卵用没有。
淮泗一代土匪独立或者半独立地位已经持续一两千年了,基本是听调不听宣的状态。
这个事情并不因为共和国成立就终止了,实际上起码在公元2000年之前大体还是这个状态,丰县这个八孩女就是这个阶段的产物。
要根治淮泗一代千年来的半独立地位,恢复共和国在淮泗行使主权,一个江苏省还没这个本事。
需要军委成立一个剿匪办,准备1万亿军费和5万亿重建资金。
看看各方有没有这个政治决心了。
这破地方眼泪啊良心啊道义啊是真不值钱。
谢邀。
信息其实就一个。
第四版通告的主体是“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即“徐州市委市政府”;
现在通知的主体是“江苏省委省政府”。
而且要注意:第四版通告里,省级和部级的执法机关均有参与,再以徐州地方为主体发布结论。
换言之,这次调查组基本排除了地方影响,完全省级主导。
丰县只是徐州的下辖县,连县级市都不算,照理来说徐州有充足的主导权。
因此这次省级正式下场,不仅仅是对丰县的问题,也是明确给出了对徐州的态度。
每一个层级都应当对本级的事务尽责,更要对自己下级负责。跨级直插到底,其实是个比较尖锐的信号。
至于社会影响,其实都看到了。
现在大家在等第五版通告,而且是在第四版通告已经推翻前两版的基础上。
通告一:“不存在拐卖行为”;
通告二:“收留”、“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未对其身份信息进行严格核实”、“调查中也未发现有拐卖行为”;
通告三:“确定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对董某民是否涉嫌违法犯罪开展调查”;
通告四:“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梅”、“董某民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妞/时某忠涉嫌拐卖妇女罪”。
第一第二版通告由丰县发布,第三版通告由徐州发布,第四版通告由有省级部级执法机关参与的徐州联合调查组发布。
现在在等省级的第五版。
我想,以后发布通告时,“权威发布”这四个字怕是要谨慎点用了。
事件进展到今天,是对公信力的一次沉重打击。
我相信事件会得到公正的处理,但经此事后,公众必然会更加依赖舆论、依赖“钦差”、依赖情绪。
因为这次事件就是如此。
丰县和徐州两级都没有解决问题,专业媒体和调查记者的参与在第四版公告后才启动(但我相信主要问题不在他们身上),常规反馈机制无效。
十年前这种事还有可能得到一些明星艺人等公众人物的流量关注。现在运营都专业化了,公众人物那里听不到声音。
只此一条路,那大家都会走到底。我们会淹没在永无止境的小作文里,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些是真是假,还有哪些是在真事的基础上搞个人创作。
不敢全信也不敢全不信,猜疑。
而且这种模式,压力全在往上走。
丰县当初如果能给出一个方向正确的结论,那徐州只要做调整就行。
丰县判断是拐卖,徐州提供司法资源,压力基本在这两级就消化了。
但现实是:越是下面,越是要说“无事发生过”,因为下面的容错率很低,且利害关系板结现象严重。
一层层往上甩,最后到了省里。
但这就对第五版通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庞大的社会关注面前,第五版通告要一锤定音,理清所有细节,一次性服众。
很难想象靠这种模式来化解多数社会争议热点,太消耗了。
日暮路远,一点点来吧。
今天省级的政府报告出来了,我觉得可以说两句了,这事画上句号了吗?
1. 处理的人员的问题
(1) 处理没有到市级。有现实情况,徐州现在主要的领导班子是18年才到这的,二十年前的问题当然不能让这二位负责
(2) 如果上一条成立,那丰县县委书记娄海也是17年才到这里的,他需要为20年年前的事情负责吗?为什么他被撤职?
按评论区的说法娄原书记是批准了之前的公告,确实有不查之责
(3) 更多的就不解读了,难度太大,个人水平有限。
2. 民众是否满意
(1) 在江苏省政府的价值体系里,也是大部分地方政府价值体系里,这已经算是拿出了很大的“诚意”,希望能用这些人的撤职以换取民众的原谅。
这个价值体系叫什么?“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这个价值体系体现在哪呢?
只有董某民等一干犯罪的刁民被以各种罪名提起诉讼
公告里这么多被处理的官员,只有三人是在纪检调查中,集中在欢口镇政府,以及之前网络上指出有经济问题的徐州妇联,其他人都暂时没有经济问题,暂时没有被提起公诉的危险。
(2) 说到底“换取原谅”就体现出,江苏省政府对这件事处理的框架,叫“交易”,为了一个疯了的乡村民妇,我斩了几个朝廷命官,你们还能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3) 然而,现代公民的认知应该是,你罗列了这些官员这么多罪名,他们违法是有动机的,这个动机是收钱了,还是宗族人情,要不要因此提起公诉?该怎么量刑,整个检察机关、甚至司法体系是不是应该以此案做出个典范?
换句话说,民众期待的那个解决框架叫“法制”,而不是“交易”
“法制”不可能承认董某民与“小花梅”的婚姻成立,他就是存在对其他公民长期的奴役,而不是“婚内虐待”。
引申得来“法制”不能承认拐卖而来的婚姻以及亲子关系,无论购买者跟被买人的关系怎么样,家境是否有改善,买卖人口就是在奴役公民,所以买卖要同罪
是这么个逻辑。
转评:我们不仅要关心金牌挂在了哪个女孩的脖上,更要关心铁链锁住了哪个女人的脖子。因为大部分的我们、我们的女儿成不了前者,却很可能一不小心成了后者。站出来为丰县八孩女发声,不是蹭热度,是社会责任。如果阳光只能照射在谷爱凌这样的女孩身上,那就不是真正的阳光,那只是舞台的追光灯而已。
查了查资料,我人傻了。
据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纪实文学《古老的罪恶》记载:
1986年以来,从全国各地被人贩子拐卖到江苏省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有48100名。(经评论区提醒,数字不一定准确)
徐州市由40多名出租汽车司机组成的犯罪团伙,共劫持、拐卖妇女101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获赃款136700余元。
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近几年增加人口200多名,几乎全部是从云南、贵州、四川被扰卖来的妇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三分之二。
评论区补充信息如下
《华东五省云南广西籍未成年被拐卖骗妇女儿童流入地个案研究》发布于浙江学刊,调查来源是五省社科院,文章中指出88-90年高峰期,拐卖骗入徐州的年均2-3000人。
据1987年山东省兖州市收容遣送站统计
近几年流入妇女逐渐增多,仅1985年10月份以来,就有357名被拐卖来的妇女。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耒阳市调查:
从1984年到1987年3月,全市有人贩子和参与拐卖的人员900余名,被拐卖的妇女899名。
1988年,光明日报记者武勤英曾做过轰动全国的报道:
“11名女研究生如何被拐骗”
这些数字和案件个个都是触目惊心。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苏北当地流传的一句话:
“只要云南在,不怕没后代。”
据苏北本地人描述,苏北徐淮宿三市,不敢说每个村里都有买来的女子,但每个乡镇都有。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经济和观念的落后造成的。
80、90年代的苏北是非常贫困的,因此很多本地人是讨不到老婆的。
于是他们便把目光转向同样落后的云贵川少数民族地区。
由于这些地区有不少人重男轻女,文盲率又高,所以花点小钱就能拐走当地的年轻女性。
对比苏北地区的平原上的工作和生活,在封闭、落后的山区待久了的女性,很容易受骗。
而受害者的家属往往没有能力去寻找孩子,最后便不了了之。
这几十年来,这样的事太多了。
直到2021年11月,云南还印发了《云南省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实施细则》
要求严打利用网络实施拐卖人口犯罪。
唉 ,这是什么人间疾苦。
现在算是有一个好的开始,等一个调查。
调查组成立前,各大媒体默然无语。
调查组成立后,有一个算一个,都立刻转发。
不愧是一种渠道,一个声音呀!
我当然希望真相能大白天下,但就算真正解决了问题,就能欢欣鼓舞了么?
哪怕最理想假设下,全国范围内,一个月的关注,才能解决一件事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真就只有个位数的冤情?
这些不公,在这种一个媒体一种声音的大环境下,是能成为徐州铁链女的机会大,还是从始至终缄默无闻的可能性大呢?
不发酵不管,
小发酵捂住,
大发酵才开始认真对待。
您搁这酿酒呢?
之前老胡说不能想象第四次通告里的DNA检查结果造假,因为第四次调查组有徐州以外的省部公检法介入。而这个通报意味着很可能那个DNA结果有问题,其实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只要把送的样本调包就行了。但是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某些人不仅仅是不作为,而是共犯。这个背后的想象空间实在是……
就当作当地发生疫情,入户搞核酸检测了。执行人员从外地抽调,人力的话用部队就行了,就当任务。
要想赢回信任,没有一次正本清源的彻底人口调查是不可能的,即使理清了小花梅案,也无法说服大众当地没有其他类似问题。目前来说这一波以后未来市级以下政府通告(甚至包括公安通告)的公信力保守说至少被七折,从赢回集体信任的角度,做一次彻底手术是必要的。
这种绑架囚禁弱智人员事件根本不是个案,而是一种高发事件,全国上下都在争先恐后上分,靠运动式执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比如2007年的山西黑窑奴工案,是河南记者付振中一开始为了帮一些孩子走失的家长找回孩子,在走访中无意间发现了有许多山西砖窑居然囚禁绑架残障人员,儿童和流浪汉进行奴隶劳动,他长期暗访,搜集证据,后来发现了一条河南到山西的人口买卖犯罪网络,制作了《罪恶的黑人之路》系列节目,才把事情捅出来的,山西全省搞拉网式排查,查出一堆一堆的黑砖窑和绑架弱智人员行乞的丐帮。
2008年哈尔滨的奴工案,33名智障奴工被囚禁在窝点里,白天就驱赶到建筑工地上打黑工,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是弱智,而是被欺骗绑架的外来务工人员,各种打骂侮辱不在话下,后来是其中一人受不了折磨,跳楼自杀,惊动了派出所,这地方才被查出来的。
还有2011年河南黑窑奴工案,还是河南记者,崔松旺,他接到求助电话得知当地有黑砖窑绑架囚禁智障人员做奴隶,便自己乔装打扮成弱智人员,连续半个月不洗澡,捡烟头,吃垃圾,终于成功用500块钱把自己卖进黑砖窑卧底调查,为了证明自己是弱智甚至去抢食馊掉的凉皮,导致他事后一看见凉皮就吐,在黑砖窑里受尽鞭打侮辱,徒手搬运刚烧好还烫的砖头,多次试图逃跑都被抓回毒打,整个过程堪比对魔忍,后来他靠自己偷藏的微型摄影机获取的录像为证据,才成功报警取缔了这个窝点,救出30多个奴工。
2014年陕西礼泉县奴工案,咸阳市礼泉县公安局民警在处理一起打架案件时发现其中一方人全部发型一样,都是光头,而且目光呆滞,行动迟缓,调查后发现11人大都是流浪乞讨人员,被礼泉县一河北人非法囚禁并强迫其劳动。
2015年山东寿光拔萝卜奴工案,来自来自四川、河南、河北、江苏、云南等地的19名劳务人员被骗到山东寿光拔萝卜。将他们骗来的8人对他们辱骂、殴打并限制人身自由,强迫他们从凌晨两点半一直工作到傍晚六点半,不付劳动报酬,最后其中一人伺机逃走后报警才事发。
2016年云南曲靖砖厂奴工案,宣威市公安局羊场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破获一起强迫智障人员劳动案件,在辖区羊场镇盛恒砖厂解救出6名智障人员,该砖厂负责人对6名智障人员采取打骂、拘禁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在看管监督下强迫做出砖、铲灰等重体力活,不付任何劳动报酬。
2016年山东济南奴工案,山东济南一团伙先后对5名流浪汉采取暴力殴打,胁迫等手段强迫其劳动,其中一人伺机逃走后报警,这事才被破获。
还有2018年黑龙江化肥厂奴工案,52名奴工被囚禁在一家化肥厂当苦工,其中既有智力正常人员,也有弱智人员,也是其中一人不堪打骂,勉强出逃,偶然遇到铁路巡警才被查出来的,有智力正常的奴工获救后连自己名字都记不得了,语言交流能力严重退化,问他叫什么,只会说“我是二十五号”,这可是把智力正常的人活活折磨成弱智,属于电影式的情节。
2018年的湖南保靖县奴工案,一农村家族恶势力团伙通过招工等手段把一些聋哑人、智障者骗来,白天强迫其从事种烤烟、种地、修围墙院坝、“锤矿”等劳动,晚上关进牛棚,最后是其中一人受不了折磨出逃,其家人追问之下得知真相,然后才报警的。
2019年的山东荣成奴工案两名装卸队的无良老板,采用暴力挟持、拳打脚踢、非法拘禁等手段强迫智障,聋哑和正常工人劳动,也是其殴打奴工时动静太大,被人报警才查获的。
类似的还有2011年广州惠州黑砖窑奴工案,2011年湖南衡东县黑砖厂奴工案,2011年四川省雷波县圈养、贩卖智障人士案,2010年新疆托克逊县智障“包身工”案,2010年云南宜良县黑砖窑奴工案,2010年云南省文山县黑砖窑奴工案,2010年山东平度“黑劳工事件”,2010年陕西高陵砖厂奴工案,2007年河北临西奴工,残奴工案,2007年山西黑砖窑奴工案,2001-2004年河北定州奴工案。
大江南北,五湖四海,在你我不知道的地方天知道有多少残障流浪人员正在被囚禁奴役,去当烧砖机器和生育机器。
以上这些囚禁奴役绑架残障人员的案子,要么是因为人员出逃才事发,要么是被英雄卧底调查揭发的,刑事司法部门永远是事发之后才来亡羊补牢,调查探访高度依赖民间力量或者偶发事件,很多事情被揭发纯属撞大运,但凡运气差一点,恐怕那些奴工现在都还在暗无天日或者死无葬身之地。
这好吗?这不好,不仅不好,而且令人作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