年在沈阳第一次见到张学良时，他是全世界最年轻的独裁者，当时他的气色还不错。他人很瘦，脸色清癯发黄，但是思想敏捷活跃，看上去精神饱满。他是公开激烈反日的，他很想实现把日本赶出中国和把满洲现代化这两个奇迹。当时东北军还有十四万人，他除了同军官以外，还同部下直接接触。东北军开始出现了新面貌。怀疑派逐渐相信，少帅又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因此认真对待他在回国时立下的誓言：他要把毕生精力用于收复满洲，为人民雪耻。

与此同时，张学良对总司令还没有失去信心。在他们的全部交往的关系中，张学良对那个长者始终忠心耿耿，从未动摇，他曾经三次拯救那个长者的政权免于崩溃，而且充分信任那个长者的识见和诚意。他显然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要收复满洲，决不再未经抵抗就让出一寸领土的话。但是，一九三五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进行侵略，成立了冀东傀儡政权，并吞了一部分察哈尔，提出了华北脱离南方的要求，对此，南京已经默认了一部分。少帅麾下的官兵甚为不满，特别是在调到西北继续对红军打不受欢迎的内战，而对日本却不开一枪以后，更是普遍啧有怨言。 在南方同红军打了几个月的仗以后，少帅和他的一些军官开始有了几点重要的认识：他们所打的“土匪”实际上是由抗日爱国的能干指挥员领导的；“剿共”这件事可能要继续好几年；一边同红军打仗，一边要抗日是不可能的；而在这期间东北军却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战事中很快地消耗兵力，土崩瓦解。 尽管如此，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迁到西北以后，仍开始大举进攻红军。有一阵子他打了几次胜仗，但是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和十一月间，东北军吃了大败仗，据说丢了整整两个师（一〇一师和一〇九师）和另外一个师（一一〇师）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东北军士兵“投向了”红军。也有许多军官被俘，扣了一阵子受“抗日教育”。

这些军官释放回到西安以后，大肆赞扬地向少帅作了关于苏区士气和组织的报告；特别是关于红军有诚意要停止内战，用和平民主方法统一全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给了张学良很深刻的印象。使他印象更为加深的是，他的部队送上来的报告说，全军都有反对与红军作战的情绪，红军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同我们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影响到了东北军的全体官兵。 与此同时，张学良本人也受到了强烈的“左倾”影响。他的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来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本在北京提出要求以后，他传话到北方去，凡是抗日的学生，不论政治信仰如何，都可以投奔到西安府来。在中国其他地方，进行抗日宣传的人都遭到南京的逮捕，唯独在陕西，他们却受到了鼓励和保护。张学良的一些年轻军官也受到学生的很大影响，当被俘的军官从红区回来，谈到那里到处都有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和红军在人民中间的爱国宣传时，张学良开始越来越把红军当作天然的盟友而不是敌人了。 据王牧师告诉我，就是在这当儿，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访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去的。” 张学良吃了一惊，跳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吗？” 王牧师详细作了解释。他说他同共产党有联系，知道许多张学良应该知道的情况。他谈了很久，谈到他们政策的改变，谈到中国需要团结抗日，谈到红军为了使南京抗日愿意作出很大的让步，因为这一政策，红军认识到他们单方面是不能实现的。他建议，由他来安排一次会见，请张学良和某些共产党领导人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张学良开始时很惊异，后来却留心地听了这一些话。他有一个时期以来就一直在想他可以利用红军；现在看来他们也显然认为可以利用他。那么好吧，也许咱们可以在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互相利用一下。 最后王牧师还是坐了张少帅的私人座机飞到了陕北的延安。他进了苏维埃中国，带回来一个谈判方案。过了不久，张学良本人飞到延安去，见了红军指挥员周恩来（关于他的情况下文还要述及）。在经过了同周恩来长时间的详细讨论以后，张学良相信了红军的诚意，相信了他们的统一战线建议的合理可行。 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的协议的第一步执行就是停止陕西境内的战事。双方未经通知对方都不得调动兵力。红军派了好几个代表到西安府去，穿上东北军的制服，参加了张学良的参谋部，帮助改组他的军队的政治训练方法。在王曲镇开办了一所新学校，张学良把他部下的低级军官送去集训，课程有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和日本如何征服满洲以及中国因此受到什么损失的详细统计。另外又有成百上千的激进学生纷纷来到西安，进了另外一个抗日政治训练学校，少帅也经常去作演讲。东北军中采用了苏俄和中国红军所采用的政治委员那种制度。从满洲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头脑封建的年老高级军官给撤换了，张学良提拔了激进的年轻军官来代替他们，指望依靠这些年轻军官作为建设新军的主要支柱。在张学良“花花公子”时代包围他的一些腐败的阿谀谄媚之徒也由东北大学的热心认真的学生所代替。 但是这种改革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东北军不再同红军作战，在陕晋交界处，在甘肃、宁夏，仍有南京军队驻扎，激战仍在进行。张学良与共产党真正关系的消息没有泄露给报界。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虽然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之中，但是他们无法得悉确切的内容。偶尔有卡车开到西安来，载着一些共产党乘客，但是他们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们都穿着东北军制服。偶尔有其他卡车离西安去红区，也没有引起怀疑：因为这些卡车同其他东北军去前线的卡车没有什么两样。

我从红色中国出来后，发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与蒋介石总司令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尖锐了。蒋介石现在不仅是中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而且还是行政院院长——相当于总理的职位。 我在上文已经介绍过，东北军原来是被派到五六个省份里去打红军的雇佣兵，后来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逐步改造成为一支受到它的敌人的抗日民族革命口号的感染，相信继续打内战没有意义，一心一意只想“打回老家去”的军队。只有一个主张能打但是对于这一切准备在大规模基础上加强内战的计划，公众都还蒙在鼓里，只有西北是例外。关于西北的情况，报上很少透露。官方的说法是，红军已被正式“剿灭”，少数“残部”也在被驱散之中。与此同时，绥远（内蒙古）的防务交给了地方军队，他们倒打了一场硬仗。对于每天轰炸中国军队战线的日本飞机，南京飞机没有一架起飞迎战。但是他们却进行了频繁的宣传，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是南京军队在领导防御，同时东京和南京却相互保证，绥远的“局部冲突”决不允许扩大。少数中央政府军——至多两个师——开入了绥远，但在部署上却使得地方部队不能把“抵抗”这件事搞得太认真了。当时担心地方部队可能真的进攻日本在察哈尔和热河所占据的领土。有些南京军队也部署在绥远军队与红军之间，因为蒋介石认为红军很可能从陕西开入绥远，企图带头真的进攻日本军队。 这时全国民族情绪激昂，日本要求镇压救国会，认为抗日宣传是它鼓动起来的。南京遵命办事。救国会的七位最著名领导人被捕。他们都是有地位的资产阶级人士，其中有一名著名银行家，一名律师，还有教育家和作家。与此同时，政府一下子封闭了十四家畅销全国的杂志。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因为抗议日本侵略绥远等原因而举行的罢工，遭到日本人在国民党合作下的暴力镇压。青岛发生其他爱国罢工时，日本人派海军陆战队登陆，逮捕罢工工人，占领了全市。在蒋介石实际上同意取缔将来青岛日商纱厂一切罢工后，海军陆战队才撤退。 所有这一切事件都进一步在西北产生了反响。十一月间，张学良在自己部下官兵的压力下，发出了他著名的呼吁，要求派往绥远前线。呼吁最后说，“为了要控制我们的军队”。 我们要信守诺言，一有机会就要让他们实现打敌人的愿望。否则他们就不仅把我本人，并将把钧座视为骗子，此后不再服从我们的命令。因此恳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我本人和我部下十万余人愿追随钧座到底。 这封信口气恳切，要求报仇雪耻之心，希望恢复东北军声誉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蒋介石断然拒绝这个要求。他仍要东北军打共产党。 少帅并不气馁，他不久之后又坐飞机到洛阳去亲自提出这个要求。同时他也为被捕的救国会领袖说项。后来，在扣留了总司令之后，张学良记述那次谈话如下： 最近蒋总司令逮捕监禁了上海救国会七领袖。我请他释放这些领袖。这些救国会领袖与我非亲非友，他们多数人我连认识也不认识。但我对他们被捕一事提出抗议，因为他们信奉的原则与我相同。我要求把他们释放，但遭到拒绝。我于是向蒋说：“你对待人民爱国运动的残酷，与袁世凯、张宗昌并无二致。” 蒋总司令回答说：“这只是你的看法。我就是政府。我的行动是革命者的行动。” “同胞们，你们相信这话吗？”

全场数千人齐声怒喊作答。 但是张学良在这个时候飞去洛阳有一个积极结果。总司令同意，他下次来西安时，他要向东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详细说明他的计划和战略。少帅就回去急切地等候他的上级的第二次驾到。但是在蒋介石来到以前，发生了两件事，进一步激怒了西北。 第一件事是签订德日反共协定和意大利的非正式参加。意大利本来已经默认日本霸占东北，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承认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亚。意大利与满洲国建交激怒了少帅，他一度与齐亚诺伯爵颇为友善。他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怒斥齐亚诺和墨索里尼，誓必要摧毁意大利在中国的影响。他在向军校学生发表讲话时说：“这肯定是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末日！”现在东北军的不满又增加了一项。德意军事顾问当时正在训练蒋介石的军队和他的空军去轰炸中共。他们是不是也在把他们所能弄到的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提供给日本呢？难道德日条约事先没有通知蒋介石并征得他的同意吗？有谣言说他是同意的。 接着，也是在十一月里，传来了胡宗南著名的第一军失利的消息，该军二十一日在红军手中吃了大败仗。胡宗南将军是南京方面最能干的战术家，好几个星期以来就一直几乎毫无阻碍地向甘肃北部挺进。红军慢慢后撤，除了小规模遭遇战外，避免交锋。但是他们通过不同方式向南京军队宣传“统一战线”，设法说服他们停止进攻，发表宣言声称红军不打抗日的军队，要求敌军参加他们共同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种宣传后来证明极为有效。 但是胡将军认为红军已经完蛋了——软弱、害怕、没有斗志。他轻率地继续推进。红军继续后撤，几乎撤到了河连湾。这时他们决定不再后撤，需要给敌军一个教训。需要给他们看到统一战线也是有牙齿的。他们突然掉转方向，巧妙地把胡宗南将军的军队诱入一个黄土山谷，到黄昏时，空袭停止，他们就加以包围，入夜后发动正面奇袭，左右两翼并有刺刀冲锋。气温低达零度，红军没戴手套的手指都冻僵了，拔不掉手榴弹的雷管。他们许多人就把木柄手榴弹当作棍棒挥舞攻入敌军阵线。一军团带头进行猛攻，结果全歼敌军二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缴获大批步枪机枪，政府军有一整团投诚参加红军。胡宗南将军慌忙后撤，在几天之内就把过去几个星期中“收复”的地方全部丢失了。他坐下来等待总司令的增援。 东北军一定在窃窃暗笑。这不是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吗？红军不是比以前更有力量了？这次新围剿旗开失利不是说明围剿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一年，两年，三年，他们在哪里？仍在打红军。那么日本呢？占领更多更大块的中国领土。但是顽固的总司令因为最精锐的部队蒙此大辱，羞怒之下申斥了胡宗南将军，只有更加坚决地要摧毁他的十年宿敌。 蒋介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在西安飞机场从座机上下来时，所踏上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局舞台。 与此同时，在这个舞台上的左右两侧都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东北军将领已经商量好要联合提出停止内战和抵抗日本的要求。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的将领也参与其事。杨将军的军队大约有四万人，对继续打红军，比东北军更没有劲。他们认为这是南京的战争，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拼自己的命去打红军，红军许多人跟自己一样是陕西人。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也很丢人，因为这时日本正在侵略邻省绥远。杨将军的部队叫西北军，几个月前已与东北军结成紧密的联盟，秘密参加了同红军休战的协议。 这一切情况，行政院长兼总司令肯定已经知道一二。他在西安虽没有正规军，但在几个月以前宪兵三团——即蓝衣社的所谓特务团——的一千五百名人员在他的侄子蒋孝先将军的指挥下开到了西安，后者曾经诱捕、监禁、杀害激进分子成百上千。他们在全省设立了特务网，开始逮捕、绑架所谓共产党学生、政工人员和士兵。省城警察是南京任命的省主席邵力子掌管的。由于少帅和杨虎城在城里只有随身警卫人员，没有驻防军队，总司令在那里实际控制大局。 这种情况也促成了另外一个事件。蒋介石到达后两天，十二月九日，好几千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队伍向临潼进发，去向总司令递请愿书。邵主席下令驱散队伍。警察在蒋介石的一些宪兵协助下殴打了学生，一度还开了枪。两个学生受伤，正好是一个东北军军官的孩子，这次枪击事件就闹大了。张学良出面干涉，制止了殴打，劝说学生回城里去，答应把他们的请愿书交给总司令。蒋介石盛怒之下，申斥张学良“不忠”，企图“脚踏两只船”。蒋介石后来认为，他们两人之间的这一事件是后来发生反叛的近因。 总司令的整个参谋部和他的个人警卫这时全都在西安府同他一起。蒋介石拒绝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一起会见的要求，只是分别接见了他们，用各种办法诱使他们分裂。他的这个企图归于失败。他们都承认他是总司令，但一个个都表示对新围剿不满，都要求派他们到绥远抗日前线去。但是蒋介石对他们全体只有一个命令：“摧毁红军”。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告诉他们，剿匪已到只需最后五分钟就可实现最后胜利的阶段。” 这样，总司令不顾一切反对和警告，在十日召开了大本营会议，正式通过了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准备对已在甘肃和陕西的西北军、东北军、南京军队以及在潼关待命的南京军队颁发总动员令。当时宣布在十二日公布动员令。并且公开声言，如果张少帅拒绝服从命令，他的部队将由南京军队予以缴械，本人将予撤职。同时张、杨又接到消息，说蓝衣社同警察一起已准备好一份他们部队中同情共产党分子的“黑名单”，一俟总动员令颁发就立即加以逮捕。 这样，作为这一连串复杂的历史性事件的高潮，张学良在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十点召开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联席会议。前一天已经秘密发出命令，调一师东北军和一团杨虎城的军队到西安府近郊。现在做出了决定，要用这些部队“逮捕”总司令和他的僚属。十七万军队的兵变已成事实。

——————————————————————————

我的看法是，与张自忠等人相比，他退出东北是很懦弱的举动，称不上民族英雄的称号，但后面他为当时不抵抗所做的一系列改变，与补救。有杰出贡献还是可以肯定的。

不管退出东北是蒋介石指使的还是张学良自己决定的，又或者是蒋介石指使，张学良不抗命，又或者是张学良逼迫蒋介石让他退出东北。这一切的争论也没有意义，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宣扬的不抵抗政策，才是一系列憋屈的抗战发生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