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关系的经济学意义在当代发生了哪些变化？ 第1页

谢谢 @Joe De 邀请。本来想写一下 Children as Public Goods 这篇『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观点，后来发现 @仙石 已经准备写了，那我就讲讲其他的吧。去世的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喜欢琢磨这些东东，家庭成员之间的各种博弈和效用最大化，所以下面很多都是他的，或者起源于他的一些研究成果。

警告：把经济学代入到家庭和亲子关系进行分析，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很冷酷以至于难以接受，所以看下面的内容之前希望有些心理准备，再说今天我讲的，是我从来不敢在亲人跟前提的^_^

先从婚姻说起，现代社会，单亲家庭的增多。为什么呢？男女双方都有原因。

因为在古代男权社会，父母，尤其是父亲，是真正意义上“拥有”孩子的产权，也就是对成年后代的婚姻、产出都可以进行支配，这个时候，前期的付出，是为了后期的收获。父亲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子女，由女方单独抚养的，所以在古代单亲家庭并不多。

但是现代就不同了，因为孩子已经成为独立平等的人，父母失去了对成年后代产出的支配权，所以养孩子其实就是为社会养一个未来的劳动力罢了。不考虑养孩子本身带来的乐趣的话，这个时候，对父母双方来说，养孩子只剩下传递基因这一个功能了。而在传递基因方面，女性因为完全确定自己的孩子是自己的基因，从而拥有更大的激励去抚养，而男性因为原则上无法保证孩子是自己的基因，故而倾向于拥有更多数量的后代，抚养单独某个后代的激励不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就会“搭便车”——也就自己零成本的让女性来单独抚养自己的后代——因为自己只需要知道自己的后代存在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繁衍生息，基因就会传播下去。

而另外一方面，女性也有更大的动机单独抚养。现在政府对单身妈妈的补助，也让女性能够更容易的摆脱对男性生产的依赖。

总之，男女双方“凑合过”的动机都减弱了，男的失去了剥削自己成年子女的能力，女方也不依赖于男方提供的物质补助，故而单身妈妈自然增多了。

另外一种解释和信息不对称有关。按照传统，男人如果让女朋友怀了孕，那是面临着娶对方的社会压力的。反过来说，这个压力也吓住了很多想进行婚前性行为，而对和对方结婚有疑问或者拿不准的情侣，所以可以把婚前性行为看作一个大概率“我们会结婚”的信号。

但是，随着打胎和避孕药的流行，女性对生不生孩子，怀孕不怀孕有了更强的控制，从而让更多的男和女——即便没有准备好，或者不打算和对方结婚，也进行了婚前性行为。也就是说婚前性行为本身作为一个“我们会结婚”的信号的功能减弱了，更多不打算结婚的人也混入了婚前性行为的队伍，那么传统再也无法维持，故而单亲家庭也增多了。

有了婚姻，下一步就是亲子关系。

最根本的问题，现在的父母是不是生育了最优数量的后代？是不是投入了最优数量的资源来抚养他们？答案一般来说是否定的。

因为还是之前所说的，父母养孩子是有外部性的，也就是说，孩子创造的产出，有很大一部分归社会所有，归政府所有，不能全部的被父母所支配。但是父母前期的投入，政府的角色和社会的角色太少了，很多是自己的投入。所以用自己的钱，牺牲自己的享受，为社会培养劳动力，这显然是典型的公共品投资的困局——激励不足。所以父母们会生育比最优数量更少的后代，投入比最优数量更少的资源来抚养孩子。从西方国家可怜的生育率我们也能看出来一点端倪。

至于对孩子的投资，其实还面临另外的一个困境——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合同是有限责任的。也就是说，如果我花了很多钱投资给小孩，然后小孩很失败，那我无法对这个小孩索取我前期的投资。只有当孩子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父母才有从中得到收益的可能。所以对于本身很贫穷的家庭而言，自己的孩子达到能够让自己享福的程度的概率更小，所以投资的动机显著不足。这也合理化了义务教育和政府教育补助——减轻这种因为外部性和有限责任所造成的父母投资动机的缺失。

当然也有人对上面的观点不同意，说现代社会，孩子不一定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品，而是一个耐用的消费品。生出来，从小养到大，对孩子的投资相当于消费，作为消费者，我获得了一些效用——就类似于一个可以玩十八年的游戏机。但是养孩子乐在其中的人只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并不是所有人，所以在未来，可能只有一部分人还能保持对生孩子的兴趣和抚养孩子的乐趣，而其他人是否愿意生育则取决于外部性和生孩子的机会成本的高低。

从目前来看，养老也是逐渐的在社会化。首先因为孩子少了，并且孩子的人力资源越来越贵，于是委托给专业的养老机构会更加的有效。但是即便是孩子多，同样面临着公共品提供的困局——父母是大家的，如果我投入多了，意味着我的兄弟姐妹就搭便车了。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模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兄弟两个决定老年父母住什么地方，兄家，弟家，还是养老院，第二阶段，双方决定各自为父母提供多少服务。

这里面的问题在于，第一阶段的选择，决定了第二阶段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住在谁家，谁的讨价还价能力就弱了。而兄弟俩又没有承诺力量，不能从第一阶段就签订好第二阶段的合同。那么也就是说，其中一方，比如弟弟完全可以假意答应“父母住哥哥家，我多提供金钱和劳动力上的服务”然后在第二阶段开始耍赖，要求重新谈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第二阶段的讨价还价是有效的，因为缺乏承诺力量，老人并不能得到社会最优水平的照顾。

目前这种小家庭，离婚率增加，养老社会化的趋势，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财政政策更有效了^_^。这个逻辑来自于宏观经济学大师巴罗在1974年的文章，逻辑是这样的：

如果政府现在发行了很多债，那么老人就会知道在未来自己的子女会被多收税而还债。那么因为心疼自己的亲生子女，老人会有意识的增加的自己储蓄，以留给自己的子女还债。那么其实这意味着，政府发放国债，和后来税收上的调节，都完全的被这种家庭内部的跨代交易给对冲掉了，所以政府的财政政策并没有任何用处，或者用处不大。

但是现在继父继母变多了，有证据表明继父继母对子女的投资意愿，子女对继父继母的养老意愿都是明显低于亲生家庭的，那么也就意味着，这种代际之间的流通减少了，从而政府的财政政策会更加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