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考虑饥荒年代的“囤货居奇”,那么这种行为应该是不公平的。 @Richard Xu 的想法类似于“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让我们看到囤货的风险,不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深入一下。
在于在小农经下,普通个体决策并不是在所有风险领域选择投资最优,而是风险规避的。我们把社会分为a和b两种群体,其中a是普通老百姓,而b是有钱的地主。如果不存在金融可得性问题,也就是a群体和b群体都可以通过抵押贷款投资,那么群体a和群体b长期投资回报率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如果金融可得性存在障碍,两个群体都很难获得贷款,投资更多的需要依靠自有资金,而为了生存有最低要求底线M,那么由于高风险领域的投资门槛问题,高风险投资领域就会由于缺少竞争有高额利润。
简单地解释一下原因:
首先,对于人均财富接近M的群体a成员来说,合理的决策是不进行投资高风险,而对群体b来说则可以进行高风险投资。比如地主可以用多余的土地租聘年限购买粮食,而普通农民根本无法将生存用的土地未来一年的种植权抵押购买多余的粮食。
其次,对于群体a来说,其投资只有中低风险两种领域,而群体b存在高风险领域。由于投资领域的边际回报存在递减,比如更多的施农肥、浇水、除草,而地主则可以通过抵押地权和租聘权从事粮食的期货交易,农民则没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投资。
最后,谈谈“囤货居奇”为什么属于有投资门槛的高风险投资。粮食属于需求弹性比较低的商品,也就是说粮食供给的波动对粮价的影响非常大。如果今年囤货,明年粮食丰产,那么就赔哭了,而如果减产,则赚翻了,所谓“谷贱伤农”大概就是这样。
考虑到风险和金融可得性的结果是什么?结果自然是囤货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在传统社会,越有能力进行高风险投资的富人会越来越富,而穷人会越来越穷,所以才会出现Galor观察的在某些社会高风险投资后代的比例越来越高的现象。因为如果高风险投资领域不存在门槛,那么在充分竞争条件下,该领域的投资期望应该和中低风险领域一样,那么就不应该存在Galor观察到的现象。
也就是说,在古代地主越富裕,他们就越有可能进行高风险投资,那么就越有可能在粮价暴跌的时候收购土地。同样,反过来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越是穷就越应该减少风险投资,越保持现有的土地,减少抵押。因此,通过风险投资的角度,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南方比北方富,但1933年中国北方的自耕农比例近60%,而南方不到30%。
在古代,土地分配极大的受权力的影响,土地的生产又极大受气候(气象)的影响,前者本身就是分配不公,而后者是完完全全的运气,其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可以近似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所以二者本身都有不公。
简单地说,刨除信息问题,考虑不同群体信贷可得性的条件下,在古代的“囤货居奇”还是有些不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