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史》编纂组不开通微博和公众号与外界互动？编纂《清史》有无与外界互动的必要性？ 第1页

这个项目真的很大很大，参与者有名姓可稽查者就已经成百上千，而经手但不会列名的小兵则更不知凡几。委员会内组织复杂，不像易中天那样只有一个人处理，所以没办法用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沟通。考虑到戴逸先生的精力，连我这种年轻人都觉得还是让老先生在工作之余多注意休息吧！

中华文史网 是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官方网站，委员会的工作进展和研究成果在这个网站上一直在公布，对清史编纂工作感兴趣的网友可以自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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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强调一遍：“新修清史”和“新清史”完全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一个中国官方史书纂修项目，后者是一个美国汉学学术研究领域。看到数个答案说什么“清史学人批判新清史，内部有争论”之类的话，觉得……各位是不是先了解一下情况哇？

看到这个问题稍稍有点迷醉……

正史编纂跟通俗史写作面向的受众群体完全不同，《清史》编纂组开了微博和公众号以后跟外界互动什么呢？

易中天写中华史跟吃瓜群众们互动一下是有必要的，一来可以了解大众口味，及时调整写作思路；二来可以树立亲民形象，影响潜在消费群体。但是《清史》的编纂是个十分严肃的学术性工作，不客气的讲普通吃瓜群众完全没有资格掺和到这种事情里来。

想想看《清史》编纂组真的跟外界互动了之后会发生些什么：

先是皇汉们强烈要求给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超大篇幅，继而因为各自看到的网文来源不同发生大撕逼。

满遗反攻，要求尊重少数民族情感。

某和平教要求正确处理同治时期的历史问题，将其定性成少数民族反对腐朽清政府压迫的革命行为。

皇汉们再刷一波屏，摒弃前嫌与和平教大撕逼。

无数历史民科在没有文献学底子的情况下按照网上流传的《满文老档》、《清实录》影印版对编纂组进行技术指导，并展开大撕逼。

编纂组负责新媒体的小编一气之下不干了，编纂组宣布无限期关闭微博与微信公众号。

……那还开通干嘛？

历史书是按照国家政治需要，遵守官方的历史定性，依据当时的相关记载编写，不需要与大众讨论或互动。而且，幸好他们没有开，要不然会被骂死的，可能会国籍都被网民给开除。

现在网络上清朝这个话题即敏感又很矛盾。他们要是说满族自古以来的中国人和清朝是中国政权，会被骂。他们要是说满族自古以来的非中国人和清朝不是中国政权，也会被骂。最有意思的，这两个场景骂他们的都是同一批人，其自称为“皇汉”。

这些自称皇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很有意思的，他们在清朝话题的言论超好玩的，把双标玩到了极致。

一边说其他少民承认清朝是中国政权是反汉反国，拿汉族屈辱史羞辱汉族。却又说少民讲述清朝在其家乡的所作所为是污蔑汉族诋毁中央王朝煽动仇恨的反汉反国，不承认清朝统治合法性更是篡改历史的罪名。

一边说清朝统治汉族是异族侵略的亡国殖民史，却又说清朝统治其他少民是中央王朝的正义、解放和带来平等的大善人王师。

一边说清朝在扬州等地搞屠城是反人类种族灭绝的罪行，却又说在其他少民地区搞屠城是合理的，甚至歌颂成维护国家统一的必要手段。

一边说清朝是汉族的屈辱、满族是汉族的世仇要跟复仇，却又说满汉是自古以来的亲如一家的同源同种同族血亲要共同灭绝其他族群开脱生存空间。

一边说清朝在汉族居住区剃发易服是压迫、文化灭绝、种族压迫，却又说在少民居住区推行跪拜与三纲五常是带来文明。

一边诉说清朝满人如何剥削压迫不平等汉族，却又说在清朝时期汉人地位如何的高，并且以此嘲讽其他族群在清朝地位如何低，甚至拿清朝时期其他族群被屠杀和女性被欺辱的事件来嘲讽其他族群，贬低其他族群武德不如汉族。

一边控诉清朝在内地如何欺压百姓，却又拿清朝在其他族群的所作所为嘲讽其他族群。

一边控诉清朝搞满汉不平等，却又拿清朝时期汉人当官欺压其他族群来辱骂其他族群地位不如汉族。

一边控诉清朝满人在内地的特权是如何恶劣，却又自豪清朝时满汉在其他族群地区的特权，并且嘲讽其他族群。

然后，把他们逻辑缺陷和矛盾指出来，他们就会扣上反汉反国的大帽围攻，篡改其他民族的历史来攻击民族，编造故事来攻击民族，辨不过就把对方民族原罪化。

如果不是这两年出了新清史的问题，李治亭为首的东北清史家们，都成天忙着出席洪承畴、耿精忠、尚可喜之流的纪念会去了。

洪承畴纪念园隆重揭彩开园

元月16日，洪承畴纪念园隆重举行揭彩开园仪式。著名历史学家、《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苏双碧，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传记组专家组长、清史专家李治亭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洪承畴传》作者王宏志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清史专家赫治清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民族博物馆馆长余梓东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世愉研究员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系列庆典活动，为纪念园开园及洪承畴纪念馆、英都承畴纪念园碑廊落成揭彩。英都镇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单位的领导或代表，各村民委员会负责人，各界人士，翁山洪氏东西轩各房份宗亲代表，各地洪氏宗亲代表共500多人参加开园仪式。

　　著名清史专家、吉林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李治亭教授在纪念尚可喜四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这次平南王尚可喜学术研讨会是由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委托鞍山市师院具体承办。在将近一年的筹备过程中,鞍山市委始终给予了有力支持,各项筹备工作顺利进行,对此,我们十分感激。当此会议如期举行时,我们不能忘记发起单位所做的一切努力,特别是承办单位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服务工作,为会议提供了足够的经费,还有尚氏族人慷慨解囊,也为会议做出了很多资助,借此机会一并致谢!我们举办这次规模较大的学术研讨会,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从学术的意义上说,这次活动正好适应了国家组织编纂清史的需要。我们知道,由中央政治局决策、委托国务院组织落实,为清朝编纂一部完整系统的大型清史。自2002年12月正式成立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之日起,标志着这项世纪性的文化工程正式启动,计划十年完成,现在已进入编纂清史的第二年。刚才我们这个编委会的马主任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就不多说了。从这个工作需要出发,我们这次学术讨论会,对这个编撰清史(工作)或许能够起点作用,这是一个方面。主要是我们在编纂清史过程当中,要加强对各个方面的研究。因为编纂清史不是一蹴而就,我们不能等待水平提高以后再修纂清史,是边研究,边修史。所以我们这次会(如果)能够取得成效,我们的工作就没有白费。与此同时,我们还提到,今年初中央下发了《关于发展和繁荣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决定》,把社会科学提高到与自然科学并重的战略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特别是对推进改革开放,社会科学显得比自然科学更为重要。历史科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具有特殊的应用价值。我们把修清史与中央提出的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事业的决定联系起来,就提升了我们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意义,具有应用的价值。这次活动在鞍山举行,我们想到的是,尚可喜是海城人,但是他也是鞍山人,因为海城历来归鞍山管辖,鞍山与海城相距六十华里,放大一点说,尚可喜也是鞍山人。所以在鞍山举行尚可喜讨论会是非常适宜的。我想这对于鞍山来讲,鞍山出了这样一个名人,又提供了这样一个全国的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对鞍山来讲是一次幸运。坐落在海城的尚可喜陵园,是康熙赐建的。它不仅仅是鞍山的,也是东北地区的一处重要历史文物,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应当成为当地进行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更可以成为一处旅游的资源。鞍山地区除了千山旅游,还应挖掘新的旅游资源,不妨说,尚可喜陵园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旅游资源。只要我们给予重视,认真地营造,就将可能变成现实。我们这次学术讨论会从这一实践需要出发,实际是对尚氏陵园能否成为旅游资源的一次论证,我们希望这次学术活动能够为老工业基地鞍山的振兴做出点点的贡献。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正好是清初平南王尚可喜诞辰四百周年,我们选择这个时间举办这次研讨会,不仅仅是对这位历史名人的纪念,更为重要的是对他的一生进行科学地总结,还要对他生活的那个遥远的时代及其诸多的有关人物和事件展开学术探讨。我们将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认真的讨论。这对于提高我们的认识、对于改革开放不无价值。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不妨对尚可喜的一生以及生活的时代作以简要的历史回顾。明清之际,是明清两个王朝鼎革的大变动的时代,由此引发社会大动荡、大改组、大分化,把形形色色的人物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历史的话剧。尚可喜就是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的重要人物之一。明朝天启四年,也是公元1624年,尚可喜时年二十一岁。在家庭遭受战乱、亲人走死逃亡的困境中,毅然从军,投入镇守东江的明朝总兵毛文龙的部队,从此在海上战斗了整整十年,同后金军展开了激战。在旅顺被金军攻占时,尚可喜的两位夫人及其家人数百口赴死海中,为尽忠明朝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幸的是,尚可喜升任广鹿岛副将的时候,遭到了新任总兵沈世奎的迫害。他在进退无路时,痛感明朝政治黑暗,将吏腐败营私。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不甘心以七尺之躯俯首就辱,毅然选择投向后金这条路,于后金天聪八年,即公元1634年,归服后金,时年31岁。尚可喜归服后金,是他人生的一次关键性的大转折。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与清朝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直到生命结束。自从投入后金至入关前共十年,他追随清太宗皇太极,从辽西大地驰骋于长城内外,屡建功勋。于崇德元年皇太极即位称帝时,他被封为智顺王。1644年,决定清朝命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随清军进入关内,进入北京。在清朝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历程中,尚可喜充当了开路先锋,是先锋之一。他历经辽宁、河北、山西、陕西、江苏、湖南、湖北、广西、云南、广东等十余个省,纵贯中国南北万余里,最后坐镇广州,沁理地方,兴文教,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地方农业生产。在全国战争基本结束以后,国家获得了统一,尚可喜也功高名重。以尚可喜平南王这样的身份,本可以安享富贵。但是他身在名位权力之中,心常在名位权力之外。在镇守广州二十年中,他想到一个问题,应在功名成就时,急流勇退,回家养老。这既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他个人利益。所以他于康熙十二年,自奏申请撤藩,交权回家养老。尚可喜这一明智的行动,为朝廷难以解决的"三藩"问题铺平了道路。康熙帝立即批准尚可喜撤藩。 这激怒了平西王吴三桂,他拒绝撤藩,举兵叛乱,靖南王耿精忠也起兵响应。于是,一场持续了八年之久的大规模武装叛乱于康熙十二年全面爆发,使国家重新陷入分裂的严重局面。在南方半壁江山中,只有尚可喜坚守的广州拒绝叛乱,支撑危局。尚可喜忠贞不二的态度和立场,赢得了康熙帝的极大信任,为了感谢和报答尚可喜这样的绝对忠诚,特加封尚可喜平南亲王。尚可喜这时年事已高,身体多病,禁不住战乱忧虑的打击,遂于康熙十五年病逝于广州,享年七十三岁。康熙帝对尚可喜的去逝表示了沉痛的哀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王世笃忠贞。若人人尽如王,天下安得有事"?他说, (平南亲)王一贯地忠诚,如果天下的人都像他这样忠诚,天下哪里会有事啊!就不会有大乱了,就太平无事了。这是一句很深刻、很动情的话,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教育,我们都应该这样的安定团结,我们自己无事,天下无事是最好不过的。在这样的高度评价之下,特准许尚可喜迁葬,满足他生前愿望,迁回海城安葬。在康熙二十年后,尚可喜正式安葬于海城县东南(明天大家会看到那个陵园)。并赐葬银八千两,赐田万顷,即十几万亩。又派遣两个闲散佐领,世世代代为尚可喜守陵,一直侍守了二百余年,与清朝相终始。不幸的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陵园几乎夷为平地,珠宝现在全部找不到了,遗骸还剩了一点点。在最近的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后世子孙又重新集资,把它恢复了旧观,好像当年康熙帝帮他修的陵园一样,基本恢复了旧观。我们大家在感叹沧桑的变化,这就是尚可喜的一生极其完满的结局,与吴三桂、耿精忠的命运--满门抄斩、灭族之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总结尚可喜的一生,他生活在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群雄并出争天下的时代。(当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就是要打破明朝旧的一统天下,在这个基础上重建中华民族的一统。尚可喜顺应了这个历史的发展趋势。 (尚可喜)早年为维护明朝的统一曾经战斗过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他的努力宣告失败后,转而支持并参与清朝对全国的重新统一,并为此奋斗了终生。该如何总结尚可喜的一生,其功在国家统一,坚决反对分裂,维护汉满和睦的民族关系。就个人评价而言,他有感于清朝三代对他一家的深厚恩德,感激不尽。在吴三桂叛乱势力包围着他、危在旦夕时,在清朝处于困境时,当许多已降清朝的原明(朝)将吏纷纷叛乱时,只有尚可喜对清朝忠贞不二,他甚至不惜生命,准备做出牺牲。他在后花园准备了一堆柴禾,当危机时他要自焚。这与他早年弃明投后金又是天壤之别。感恩图报应是一个人的高贵品质,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这在尚可喜身上得到了高度体现。我们毫不讳言尚可喜本身的问题,也毫不讳言当前在学术界对三藩、对尚可喜的讨论当中的一些分歧意见。就是说,我们的学术界并不是一个声音,也并不是一个评价。认识不一致、评价不同,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尚可喜投清这件事上。比如,有一种看法,把这件事看作是尚可喜一生最大的污点。有的人认为尚可喜投清是"汉奸"的说法,这种"汉奸论",大约起自于晚清时期,以辛亥革命时期为最盛,已流行了百余年。 "汉奸论"的说法尤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最为流行,到文革时期即文化大革命前后,"汉奸论"就达到登峰造极。直到改革开放时期,这种思潮的余音还不绝于耳。 "汉奸论"的影响早已从学术界甚至到民间,成为百姓的一种价值观念。比如说,由于把尚可喜看作是汉奸,连他的陵园也不敢去参观,学术讨论会也不能开,开了这个会就等于对尚可喜的肯定。现在政界的一些地方官员,提起尚可喜也讳莫如深,唯恐避之不及,唯恐丧失政治立场,如此等等。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今天,还存在这种观念和认识,可见传统影响是多么顽固,有牢不可破之势。 坦率地说,所谓"汉奸论"、"叛徒论"的种种说法,不符合中国历史国情,在理论上颠倒是非。首先,我们要分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大家都知道,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毫无疑问,生活在中国疆土上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民族问的是是非非都属于中国的内部问题。这与中国同外民族、同外国的关系不可同日而语。比如我们同日本民族的关系,就不能同国内民族的关系同等对待,其性质完全不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如汪精卫,他是货真价实的、彻头彻尾的汉奸、卖国贼。我们国内的民族不能这样看。汉族进入边疆地区,向这里开疆扩土;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在这里求生存、求发展,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现象,也是中国历史规律性的演变形式之一。不管他们以何种形式进入,或者是和平交往,或者是军事争夺,都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产物,这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双向运动,他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动力,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历史的不断变革。 比如匈奴、鲜卑、桀族、邸族、羌族等少数民族进人黄河流域,第一次打破有史以来汉人一统天下的格局,开创了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新局面。其后,契丹族又进入,建立辽朝,进入黄河流域。女真族建立金朝。先灭辽,后灭北宋,在北宋国统一中国一百二十多年。蒙古人建元朝,先灭后金,后灭南宋,一统天下百余年。汉族建明朝,一举推翻元朝,取而代之。而明朝又被满族建立的清朝所代替。最后,清朝走完了二百六十八年的行程,被汉族所建立的民国赶下了历史舞台。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极其生动地显示了中华民族互动的波澜壮阔的盛况。现在,我们就站在历史的大门,展望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我们该肯定哪个王朝、该否定哪个王朝呢?我们该肯定哪个民族、否定哪个民族呢?都不能。在历史上,当两个或几个民族发生冲突,爆发大规模战争时,一方都把另一方看成敌人,必须将对方消灭和征服。今天我们看他们,他们都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都需要平等地对待(当然需要分清是非),并不应该把其中一部分民族打入敌人的行列。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说是异民族入驻中原是侵略中国,把降清的人物说成了是"引狼入室"、 "向邪恶屈服", "助纣为虐",将满族的清朝比作残暴的纣王,比作豺狼,这合适吗?三百年前的明清之争,双方互相敌对,我们怎么可以站在一个王朝的立场反对另一个王朝?我们怎么可以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反对另一个民族? 还有的学者大声疾呼:只有不畏强暴的抗击精神,才更充分地证明正义不死,中国有人。请问何为中国? (难道)清朝的满族不是中国人吗?清朝的发源之地,满族的生息之地,(难道)不是中国的领土吗?所谓"中国有人"的说法,就是不承认清朝的满族也是中国人,甚至把他们看作是入侵者,视同于美帝国主义了,视同于日本帝国主义了。这种观点是典型的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也并不是新东西,不过是中国封建主义时代腐朽民族观的一种反应。早在春秋时代,儒家就提出: "内中国外夷狄"的民族观,力主严格地区分华夏民族以及后来的汉民族与异地民族的界限。又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不是我一个族,就和我不是一条心,他们提倡的这种观点,并力主对这些少数民族加以防范。秦始皇为防匈奴修万里长城,历代王朝延续下来,一直修到明代(当然中间元朝没修长城),将长城变成是内地与边疆、汉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民族分界线,具体地体现了儒家的"内中国外夷狄"的政治主张。修长城改写了原有的中国政治地理概念包括边界概念。正如东汉人所说,秦始皇筑长城,界中国。即修筑长城成了中国的分界线,实际是民族的分界线,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民族的分界线。又说: "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即长城是分别内外、分别不同文化的一种界线。历代所说的"内外"、"中外"之别,都是以长城为界线的。所以又有"内中国外夷狄"的说法,本意都是一个,都是指长城以内是中国,长城以外的夷狄及少数民族称为"域外",是不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这种观念已经例行了两千余年,严重地制约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在这个民族观念的支配下,中原汉人王朝向边疆进取和征伐,都被颂扬为开疆扩土,而边疆、少数民族进人中原,争夺统治权,都被视为异族人侵,侵略中国。照此逻辑,凡入驻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岂不都是对中国的侵略?刚才我前面说的几个观点,和中国历代固守的封建主义民族观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认为,处理和评述历史上中华民族的问题,不应站在某个民族的立场,而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应该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原则,平等地对待每个民族。把他们的任何民族打成外部敌人都是极其错误的,也是极其有害的。在澄清了民族传统观念之后,现在有必要谈谈评价人物的标准。所谓"汉奸论"和"叛徒论",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标准,概括地说,一是以民族划线。凡是坚守汉族立场,拒绝投入到少数民族政权,都应该肯定,都视为英雄和志士;反之,就是叛徒和汉奸。二是以王朝划线。凡是维护一个王朝并与之同归于尽的都是忠于祖国;反之,凡是向新王朝投顺的、参与其中政权的和与之合作的,都是变节、叛徒行为。三是以个人的品质划线,坚持道德的标准。所谓忠臣不事二主,不论君主如何残暴荒淫,不论一代王朝行将灭亡,必孝忠到底,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反之所谓贪生好利,贪生怕死,为异己行为,投靠新主者都是历史的罪人。这三条标准、三条界限,我们都不赞成,因为这从理论上讲将无法界定,当我们实际应用的时候,我们也无法解读中国历史。首先,关于"民族标准"。我前面已经说了很多,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在历代王朝中,汉人加入少数民族政权,如北魏、辽、金、元等,少数民族加入汉族政权,如汉、唐,明朝等。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头领,酋长受封爵位和官职,这已是中国历代政权的一种基本格局,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常态。我们硬在他们中划清敌我,显然有悖于中国历史事实。当然,各个民族之间发生冲突必有是非,我们只能是具体事、具体人来具体分析。不管以何种方式、加人哪个政权,不可以汉奸、叛徒论处。反过来说,少数民族头人、酋长投入汉民族政权更无非可论,相反还受到称赞。这与"汉奸论"、 "叛徒论"就形成鲜明对比,显然不公平。因此,以民族划线,显然行不通。其次,所谓"王朝标准"、"政治标准",就是站在一姓王朝的立场上,以维护还是反对该王朝来作为评价人们的标准。有的学者明确地站在明朝和南明的立场,痛斥清朝,痛斥投入清朝的大批叛官,说他们忠于明朝的职守,负有抗击重任,但是往往以个人生死为重。这里所说的"负有抗击重任",就是把清朝当作敌人,站在明朝立场一方,维护明朝统治,对清朝一律否定。坚持这个政治标准,还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使用政治性的语言,硬是给任务戴政治帽子,不是说理,而是用政治大批判的形式将人物一棍子打死。比如:说他们降军叛变,往往造成大失败、大混乱、大灾难,给国家、人民、民族、乃至同胞、亲人造成直接祸害,又说他们给国家、民族、人民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特别是败坏了社会的风气,瓦解人心,损害了人们的精神防线,造成了思想混乱,各方面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如此等等。充斥了政治大批判的火药味,哪里有一点理论与实践的色彩?我们不赞成这种分析人物、评价人物的说法。第三,所谓"道德标准"。也就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所争论的所谓"气节观"能否成为评价人们的道德标准。首先应当承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具备一定的节操和道德。但是,道德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是说每个时代、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特定的道德标准。当道德发展成为一种持久的意识形式时,这种道德就成为一种传统的观念。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忠孝节义构成了道德的基本内涵。那种主张反对叛变的"叛变论"者把舍己为国、为国捐躯、守志不屈这样的人称为忠义志士,说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忠,即忠于国家,忠于职守。这种观点貌似有理,但是掩盖了问题的本质。历代王朝的皇帝是全民的最高统治者,正如史可法在答复多尔衮的劝降书中说: "人孰能无君"?就是人没有君不行呀!封建道德的最高职责就是忠君,其次就是孝敬父母,孝忠构成了封建道德的基本内涵。所谓国家,即是一姓王朝之国,朕即国家,皇帝就是国家的化身和代表。所以说,忠于国家实质是忠于一姓王朝的皇帝,忠于职守不过是履行为皇帝效力的职责。将偷生十年不降清的张春吹捧为伟大的爱国者,它爱的国不就是大明王朝吗?史可法向多尔衮转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他无限忠于明朝皇帝,甘愿为他而死,那些与他同僚的人,同样都是坚持一个信念,生是大明的人,死是大明的鬼,却没有一个人声明他要为百姓而死。个别人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人忠于国家,却避而不谈他的忠心的实质,他们大谈道德、节操、却不谈节操和道德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用现代的观点、现代的道德标准,用现代的语言评价明清兴亡时期的人物,未免离真理更远。尤其(引)用明朝官僚对降清的谴责,毫不掩饰自己忠君的立场,如叛贼、卖国降夷、屈辱偷生、变节等这些污秽的字眼。这是明朝说的,我们怎么可以用明朝的语言来批驳降清的人呢?那表明你是不是站在了明朝的立场上了呢?痛斥他们(的做法)都属于卑鄙的行径,如此评价人物,不能不脱离了科学研究的轨道,进入了义气声讨的泥潭。我们是搞学术、搞真理、搞理论的,不能用政治性的语言来评价人物,不能用政治性的语言来分析人物,这是不妥的。所以用道德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皇袍加身,背弃了他的君主后周,夺权登基篡位,道德吗?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把他的长兄害死了,逼他父亲退位,自立为帝,道德吗?永乐帝搞兵变,把他的侄儿给撵下台了(他的侄子到现在四、五百年了仍下落不明),副作用很大的。他们即不忠君,又不孝敬父母。类似的事例举不胜数。按照这个标准,他们都应该否定,但是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代明君。再说投降。投降这几个字是不光彩的字眼,说到投降,好像你要赞成投降,好像我要愿意投降似的,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投降这个字眼还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字眼。但是呢,这类事例一再出现,大量存在,特别是在王朝更迭时代、天下大乱的时候,各个军事集团之间、各类人物之间跑来跑去、投来投去,数不胜数。比如说,战国时期,各类的学者、专家到处东奔西走,从这国跑到那国宣传自己的主张。李斯、商鞅是秦国人吗?他们不是。可是却帮助秦国强大了,把自己的祖国灭了,这不是投降吗?道德吗?也不道德。还有三国演义,三国之间投来投去也很多。再有刘邦违背了自己原来的诺言,反叛项羽,夺了项羽的权,逼他乌江自刎,这也不太合适嘛!但是历史发生了,你不能否定刘邦呀!还有司马氏父子夺权等等。在农民战争中,有当朝的将吏投入到农民军,也有农民军的领袖人物投身到朝廷去当官。农民起义战争爆发了,爆发以后就有好多人投到明朝当中去了,特别是失败以后。后来还有张献忠的亲属孙可望、刘文秀、白文选等,还有李定国,不也投入到南明政权去了?我们把李定国树为一个忠义之士可是他却投奔到南明去了,又有谁在批判他呢(其实不要批判也不应该批判)?这样就形成了这边不批判,那边批判;这边投入的就没事,那边投入的就有事;这边投入的就反动,那边投入的就革命,这是不合适的。类似这种例子不计其数,充满于廿五史中。如果按照以上三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标准,所有这些人物都应该否定,那么中国历史还存在吗?就变得一团漆黑、一塌糊涂了。我说了上面这些话,并不意味着我赞美投降,我不赞美投降。但是,不要把投降看过了,用政治来解释就不对了。我绝不赞美投降这个意思,我要强调的是,作为历史学者、专家、对历史上投降人物、明清时期的降清人物要采取分析态度,要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不能一概而论,更不可一概否定。我在前面说了,当一个王朝行将崩溃的时候,不能再继续它的统治的时候,必然以其内部分化,必然有一批人投降到新兴势力,这是对前途的一个个人选择,也是大势所趋。以现代史为例,腐败的国民党为人民所唾弃,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国民党的一些明智之士投人到共产党当中来,傅作义就是投降到了解放军,带了三十万人投降,使北平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从人民的角度上讲,他功劳莫大,从国民党的角度讲,他是国民党的罪人。那么我们怎么来评价呢?我们还得从总体历史方面去评价。如果所站的立场不同,那必然会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事实证明,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场,只能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歧途;站在某一个王朝的立场去评价历史人物,其结果只能歪曲历史,难见历史真相;以道德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其结果必然陷于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明清之际,那些降清、归清、投清的许多著名人物如范文程、李永芳、尚可喜、耿仲明、祖大寿、洪承畴、吴三桂等等,千千万万,以及在清军南下时招纳的那么多汉官、汉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就无法评价这些人物,无法对历史做出解释。建国五十余年来,我国学术界从对具体人物的评价,到对人物评价标准的理论上的探讨,曾进行过许多次全国范围大讨论,对有些人物,如对太平天国李秀成的评价,从学术上的讨论演变成全民参与的对叛徒的政治声讨;文革当中的批儒做法,在全国掀起大批儒家的狂潮,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极左思潮泛滥,黑白颠倒,评价历史人物丧失了它的科学性。在那个时代发表的一些带有极左思潮印记、受极左思潮影响的论著,能行之久远吗?能流传到今天吗?历史已做出了选择,只能作为学术垃圾被处理掉。总结过去岁月的经验教训,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应当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指导原则,坚持历史发展观,动态地考察历史人物的实际活动。具体地说,就是要认清人物所处的时代及其时代的历史发展趋势,界定他们的历史使命。时代不同,历史人物的使命也不同,而他们为实现其历史使命所付的代价才是我们评价他们的主要依据。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否促进和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稳定,为百姓做了多少好事,或者在某个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等等,就成为了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依据。比如说,对一些降清人物来说,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被肯定的重要人物。如唐太宗,还有永乐皇帝,范文程、洪承畴,也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回到尚可喜来说,他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家数百口为明朝尽忠了,也可以了,可到最后又被沈世奎迫害,诓他到皮岛来,来就把他拿下,拿下就要他的命。他走在半路上得到这个消息,还能自投罗网吗?在座的同志,我们每个人到了这个时候,还能去自投罗网吗?都得跑呀!你跑哪去不管,你自己选择,难道这种选择不允许吗?非得自投罗网、让沈世奎一刀斩了才算忠臣?才算永垂不朽?不能这样看,这样看,历史就不能发展了,就没有历史了,后面的戏就不能演了,尚可喜死了就没有后面的精彩篇章了。投降的人物中有被围后投降的,像祖大寿,被围了两次,没有粮食了,没有饭吃了,就快饿死了,投降了。还有战场被俘后投降的。也有的像张春,在清朝、在沈阳呆了十年,有皇太极留他,他不死,但他也不降。 (清朝)管他吃、管他穿、管他住,后来他自己想死也没办法。还说你是伟大的爱国者,你吃了清朝的饭,穿了清朝的衣,你还是爱国者、还是爱明朝吗?爱明朝就得死呀!你不死怎能成为伟大的爱国者呢?这不能自圆其说。我们过去讲阶级性不讲人性,讲政治性不讲历史性,这不行。人是有人性的,要从人性还要从政治性和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来评价。我们过去要求的阶级性就是社会上一个政治上的人,没有情欲、没有欲望的一种人,没有七情六欲的人,他就不应该有任何欲望,我认为这是不妥的,尚可喜降清是被逼上梁山的,不是他的污点,也没什么罪过所有,是他自己一个选择,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当时天下大乱,明朝已经灭亡,当时有四方势力:李自成一支势力,张献忠一支势力,清朝一支势力,南明一支势力。四支势力来逐鹿中原,来抢夺统治权。在我们学者的立场上,我们赞成你四方都可以统一,你南明统一也可以,李自成统一也可以,你们谁统一都可以,都是中华民族的,既不是清朝的,也不是南明的,谁统一都可以。但是结果清朝统一了。那我们能说清朝统一不对吗?李自成统一就对,清朝统一就不对;南明统一就对,清朝统一就不对吗?能这么说吗?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赞成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为统一作贡献、为统一作出功勋的,我们都应该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赞成尚可喜功在国家中华民族的一统,功在满汉民族的和睦统一。在最后的关键,在吴三桂叛乱的时候,他形成了一个孤岛,广东十郡就剩了四个郡了,广州被包围了,尚可喜不想死,他绝对不想死,吴三桂给他一道命令,给他一道通告令,他都拒绝接受,还是忠于清朝的。如果他贪生怕死,其实他降了吴三桂不是更好吗?这时看出他以大局为重,国家现在统一了,不应该再追逐个人名位了。所以他七十岁时上奏康熙,请求解甲归田。这种境界是非常好的,如果一个人当官之后,如果能够身在名位当中,想在名位之外,就不会贪了,就不会搞那些坏事了。你想到老百姓, (尽管)你身不由主当了官了,但你想的是身外,想到不当官的时候,想到老百姓的时候,你常想到这些就不犯事了。但你不想这些,当官只想往上走,还要继续搂,越搂越多,最后造成身败名裂,成千古罪人了,我这里多引申了一下,举了这个例子,就是说尚可喜这个人精神境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研究历史,就要总结出一个认识价值,得出一个理论,得出一个真理,得出一个原则,得出一个智慧,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指导我们的人生少犯错误,不犯错误,做成光辉的事业,为国、为民做成事业,这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要素就在这里。虽然它不能像钢铁、粮食、做买卖,马上抓到钱,抓到物,但是这种价值是无穷的,在我们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精神的力量就是特别需要的。今天讲这么多,我要声明一点,是放开思想、解放思想讲的。邓小平不是告诉我们,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大一点吗?我也是胆子大了一点,嘴也大了一点。有谬论请大家批评。我希望我讲后,学术界肯定有不同的反应,有不同的观点,我欢迎。这没关系,就是要百家争鸣。我这个讲话不算是报告。就算是个人发言, (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引起大家争鸣。我要不说话,大家不好说,就争不起来,所以我就先放一炮,就是要当靶子。无论学术界、政治界、企业界,你们听完了都可以分析我,都可以批判我,我欢迎大家争论,使事实越讲越清,真理越辩越明。 今天耽误大家时间了,对不起,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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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亭等人为首的我国清史学派，是一个政治色彩极重的史学派别，比较像西汉一度得势的公羊儒。公羊儒的政治正确是“大复仇”，李治亭们的政治正确是“大一统”，而一旦一个理念被放到“政治正确”的位置上，那就什么扭曲反人类的话都说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