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为何发生在希腊？而不发生在其他地区？ 第1页

首先必须理清一个概念：1821年爆发的希腊独立战争，究竟是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答主认为不显著。按照一般定义，资产阶级革命指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对象为国内封建社会制度的革命；而希腊革命后，英、法、俄取代了奥斯曼帝国成为希腊政治舞台上新的超级玩家，坐在王位上的则是一位巴伐利亚王子；革命后的希腊虽然在人口构成上发生很大变化，但基本的社会阶级结构并未改变。由后者，及1832年《君士坦丁堡条约》中对希腊政治秩序所做的安排可以看出，希腊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属性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希腊革命亦不能被称为一次民族革命；这从革命一方参战人员的民族构成即可见一斑——其中即包括了土生土长血统纯正的希腊人，也不乏各种来路的「罗曼利亚人」（Rumelian）。所谓「罗曼利亚人」，指的是出身奥斯曼帝国下辖罗曼利亚省（Eyalet of Rumelia）之人；该省治地包含了希腊北部、色雷斯、马其顿及巴尔干中南部许多地区，可想而知该省民族构成相当复杂。

（图片来源：维基用户Underlying Ik，资料来自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原图戳此）

1821年革命爆发后，大量「外乡人」（ἐξωτικός，原本表示外国人，后来逐渐演变为指代一切来自希腊以外地区的人）踊跃加入革命军阵营，共同团结在基督教（严格来说是希腊正教）的大旗下与奥斯曼政府作战。这其中有几位是颇值得一提的，比如直至今日还被许多希腊人奉为民族英雄的马尔科斯·波扎利斯（Μάρκος Μπότσαρης, Markos Botsaris），实际上出身伊庇鲁斯一个叫阿尔文（Αρβανίτες, Arvanites；也被称为Σουλιώτες / Souliotes，以骁勇善战闻名的民族-宗教团体）的部族，是典型的「外乡人」。波扎利斯以在战场上勇武无畏的作风而出名，他最终战死在卡尔派尼西（Καρπενήσι）亦是因为率先锋部队深入敌阵（差不多是以一敌十的军力对比），寡不敌众而亡。尽管今天阿尔文人与希腊人之间已经不存在什么分别，但在希腊革命爆发的时代这二族却是有着明确民族认同界限的不同人群。

另一位在希腊独立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外乡人」则是约翰尼斯·克勒提斯（Ιωάννης Κωλέττης, Ioannis Kolettis）。克勒提斯是出身于伊庇鲁斯的阿罗蒙人（Aromanians，属于弗拉赫人Vlachs的一支，19世纪时希腊人以弗拉赫指代阿罗蒙人），与阿尔文人类似，今天的阿罗蒙民族认同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许多场合下往往以语言而非种族来定义阿罗蒙人，但回到19世纪上半叶，阿罗蒙人与希腊人是地地道道的两个民族。克勒提斯在战场上表现一般，在1824年内战中也屡次做出错误决定，但在政治舞台上却是大放异彩，他在1834年和1844年两度出任希腊总理，对早年间希腊政治的影响极其深远。他提出的「伟大理想」（Μεγάλη Ιδέα）概念，极大推动了希腊民族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也为此后奥斯曼帝国一系列针对希腊人的政策埋下伏笔——一个非希腊人为什么对希腊民族主义如此情有独钟？回到19世纪上半叶的时代背景里，共同的宗教信仰是最合理的答案。

亮明答主的观点：希腊革命，本质上是一次组织混乱，过程复杂，但结局意外成功的宗教革命。生活在18世纪的希腊作家、思想家与革命先驱里加斯·费拉奥斯（Ρήγας Φεραίος, Rigas Feraios）在其1797年出版作品《论对罗曼利亚，小亚细亚，迈索吉安群岛与弗拉赫地区居民的新型政治治理》（本人渣翻= = 原标题Νέα Πολιτική Διοίκησις των κατοίκων της Ρούμελης, της Μικράς ασίας, των Μεσογείων νήσων και της Βλαχομπογδανίας，后两个地名均不认识）中就曾提出，包括弗拉赫人与阿文人在内的各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都将与希腊人在宗教的大旗下结合为一个共同体。由此亦可见希腊革命中的宗教成分远远高过其民族成分，希腊民族主义的真正抬头还得归功于此前提到的克勒提斯等一批希腊建国后的政治家的长期努力宣传与呼吁。

以上论述了这么多，还未正面回答题主的问题，接下来我简单总结一下我的理解。希腊地区最先燃气革命之火，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本土文化较完整的留存，以及随之留存的强烈本土认同。奥斯曼统治时期，希腊以及前拜占庭帝国治下的许多地区依旧长期以希腊语为日常用语，而奥斯曼当局对于希腊地区的强势文化虽然谈不上欣赏与纵容，但也的确没有多加遏制，基本实行了语言与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即使随着大量穆斯林人口的涌入，希腊本土的文化认同也并未就此被冲淡，以希腊正教和希腊语言为纽带，形成了强大的本土凝聚力——只不过此时用「民族主义」来统括还为时过早。

二、奥斯曼中央政府对巴尔干地区的统治不利。19世纪奥斯曼帝国军事实力日渐衰微，对巴尔干许多偏远山区的控制逐渐瓦解，这直接导致山贼（κλέφτης, Klepht）四起。这些罗宾汉式的山贼专门与官府为仇作对而在民间享有不错的声誉；奥斯曼政府为了应对这一情况而征召被称为Αρματολοί / Armatoloi（不会翻译￢＿￢）的民兵部队，给予这些人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专门负责剿灭山贼。久而久之，山贼不仅没有被彻底剿灭，反而逐渐与这一批民兵将领相融合，形成了巴尔干地区新的本土精英统治阶层，而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对此也只得默认。这些新近崛起的本地军阀的效忠未必指向奥斯曼政府，而往往是指向与他们利益直接关联的本土最具权势的群体；在和平年代，这样的局势尚可维持，但一旦战争爆发，巴尔干的许多军阀会在维护自身利益的逻辑下很自然地倒向革命军一方——事实上这也正是1821年后屡次出现的情况。

三、启蒙思想在希腊的率先生根发芽。在奥斯曼统治的各个地区里，希腊是最早接受西欧启蒙思想浸染的地区，其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和多样化；答主认为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原因是希腊发达的商业文明铸成了一个作为社会中坚力量存在的商人阶级，这批商人逐渐成为了希腊与西欧（当时主要贸易对象为意大利）文化交往的中介，他们不仅将财富投入远洋贸易，更大力推动希腊地区的教育基础建设，兴修大学经院并将子女送往西欧接受教育，启蒙思想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传入希腊。而希腊本土化的启蒙运动，其最大一点特色即使强调本土文化的复兴与对希腊人身份认同的重新评估，这与第一点里提到的本土凝聚力几乎无缝对接，进一步强化了希腊人与奥斯曼帝国间久已有之的隔阂。

更多相关内容可参见我去年的一篇文章：文化博览——浅谈奥斯曼治下希腊民族认同

希望以上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mooncatcher 的回答，应该是反映了希腊基层群众的心态：自己是作为罗马人/正教徒，去反抗穆斯林异教徒，而不是作为希腊人去反抗土耳其人。但是，对于希腊最初的“民族发明家”来说并非如此。他们对正教的态度，是矛盾甚至是反对的。

最早一批“希腊民族发明家”，受到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有很强的“反教会，支持共和制”的倾向。因此，他们把古典时代的城邦民主视为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认为基督教，拜占庭是保守落后的象征，或者说，希腊城邦对应“诸夏”，罗马/拜占庭是“大一统暴政支那”，雅典斯巴达“武德充沛”，罗马/拜占庭“费拉不堪”，急需民族发明家的拯救。教会是奥斯曼的走狗，是民族发明与现代化的障碍。早期希腊民族发明家 阿达曼提奥斯·科拉伊斯（Adamantios Korais） 如是说：

主教们把基督教当成暴政的工具，教堂鸣钟，就像使唤奴隶的魔铃。奴隶不得不和主教一起祈祷，主教们觉得那祈祷就像魔铃一样，能治愈负罪者的良心。

同时，普世牧首和教会上层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反对革命，普世牧首 额我略五世（Grigorios V）甚至开除了所有起义者的教籍。相反，基层神职人员积极用宗教热情动员群众，当然，是用罗马人的名号。所以，希腊独立战争，在当时群众的认知中，是“罗马复国战争”。

然而希腊独立战争的胜利，并未改变群众和精英在认识上的分裂，“古典吹”上层和“教会粉”群众，以及《伦敦条约》送来的德意志王室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共识并不多。精英们把首都移到早已衰落成一个小镇的雅典，还建立了雅典大学，竖起雅典娜的神像，把古典时代的希腊语作为新国家的官方语言，这些行为在普通信众眼中都是难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亵渎。

同时，来自外国学者的“挑战”也促成了希腊精英对自身民族性的再思考。有一个“19世纪的何新”Jakob Philipp Fallmerayer，提出了这么个观点

希腊种族已经彻底灭绝了，他们的形体美，智慧，内在和谐，简朴，艺术，体育，城镇，村庄，还有宏伟的圆柱和神庙，全消失了。甚至他们的姓名，也消失于历史长河中，今日的希腊基督徒的血管里，没有一滴古典希腊的血。

他认为斯拉夫人彻底取代了希腊本土的古典希腊人，认为古典时代和拜占庭时代是断裂的，古典希腊和现代希腊国家没有任何关系，现代希腊人是拜占庭时代遗留下来的斯拉夫人。这当然引起了希腊精英的愤怒，新希腊的官员，听到“拜占庭”这个词就会暴跳如雷，就像现代中国人听到“支那”这个词一样。这个荒谬现象说明初代的希腊民族主义理论有很大问题，如果像启蒙思想家一样认为古典希腊和中世纪希腊之间是断裂的两个时代的话，那么这位“何新”的观点就很难反驳：既然古典希腊和基督教拜占庭是两个文明，古典希腊文明是如何在湮灭两千年后，成为现代希腊的呢？

这就需要一套全新的话术来改良希腊民族主义理论了，Spyridon Zambelios是第一个试图改进理论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希腊文明有三个元素：古典希腊元素，基督教元素和罗马元素，三者缺一不可，是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他的这套理论被Konstantinos Paparrigopoulos 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了第二代希腊民族主义理论：

古典希腊国家，也就是那些城邦，他们要是不消失的话，希腊就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体。他们消亡后，这些城邦的遗存接纳了亚历山大大帝，基督教，君士坦丁大帝的改造，根据形势的需求和新的历史使命不断转型，拯救过去的自己，并持续在世界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希腊的三次连续的重生，是希腊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一个特色。

希腊与基督教的融合，就像古典希腊和马其顿的融合一样，基督教拥护最高贵的信仰和文明准则，至今还在开化人类文明，安抚人类的生活。基督教的教化，通过希腊文明和语言传播开来。

没有基督教，希腊文明无法活过动荡的晚期古典时代；没有希腊文明滋养基督教，基督教也只能是巴勒斯坦的一个地方宗教，无法成为真正的普世宗教。

至此，希腊精英才真正找出了一套调和三个时代（古典希腊，东罗马，现代希腊）历史关系的民族主义理论，精英与群众的认识，在这种调和论下达成统一。

总结一下，最早的希腊民族主义运动发源于海外希腊人，他们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试图恢复希腊古典时代的荣光。也正因为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们对东正教的态度绝对谈不上正面。用史圈话术讲，他们是一群“古典吹”。但是在“革命实践”中，他们很快意识到，不靠信仰差异，根本就无法动员基层群众，因为对群众们来说，希腊是个遥远的概念，他们眼中的帕特农神庙，就和埃及农民眼中的金字塔一样，和自己的族群没多少关系：他们自认为是罗马人，而不是希腊人，希腊人指的是多神教徒。（关于罗马这个概念和基督教的绑定，我想知乎上的拜史爱好者已经做过足够的科普了，这里就不再多讲），参见

在现代希腊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启蒙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论争贯穿整个19世纪上半叶。最终，二者在一个新的理论下合二为一，即一种“通三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从古典希腊，到东罗马，再到现代希腊，这三个时代的希腊文明与民族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希腊传统和基督教没有根本冲突，希腊的前一千年（古典时代）和后一千年（东帝国）互不否定，基督教与希腊文明互不否定。没有基督教，希腊文明无法活过动荡的晚期古典时代；没有希腊文明滋养基督教，基督教也只能是巴勒斯坦的一个地方宗教，无法成为真正的普世宗教。

18.8.19 补充

【最后的罗马人】罗马认同一直活到了20世纪。生于利姆诺斯（Lemnos）岛的拜占庭学家Peter Charanis，是这么回忆他在1912年第一次看见希腊士兵的情景的。当时他们一群孩子到广场上围观登陆的希腊士兵。士兵问，你们在看啥啊？孩子们回答：“在看希腊人。”士兵奇怪：“难道你们不是希腊人吗？”孩子们答道：“我们是罗马人。”

另外，不是说从君士坦丁大帝到启蒙运动的这段时期里就不存在希腊认同。事实上，从科穆宁时代开始，希腊认同就已经在上层知识分子中小范围传播，到了第四次十字军的时代，希腊知识分子面对法兰克人入侵，又出现了一波自我认同的混乱，更多知识分子以希腊人自居。这些论述被现代希腊的官方民族主义史学利用，来论证东罗马的希腊性，即「拜占庭只是自称罗马，本质上是中世纪希腊国家」（吐槽：一股本质主义的恶臭），详细可以看下面这条想法

关于希腊建国后的教会问题，可以参见这个回答

参考资料：Instilling Religion in Greek and Turkish Nationalism: A "Sacred Synthesis"

更详细的，然而我没看过的书

Byzantium and Modern Greek Identity

Greek Identity before the Ottom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