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查士丁尼对东哥特王国的再征服？它对意大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吗？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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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的哥特战争本身造成的破坏有限，导致意大利人口近乎腰斩、旧有商业秩序坍塌、城市文明严重退化的是另外两个并行因素：气候与瘟疫。

先说气候。自公元二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罗马温暖期（Roman Climatic Optimum）的结束，地中海盆地的气候愈发不稳定，极端天气多发，由此带来的自然灾害也趋于频繁。到查士丁尼在位的公元六世纪上半叶，地中海气候触到了不稳定期的峰值，其代表性标志之一即是冬季大陆气候的整体偏冷——比如此前塞萨利的山间地可以种植橄榄，到这会儿已经冷得无法再维持；不列颠北部在公元二、三世纪是可以开垦葡萄园的，到这会儿也已经养不活了。气候不稳定带来的各类自然灾害会直接打击农业生产，例如尼罗河从三世纪中叶开始，旱涝周期就越来越不稳定，到四世纪时甚至出现短时间内洪涝期完全消失的情况，结果导致埃及粮食产量严重受挫，进而影响到那些依赖埃及粮食出口的地区。

这种由自然气候因素导致的灾荒在公元535年-536年达到了顶峰。虽然对于具体起因尚存在争议（一般认为是发生在马来群岛的一次火山爆发，但也有人认为是一次小行星撞击事件），但结果是十分清楚的：公元536年全年严寒，八月飞雪，从爱尔兰到叙利亚的农业生产皆遭到毁灭性打击，部分地区在之后三年里年年绝收。

536年恰好也是贝利撒留在雷吉乌姆登陆（6月）、打响意大利战争第一枪的时间所在。与东罗马军队一同出征的普罗科匹厄斯目睹了突如其来的极端气候，在《战争》中如是记录到（附本人垃圾翻译）：

καὶ τέρας ἐν τῷδε τῷ ἔτει ξυνηνέχθη γενέσθαι δεινότατον. ὁ γὰρ ἥλιος ἀκτίνων χωρὶς τὴν αἴγλην, ὥσπερ ἡ σελήνη, ἐς τοῦτον δὴ τὸν ἐνιαυτὸν ἅπαντα ἠφίει, ἐκλείποντί τε ἐπὶ πλεῖστον ἐῴκει, τὴν ἀμαρυγὴν τὴν αὑτοῦ οὐ καθαρὰν οὐδὲ ᾗπερ εἰώθει ποιούμενος. ἐξ οὗ τε ξυμβῆναι τοῦτο τετύχηκεν, οὔτε πόλεμος οὔτε λοιμὸς οὔτε τι ἄλλο ἐς θάνατον φέρον τοὺς ἀνθρώπους ἀπέλιπε. χρόνος δὲ ἦν ὅτε δέκατον ἔτος Ἰουστινιανὸς τὴν βασιλείαν εἶχεν.
也正是在这一年，出现了一件最为可怕的凶兆。太阳发出的光不再明亮，而是像月光一般，整年如此；接着太阳开始变得越来越像在日食里，散射出未曾有过的模糊光线。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人们将难逃战争、瘟疫与其他一切引向死亡之物。这一年是查士丁尼在位的第十年。

同时期的其他文献（如《阿尔斯特年鉴》）也普遍记载了于536年出现的极寒天气，以及随之而来的农灾与饥荒。由树木年代分析得出的结果也证实了同一时期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反常气候。由描述来看，火山活动和天体撞击事件是最有可能的两个解释。其中具体缘由为何不是本答案要讨论的，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之后又发生了些啥：

贝利撒留在意大利登陆后的六个月里节节胜利，先后拿下了那不勒斯和罗马，但是很快就因为后勤补给与兵力分散等问题而不得不转攻为守，此即从公元537年3月一直持续到公元538年3月的第一次罗马围城战。守城的一年里，双方实际上都面临着物资匮乏的问题；罗马军队好歹有着东帝国源源不断的后勤供应，稳住阵脚后也不慌，相比之下东哥特人就不得不在本土搜集粮食物资。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536年地中海全境的农田基本都遭遇了绝收，老百姓自己都已经吃不饱，此时再背上由战争带来的征粮、征税负担，要么四散逃亡更偏远的地区，要么便成为准军事化的流民集团——无论作何选择，结果是一样的：乡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饥荒与战争叠加带来的灾难后果导致意大利中北部许多地区出现十室九空、饿殍遍野的情景。

然而这还远没有完——别忘了哥特战争可是从535年一直打到了554年才算告终，前后整整拖了近20年，期间光是罗马就经历了三次围城战（537-538，546，549-550），到第二次围城结束之际城中基本上已经空空如也；等到东罗马人最终获得胜利时，罗马城内不过余下几千饥民而已。东罗马与东哥特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的长期鏖战，最受罪的毫无疑问就是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平民老百姓——饿死的、冻死的、在乱军之中丧命的，数不胜数。

哦，我似乎还忘了说一件事——公元540年，仅仅四年后，北半球气候又发生了一次极速转冷，同样导致地中海地区当年几近颗粒无收。对这第二次极端寒冷的解释同样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是发生在中美洲的另一次剧烈火山活动，也有人认为这仅仅是第一次气候异动的余波。我们同样不去关心对具体原因的探究，只关注它对于仍在僵持着的意大利战局意味着什么。

到公元540年，亚平宁半岛中北部已经是一片被反复轰炸过的焦土——米兰已经化为一片废墟，拉文纳战事正酣，中部乌尔比努姆、奥西努姆、费苏拉一带经过反复围攻争夺已经残破不堪；即使你有幸躲过了以上所有战事焦灼的区域，你也必须要解决眼下最紧迫的问题：天越来越冷、自己却没饭吃。

即使撑过了公元540年，等待幸存者的也不过是更糟糕的消息：其一，东哥特人在新王托提拉的领导下展开了新的一轮攻势，并将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将战火烧到原本未受到多少战争破坏的意大利南部乡间。其二，东方来了一位客人：鼠疫杆菌。

查士丁尼大瘟疫的许多细节，今天已经不得而知；比如对于死亡人口比例的估计，从占世界人口10%到30%不等。而在东罗马帝国境内，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这一比例可能高达40%到50%。再比如瘟疫传播的具体路线与时间经过，目前也缺乏详细记述；但基本可以确定，到公元543年初，瘟疫已经在意大利登陆并大量收割人命——还没被饿死、冻死、战死的人们大批大批的病死。

其实说到这里，我觉得已经可以粗略地整理出一条演变逻辑了：气候不稳定导致天灾，进而影响到农业生产，严重者则引发饥荒；饥荒一旦发生，一方面动摇统治，一方面降低人口的整体健康水平，为原本难以获得爆发机会的瘟疫提供了亮相机会；瘟疫夺走大量人命，意味着大量社会分工的丢失与原有协作体系的崩溃；而类似于鼠疫这样的瘟疫，由于爆发期可长至百年，隔三差五爆发一次收一波人头，便使得人口长期处于低水平，进而意味着经济短时间内难以恢复至灾荒前的水平，长此以往则不可避免地引发生活水平的整体下滑，即部分学者所称『文明退步』；顺着这条逻辑链走下去，我们看到的便是哥特战争后意大利的那副萧条景象。

说到这里必定会有人提出质疑：题主是否是在鼓吹环境决定论？答：非也。

自然环境变化与罗马帝国兴衰确实存在一定正相关关系，但肯定谈不上决定因素。如果不信，只要看一看三世纪危机高潮期间罗马那副怂样就行了——在公元270年的罗马，上面那串逻辑链条上的各种因素几乎都凑齐了：气候持续异常（这一时期东地中海的旱灾与尼罗河的反常旱涝期都十分严重），瘟疫肆虐（以居普良大瘟疫为代表），外敌入侵，战乱不断，连政权统一都已经做不到（西有高卢自立，东有帕米拉分裂，皇帝本人的政令也仅在意大利本土算数）。然而就是这么怂的一个罗马帝国，不仅没有在三世纪嗝屁，反而在四世纪来了一回伟大复兴，甚至在许多领域的成就都超过了更为人熟知的『罗马治世』（Pax Romana）。反倒是到了五世纪，尤其是五世纪的最初二十年，地中海气候较此前一个半世纪更加稳定，结果西罗马帝国偏偏是在这一阶段开始大量失地、在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陷入被动。可见气候作为一个外部的客观存在，确实会发挥作用，但远远谈不上决定因素。

至于如何评价查士丁尼对东哥特的再征服？我觉得我用一句话就可以回答了：

查士丁尼一辈子都梦想着带领帝国回到那个他心中的光辉过去，却万万没想到自己一步步用行动敲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周末闲暇时写了这个回答，手边没啥参考书，等有空了会补一个参考文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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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catcher 揽月大佬已经说的很好了，我再补充一点人为因素吧。

在540年，第一次哥特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贝利萨留斯率领的大军将哥特人彻底堵在了拉文纳，走投无路的哥特国王维提却斯向查士丁尼提出了非常诱人的议和条件——放弃对意大利南部和中部的实际控制，只保留意大利北方的领土，向皇帝臣服，在战时向皇帝派出3000人的部队。总而言之一句话——安心给君士坦丁堡当狗。查士丁尼看到这个条件，大喜过望，当即准备与哥特人议和。而他显然也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首先，此时议和达成了战争目的，哥特人内部的武功派贵族在经历了罗马军队的打击之后，早已噤若寒蝉，以亲罗马的势力必然占据上风。东哥特将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温顺，惩戒暴哥扶持傀儡政权的作战目的已经完成。第二，只保留意大利北部的哥特王国处于意大利南部和伊利里亚罗马军队的夹击之下，北方是早有鬼胎的墨洛温，三面夹击之下的东哥特只能乖乖当罗马的马前卒，为帝国阻挡法兰克人的力量，如有二心，受到夹击在所难免。这的确是一个富有政治家风度的考虑，但是可惜他的前线大将并不理解。

贝利萨留斯听到议和的消息后，顿时怒不可遏，他也有愤怒的理由，无数的鲜血，多年艰苦奋战才得来的灭国之功转眼就要从手边溜走，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于是，他开始了一系列神操作：调开对自己不满的将领，接受哥特人拥立他的条件赚开城门，然后反悔……就这样，哥特战争的第一阶段在表面上结束了。但是他带来了几个后果：一是受骗的哥特人感到愤怒，残存的哥特贵族在托提拉的旗帜下聚集起来继续作战。二是原本深受皇帝信任的贝利萨留斯开始受到怀疑，虽然他的好友普罗科比在作品中极力为其开脱，但我们不难想象在查士丁尼的立场上看到的一切，拜占庭最闪耀的一颗将星从此开始暗淡。第三是查士丁尼彻底丧失了对意大利战场上将官们的信任，数年未向此地指派最高指挥官，导致托提拉做大。最后在战局糜烂之时也只敢派出亲戚日耳曼努斯和太监纳尔泽斯。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在540年就可以结束的战争，但是最后却打了二十年，或许这就是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