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一般的理工科，为何有些学科会经常引用早期甚至古代学者的言论、观点？ 第1页

的提问过程及问题本身都非常好，没毛病。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触及了“立言”过程的一些基本命题，是很有探讨价值的。

闲言少叙。

笔者理科出身，妻子建筑学博士，一理一工，如切如磋；但众所周知，建筑学的跨学科特性很强，文/艺/史/经/哲，经常都要翻翻和用用，我在陪妻子写学术论文的过程中，也去涉猎了不少前人的学术著论，很有题主的感受。那么，笔者就就着“内在的合理因素”这一题眼好好谈谈。

首先，要取得共识。

共识一：一篇学术文章，无论偏理偏文或互有交叉，都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立论要稳。

共识二：从“共识一”进一步发展——立论要稳的原因是，这是读者采信著论的基础。

这个有废话之嫌？以下。

共识一的关键字是“稳”，为什么要稳？怎样才叫稳？

共识二的关键字是“采信”，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懂就是懂，而为什么是采信呢？

列举这些问题，其实是本文所需的线索。

然后，呈出笔者的核心观点。

著述观点的可靠，来源于代价的落实与质押过程的透明性；可靠的著述，其价值的实现渠道是，立约—履约—风险管理；以上，本文暂命名为学术立论的背书机制。

一篇驳不倒的文章，我们常说是“事实胜于雄辩啦”，“有图有真相啦”，“上数据好过乱BB啦”，“逻辑不漏水啦”，“举证清楚啦”，“栗子举得好又多啦”等等，其实都是在说作者的观点要靠客观存在的东西去表明和支持。这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以上所说的，代价；而举得好，实验条件与方法可再现，见证人有影响力和良好信用，推理演绎过程读者can读者就自己up，等等，这个过程，就是以上所说的，质押过程的透明性。

一篇关于近代史的论著，梁启超先生以李鸿章为线索去谈，笔者读后采信，即师承梁，而非审定梁；师承意味着委身，意味着达成约定，今后就以同一价值判断体系去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并为此甘心准备所需的代价。当以上整个过程在作者著述与读者拜读中完备地完成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篇论著是可靠的，有价值的，哪怕，它要被数百年后的人所推翻，但一篇论著的可靠性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其价值的实现前提是：我们约定，我们忠心。就是上述所说的，可靠的论著，价值的实现渠道是，立约—履约—风险管理。

最后，回到题主的题目语境中来。

理工类与人文类（交叉的暂算作人文类）的学术文章，著述过程存在题主所说的现象，内在合理因素在于上述学术立论的背书机制是不同的。

理工类著述，读者要获得足够采信的可通过自身再现获得，因此不需要作者拉扯过多读者不需要的东西作为背书资料，是个充要过程。再换句话说，质押的代价读者可自付，虽然不是什么读者都能行的。反正只要有代价，就可以获得采信，那么立论便稳。

人文类著述，牵扯的社会内涵广泛，单单锁定有效的谈论对象都是要请出一众有社会影响力或信用（即代价）的人来见证支持，质押过程所走的程序就直接表现为人文类学术文章里常常出现的“某某大师说/某某机构证实/某某学派遍天下的桃李遗泽”等等，读者在拜读的过程中，只要因为有承担着真实责任的力量的背书，代价在，就获得采信，那么立论便稳。

一些后记：这个话题说白了是在探讨人们的知识信息分享过程是如何取得相互信任的。因此，当看到这一深层次的需要之后，写学术论文的着重点其实就更加明确了：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我个人看来，这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一个主要区别，越是社会科学化的学科，比如经济学，就越没有这样的特征。当然人文科学这个称呼本身就是攀附科学（Science）之词，叫人文学科还差不多。

首先，古代思想家本身就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考古就是其目的。其次，古人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具有意识形态的而非学理的效力。这两点众所周知，不论。

引起疑问的是，为什么当人文学科探讨一个和古人不直接相关的问题时，还有引述古人并探究古人原本思想的必要？

我想从范式的角度考虑这问题是正确的（当然用科哲的其他术语如研究纲领也没关系，这里不追求精确定义）

范式的优劣（哪种范式更优秀）是由学术共同体决定的，在科学共同体里，判定范式优劣标准的共识是可能达成的，并确立起主流范式。但在人文学科里，这种共识当下是不可达成的。

是什么决定了判定范式优劣的标准？科学家或许认为，这个标准是能否解决当下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或者满足他们解释问题的需求，并且理性的人都会遵照这个标准。但对人文学者而言，第一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或者需求是大大不同的，第二他们认为他们会主张这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学术观点的一时转移可能是非学术因素所造就的。

因此任何一种历史上的范式都可能在当下得到辩护。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按照当代物理学共同体的标准劣于当代物理学，但没有广受伦理学界认可的标准来决定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其他伦理学，比如康德伦理学的优劣。因此人们可以继续使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分析当代问题而不用担心被开除出学术共同体。

所以，在人文学科，学术共同体的碎片化和割据形势也远比科学严重。这个割据的共同体对外自然要强调自身范式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来源于其传统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这等同于科学家要宣称自己所属的是科学而不是巫术。

但因为共同体内部有充分共识，他们能确立起统治的范式并根据这一范式反复检验既有的学术观点，所以他们可以像科学家一样基于把历史上的结论作为定理或者常识，而不必专门提出它是某个古人的观点。比如说，一个只研习八股的儒生可以像引用牛顿定理一样声称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因为这对他没有任何可争议之处。

发现竟然是

大大提的问题，厚颜无耻地前来回答一发。

先把我的结论写在前面：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学科研究的对象的不同。

像各类历史学这种本身就把已经作古的人和事本身当作研究对象，因此离开了古人的言语行事就根本进行不下去的学科自然就不必说。本屌所学专业哲学也是公认的与本学科历史联系及其紧密的学科。虽然对于“哲学即哲学史”的这种极端论断本人是拒斥的，但是二者的亲密关系我是没法否认的。就比如，要是哪个物理学家的论文里引用了牛顿的《数学原理》，并用牛顿写过的话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的话，这无疑是不符合物理学的研究规范的，这样的论文估计连发表都难。但是一位哲学家的论文，即使他讨论的问题和哲学史无关，他如果引用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之类死了不知道几百年了的人的书或者以他们的理论作为自己的依据，这在哲学界就没有任何问题，论述得当，分析精妙的话说不定还能发核心期刊。

这种区别到底该怎么解释呢？其实我们仔细想想看，牛顿的物理学我们其实都学过，只不过那都是高中的内容，根本不会进入如今的学科前沿，同理，法拉第，麦克斯韦，他们得出的定律我们都是会学到的，然而这些东西也进入不了学科前沿。原因是什么呢？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现象，而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根据我们的想法，是必是一个由浅入深，由一个问题走向另外一个问题的过程。通常某个针对某个自然现象的理论被提出之后，人们检验其有效性，要是发现理论的解释力很强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把它保留下来然后向下一个或者更深层次的现象推进（当然事实上科学发现的过程相当复杂，光靠一个知乎回答根本解释不清楚），一个很浅薄的例子，当人们发现了原子以后，肯定下一步就是研究原子的内部结构，发现了电子和原子核后，再研究原子核的内部结构，发现了中子和质子以后，再研究中子质子的内部结构……结果便是，过个半个多世纪，自然科学就能将研究对象推进到前人碰都没碰过的领域。这种情况下，引用一个死了上百年的人说过的话写过的论文无疑是自绝于研究前沿。

然而哲学的状况却大不一样，除了之后随着社会发展与科学进步产生的新的研究方向之外，哲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上千年不变。比如说，你现在研究的“道德的行为是什么”的问题，康德研究过，休谟研究过，亚里士多德也研究过，大家研究的都是同一个对象。然后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你能保证你的理论就一定比上述死人们更高明么？要知道，由于哲学的研究对象千年不变，同自然科学在历史中展现为研究领域不断推进有所不同，哲学在历史中的展开也是针对相同问题不同理论之间的争论与厮杀，最后能在历史中脱颖而出被哲学史教材大书特书的必然是其中的佼佼者。这种情况下，我们和那些做了古的哲学家们对于特定的哲学问题上是平等的（那些他们死后才出现的方向除外），这自然就要求你要去了解他们的理论是什么，相互之间有什么区别。这样才能把你的研究向前推进。

综上所述，虽然只是以哲学这一门学科作为例子在论述，但是道理是普遍的。即当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在极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并且之前的人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在历史上受到肯定并流传了下来，那么这门学科的前沿研究很有可能是会大量引用前人的理论成果的。

冷哲大大 @冷哲 的这个问题非常有趣，而且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在我看来，仅仅用“学术惯例”或者“方便学生迅速了解学科全貌”之类的理由并不能有力地解释题目中所指出的不同学科之间对“思想史”的不同态度，这些理由与其说是差异的根本原因所在，不如说是某些更为深层次原因在结果上的体现。为什么哲学往往就非常重视思想史而经济学就不重视？为什么学习哲学就需要有一门叫做“哲学导论”（甚至干脆就叫“西方哲学史”）的课程来帮助学生把握思想史的脉络，而经济学可能就不需要？在哲学内部也存在某些流派有非常强的“去哲学史”的倾向，但是即便是极端主张削弱哲学史在哲学教育中的地位的人，也必须要承认一点，即历史上那些伟大哲学家的思考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哲学问题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甚至很多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都直接来源于某些哲学家。

之所以所谓的“一般的理工科”可以“抛弃历史”，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忘记了历史，而是这些学科在根本上认为学术思考是不断向前进步的，也即后人的思考一定可以比前人的思考更正确、更符合真理。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是“科学化”的学科。中学课本中我们就学到过，牛顿的三定律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对物体运动的解释，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又指出了牛顿体系中的不足之处。为什么大家都会接受牛顿的理论而放弃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因为所有人都可以验证牛顿的理论要更为符合现实，或者说符合自然世界的运行，自然世界的运行被认为是检验物理学规律是否真正成立的最终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在科学发展之初（甚至相当程度上说到现在也是如此）实验是检验理论的唯一途径。所有的科学都会努力把自己的研究对象规定为这样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之中提出的理论或假设，衡量其是否站得住脚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符合所谓“客观”的世界。如果符合的话，就认为合理地描述了自然世界既有的规律，而如果不符合的话，就必须被抛弃。正是因为有一个终极意义上的“真理”或“正确答案”的存在，所以一切科学的发展过程都可以被认为是向着这个最终的目标前进。所有早期学者的理论中，其中被认为成立的，就会被当做未来学者发展进一步理论的垫脚石，或者发展成本题题目中所说的那些“体系化的内容”，成为公理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假定了所谓的“真理”或者“规律体系”的存在，才有可能创制出一套描述这套规律体系的公理-定理体系，而这也正是自然科学有着不断将自身进行公理化、定理化的根本动力所在。而其中被认为不成立的，就会在学术不断“进步”的过程中被抛弃掉，也即“抛弃历史”。对于这个“不断进步、不断抛弃”的过程，上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第十一节中有过非常精彩的描述：

在学术园地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内就会过时。这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命运，或者说，这正是学术工作的意义。文化的其他领域，也受制于同样的情况，但是学术工作在一种特殊的意思之下，投身于这种意义：在学术工作上，每一次“完满”，意思就是新“问题”的提出；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任何有志献身学术工作的人，都必须接受这项事实。……然而就学术本身的观点来说，我再重复一遍，将来总会一天，我们都会被别人超越；这不仅是我们共同的命运，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p169【引文中粗体为原文所标识】）

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韦伯这篇演讲的标题中的“学术”一词的德文为Wissenschaft，而这个词语的德文原意就是“科学”（science）的意思，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对应的标题也是Science as a Vocation。当然，从文本本身的意义上说，Wissenschaft还有更多的意涵，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说。但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韦伯在使用Wissenschaft时，其所指涉的对象显然并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的范围内，而是包括他所从事的社会学、经济学研究，或者更进一步说可以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各学科。这其实就意味着，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学科归入到“社会科学”的范畴之内，除了其在方法上运用了许多自然科学会使用的计量、统计方法外，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着和自然科学相似的假定，即认为一切相关学科的研究都有着一个既存的、需要不断去接近的“真理”，研究的任务也就是要去不断接近这个真理。今天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都或多或少地发展出了一些所谓的“定理”，这也正是基于这个假定而做出的不断将自身“科学化”的努力的具体体现。只不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考察对象并不相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世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世界”（这个词语听起来确实很奇怪，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叫的...）。

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同时也会意识到，这些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定理和自然科学中的定理相比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后者被认为可以完美地描述其研究对象——自然世界——中的一切现象，没有任何的偏差，但是前者在描述和解释社会世界或人类社会、人类行为时往往只是一个近似的结论。在博弈论或者政治科学中有著名的“中间选民定理”（具体内容不介绍了，不了解的可以自己查一下），但几乎没有哪个学者会认为中间选民定理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所有选举，甚至这个定理能不能解释一半（乃至三分之一）的现实结果都是很让人怀疑的。经济学中的定理或许会好一些，但是经济学对社会中的经济现象的解释力也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对自然世界的解释力那样的程度。这其实意味着，社会科学（无论是被认为科学化程度更高一些经济学还是科学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社会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依然有着根本性的、难以抹平的差别。如何解释这种差别？我们一般会说，这是因为“社会”和“自然”之间就是不同的，社会是很复杂的，等等。但是，当我们说“社会很复杂”的时候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自然世界不复杂吗？当我们说“社会很复杂”这句话的时候，真正的意涵其实在于，社会是由人构成的，而人性是很复杂的。由于人性的复杂性，社会科学很难对人性有着完全精确的把握。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最为深刻的差别：自然世界当然也非常复杂，但是自然世界不涉及人性，自然世界只由客观的外物组成。但是社会世界不同，当我们研究人类社会的时候，社会科学的方法几乎不可能将人性直接纳入考察范围之内。这造成了双重的后果：首先，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社会科学难以真正达到自然科学那样强的解释力；其次，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必须不断努力把“人性”的因素排除出研究的范围之内。如果大家学习经济学原理课程的话，可能在第一章第一节中就会学习到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理性人假设”，而“理性人假设”代表着经济学这门学科对于人性最基本的规定【感谢评论区 @Manolo 的提醒，这里有所修正】，没有这个人性假定，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构建就将没有任何意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经济学对人性做了最大程度的简化，从而使得经济学在开展的过程中可以不考虑人性的变化或者人性的异常：凡是不符合经济学理论预期的行为模式都被归为是非理性人做出的，因而不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而作为社会学家的韦伯也会强调社会科学必须作为“价值中立”，所谓的“价值中立”在相当程度上也与社会科学其“科学化”的基本倾向有关，只有在去价值判断之后，才可能用所谓的科学手段和技术来对社会世界进行研究。【当然，有关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立场即便在当时也有很多的争论，可参考Peter Lassman/Irving Velody/Herminio Martins编的关于《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文集Max Weber's 'Science as a Vocation'，收录了很多当时学者对韦伯的批评，冯克利先生在中译《学术与政治》中也将其中的一部分文章译了出来；另外，还可以参考施特劳斯在他著名的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中第二章对韦伯的讨论】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对这道题本身的讨论中来。人文学科（注意一般不要使用“人文科学”这个词，个人觉得这个词语是自相矛盾的）之所以被认为需要不断向前回溯，不断检讨前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我们讨论的问题仍然与人性本身相关，或者说难以真的做到将问题与对人性本身的讨论割裂开来。举个例子，关于“正义”问题古今中西的不同思想家曾做过无数的讨论，而在每一种讨论背后其实都有各自对于人性的不同理解，比如柏拉图，比如罗尔斯。我们真的能保证自己对人性的理解就一定比柏拉图或者罗尔斯更为深刻吗？其实未必。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借助更发达的形式逻辑方面的技巧可以写出一个更加漂亮的论证，但是在技术层面上能够写出一个漂亮的论证并不真正意味着对于问题本身有着更为深（甚至更为对）的认识【虽然在写哲学研究论文时clear and distinct是必须的要求】。更不用说在政治学中，当我们讨论到许多规范性问题时，比如“国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制度”或者“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投票权”，唯一可以借用的理论资源只有历史上各个思想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所以，正如这道题的题目描述中所说的那样，在物理学领域讨论“笛卡尔对能量的看法”是没有价值的事情，因为今天的人们不会认为笛卡尔对能量的描述真的比当代物理学更为接近“事实”或者“真相”。同理，亚里士多德对物体运动的理论也早已经被科学家们抛弃掉了。反而，在哲学领域专门做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人可能去研究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的学说，而做霍布斯研究的人也有必要研读霍布斯讨论物体的文本。而对于一个政治思想史学者来说，柏拉图对某某政治学问题的看法却有着极大的意义。我们可能更倾向于相信人性中一些最根本的东西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技术的进步而改变（也即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谈到科西拉内乱时的说法：“只要人性不变，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停止”），而过去那些伟大思想家对人类世界中种种问题的理解又在相当程度上根植于他们对人性本身的理解，那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等人的学说对于我们来说就当然依旧有着难以替代的意义。如果化用上个世纪德国神学家卡尔·巴特在解读《罗马书》时的话来说，那就是：他们的问题依然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而他们的答案就是我们的答案。【卡尔·巴特的原文是保罗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保罗的答案就是我们的答案】既然我们现在以及将来都必须不断思考前人已经反复思考过的问题，并且也必然需要借鉴前人提供的思路，那么对思想史的考察理所当然应该是这些学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有两个原因：

1,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语言系统是不一样的，自然科学的兴起也不过最近这两三百年的事，并且与数学共同成长，其精髓在于其可量化性。而人文科学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并不追求精确和可量化——当然近代以来已经有追求量化的趋势了。所以自然科学说牛顿如何如何海森堡如何如何的时候用一个或一组模型就可以阐述出来，并且他balabala说一堆公式和数据的时候可能一般人没有意识到他在说海森堡，而人文科学就必须用一大堆文字，而且先贤的名字充斥其间。

2,自然科学研究自然规律的性质就注定它充满颠覆，所以现在发表的paper一般都是引用最近几年同行的成果，而很少引用什么波尔赫兹的公式。人文科学则不然，固然随着随着资本主义和生产力的爆发，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然而固有旧领域的成果并没有被完全摧毁，不说史学哲学这类与生产关系距离较远的领域，即使像政治学这类与生产力生产关系时刻联动的学科，一部一千年前的《资治通鉴》对当下中国的借鉴意义恐怕比现在大多数政治学著作都有效，一部两千多年前的《论语》在政治学、伦理学里的价值亦足称宝贵。

经济学里面常见？……我看过的论文也不是那么少了……但是其中能偶尔提一提亚当斯密的都不多啊……（经济学思想史很多学校都干脆不开的）……（的确，有人会引用“个体的自私可以让全社会利益最大化”这种思想，但是引用的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而不是亚当斯密）……

经济学还不够公理化？……里面每个假设甚至都可以用运算符表示啊……经济学定理还不够多？……就更不要说假说的问题了……也就是因为复杂程度问题，不得不接受一些"明显是错的"的假设而已……

题主和我之间肯定有至少一个人看了假的经济学……

顺带一提，其实多种竞争性范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辉格主义历史观就真的是错的……实际上库恩也认为多种竞争性范式共同存在的情况下，胜利的一方是更优秀的（尽管两者不可通约，但这不代表其中一方不比另一方更优秀）……因此实际上库恩并不认为具体的科学研究者有必要做思想史的梳理……有必要做思想史的梳理的，并不是科学研究者（即使是针对社会科学也是如此），而是对于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做出哲学辩护的人，也就是科学哲学家……

多种竞争性范式的存在，并不能顺理成章地推出所有的思想都值得梳理和记录 ；实际上，即使是多种竞争性范式共同存在，在绝大多数时候，只关注知识在边际上的积累依旧是最合理最正当的选择……甚至哪怕是在哲学界也是如此，绝大多数现代的哲学研究者并不是去复述整个哲学史，而是仅仅就某一问题的最新进展去进行研究……

顺带一提，用“正确答案的有无”也不能解释不同学科这种方面的差别……因为即使没有最终的那个客观真理，也并不代表历史不在进步……

这涉及到一个“知识是否需要阐释”的问题。

自然科学是实证的，不需要阐释。数学是先验的，更不需要阐释。随着科学的发展，更先进的模型、方法取代了旧的，所以直接学新的就好了。（初等）科学教育的目的是构建起认识自然的方法，而很多时候不怎么讲究前人探索的过程中具体发生了哪些事情。

文史政经就不一样啦，少有实证，更不可能是先验的。一些理论的建立得靠高超的智慧进行归纳总结，并且基于实际的应用场景进行人为的阐释。由于人文的复杂性，太精细的结论适用面不会广，反而必须是略带模糊的语义才能运用在多场景下，成为“经典”。因此阐释学大行其道。从这个角度看，旧时经典更有阐释的空间，而在阐释的过程中，引用并解释前人的话那也是必须要做的了。所以大家都引经据典，并自由阐发，有时以此途径还能夹带私货呢。

这个提问角度有问题。时间不是决定今人是否引用古人成果的决定性因素，有没有用才是。理科的东西易证伪，而社科证伪太难。

社科如盖楼，不管你怎么修，一层是一定要有的。

理科如挖坑，每一铲子都是挖在前人的基础之上，随着坑越来越深，某个特定前人工作留下的痕迹也越来越少。

以答主在问题中提到的政治学为例，尝试回答一下答主的问题。

我认为要分三部分来回答，第一是政治学学习过程中为什么要梳理政治学思想史，并专门把政治学思想史当做一门课程来学习。第二是在学术文章的撰写过程中为什么会涉及早期或者古代学者观点的引用。第三是经典理论对当代研究的意义。

一、在我阅读的政治学课本中，大部分都存在一个独立的章节，就是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也可以称为政治学研究简史。从位置安排上看，大部分都在相当靠前的章节，以我现在手头放的复旦大学孙关宏的《政治学概论》为例，这一部分放在的绪论中的第三节。站在编书学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安排可以反映出，政治学思想史对学生快速了解政治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那么，政治学思想史中哪些部分是值得重点学习的呢？第一，学科走向的重大分野，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分，古德诺、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一分为二，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伦理剥离与政治权力的提出；第二，重大概念（问题）的提出，如西塞罗的国家概念、三权分立概念等等。绝绝大多数政治学问题的提出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在人类社会与学科发展的结合过程中出现的，换句话说，我认为，现在的政治学理论、概念等等都是在原有理论上发展得到的，或者批判，或者升华。所以，作为学习政治学的学生来说，如果要研究或者学习当前政治学研究面临的关键问题，就必须回溯这个问题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当然，仅凭课本中的一个章节是不够的，就需要专门开一门课来进行讲述及讨论，同时要大量阅读经典文献。因为某一个理论的提出，是基于深厚的历史背景与基本假设。

二、学术文章的撰写往往是围绕一个问题所展开，政治学研究中有很多问题都是从政治学学科出现开始就存在的，如政治哲学、政治科学的范式争论，又比如公平与效率的价值争论；必须要回溯到最早问题的提出，比如范式争论多多少少都会提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所以对经典（远古）文献的引用是非常有必要的。其次，政治学中的基本假设很少有凭空形成的，往往是直接引用经典的假设，如理性人假设（这个严格说是经济学，但是也是出于人性论）；或者是在原有假设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如行政人假设。所以引用经典文献也是很正常的。同时，政治学问题的研究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往往不能简单概括成 “公理化、定理化、公设化、假说化” 的东西，而 “对近期更完善或专精的文献的引用” 也有很多，但是并不代表不需要经典理论，一是以为你这类文献很多都是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二是因为往往集中于细节，引用难度较大。

从我自己撰写学术论文的经验来看，引用经典文献而不是近期成果有个很方便的情况是，大家都知道，不用浪费过多的笔墨，比如研究合法性问题引用马克思·韦伯的《经济与社会》，阅读者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直接就能想到传统型、法理性、克里斯玛型三种合法性。

三、从我个人的观察与感受上来看，经典理论不光是一个理论，更是思想的源泉。研究当代政治学理论问题遇到困境的时候，可以选择去翻开经典的著作，说不定在某个尘封的角落里，先贤早就帮你指明了解决问题的道路。

个人观点，在这里探讨下。

首先，对于经济学等社会学科，尤其是金融等细分学科，我们也是要引用最新的研究成果的，不全是亚当斯密、国富论这种东西。但是不可否认，社会科学普遍更加注重历史观点的研究。个人认为原因如下：

先强调一个事情，社会科学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事实判断的（即实证研究）比如上海房价和土地供应的关系。一类是价值判断的（即规范研究），比如上海房价是否应该受到政府管控（里面会涉及到一部分的事实判断问题，比如对金融稳定和经济效率的影响，但是更多追根溯源需要回答，穷人该不该住得起上海的房子，公平和效率哪个更重要之类的回答，所以算规范研究）。而自然科学只涉及事实判断问题，不涉及价值判断问题。

下面正式回答问题：

首先说对于事实判断的实证研究：

1，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得上，很多情况由于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去做实验，于是需要引用过去的数据，比如你想研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效率，你总不能去真的搞两个小社会去做测试。

2，对于实证类问题问题，由于社科控制变量很难，且各种变量错综复杂，数据获取难度也很高，很多时候并不是简单地线性关系，从人类目前的理解能力，研究水平，个人认为有些很难通过纯粹控制变量的严密实验的方式进行研究，因而进展不快，情有可原。

然后对于规范研究：

3，对于价值判断类的问题，一个时代的价值判断是和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需要探究这些变量，而以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是很好的窗口。比如你想研究民主好不好，适用环境，那就要了解民主的起源，就必须去阅读希腊的历史，了解先贤的观点。了解了历史，民主起源的历史环境，再结合现在社会是否具备如此环境，有哪些新的变化，答案就会愈加明晰。

4，对此类问题的深度不必然是时间的增函数，古人的东西也自然是值得借鉴的：在人类衣不蔽体、还以为地球是方的的时候就在思考人生的意义，现在人类能上天入地，用互联网撕逼，吃“分子料理”，还是依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且也没见到现代人们高明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