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歌颂苦难？ 第1页

永远记住极左分子对新中国的倒行逆施。

极左分子乱捕乱杀成风

“文革”刚一开始, 身为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 与“文革小组”成员遥相呼应, 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受此影响, 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 72人被捕下狱

为鼓动造反派接管公安事务, 1966年12月31日, 谢富治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造反组织“政法公社”时, 谢富治“突发奇想”对造反派说:“你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 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来, 由你们去管。”

1967年8月7日, 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了“八七讲话”, 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随即, 全国的公、检、法系统大多因被造反派强占而陷于瘫痪。据统计, “文革”中除西藏外, 全国公检法人员中有3.4万余人遭到打击迫害, 其中被逼死、打死的1200余人, 打伤致残3600余人, 拘捕判刑1300余人。

1970年2月5日, 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全国迅速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行动, 史称“一打三反”运动。

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虽然中央也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 但在错误的形势估计和极左路线的影响下, 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军管会掌握生杀大权, 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很多人被无辜杀害。

遇罗克因写作《出身论》, 身陷囹圄, 其罪行在“一打三反”中迅速升级, 最终于1970年3月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一个多月后, 原北大历史学系学生沈元同样难以幸免于难。

沈元1938年生于上海, 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的亲表弟。1955年, 17岁的沈元以全国高考文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专攻秦汉史。1956年, 因摘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极右分子。1958年, 沈元被开除学籍并发配到北京西郊门头沟, 进行为期三年的劳动改造, 后因表现良好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返城。

1962年, 沈元被推荐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副所长黎澎看了沈元的文章后予以破格录取。1963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沈元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一文, 全文五万余字。《人民日报》摘录万余字, 予以转载, 以《论洪秀全》为题, 刊登了一个整版, 史学界为之轰动。建国以来, 《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

沈元显示了才华, 也招来了忌恨。有人向组织告状, 说沈元本是右派, 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 公然宣扬“白专”道路, 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爆发。

“文革”一来, 黎澎首当其冲, 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被批为“招降纳叛, 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澎时, 沈元一同陪斗。

1968年9月1日, 不堪凌辱的沈元突发奇想, 用黑色鞋油涂抹在脸上身上, 假扮成黑人, 欲偷渡出境。此举被警卫人员识破, 沈元当场被捕。两年后, 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到来, 沈元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1970年4月18日, 沈元在被枪决。

“文革”结束后, 沈元得以平反, 宣告无罪。当沈元的母亲拿到平反通知书时, 号啕大哭:“我要人, 我不要纸……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 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我要人啊!”

“一打三反”运动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即是生杀大权由最高法院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 报中央备案。”这样, 判处死刑便无须最高法院认定, 只不过备案存档而已, 有些地方甚至把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了县一级, 大迫害浪潮由是遍及全国。

1970年1月, 贵州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张贴了一张大字报, 批评省革委会主任兰亦农, 被警方拘留。2月25日, 马绵珍在批斗会上, 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号, 被当场击倒, 遭正式“逮捕”。

5月10日, 在贵阳春雷广场20万人的公审大会上, 马绵珍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宣判会结束后, 她又被拉上卡车满城游街, 直到下午4时才被拉到郊区野地, 按成跪姿枪毙, 死时年仅30岁。

除了单个枪毙, 把“现行反革命”集中起来枪毙也是常有之举。1970年夏, 南京市就枪决了两批“现行反革命分子”, 每批24人。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后, 24名犯人被分别押上12台卡车, 开赴江东门刑场。被枪决的包括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马列主义编译局俄文翻译王同竹、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王飞等。

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 使得“文革”中“依法”被枪决的“反革命分子”激增。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记载: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70人中, 1970年判处的有68人;天津市错杀的28人中, 1970年判处的有22人。

“文革”中众多被随意、错误宣判死刑的人, 不仅仅是个体的悲惨遭遇, 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劫难。

至于“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因死刑等非正常死亡, 答案或许永远无人知晓。据《中国国情总览》统计, 仅1970年2月至11月短短10个月间, 全国共抓捕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等计28.48万名。

引自

文革“死刑”极左路线下的乱捕乱杀

丁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