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来自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军队整编,事情的高潮是中山陵哭陵事件,直接导致国民党反动派大失军心。
1947年5月5日,在南京中山陵前,发生了一次震动中外的国军400多名高级军官集体哭陵的事件,震惊全国。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开始整编国民党部队。目的是通过整编大大增强国民党中央军的实力,同时瓦解非嫡系部队。
1946年4月,由何应钦主持,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于在南京召开了军事复员会议。会后迅速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军整编工作,把原来的师改为整编旅,军改为整编师,三个整编师组成一个整编军。由于当时国军内部吃空额的情况相当严重,实际人数远远不足定额,因而在整编时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采取“要兵不要官”的办法,撤消非嫡系部队的番号后,士兵并入嫡系的中央军,大批军官则作为编余被闲置下来。在当时的体制下,军官都靠部队吃饭,一旦没有部队,军官的生活立刻就成了问题,而那些因战争致伤残军官的遭遇就更是艰难。当时在编余军官中流传着多首歌谣:“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泽东。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老子投八路”等,鉴于这些情况,蒋介石下令把各地编余军官除自愿回家者外,都集中起来,在中央训练团内设置一个将官班和若干军官总队,少将以上的编进将官班,上校以下的入军官总队。国民政府声称毕业后另行分配工作,但实际上只是搪塞拖延。
编余军官张清泉受训结业后,几个月过去都没有得到安置。积蓄用光,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在年轻妻子的劝说下,张清泉万般无奈,只好把妻子卖给一个商人当小妾。分离时刻,两人抱头痛哭,凄惨万分。
中将奚泽,原是一位华侨,同盟会成员。他早年曾变卖家产,折合白银几十万两,支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深受孙中山先生的赞赏。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后来官至集团军参谋长。如今,他却成了编余将领,竟也一贫如洗,饥寒交迫。妻子忍受不了如此生活磨难,于1947年4月的一天到燕子矶投江自尽。
黄埔军校一期学生陈天民,原为国军190师少将副师长,抗战期间在长沙会战中立过战功。从部队编余时,已是肺病晚期,5个孩子,大的10岁,小的还不满周岁,终日啼饥号寒。陈天民绝望至极,萌生死念,乘妻子外出借钱时,吞药自尽身亡。死后,遗属无以为殓,全体同学集资才为其料理后事。
一件件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事,给编余军官们以莫大的刺激,他们对当局日益不满,于是大家常常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有人提议︰到蒋介石官邸去请愿,把大家的苦痛申诉一下,一期的谢运灏认为不妥,他说︰“蒋介石不见得接见,这一遣散大计,决定权还在于他,即使勉强见面,也不过是敷衍了事。”于是又有人主张拦蒋介石的汽车,也有人主张散传单。而一期的李模则认为,将校级军官这样蛮干,有失体统,而且一旦事态扩大,更加不利。
这时又有人提议,几天就有一批人办退役,不久大家终将全部分手,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临别何不齐往中山先生灵前,举行告别,以表对三民主义矢志忠诚。晋谒官邸、拦车、告地状都不适宜,谒陵告别一诉苦衷,确是合理合情的行动。于是经过一番暗中串联,大家公推出谒陵筹备人员︰丁德隆、蔡忠笏、钟焕全、张际鹏、俞遇期、汤燕生,并拟定了祭文。
1947年3月19日上午9时许,除因故不能到场外,编余军官陆续前往参加谒陵的有300多人。他们全部身着黄色将校呢制服,胸前挂着勋表,站成方阵队形,全体肃立,齐集在灵堂前的石坪上。大家公推黄埔一期同学、34集团军副总司令丁德隆主祭,一期同学张际鹏、贺先谦、张君嵩、李模、谢运灏、钟焕全等站第一排陪祭。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
丁德隆等献花圈后即读祭文,读罢静默三分钟,然后鱼贯进入灵堂,瞻仰中山先生大理石塑像以及灵柩上面的卧像。当大家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回到灵堂前的石坪后,有几位将领相继作了发言,均对现状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尤其恨当局措施失当。
同是中山信徒,为什么有的人高官厚禄,有的人却衣食不周?尤可恨者,对曾经北伐、抗日流血流汗的未死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过于残酷。沉痛的发言,使得众人含着热泪,相对唏嘘。那天陈天民的妻子带着三个幼儿也参加了谒陵,她领着孩子向伯伯叔叔们叩头,感谢大家为死者帮忙。陈大嫂想到孤儿寡妇,前途茫茫,不由放声大哭,在场的人忙上前劝慰。然而,眼前光景已令大家触景伤情,联想到自己各人的家庭,以后还不知落到何种境地,一时个个悲愤难抑,禁不住纷纷号啕大哭起来,顿时声震陵园上空,有的甚至哭得当场晕倒。于是庄严肃穆的谒陵,竟发展成为震惊中外的“哭灵”。
这场震惊中外的哭灵事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不安。陈诚在蒋介石一顿训斥后,慌忙召集了黄杰(中训团教育长)、陈立夫、何应钦、顾祝同等共商对策。
最后决定几项措施︰
一、凡是在抗战期间没有离开部队的将级人员,年龄在50岁以下的改为文职,派到地方上任职;
二、40岁到45岁的,转业到交通、工商、警察等部门任职;
三、40岁以下的,考进陆军大学深造;
四、年老体衰不能任职的,多发遣散费还乡,沿途照应。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训团将官班撤销,普遍办起各种专业训练班。
可是,大部分将领退役回去以后,仍无依无靠,如曾在抗战时任过中将炮兵旅长的蔡忠笏最后穷困而死,曾任过副总司令的丁德隆愤而声言出家做和尚等等。从此在任将级军官中间,也对国民党当局逐渐失去了信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想法泛滥,各级原比较清廉的将领为了给自己留下后路,也开始大肆捞钱。
从已有记录来看,这话诞生于华北日占区,风靡平、津、冀、鲁地区,后传播到全国。
前两句来源颇早,为陈后主所作《戏赠沈后》:
留人不得人,不留人也去。
此处不留人,会有留人处。
这两句后演变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舍《骆驼祥子》曾经提到过。以前也有往下续的,比较常见的是:“处处不留爷,爷爷回家做豆腐”。当八路军在华北搞根据地如火如荼后,这句话被人改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并迅速风靡一时。
如抗战时石景山港铁厂【首钢前身】工人同日伪斗争时,这句话即广为流传。
按照马仁友在《日伪警察局内的反日斗争》中的回忆,抗战后期该谚语已经为我党地下工作者有意识传播。与此对应的还有“此地不能蹲,去投新四军”、“此地路不通,去找毛泽东”。
我们虽然采用小型分散的斗争方式,但敌人仍感到有些警察不可靠,怀疑警察中有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因此,他们以在警察中“肃清英美思想”(当时警察都是原租界的巡捕)为借口,把其中有爱国思想和在历次斗争中表现积极的警察淘汰掉。到1944年底,已被淘汰1000多人,有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也被淘汰掉,弄得大家人心惶惶。我们党委先后多次研究,认为如果让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将严重削弱党在警察中的基础,于是就研究对策,采取措施:一面同在浦东一带打游击的新四军负责人张XX(原警察系统地下党员)取得联系,请他们贴出标语“欢迎警察兄弟参加抗日队伍”;另一方面,我们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在警察中散布一些顺口溜式的口号:“此地不能蹲,去投新四军”、“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此地路不通,去找毛泽东”等。这些口号传到日本人耳朵里,他们很伤脑筋,如果让这些被淘汰的警察去参加共产党的抗日队伍,他们既熟悉警察局内部情况,又和在职警察有着密切联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迫使日本人停止了淘汰,取得了反淘汰斗争的胜利,使我们党的力量得以保存下来。
这段谚语最早的书面记录,似乎是1946年10月2日《晋察冀日报》载康濯的文章《恨与爱》:
这种对照,早已不光是解放区的事实了。在国民党统治区,蒋家“法律”规定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听到说“蒋主席”,就一定得起立立正以示“尊敬领袖”,要不,你就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可是,规定尽管规定,人民却依然“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民遭殃!”而另一方面,蒋介石在南昌大嚷“剿匪”,人民对于所谓“匪”,却是“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这不也是鲜明的事实么?
此外,冯玉祥在《我的抗战生活》最后一章“抗战胜利”中也提到:“此间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冯所指为抗战后国军编余问题:
回到了重庆,听到说派某人去接收什么地方,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去受降,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以前写的对子总是写“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山河”,或是“革命安有息肩日,抗日方为绝顶人”。胜利之后,别人找我写对子,我就把对文改了,多是“人民为主宰,科学是救星”;“时时求实干,事事讲维新”;“腐旧终淘汰,维新必适存”。
各处来的消息渐渐多了,说是重庆人到上海、南京、天津、北平,都是五子登科;还有人说:“此间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总而言之,军队是归并又归并。当然打了八年仗的人,伤不但是受了好几次,而且每次都受好几处的伤,看看他的大腿和胳膊,受伤受得跟筛子底一样,一个窟窿挨一个窟窿,这样说编余就编余了,怎么叫他不说闲话呢?
这句话到80年代都很流行,后来又有变种,如:处处不留爷,爷去当个体户;处处不留爷,爷去当散户。
《忆解放天津》:“那时天津贫苦劳动人民找不到职业或失掉职业时,常有几句顺口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老电视剧地下交通站里也有这种话,就是,一队伪军在黑滕太君和野尻太君之间左右摇摆,都想要都又不想要,都想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然后伪军队长表示,要是都不要我了,我就去投八路去了
其实这句谚语表达的意思就是
这不行那不行,我就只能去造反了(跟你作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