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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疫情突然严重,我们国内能做的是什么? 第1页

  

user avatar   ygong-jue 网友的相关建议: 
      

香港疫情严重性是逐步呈几何状扩大的,以香港为轴心,我们画一个圆,这个圆就是香港疫情所能严重影响的地域范围,时间拖的越久,这个圆的半径就会越长,首先是深圳,然后珠三角,然后是广东以及更深入的内地。

香港现在需要的不单单是医疗援助,这些其他答主回答的不少,收紧派的也好,躺平派的也好,我不是医学专业,这个方面我不多说,反正中央该给的、香港想要的都在路上了。

出来医疗得给人给物,内地为香港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基于此次香港疫情,加快香港社会治理能力的重构,香港的疫情能闹成今天这个地步,香港自身的社会治理能力的残疾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经常有人在那说香港的制度好,自由、民主,限制也少,这点我在香港的生活有很直接的体会,也很适应香港这种环境。但是我对香港的情况感到不满的地方在于,香港在各种西式政治原则上所表现出来的光鲜,是以香港社会治理能力的残废和香港广大基层民众的生活质量低下为代价,我觉得这很不划算,甚至说这是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香港的政府行政能力长期以来被内地的媒体宣传为人性化、高效、清廉,但是在这次疫情的照妖镜中,香港的行政体系体现出来的不是他们一贯所宣传的那种高水准,而是各个部门互相推诿,行政乱序,利益集团在严重干扰正常的运转,以至于不论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大政府“父母官”也好,西方政治理论中的小政府“守夜人”也好,香港政府根本就没做到,也做不到。会造成这一层表现的基础是香港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士绅乡贤政府,公务员官僚集团。它和香港的大资本集团、医疗文教法律集团、地方乡贤社团以及香港的媒体集团是一个高度协作的系统。它从本质上而言无法代表全体香港市民,尤其是香港7成的中低收入者的权益,而是优先考虑香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呼声,哪怕这些呼声最终会毁了香港。香港政府的属性已经决定了它不可能也没有足够的魄力来纠正香港的硬伤,比如说香港那拿到内地都寒酸的福利制度,逼老人家要在花甲古稀之年顶着烈日劳动,平民百姓看不起昂贵的私立医院而是要等着稀缺的公立医院的资源。所以不要觉得香港看起来,又吵又叫,感觉有人在听你讲话,为你发声,笑死,所谓民主议政不过是民众的泄压阀罢了,真正的核心关切,背后的利益交换,谁理你?

那么香港行政体系之外的监督呢?香港的立法会呢?法院呢?西方最骄傲的三权分立何在?政府拉胯成这样?不管管?

首先我们必需明白一个现实,当今的政府行政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文官/公务员是对于自身所掌业务具备高度专业化技能的群体,越是专业化的系统,外部的非专业人员对他们的监督管控就越难,越容易被体系内的生态和官腔所迷惑。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不仅是香港,包括欧美在内,立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的制约能力在国家稳定的情况下总体是呈弱化态势的。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大多不是行政官员出身,这就导致了他们对于政府内部生态、基本的行政流程与规范都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可以在立法会上慷慨陈词,就问题谈问题,但他们一定做不到就问题谈政府的问题,要么浅尝辄止,要么一通胡扯,这种来自于立法机关的监督势必是失效的,更何况立法机关本身也是与香港的各个利益集团高度牵连钩扯的地方,你怎么指望这群人去做到最实际的,触及制度顽症的监督。

另外这里必须要提一句,政府失效不代表政府一定是处于腐败的状态,政府的生态、职员、设计可能都存在阻碍政府高效运转的因素,因此不是政府不犯法不腐败就会给你好好做事,他也可能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摆烂,但你没法指责他。就香港目前的问责制度来看,哪怕是廉政公署也只能查出现违法腐败问题的情况,但是违法腐败说实话只是政府失效的很小一部分原因,长期以来形成部门推诿生态、文官低效生态,加上各种乱七八糟的,与日常表现根本不挂钩的补贴奖励涨薪,香港的文官公务员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在低效的状态下工作而工资照涨不误,香港政府的内部问责制度实际上是一个停摆的状态,文官群体结成的利益集团——华员会就是躺在香港市民身上大吃大喝,根本不可能和香港市民同呼吸共命运。

最后说一说香港以前经常吹嘘的社会自治体系,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关于这种体系,我首先必须说明它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它形成的初衷是城市的有产阶级对抗封建领主,从而使得代表自身群体利益的行会、公会、社团、氏族参与城市的议政,维护城市的正常运转。像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这些城邦共和国的例子都是社会自治体系的萌芽形态,我们必须承认它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以及它当下实践过程中的发展潜力。

但是对于香港而言,如今这个体系和生态带来了两个过于严重的问题,第一个是香港的整体利益被这些利益群体所绑架。我们平时在新闻中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香港的房地产商,比如李嘉诚的长和系,但是这只是比较突出的类型,香港的利益群体还包括香港的医护群体(以香港医护协会为代表)、香港的教育群体(香港教协是他们领头人)、香港律师群体(香港大律师公会)、香港的文官群体(香港华员会),各大商会、工会,地方上的宗族势力、社团、宗教机构等等。这些群体在平时的活动中占据了大量的香港社会资源,尽管是香港日常的一部分,但是特区政府应有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管制体系却被他们一步一步侵蚀了。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不过是安心过日子而已,实际上这些利益群体受益的还是这些群体的上层,不断地蚕食香港的公共资源。港府对于他们在诸多事务上取代实际上是一种乐见的态度,方便躺着领饷还可以甩锅,美鸣其曰社会自治,鬼嘞。疫情以来,香港无论港府还是社会自治群体瞬间乱套,特区政府由于长期的让步,此时已经失去了对于社会利益群体的统辖能力,只能在资本和所谓“民意”的后面亦步亦趋甚至甘当走卒,国泰航空放任空乘传疫入港正是特区政府无度让步与利益群体作妖的恶果。

同时这一放任式的管治还导致特区政府缺乏足够的资源与人力来应对危机,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对此我们需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政府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是有一个上下限的,政府完全不管控资源就是跛脚鸭,完全垄断了社会资源就是封建官僚资本。香港政府如今的情况属于前者,手上有的人力物资机构都太少,疫情以来,私立医院首先宣布不与香港市民共患难,而公立医院却快被挤爆了,这种机构和人力配置是需要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积累和建设的。这还仅仅是医疗一个侧面,实际上这次疫情中香港政府所辖下的所有部门几乎都存在人力不足、物资缺乏、机构爆满的问题,以至于要绝望地向各大利益群体求助,跟他们讨价还价。这城怎?定体问。

所以说了这么多,回归到我的观点,香港的道路是走不下去的,尤其是当疫情还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不要觉得奥密克隆发生了所谓的弱化变异就觉得胜利在望,这纯粹是自欺欺人。香港的体制已经是漏洞百出,如今这波疫情要做的,就是修复和重建香港自回归以来被严重削弱的治理体系,也别说什么对标内地,你至少别比港英政府差吧?只有修复和重建了香港的治理体系,完善香港政府的行政能力,加大对民生的投入,香港今后才有希望,而不是像这次疫情之前一样是一个华丽的空壳。



加更一条,首先必须感谢一下这位网友 @芳华幸勿谢 的指责,他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也就是从内地来看的角度。在此特别感谢,我对他的问题也给予了回应,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看一看,畅所欲言(当然我不同意的观点我肯定会开怼~也欢迎大家怼回来)。

来说说看这个问题,内地对于香港的物料人力资源,到底是不是“不得不给”、“不得不做”,到底是全局意识、人民意识,还是实用主义、利己主义?

我先说说我的观点,在评论区里也明确提及了,在抗疫这种政治意味浓厚,又与民生紧密相关的问题上,不论是高大上的集体奉献主义,还是说立足于利益算计的实用主义、利己主义,在手段上是不存在矛盾的,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一套方案、一项措施的多重理解角度,相互之间是不矛盾的。

对香港的抗疫,我就我个人的观察和判断而言,这就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这个比喻原本是丘吉尔来比喻二战的,他认为如果在希特勒开战之前,欧美诸国可以采取有效措施遏制而非一味绥靖,二战也许不会爆发。丘吉尔这个言论忽略了资本主义背景下德国趋于极端化的核心动因,但是欧美诸国在当年的绥靖政策,与如今香港政府面对疫情时的绥靖政策实在是过于雷同,面对疫情玩“静坐战”,这实在是过于可笑。

我在前文明确提及了,香港的社会治理体系是被利益集团高度绑架的体系,这也是为何港府如今几乎败光了公信力和执行能力的核心原因。这一点又导致港府实际上成了断线的木偶,演都没得演。本次香港疫情的传入的源头并非不可控制,港府若是强化监管,或者及时组织切断传播链,香港都不至于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别老是拿香港的制度民主说事,没有足够强制力的行政部门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活该被嘲讽的存在。

香港政府向内地求援,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内地确实是香港最直接的希望来源,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所在,成为一座世界级的“抗疫兵工厂”,我们值得为此骄傲。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可谓是发挥英美调教下买办精英的本色,一方面派头做足,唱戏声大,但另一方面就没有音在调上。向内地求援,别觉得“要求”这个词仅仅是措辞失误这么简单,林郑也好,香港政府也好,这么多从港英时代过来的老官僚,你会搞不清楚措辞细节里的态度?“require”“ask”和“hope”小学生都分的出来区别,港府又在遮遮掩掩什么?港府说好听点是躺平,消极应对,说难听点是联合香港的利益集团在以七百多万香港市民为人质,逼迫中央出手,进而转移矛盾。反正香港如今的制度再存在一天,他们就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的特权地位。为什么深圳湾,珠三角等地的疫中偷渡接连不断?香港特区政府难道没有一点责任?

说实话,香港上层的腐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整个制度性的,说难听点是整个香港文官集团、精英阶层都在吸这座城市的血。如果今年是2047,那等待着香港的一定是军管抗疫和大规模的政治改革,蠡孳不断,香港难活。实在是因为50年不变的承诺与香港市民的危殆命运,迫使中央低头,为了香港人民的利益让一群勇士们去冒风险,开动内地的生产能力和储备来为一个腐朽的体系输血,这就是我所说的“为了内地而不得不给”,这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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