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可以说两宋（包括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华民族亡国灭种最危险的时期？ 第1页

其他网友说的对，这不是最危险的时期，而是最危险的时期之一。

就秦朝统一以来的历史来说，不算宋朝那次，中国还遭遇了大约四次比较显著的民族危机。

第一次是三国以后的两晋南北朝，号称“神州陆沉”。最后凭借南朝的抵抗和北朝的汉化解决问题，建立了隋唐。

第二次是晚唐以后的五代十国两宋辽金元，真正意义上的全军覆灭。最后依靠朱元璋翻盘，重建华夏。

第三次是明末清朝入关，这是第二次全军覆灭。最后通过学者们的努力，整理了传统文化，算是从文字上传承了文化，可是最后也没彻底翻盘。

第四次是晚清以来的近代危机，这次连生产基础都落后了。最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弯道超车，算是翻了盘。

这里面宋朝只是其中一次罢了。

宋朝这一次危机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这是第一次全军覆没，我们比较缺乏经验。到了后来明朝灭亡的时候，人们就比较有经验了。大约是借鉴了宋亡的教训，明亡以后，很多学者致力于“朴学”、“考据”，其本质就是将中国古典文化整理下来，避免失传。大约是借鉴了宋明的教训，民国时代的很多学者也致力于“整理国故”，包括抗战时期也是紧急做了很多工作。他们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在我们灭亡以后留点资料。这些所谓朴学、考据、整理国故，不过就是小说《修真四万年》故事里的“墓碑计划”。这些人就是在给我们留个墓碑罢了。

以前我曾在某个回答下面评论说，中国的救亡运动，其实早在明末就开始了。其实我说的不完整。完整地说法应该是：中国近代社会救亡运动最直接的思想和文化来源是明末。如果更完整一点，那就是：中国一直吃了战国社会改革两千年的红利，一直等到世界上有别的国家追赶上来并超越我们，才悚然惊醒。

这也不能说是因为我们惰性太大。毕竟，谁也没想到战国时代的社会改革竟然会领先世界两千年。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世界历史范围内，“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最奇特的社会形态。对于这个社会，国内外都缺乏合适的词汇来形容。

很显然，说古代中国是“封建社会”是不合适的。

封建社会的主流组织方式就是分封诸侯建立割据。中国古代社会从秦朝开始就不这样玩了，我们的主流组织方式是郡县制。

经济所有制也是这样。封建制的经济所有制是封建领主拥有农奴和土地的天然主权。而我们是地主制，地主拥有的只是契约主权。甚至在中国古代社会晚期，发展出了将田地的权力分为“田皮”、“田骨”两部分的情况：主权是“田骨”，“经济权”是“田皮”，土地的主人可以保留主权，但是将经济权彻底出卖给别人。就好像美国对沙特那样。美国没有买下沙特的主权，沙特还是独立主权国家。但是美国买下了沙特大部分国土的经济权，经济开发以及经济收益都是美国的。早先我觉得资本主义很发达，都会买经济权了，现在一看，不就是明清农民吗？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所谓“欧洲是封建领主制，中国是封建地主制”的理论。然而，领主是分封建国的，地主也是吗？地主是通过对土地进行资本经营而形成的，不是封建的。中国古代社会后来保留了一些封建残余，有一些诸侯、列侯存在，但是也剥夺了这些侯王的治权，将他们的国土纳入郡县制的范畴。

“封建社会”根本无法描绘秦以后的中国社会。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在中国只存在于先秦时期。

其实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分期，反而可以明白中国古代社会是怎么回事。

资本主义有14-16世纪的萌芽阶段、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18世纪-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19世纪-20世纪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战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近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工商业为经济基础的，也被称为“工业时代”。那么如果将工商业经济基础替换为农业呢？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社会更加接近于“农业版”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目前还没有合适的名字。

比如说，战国变法，那些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殊死搏斗，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充满了相似性。特别是，战国变法致力于将氏族、部落的残余——或者说封建领主——统统消灭，解放农民、建立“保护自耕农”的“自由”家庭。这和欧洲近代社会革命的主流其实是相似的。欧洲近代社会革命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粉碎封建领主的统治，打破领主农庄的限制，解放农民、建立建立“保护自耕农”的“自由”家庭。别看他们一个说法语和一个说古汉语，其实都一样。而且到最后，在西方，说法语的旧贵族都被干掉了，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都开始说他们的口语。在东方，说周朝雅言的旧贵族也被狂虐一通，大篆小篆最后都被隶书取代。除了经济基础不同，一个搞工商业一个搞农业，二者粉碎封建桎梏建立家庭制社会关系是相同的。

在经济上，战国改革给予民众土地资本进行经营，一开始也是走的“自由市场”道路，并不限制兼并。西方近代改革也鼓励工商业发展，鼓吹自由市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带来了社会的急剧繁荣，无序的竞争很快走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同样的，中国古代社会从秦始皇、汉高祖两次建立统治秩序之后，在汉元帝时代也来到了“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的阶段。这距离秦始皇统一，不过是七代人而已（秦始皇、汉高祖是同时代人，汉高祖到汉宣帝是七代人。汉元帝是汉宣帝的儿子）。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差不多一百六七十年左右，秦始皇统一到汉元帝上台的距离一百四五十年，时间上也差不多。这说明，经济集中化的趋势和人的代际更替是有一定联系的。

然后，无论是汉元帝时代的中国古代社会还是19世纪的西方近代社会，都对当时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怀疑。中国迎来了王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改革，西方也迎来了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最后同样在反动势力空前强大的局势下失败，中国进入了东汉时代的豪强地主时代，西方则进入到了法西斯时代。社会进程惊人地相似。唯一的不同在于西方近代社会由于积累了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创造的文明财富，诞生了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指明了新的出路。而东汉社会掌握知识的都是些豪强地主，人民无路可走只能寄希望于宗教。所以，同样是由于社会矛盾空前激烈爆发了激烈的战争，中国东汉时代就进入了三国乱世，人口锐减十分之九，大家都知道旧社会完了，可是又没有新社会可以建设，最后差一点就落到了所有人被西晋一波带走的境地；西方则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家对旧社会彻底失去信心，然后爆发了俄国革命，开启了新的时代。

中国古代社会在西晋以后就进入了救亡图存的阶段，内部改革反而放到了次要位置。在南北竞争中，北魏建立均田制、抑制土地兼并，就像现代西方搞出了“反垄断法”一样，恢复了社会活力，最终形成了隋唐的繁荣。

然而隋唐这样的繁荣也是勉强维系的，很快就出现了唐玄宗时代的衰落，为安史之乱爆发提供了温床。宋朝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搞什么“不抑兼并”。实际上也就是宋朝“意大利化”：一方面穷兵黩武建立庞大的军队，一方面谁也打不过只能在家憋着。就像二战前的意大利，第一个建立法西斯国家，但是就连进攻经济落后的埃塞俄比亚都要使用毒气弹才能取得胜利。

截至宋朝，我国吃战国社会改革的老本吃了一千多年。

古代中国没有苏联，现代西方有苏联也倒了。西方现在的样子，颇有些“开元天宝盛世”的景象，只是不知道谁是他们的“安史之乱”。

很多人讲宋朝如何富饶，其实真正富饶的国家，必然会不断扩张他们的经济疆域。而一旦经济疆域扩张到了政治疆域之外，他们就势必无法忍受自己的经济权益不能得到政治保障的被动局面，而倾向于尽可能地保持政治疆域与经济疆域的重合。因此，经济强国必然进行扩张。只是这种扩张，可以是冷战后欧盟式的国家联合，也可以是二战前德国式的法西斯侵略。

但是宋朝没有这样的扩张，而是墨索里尼式的失败法西斯。这说明他们的综合实力也就像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孱弱不堪。

这可就是真的罗马正统在大宋了。

由于始终无法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略，宋朝的灭亡很可能意味着华夏文明的彻底终结。

这个时候蒙古帝国来挽救宋朝了。蒙古帝国就像德国法西斯一样吞并和消灭其他国家，屠杀和消灭其他民族，最终将社会发展的成果和问题全都一并抹杀。面对这样一个疯子，大家只能先赶走这头驴子，然后再去重建。

明朝重建后，进一步从制度上强化了抑制兼并的政策。这一制度一直坚持到明末还能勉强维持。风雨飘摇的明朝在辽东战场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建“房地产市场”的努力中被掏空了财政，最后被所有人抛弃。清朝却不过是加强版的西夏，带着他们更加不切实际的封建制社会入关。最后在明朝的汪洋大海中，几乎死光了可战之兵的清朝“圈地运动”宣告破产，清朝变成了“寄生在明朝尸体上”的畸形政权。这个政权在明末农民起义扫清了广阔地区的土地兼并问题的基础上，借助“土豆盛世”的技术进步，获得了生产力提升的好处。再加上作为异族政权对地方实力派的担忧而强行剥夺士绅权力乃至生命，无意中承担了抑制地主阶级发展的任务，特别是无意中实现了对江南地区土地兼并的大清洗，反而续了命。到了中后期，又通过地主团练，走上了东汉豪强地主的道路，居然多撑了几年。到一切都无可救药的时候，列强又希望扶持这个财源，清朝作为一个买办政权又得到了维系。一头猪因为赶上了风头，居然从富士山跨越太平洋飞到了圣海伦斯大火山，然后在剧烈的喷发中被送上了西天，简直就是猪生的奇迹。

中国近代革命的时机还算不错。1911年辛亥革命，1912年民国建立，短短几年间，人们迅速发展所谓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一笔糊涂账，没有能力解决社会危机。这样，我们和西方一起，同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同时知道，原来西方也没有路可走，原来马克思指出了新的道路。假如清王朝延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许辫子军反而会产生一些虚无缥缈的“自信”，建议西方国家归顺“我大清”。

社会主义革命是真正的弯道超车。西方通过这次革命才知道，东汉豪强地主路线走不下去了。中国通过这次革命才知道，无论是垄断资本主义还是法西斯道路都是此路不通的。

亡国灭种这件事情，中国在汉末、唐末、宋末、明末、清末经历过了五次。前四次我们固然没有找到出路，可是别人也没有找到出路。而且，在都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所有人都不如我们先进，最后没有路也只能硬着头皮沿着老路走下去。结果一蟹不如一蟹，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汉末危机的时候还是我们吊打周边，唐末危机的时候就是周边自称我们去吊打周边，宋末危机的时候就是周边吊打我们，明末危机的时候连后金版西夏都觉得自己有制度优势了，清末危机的时候我们都分不清辫子到底是谁的了，打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难道我们还能承受一次灭亡吗？

民国时代那些民国大师之所以急于给中国历史下个定论，就是因为日本侵华战争到来了，中国马上就要遭遇新的亡国灭种危机了。而那一次，民国的大师们不相信我们还可以幸免。

挽救中国的不是花园口的洪水和长沙的大火，也不是残杀自己人的虐杀壮丁大赛。

自秦以来，我们遭遇了汉末、唐末、宋末、明末、清末五次亡国灭种的危机。对于我们来说，清末以来的危机并没有真正解除。日本侵华战争是清末危机的延续，抗日战争是中国反抗灭亡命运的又一次尝试，而且惨胜。日本不是清末危机的唯一制造者，但却是最值得一提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中国历史上会这么特殊，在中国爱国主义影视作品中会这么特殊。

时至今日，战国社会改革给我们带来的先进性已经没有了，没有什么可以再依靠了。

危险？

危险才刚刚开始。

“中华民族”，是清朝末年，为了解决爱新觉罗当中国皇帝的道统问题，而降生的。所以宋朝还没“中华民族”。

如果你的意思是汉族，那宋朝还好啦。即使宋朝灭亡，蒙古汗国统治江南、岭南，也没推广过“中原音韵”（普通话他妈，已经没有汉语入声了）。直到民国，杨绛、苏步青这些人，还能写平仄合规的格律诗。

直到普通话进学校，经两代，汉族才正式灭亡。

按“异族”的标准明显应该是周代商。

暴论一个，由于南方山丘水网多，大大影响侵略者征服和屠杀的能力，所以自从秦汉三国逐渐吃下了中国南方开始，中国基本就不存在灭种的危险了。

在历史上，北方却确实面临过这样的风险，至少有好几次，例如光是汉末就死到了一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今虽有十州，不及汉时一大郡”，晋书里的官方户籍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魏晋时期北方很多郡都只辖有几千户人，很多县都只有几百户，一个州不如南方一个郡户数的情况比比皆是。但是由于大量士民逃难南方，这一阶段南方的官方人口反而比北方密集许多，这还不考虑南方逃进了山区的人口。

永嘉之乱，五胡骑兵也是推进到了长江，进展就迟滞了下来，最终自身完成汉化。

另一次是蒙金战争，蒙古灭金过程中基本上就是屠刀开路，正常情况下这种试图将敌国人杀光的做法其实在统治术上是很笨的，因为当时金朝人口起码几十倍于蒙古，当时有人曾说：“金朝如海，蒙古如一掬细沙。”然而战争的结果，却是“一掬细沙”填平了“大海”。说明华北一马平川，有些时候确实是很危险的，反倒是蒙古进攻看似弱小的南宋的时候，很快因为地形受阻。最后蒙元基本上改变了策略，改为能降就行，等到灭南宋的时候，残酷程度已经大大降低，汪元量《醉歌》甚至写道：“伯颜丞相吕将军，收了江南不杀人。昨日太皇请茶饭，满朝朱紫尽降臣。”

所以元朝建立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奇观，一共1343万户，南方（四川、江淮）竟然占到了1143万户（《元史世祖纪》），某些程度上说，为什么一次江淮大起义就推翻了元朝，是从立朝起已经埋下了伏笔。

所以有些人经常说历史上XX输了就亡国灭种了，我个人认为没那么容易，就是罗马没了，拉丁字母国家和希腊都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