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为什么会给人骂的这么惨， 他到底有哪些令人不齿的行为？ 第1页

同批文人里面郭沫若是唯一上过战场的。而且他是被国民党通缉、逃亡日本安定后，自己主动回来“送死”的。在前线坚守到了最后，家人被杀害。少看野史多读书，美男子来来不得豁你！这人确实铁骨铮铮，是条“真汉子”。后期那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在那个环境可能还比不上他。

顺带一提，中科大有个奖项叫郭沫若奖是校长奖获得者无一不是科大的数一数二的人才，您还该问问理科对郭沫若的看法别光问文科啊，欺负老郭徒子徒孙不是文科的是不是。

说实话，虽然我喜欢历史，但我对于郭沫若并不感兴趣，因为他毕竟只是文史类的研究人员，虽然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但是后来还是去做文史工作了。但是随着近年来对他负面评价的增多，特别是一些涉及历史的方面的事，所以就去搜集了一下他的经历。发现，确实不一般。虽然他名气很大，当过副总理和中科院院长，但是基本没有向权利上靠(没人会觉得现在的文联主席大权在握吧)，长期负责的也是文史类工作。虽然曾经以笔为剑，但也从来没干过宣发口的负责人。老郭虽然位高但似乎权不重，这么长时间也没听说动用权利打击过谁，当然可能是我不知道，有了解的请指出来。

1、1926年7月，在大革命的洪流中，34岁的郭沫若放弃了每月360元大洋高薪的广东大学文学院长职位，由著名共产党员孙炳文介绍，投笔从戎，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管秘书长职务。北伐军誓师北伐，郭沫若随大军猛进，到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郭沫若已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见郭沫若到来，十分高兴，当即任命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还给了他每个月300元大洋的津贴。

412抛弃国民党一军政治部主任职位，加入共党。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总司令！”他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蒋：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郭沫若一面派人将文章送到刚创刊不久的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一面在南昌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一时间，郭沫若名声大振，几乎成为了工农武装的代言人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蒋功臣”。蒋介石看到后勃然大怒，于5月10日发出了《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指责郭“甘心背叛，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5月21日，蒋又以总司令的名义向全国颁发通缉令《电令所属一体严密缉拿郭沫若一名，务获归案惩办》。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部队被打散，此后，郭沫若开始转入地下。原先他由周恩来安排，准备赴苏联，他在日记中写道：“定十一号走，心里涌出无限的烦恼。又要登上飘流的路，怎么也觉得不安。”不料船期临近时，他却因患伤寒，在上海四川路上的一家日本私人医院住了一个月。以后又由周恩来安排，于1928年2月24日登上轮船，东渡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2、77事变后，45岁的郭沫若，忍痛抛弃日本国籍的老婆孩子顶着国内通缉令回国宣传全面抗战，拒绝了西园寺公望（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朝的政界元老）加入日本国籍的拉拢。被一群人说是抛弃妻子。

1936年11月15日黄昏，郭沫若在创造社的好友、时任福建省参议的郁达夫借着到日本采购印刷机的机会，来到东京近郊须和田郭沫若的寓所探望。两人虽是故知旧友，但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因对政治形势和国共两党的认识发生了严重分歧，一度反目为仇。两人在这次见面之前，已经中断交往了十年。

郭沫若隐居于东京附近的市川市，以他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的姓氏安家，全家生活费依靠创造社每月资助的100元钱。这100元首先由创造社按月交给居于上海的内山完造，内山寄给东京的好友小原荣次郎，再由小原转交给郭沫若。1928年，因小原涉嫌走私，被东京警察拘留，警察从他家抄出了给郭沫若的信件，郭沫若被拘留审讯，从此受到日本宪警的监视。

“十年别泪知多少，不知相逢泪更多”。两人相拥相泣携手而坐，还没说上几句，门外那个随时监视着郭沫若的警视厅警员就走了进来。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探员请走。郁达夫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陈公洽（陈仪，辛亥革命元老，时任福建省省长）之命，来问先生是否愿意回国。

郭沫若回答：我没有一刻不想回到祖国，虽然现在有朋友照顾，生活还可以，但每天都在日本警员的监视下，最多是个三等公民，但是我还回得去吗？加上还有安娜与五个孩子……前些日子西园寺公望（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朝的政界元老）还出面希望我加入日本国籍，但被我拒绝了。我宁可去死，也决不加入日本国籍……

1937年7月初，郭沫若收到了郁达夫的一封信。信上写道：沫若兄：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请速归……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中国情形，与前十年大不相同，我之甘为俗吏者，原因也在此。将来若得再与同事，为国家谋一线生计，并设法招仿吾亦来聚首，则三十年前旧梦，或可重温。临函神驰，并祈速复。

这时七七事变已爆发，日本警方在郭宅周围增派了监视的警察和宪兵。7月10日左右，郭沫若的一个学生金祖同来到东京，他是前来参加东京诗人俱乐部举办的文化交流会的，担任主讲的是郭沫若。此次聚会遭到日本浪人的破坏，郭沫若险些被打，金祖同与另一位学生拼死拖出郭，将他护送回家。7月15日，金祖同又来到郭沫若家里看望，劝他抓紧时机逃回中国去。郭沫若告诉金，从报纸上的动向分析，日军将很快并吞华北，考虑到在这里可能会受害，决定写下一篇“遗言”，大意是：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它……写毕，郭沫若让学生一定设法转交给最高当局。

1937年7月17日，金祖同告诉郭沫若，在10日之内一定安排他回国，但有一个条件：回国之事不能告诉任何人，作为掩护，您的夫人与孩子这次就不能同行了。郭沫若听到此消息，心如刀绞，临行前，郭沫若为安娜及四子一女分别写了留言，给大孩子们写的是“勤勉”二字，特地贴在墙上，希望他们以此为座右铭；给最小的儿子写的，是盼望他无病息灾地健康成长。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终于抵达上海。黎琬先生代表何廉迎接了郭沫若，安排他住进了沧州饭店，并送上1000元大洋。次日，中国各大报纸都刊出了一纸公告，这份由林森与蒋介石共同签署的文告，宣布撤销于“国民十六年（1927年）五月二十一日发布的通缉令”。回国的次日，友人沈启予、叶灵凤、夏衍、阿英、周宪文、郑伯奇等纷纷来访。因为觉得来客愈来愈多，难以应酬，便由党组织安排，于8月初搬入高乃依路（今皋兰路）的一所公寓里居住。夏衍看郭沫若随身只带了一个旅行袋，问他还有什么行李，他笑着作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支笔。”

8月2日，在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郭沫若在答谢后说道：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接着朗诵了一首作于日本、步鲁迅原韵的诗作：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所以说老郭在国家大义选择上一直没有问题。

3：至于婚姻吗：他一共有三段婚姻

第一段郭沫若的父亲为郭朝沛，母亲杜遨贞。1912年正月十五上元节，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旧式女子张琼华（1890—1980）草草完婚，由于郭沫若对封建婚姻制度不满，婚后第五天便离家出走，赴成都读书，但两人没有离异。直到1939年，郭沫若还乡，向张琼华鞠躬表示道歉。张琼华在郭沫若家空守68年，无子女。

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很常见，年轻人看到了西方文化，追求婚姻独立。但父母确是包办婚姻，很多人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第二段就是佐藤富子，1916年8月，与东京圣路迦医院护士佐藤富子（1893—1994）相遇并相爱，为其取名安娜，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年底，赴东京接安娜到冈山同居。1916—1937年，与安娜共同生活21年，共同度过了郭沫若在日本的最困难时期。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老郭为归国抗战，别妇抛儿返回祖国。建国后佐藤富子来寻找老郭，被周总理安置在大连最后享受副部级待遇。

第三段。1938年1月，他与《救亡日报》社成员于立群（1916—1979年2月25日）结婚。

至于渣男论断应该来源于这一段：

于立群的长姐于佩琛，也就是于立忱，在师范大学时是一个很活跃的青年，喜欢文学，善演话剧。著名话剧导演熊佛西所导演的法国名剧——《哑妻》，就是由她主演的。她还被选出席过太平洋学会。还在大学三年级时，她的共产党身份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被捕获释后为《大公报》社长张季鸾所聘在该报工作。

1934年，于立忱得了肺病，靠《大公报》的津贴，到日本治病并兼东京特派记者。她住在东京郊区，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家相距不远，常去访问郭沫若。后来《大公报》表示不再承担她旅日的费用，她只好于1937年初返回上海。被疾病缠身，忧郁苦缠，1937年5月，于立忱竟自缢身亡。

留绝命书十七字云：“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有人说她的死和老郭有关，是被始乱终弃的，还有说怀孕流产的，还说是冰心为证。众说纷纭，不知真假。

我们还是从遗书分析吧。

遗书的意思很浅显：就是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从这句话来看，应该是对于民国深感失望，以及对于自身的无能为力。

不知道从哪看出和感情有关系。

另一个就是老郭的夫人于立群。

网上的传言是，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后，于立群竟然在收拾遗物的时候，发现了能够证明姐姐之死和郭沫若相关的信件和一张图片，那一瞬间无异于五雷轰顶，于立群霎时间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替身，一个影子！而姐姐离开的时候，竟然是这么痛苦，自己成为了窃走姐姐爱情的贼子！她大受打击，两个月之后，竟然也选择了自缢身亡。

但是对于于立群和老郭第一次见面说这样写的：初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于立忱思念郭沫若的诗笺交给了他。郭沫若心情十分激动。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环节，有的话，前后很矛盾，因为一个说的是于立群知道她姐姐倾心老郭，并向郭转交了亡姐的书信。这说明她姐姐的遗物是她整理的，要是她姐姐倾心老郭应该会留下书信记载，她肯定知道她姐姐和郭的关系。

那么发现所谓遗书，过了几十年才知道关系就是编造了。

PS：本来这种不知真假的问题不想拿出来讨论。毕竟其中臆测的绯闻根本不知真假。但是评论区有人提出了，那么干脆就全部罗列出来，如果有详细资料的可以讨论讨论。

有网友提出，郭沫若始乱终弃的不是冰心谢婉莹，是谢冰莹。

我查了一下确实是弄错了。

1984年，谢冰莹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了篇文章，题目耸人听闻——《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

1984年，谢冰莹在台湾(我好像发现了什么)《联合报》上发表了篇文章，题目耸人听闻——《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

看起来这应该就是真相了，之前国共冲突那么激烈都没人指出郭的私生活有问题，在日本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回国后也没有其他传言。结果当事人都死光了，就爆出来了。

1937年，于立忱女士去世后不久，《妇女杂志》刊发了两篇其“生前好友”所写的悼念性文章，一篇的作者是郭沫若，而另一篇正是谢冰莹！

《妇女生活》杂志接下去刊登的两篇悼文是：郭沫若的《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谢冰莹的《痛心的回忆——悼立忱》。《断线风筝》被收入多种郭沫若的作品集，前面已提到，不重述。《痛心》写于逝者下葬后七天，回忆了谢冰莹第二次去日本时同于立忱的相识和交往。不知何故，该文没有收进谢冰莹的任何作品集，极少被人关注。对照这篇佚文和作者晚年的《于立忱之死》，前者像镜子一样告诉人们，后者所谓“揭秘”是造假。（引自中国作家网《寻找于立忱》

《大公报》为她数次发文，内容摘要如下：

广西于立忱女士，三年前曾在天津本社任妇女版编辑。工作数月辞职赴日本留学，攻经济学，苦学勤读，有志深造，乃不幸病肺咯血，静养经年，稍有起色，今春以资尽归国。到沪后，咯血复犯，由其妹看护送杭州疗养，肺疾略减，而精神忧郁，悲观前途，萌厌世之念。日前归沪，昨晨忽自缢身死，其妹发觉后，已救治无及。其妹云：在杭时已屡次图谋自杀未遂，此次防范稍疎，竟以不救。女士敏捷能文，热心学业，青年殒生，闻者惜之。（1937年5月23日上海《大公报》）

于系广西贺县人，赋性慧敏，由工读自学，插班中学两年，即考入北平女师大，后任天津大公报《妇女与家庭》编辑。嗣因求深造，留学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院，专攻经济，课余常撰稿。不幸女士东居甫及一年，即患盲肠炎，施行手术后，不如平日康健，后竟由于重伤风引起肺病，经年始愈。今春以资尽归国，舟车劳颠，眠食失常，病又发作，到沪后，即陷于顽固失眠，神经错乱，虽经其妹佩珊费尽心力，亦未能救治，卒之自杀逝世。(1937年5月29日上海《大公报》）

（于女士）“九一八”事变后被推为全校学生代表，南下入京向中央请愿，颇为贤劳，后因当局以爱国运动所注意，勒令离校，她于离校后，自知努力求进，继赴天津任大公报妇女副刊编辑，并兼任教课，……最近因肺病复发，神经错乱，颇成痛苦，有厌世之念，忽于上月二十一日夜间背人自尽，当由其妹于佩珊办理一切事宜。（1937年6月1日上海《大公报》）

然而，从1937年于立忱离世到1984年谢文发表，整整过去了47年。在此期间，谢1948年之前在大陆，之后在台湾和美国。应该说，“比立忱还要愤慨”的谢冰莹完全有理由、有动机、甚至有义务，也有“言论自由”的条件揭露“真相”，为朋友伸冤。可是她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未发一声，反而在所有当事人郭沫若、于立忱之妹于立群、于立忱的日本友人竹中繁子等等均已作古之后，把害死于立忱的罪名加给郭沫若。这是为什么？再来看该文中，于立忱对谢冰莹的另一个“嘱托”。于立忱说：“我有个妹妹于立群，演过一次电影，用黎明健的艺名，我没告诉她和郭的这段丑事，你将来有机会见到她，就请把这件事告诉她吧。”这个“嘱托”也缺乏佐证。于立忱和妹妹于立群素来关系亲密，她生病回国后直到离世，于立群是在身边照料她的唯一的亲人。如此私密的事情，于立忱为什么不能亲口告诉妹妹，反倒要请谢冰莹这个第三者去转告呢？退一步说，如果真有其事，谢冰莹转告于立群了吗？没有！直到1984年谢冰莹还在文章里发问：“这是个秘密，不知她的妹妹知道不知道？”可见谢并没有告诉于立群。是没有机会吗？不是。1937年秋，淞沪抗战期间，谢曾和于立群一起在嘉定劳军，她们的合照至今还看得到。而且她们还和郭沫若一路同行，于立群在《战地剪影》（1937年11月6日上海《救亡日报》，署名黎明健）记下了这段经历：“出发的时候，郭先生也同去的，到了某地，他转到某军去了，我便跟着冰莹姊去看看她们随从的军中情形，郭先生打趣地说：‘小心点成炮灰呀！’”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冰莹当时为什么不履行承诺，反倒把郭的“这段丑事”一直向于立群保密？也许，这个“嘱托”压根儿就不存在。

让人无法理解的事还不止这些。1937年于立忱离世后两个多月，发生了日军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此时，谢冰莹不仅把她的文章投给郭沫若主办的《救亡日报》，还请郭为她的《军中随笔》一书题写了书名，把郭的题字连同署名一起印在书上。这本书于1937年11月初版，1938年再版。如果1984年谢文的内容是真实的，谢会这样做吗？应该这样做吗？

4、另一句的原话是，远看一条狗，近看是东洋狗，到了眼前，哦，原来是郭沫若先生”

并没有查到这句话的出处和时间，我们来分析一下。

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胡适1918年，参加留日学生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

1919年夏，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并创作小说《牧羊哀话》；

双方要是矛盾发生在大革命之前，应该是在新文化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后，因为理念不同发生争执是很有可能的。

那时候老郭30，鲁迅40，双方都不年轻了，但文人气盛，互相因为理念不同互喷应该是可能的。

这时候应该不会骂他是东洋狗。因为鲁迅要是日本学医回国。他要是以这来骂老郭连自己也骂了。所以东洋狗这句就没流传开。

到了大革命时期也就是1925年后，双方几乎同期投身大革命，前往南方，鲁迅先生是继续在大学文学中战斗，老郭更激进直接参加国民革命军了。这时候应该不会骂他吧，毕竟统一战线，老郭直接投笔从戎，冲锋在前。

412之后，双方都反对老蒋

鲁迅先生（1927年），1月赴中山大学任教。3月，与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会见。4月1日，赴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29日，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然辞职。8月，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9月，致信台静农，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离开广州赴上海。12月，与梁实秋等人就“第三种人[47] ”、“自由人”发生论争，双方争论持久，影响巨大。

老郭是直接舍弃军政治部主任的职位，和老蒋决裂，通电反蒋，参加南昌起义，然后被老蒋通缉。南昌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十年。

这时期鲁迅先生是迂回反抗通过辛辣的文笔来抒发心中的抑郁。

老郭是直接对立。

这时候应该不会骂吧，毕竟老郭比鲁迅先生激进多了，直接操刀子反抗去了。鲁迅先生是以笔为刃。

老郭在日本的几年，要是鲁迅先生这么骂他，那么老郭在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舍妇别子雏，回归不知道那一天就会丢命的祖国，那么相信鲁迅先生也会收回这一骂声吧。

5、至于拆墙和挖坟。

你说拆城墙也好，挖坟也好，人家老郭都不是发起者，是评议者，就跟老梁身份上是一样的。或者说在城墙这事上人家压根就没跟着掺和。

你非得说人家提议拆城墙，挖坟的，这本身就搞错人了。

比如挖坟

最早的时候是这样写：

1955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牵头，联合郭沫若、沈雁冰和范文澜这些学界巨擘，一起上书建议发掘明朝的长陵。吴晗几人，都是在历史学领域享有盛誉的人，对考古研究有着极大的热情，这无可厚非。

后来就成了这样：

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吴晗与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共同上报了挖掘明朝陵墓的请示。

最后变成了：

在郭沫若等人的提议下，文化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乾陵发掘计划》。

6、再说拆墙：

新京报：一开始，你是在做北京市城楼的保护，然后开始维修。没过多久，就变成了要拆迁？　

孔庆普：1950年，我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工作，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1951年春节过后，我指挥9名工人，组成了三个“城楼调查小组”，1951年4月，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修缮城楼。1951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一直都没信。到1952年5月份，得到的任务是——拆。就这么突然。是谁让拆的？后边才知道，是刘少奇。 　　

新京报：这个决策是怎样出来的？　　

孔庆普：彭真为这个事儿，找了毛泽东，说不能把北京城一扫光了。后来毛主席说，党内的事儿我负责，那些事儿归少奇同志管。从那时候起，这个事儿就落到我身上了。就是拆。 　　

新京报：之前我是看一些书里说，毛主席希望从天安门上望下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孔庆普：下令拆的是刘少奇。1950年定规划的时候，梁思成提了一个意见，把政府部门集中在西郊新市区。那么，老区怎么办呢？老区跟外边得有联系，联系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城墙顶就得拆豁子。后来拆了豁子，城墙都乱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提出，出豁子以后城墙都分了段了，可以每段都盖一个公园。那道路怎么办呢？华南圭、单士元这些老同志们就说，这个老城里39万多人，生活必需品得要供应，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 　　

给城墙开豁口是老百姓生活所需

新京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孔庆普：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有人问那城里头40万人上哪儿去？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就没吃的，你倒垃圾爱怎么倒怎么倒。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你排出来的垃圾，都得运进来和运出去啊。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推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是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消纳。 　

新京报：梁思成1950年2月就和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　

孔庆普：主要是解放后情况不一样。一是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还有，战争一结束，人口增加也很快。而且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非常多。包括官员，服务人员，还有驻军、警察都增加了。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然后，梁思成没词儿了。陈占祥先是跟着梁思成一块儿搞了一个梁陈方案，然后他变卦了。陈占祥主张，北京城他同意开城墙豁口，不开的话，变成一个死城不行。中央说了，要把北京变成一个生产城市，发展轻工业。这样的话，那城墙豁口就得拆，不拆不行。陈占祥一变，不同意开豁口的，就剩梁思成一人了。所以这样，这豁口，就基本上开定了。1950年10月11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六个城墙豁口。这个在会上一说，谁也没有反对。梁思成在那儿，他也没反对。 　

新京报：原来城墙开豁口还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孔庆普：从这儿一开始，一扒豁子，这老百姓说，行了。原来设计的时候，东边两个，北边两个，西边两个。后来扒豁口的时候，东边的豁口外边修木桥，东边两个是我做监工员。六个战备城墙一修完以后，到第二年，各个豁口的交通流量迅速增加，就把豁口修成正规路了。这一弄，老百姓建议开更多的城墙豁口，以连通城内外的道路。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对城区道路交通不畅的问题，综合了四条意见，市政府将汇报材料转给了建设局，要求建设局按道路规划提前分批逐步安排开辟更多城墙豁口工程。

新京报：你们当时是否有计划要拆多少个豁口？

孔庆普：那时候我们建设局拆多少豁口，拆多少条路，也搞了规划。第一批工程计划安排五条道路和五座城墙豁口。但是，方案交到都市计划委员会后，都委会几次开会都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主要是梁思成不同意。

1951年1月下旬，吴晗副市长召开了开辟城墙豁口专题座谈会。

1951年，开辟了东直门北小街、陶然亭、架松（劲松）三个豁口。

1952年，又开了武定侯、左安门东、宣武门三个豁口。

1953年开了永定门、陶然亭（扩建）、雍和宫、范家胡同、东总布、东直门、广安门豁口，以及二号豁口的扩建。

1954年又开了白纸坊、费城门两座豁口。

1955年开了朝阳门、安定门、广渠门北城墙豁口。

1956年又开了龙潭湖城墙豁口。 　　

梁思成同意拆除西便门城门

新京报：开这么多豁口，梁思成一直不同意吧？　　

孔庆普：1953年以前，要开城墙豁口，都需要经过都市计划委员讨论通过后，报市政府批准。每一次开会，梁思成就讲，“中央机关就不应该设在老城里”。后来，彭真市长生气了。在1953年6月，成立了一个首都规划小组，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小组设在动物园西边的畅观楼，所以，这个小组也叫“畅观楼小组”。以后，建设局有关开辟城墙豁口就不再报到都委会，直接报畅观楼小组审议后，由规划小组上报市政府。等于绕开了梁思成。梁思成生气了，他找副市长吴晗诉委屈。吴晗不但没支持他，还给他讲一些道理，说服他。这时候起，梁思成就没有说话机会了。

北京的城楼，是1952年9月开始拆的。大面积、大规模拆外城城墙，是1956年开始的，到1958年就拆光了。 　　

新京报：梁思成一心一意想把老城保留下来，结果愿望落了空。这是因为他当时的想法太超前了吗？ 　　

孔庆普：主要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不到。北京不是个小城。像山西平遥，没多少人，好办。北京城内近40万人生活，这不是个小数目。比如拆西便门。开会的时候，谁都不发言，都等着梁思成。梁思成说，这个城门非拆不行。他说我考察了，这个城门才三米多宽，光走一个大汽车，别人就走不了。这边是护城河，城门里头又有铁路，我看现在不行，我同意拆。梁思成一同意，大家都同意了。

来源：新京报

所以，为什么要说郭沫若非要拆墙

ps：这个事本质上就是战乱结束后城市发展过快，城墙开始成为城市发展的负担，从记录上看北京老城内40万人，北京一共420万人，这4百多万的民生成了新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城内离城门远的地方需要多饶二里路才能出城，城外也得多饶二里路才能进城，这种情况下开豁口已经拆墙成了必须进行的问题。一开始北京的领导们也想把城墙保存下来，但快速的城市发展已经无法容忍老旧的城墙了。一开始全部保存就是不实际的，老梁实际上就应该重点要求保护城门，留一段城墙。结果最后因为开豁口，旁边就会说凭什么他开我不开，最终都拆了。特别是那个城门，太窄，现在看来应该修环岛，但当时没这个条件啊。最终也留下来一部分，比如德胜门，前门。

7、爷爷这一说法的来源则是一首名为《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的诗歌，但是这首诗歌在网上标注的出处为《郭沫若文选》第12卷，以及高晓松的《鱼羊野史》。但是对郭沫若有研究的学者都知道，《郭沫若文选》一共4卷。

应该是谣言，因为要是他写了，那么九成九在当年都会被编成歌谣。这样全文流传的应该很广泛。可现在你能看到忠字舞，看到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但爷爷这个你找不到。甚至连上下文都没有，就高的一句话。

附老郭作品：

a、诗集：《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百花齐放》《新华颂》《迎春曲》《天上的街市》等等；

b、诗歌代表作品：天狗 、笔立山头展望 、凤凰涅盘、战声、罪恶的金字塔 、天上的街市 、骆驼 、晨安、夜步十里松原 、黄浦江口 、血肉的长城、太阳礼赞 、春莺曲 、莺之歌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诗的宣言 、炉中煤 、霁月、郊原的青草

c、历史剧本：《屈原》(已拍摄发行)《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武则天》《聂嫈》《高渐离》；

d、回忆录《洪波曲》

e、评论集《雄鸡集》

f、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郭沫若文集》(38卷)等。

g、翻译书目

《茵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年，泰尔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歌德著、1922年，泰东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年，商务

《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1926年，泰东

《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1928年，创造社

《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年，创造社

《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8年，上海乐群书店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21年，神州

《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1935年，光明书局

《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年，群益

h、著作书目年份及出版社介绍

《黄浦江口》

《女神》(诗集)1921年，泰东

《瓶》(诗集)1927年，创造社

《前茅》(诗集)1928年，创造社

《恢复》(诗集)1928年，创造社

《水平线下》(小说、散文集)1928年，创造社

《我的幼年》(自传)1929年、光华

《漂流三部曲》(小说、戏剧集)1929年，新兴书店

《山中杂记及其他》(小说、戏剧集)1929年，新兴书店

《黑猫与塔》(小说、散文集)1931年，仙岛书店

《后悔》(小说、戏曲集)1930年，光华

《黑猫与羔羊》(小说集)11931年，国光

《今津纪游》(散文集)1931年，爱丽书店

《桌子跳舞》(小说、散文集)1931年，仙岛书店

《文艺论集续集》(论文集)1931年，光华

《创造十年》(回忆录)1932年，现代

沫若文集第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08

(少于10人评价)

收入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包括《我的学生时代》《创作十年》《创造十年续篇》《今津記遊》《山中雜記》《路畔的薔薇》《水平線下》《集外（5篇）》。

沫若文集第八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09 / 1.6元

(少于10人评价)

收入沫若自傳第三卷《革命春秋》，包括《北伐途次》《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海濤集》《歸去來》。

沫若文集（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3 / 1.1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等诗集中的作品及其他集外诗作，分为六辑。若文集（第六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5 / 1.20元

(少于10人评价)

本卷收入《沫若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包括《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霾》《初出夔门》四篇沫若文集（第九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9-9 / 1.75元

(少于10人评价)

本卷收入《沫若自传》第四卷之《洪波曲》、《芍药及其他》《苏联纪行》《南京印象》。沫若文集（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3 / 1.6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卓文君》《王昭君》《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五个剧本及其附录。若文集（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3 / 1.6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战声集》《蜩螗集》《新华颂》《卷耳集》《屈原赋今译》等诗集及其他集外诗作，分为六辑。沫若文集（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3 / 1.5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三个剧本及其附录。沫若文集（第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4 / 1.9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作者从1918年至1947年间所作中短篇小说三十八篇。其中大部分曾分别收入《塔》《水平线下》《橄榄》等作品集中；《落叶》和《一只手》则刊印过单行本。

PS：说实话，要是老郭不回国，估计也跟其他人一样，换成可以理解的辩解了，一句普通人不就够了吗。而且他还有理由，被kmt通缉。有排面，日本元老拉拢。有借口，家庭。49年后也会被当成统战对象争取。问题是他回来了，45岁舍弃家庭事业，回到了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亡国的祖国。所以才说他是大节无损，有古之名士之风。

定陵是明史专家吴晗主张挖的。 1955年10月9日，邓小平，李富春，郭沫若，吴晗，余心清等到十三陵郊游，吴晗提出挖一座试试看，得到了邓小平副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的赞同。10月13日，吴晗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郭沫若签了个名，背锅。

10月13日，吴晗在给郭沫若的信函中说：

“郭老：

发掘长陵事，和各方面谈，都表示赞成。

拟一报国务院稿，可用否，请斟酌改正。

请你领衔，范文澜、沈雁冰、邓拓、张苏都会签名赞成

的。

（吴晗再找郭沫若之前是先找了这四个人取得了他们的同意之后才给郭写的信，所以信中才说这四个人都会签名赞成，这四人的职务：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国科学院历史三所所长范文澜、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张苏）

候复。即颂

敬礼！

吴晗

十，十三 ”

10月13日当天，郭沫若接到吴晗的来信后，也即刻对吴晗起草的报告作了几处文字上的修改后，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还在吴晗来信的天头上写道：“报告稿在文字上略略修改了一些，请在斟酌。我已签上了名。”

第二天，吴晗根据郭沫若的意见，又将报告认真的推敲修改了一番后，便拿着郭沫若寄回的信函和修改后的报告，分头去找沈雁冰、范文澜、邓拓和张苏审阅、签字。他们都十分郑重地先后签下了自己名字。沈雁冰、张苏、邓拓还在吴晗给郭沫若的信上写上了自己的意见。

1955年11月23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向国务院作了汇报，提出将永陵作为试掘的陵墓。

他在报告中写道：鉴于长陵已有600余年历史，很可能地层已发生变化，土壤产生淤积等情况，建议正式发掘前，进行一次科学勘测。根据勘测结果和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先在永陵进行部分试掘，以便积累经验，拟定开发长陵的详细计划。

永陵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世宗朱厚熜，也就是嘉靖皇帝和陈氏、方氏、杜氏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由于嘉靖皇帝在位时间长达45年，所以永陵修建时间也很长，其规模在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保存情况较好。

可是，对永陵的勘探工作依然一无所获。无奈之际，“长陵发掘委员会”决定将发掘目标转向定陵。

长陵发掘委员会7位委员分别是余心清、尹达、夏鼐、王冶秋、张季纯、刘仲华、吴晗。并无郭沫若。（开挖前最关键的一次会议《夏鼐日记》清晰地记载了这一挖定陵决策出台过程： 1956年8月17日（星期五）……我建议将定陵停工，改作献陵……1956年8月19日（星期日），上午与陈滋德、朱欣陶、赵其昌诸同志一起至西郊公园，与吴晗同志商谈明陵发掘事，他们仍主张（除赵君外）继续发掘定陵。）

直到1957年6月17日（1957年5月定陵挖开，1956 年 5月 17 日工作队在定陵挖下第一锹土,到1957 年 5 月19 日找到金刚 墙的封口），才在吴晗的提议下，为了保障发掘工作有序进行，委员会增加了郭沫若等7人。事实上，当年挖定陵，是非常非常慎重的，文物保护也是很慎重的，阵容可以说空前绝后。（这文章没说的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2015年挖出文物才得到科学保护（自1956年定陵发掘以来，十三陵一直没有专业的文物储藏库，定陵出土的3000余件文物在院内的普通平房里经历了近60载寒暑。直到于2015年11月19日，明十三陵“文物大搬家”工作宣布完成，定陵出土的3000余件文物重回“地下”，搬入政府斥资3000多万元修建的地下文物库。），76年之前的18年能算老郭头上，76年之后的38年又算谁得）

又有人诬陷北京城墙是郭沫若拆的，这班人真和郭老不死不休。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先不说拆城墙的对错，问题这事和郭沫若真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各种诬陷全算再老郭头上了。辛亏有当事人的回忆文章。

为什么郭沫若非要拆除北京城墙，这样真的好吗？

我在这个问题底下直接引了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拆北京城墙真是和郭老一点毛的关系全没有。

有人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郭沫若写给斯大林的祝寿词来攻击郭，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49年11月什么时候，咱们正在和苏联谈援助的时候，为了和苏联搞好关系连主席全远赴苏联为斯大林祝寿（12月21日，即斯大林生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主席送给斯大林的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主席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在给斯大林的贺电中，毛泽东这样写到：“主席先生！值阁下七十寿辰之际，我荣幸地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并祝愿全世界的和平堡垒苏联在阁下领导下日益巩固和发展。”毛泽东在宴会上的贺词曾屡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在祝寿期间，斯大林虽然未能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时过20多天之后，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领导人最终还是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此举宣告主席访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郭老这个举动完全是为国牺牲，咱们那个时候有求于苏联有求于斯大林，一方面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苏联当时还控制着东北铁路，占据着旅大，毛主席要借祝寿之名与斯大林谈判重新签约争取援助，中国处于弱势是不争的事实，为此营造良好的气氛并无不可。郭老说两句好话带来的是国家的巨大利益，有什么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