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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门阀现象为何随着唐朝一起覆灭?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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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集团的整体性肉体消灭是所谓“士族门阀”走向彻底衰亡的关键原因之一,私以为也是大唐帝国最终覆灭的“致命性”因素。

谭凯(Nicolas Tackett)先生在其“近著”《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里对“门阀大族”的整体消亡做过一个非常数据化的分析,并通过黄巢之乱前后的数据对比,对黄巢之乱的影响有所深挖,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拿来看看。

从黄巢之乱到朱温篡唐,二三十年间的两京动乱,将中古社会积攒下来的绝大多数曾经的门阀大族、中晚唐的京官世家全数一网打尽,被黄巢、朱温等人直接肉体消灭或受到战乱波及而间接消灭的两京大族,是朱温以降再无门阀士族的根本原因。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河阴之变之于洛阳、侯景之乱之于建康,不也造成了京师世家大族的肉体消灭么?怎么河阴之变、侯景之乱就无法终结门阀大族的社会现象级存在了?关于这一点,谭凯先生也在书中有所分析,原因就在于:从唐前期到唐中后期,随着唐帝国中央集权的常态化(相对于魏晋南北朝)、深度化(相对于汉魏),绝大多数想要维持其门第的大族都将常居地与祖坟地,从郡县迁移到了长安、洛阳以及两京走廊,大族基本上只有通过世代京官,通过维持其家族的两京交际圈,才能维持其家族门第。所以,我们能看到如下现象:两京地价陡增,两京与两京走廊也成为盛、中、晚唐时期绝大多数见诸史册之人的出生地、成长地、仕宦中心、墓葬所在。

河阴之变与侯景之乱所处的公元6世纪上半叶,正是南朝、北朝各自发展到极致的时期,虽然中央集权在北魏孝文帝、南梁武帝的推动下有所加强,但地方势力仍旧是绝大多数门阀大族悉心维护的根基。具言之,南梁诸王身边所攀附的士人、梁陈之际动乱中出现的各路土豪、北魏5世纪下半叶所面对的各路反抗者、从六镇起义到两魏周齐时期所展现出的各路地方豪族,都是地方大姓仍旧盘踞地方并以地方为根基的表现。谢灵运的那些分布在今日浙江北部的别业田园、尔朱荣家族世代经营牧业的秀容川都是地方豪族依托地方便能掌握一定权势的表现。所谓东晋门阀政治、北魏孝文帝门阀化改革,则是被这种社会现象所决定的顶层设计

质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门阀的理想模式,往往一方面在京城维持其交际圈、一方面深耕其在地方保留的大规模产业,京、地两头抓,正是当时之门阀大族能够势大的一个根本政治经济原因,在京城混得不好,大不了可以退据地方,像桓氏家族那般割据荆州也能做大,便是这种类型的极品了。

经过部分滥觞于北魏,全面落实于魏周、隋、初唐的府兵、均田、租庸调三制整合,地方割据性逐渐被制度化否定,从隋唐之际的动乱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各路流官[1]、流民据地起兵的现象,如关陇人杨玄感、李渊、李密、王世充等人,分别在洛阳、晋阳等地先后起兵,河东人薛举割据陇西,河北人刘武周割据晋北,并且上述诸位都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隋末乱局。至于河北人割据河北的窦建德完全就是个农民,根本不是河北地方大族,至于萧铣最初也不过是董景珍、张绣等低阶军官拥戴的类似于秦末楚怀王一般的人物,所依凭的只是其名望,并非其家族的地方势力。

唐代虽然依旧存在门阀大族,但此时的门阀大族已经是一种逐渐以在京家庭为核心的门阀大族了,绝不存在“在朝失意”便“保据郡县”的情形,一旦一个京官“在朝失意”甚至被“贬逐偏僻”,至少这个京官所在的家庭会有就此中道衰落的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

唐代社会的核心家庭要比魏晋南北朝更加发达、独立,很多曾经的门阀大族,决然不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数以千人聚族而居、割据坞堡、横行郡县的规模。在皇权较强的初盛唐,甚至皇权较弱的中晚唐,核心家庭与所在大姓大族之间的依附关系,远远不如核心家庭与官僚体制、两京交际之间的依附关系更加密切。

易言之,在唐朝,一个士大夫阶层核心家庭中的父家长是否能够出人头地,虽然出身门阀大族依然存在一定优势,但仕宦经历、诗文天赋、皇帝赏识、在京交际才是决定这个核心家庭父家长能否一生通达的主要因素。那么,对于一个唐代士大夫家庭而言,越是定居在两京附近,显然就会越有好处,无论子孙是通过荫庇、征辟、科举哪个渠道,在京总比在地强。

越来越多的门阀大族家庭盘踞在两京及两京走廊,一旦出现一个波及两京且持续时间长、造乱者不与士大夫合作的情形,那么门阀大族自然会被一网打尽。从黄巢到朱温的二三十年持续动乱,是远超安史之乱、泾原兵变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便在于,安史乱军、朱泚乱军都是与士大夫合作的政权,黄巢却不是,或者说黄巢及其手下根本就摸不清怎么组织一个政权,当黄巢还没来得及思考如何组织政权并与旧有在京门阀大族达成妥协与合作的时候,黄巢所部的劫掠属性失控了,黄巢所部(劫掠需求高涨)与两京士大夫家庭(保据生命财产安全需求高涨)彻底决裂,自然引发了灾难性后果。

当唐帝国体制养育出来的这批两京士大夫士族被黄巢一锅端以后,各路军阀自然也失去了源自中古门阀的士族人才来源,一方面唐帝国中后期的微妙平衡被釜底抽薪,彻底走向了不可逆转的衰亡,另一方面五代十国乃至北宋以降一千年的各大政权,也便不再有“中古门阀”的身影。相对于往往出自强势军头或强势北族的强势皇权而言,更加无力抵抗皇权的萝卜与大棒的“近古乡绅”逐渐成为“后一千年”的社会核心,或许也就是所谓“唐宋之变”的核心表现吧

参考

  1. ^ 中央派驻地方并能定期流动的非当地籍贯的地方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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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族门阀并不是唐朝灭亡就覆灭的,真正“断气”是北宋

以几个代表家族为例。

清河崔氏:崔协,后唐宰相。崔居俭,后唐户部尚书(后晋赠右仆射)。崔周度,后周监察御史。崔立(崔周度之子),北宋初年工部侍郎。

博陵崔氏:崔沂,后唐太子少保。崔贻孙,后唐礼部尚书。崔棁,后晋太常卿。

范阳卢氏:卢汝弼,后唐赠兵部尚书。卢程,后唐宰相。卢质,后晋太子太保。卢损,后晋户部尚书。卢导,后晋吏部侍郎。卢文进,南唐左卫上将军。卢多逊,北宋初年宰相。

荥阳郑氏:郑珏,后梁宰相。郑韬光,后晋户部尚书。郑受益(自恃门第高,与同僚不睦),后晋京兆少尹。

京兆韦氏:韦震,后梁太师。韦说,后唐宰相。韦庄,前蜀宰相。韦縠,后蜀尚书。

河东裴氏:裴皞,后唐兵部尚书。裴迪,后唐右仆射、司空。裴羽,后周左散骑常侍。

赵郡李氏:李德休,后唐礼部尚书。李愚,后唐宰相。

陇西李氏:李珽,后梁左谏议大夫。李琪(李珽弟),后唐太子太傅李专美,后晋大理卿。

京兆杜氏:杜晓,后梁宰相。

弘农杨氏(越公房):杨涉,后梁宰相。杨凝式(杨涉子),历仕五代,官至太子太保,后周赠太子太傅。

兰陵萧氏:萧顷,后梁宰相、后唐太子少保。萧愿(萧顷子),太子宾客。

河东柳氏:柳开,北宋初年如京使。

河东薛氏:薛廷珪,后梁太子少师。薛贻矩,后梁宰相、司空。薛仁谦,后周太子宾客。薛居正,北宋初年宰相,薛仁谦子。

太原郭氏:郭璘,后晋赠太傅。郭谨,后汉检校太师。郭允明,后汉飞龙使。

渤海封氏:封舜卿,唐昭宗迁洛时为中书舍人。从子封渭,翰林学士。封翘,后梁翰林学士。

武功苏氏:苏逢吉,后汉宰相。苏禹珪,后汉宰相。

敦煌张氏:张策,后梁宰相。

实际上还有一些疑似的人物,因为祖籍在列传中没有介绍(毕竟到了五代很多家族离开祖籍地已经数百年,有些只记载近几世的籍贯),这里都没有列。

从五代时期的人物传记和墓志看,士族之间联姻依然十分普遍。

二、唐朝科举制对士族有一定冲击,但有限

唐朝289年总共就录取了几千名进士,这里面士族又占了80%。

如下表(人物来自两唐书、《登科记考》):

从统计来看,安史之乱以后,士族阶层对科举的垄断甚至更严重。

因此,可以说士族在唐朝已经适应了科举土壤。

三、黄巢、朱温的打击

只是一小部分原因,不能说是主因,因为五代时期这些家族仕宦水平也没有陡然下降,而是缓慢变化的过程。比如很多人能想到的白马驿之祸。有人提到所谓“肉体毁灭”其实是无稽之谈。这些家族都是汉魏晋延续而来的,几百年的发展,房支遍布北方各地,在京城做官的只是极少数,唐末能做到高官的也是极少数。

四、士族地方根基的消亡

这个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汉光等学者有过讨论,简而言之是士族逐渐失去了南北朝时期的地方根基(宗主制度,伴随着地方武力。如赵郡李氏北魏中期曾以李显甫为宗主)。其实早在南北朝也有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唐朝的三百年让这一趋势持续、加剧。

五、朝廷的频繁更迭

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和十六国时期不同了,这个阶段的士族乡土基础很弱。

所以政权更替中也很容易受到冲击。

而且十六国政权大多保障了汉族士族的权益,沿用了九品中正制。

六、北宋的科举普及和中央集权加强

这个是很重要的因素。

很少有人关注到北宋,因为意识不到士族在五代十国依然有生命力。

前面提到,唐朝科举录取名额很少,而且80%被士族垄断。

北宋的科举名额大幅提高,又通过种种措施保障了录取流程的规范。

主要表现在:

1、录取名额的大幅增加:唐朝289年总共录取进士7000多人,明经要多一些20000多人,加起来不到30000。北宋167年录取正特奏名进士近3万人,明经还有2万多,还有一些没有记载的,加起来近60000人。北宋大幅扩招是赵光义时期开始的,所以越往后考取进士越容易。

2、读书门槛的降低:如“庆历兴学”等举措。北宋在各地兴办州县学,寒门子弟读书机会大大增加,甚至朝廷还会给寒门学子一定补助。此外,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也促进了书籍的普及。

3、录取流程的变化:北宋增加了殿试,唐朝只到省试。殿试让录取流程更完善,并且进士成了真正意义的天子门生,有助于加强皇权。

加上五代十国北方社会不稳定,文化教育也受到影响。

北宋的科举普及实际上让原本就已在衰落的中古士族雪上加霜。

所以北宋初年还能看到少许中古士族的身影(如出身清河崔氏的崔立、范阳卢氏的卢多逊、河东薛氏的薛居正),越往后越是绝迹。

七、唐朝以后为什么不再诞生新的士族?

不只是唐朝以后,实际上隋唐也没有什么新生士族。

隋唐的士族都是汉魏晋、南北朝走过来的,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形成,早期庄园经济+数代人的仕宦+九品中正制。

区别就是:隋唐虽然不再有新生士族,但旧有的士族依然顽强存在;唐以后既没有新生士族,旧的士族也逐渐衰微。

八、总结

主要因素:乡土根基的消亡;唐末五代系列战乱、政权更替频繁;北宋科举的普及。

士族在唐末五代的衰落是一个近百年的逐渐的过程,并不是某个时间某个节点突然坠落的,必须清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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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消灭自然是重要原因,但是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庶族地主的兴起。

什么是庶族地主,我之前答案写过,在此就直接复制过来了:

那么均田制衰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唐朝时期庶族地主势力的壮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所谓庶族地主,就是指随着封建王朝农业经济的发展,部分富裕农民或商人通过购买土地成为新兴地主。

在魏晋南北朝这段时期,掌握政治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主要是士族地主。所谓士族,就是世代为官的家族,从而靠门第掌握政治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人。

因为有士族地主的存在,庶族地主难以兴起。然而随之河阴之难,候景之乱,以及隋末农民战争,武则天时期对士族的杀戮。导致士族地主势力急剧衰落,到了唐朝时幸存下来的士族,往往连温饱都成了问题。

【衣冠之家,素乏储蓄,朝夕取给,犹足为忧】

此消彼长,士族地主的衰落,给予庶族地主的壮大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唐朝农业经济发展,土地对农民的束缚性减弱,让部分富裕农民能走向地主阶级。

如西京富商邹凤炽,他本来只是一个买蒸饼的小贩,但通过经商,最终发展成了:“邸店园宅 遍满海内”的巨富。

同时随之唐朝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势必带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富裕的农民和商人便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一个任何封建君王都无法抵挡的力量。

那么这股力量又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货币。

正如恩格斯指出:“当人们发明货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创造了一种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

因为唐朝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交易日益频繁,从而让商品大量流通起来。

而封建社会中,土地是获取政治权益和汲取财富的重要保障,那么土地自然就会成为一种“商品”。

亦如 恩克斯 所言:“变成商品的土地财产,从那一瞬间起,大土地所有制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而大土地所有制的表现形式便是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

正是因为土地变成了商品,被卷入了流通领域,所以在货币交易的推动下,土地买卖也随之频繁而激烈起来,于是加剧了土地兼并。

正所谓“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无数庶族地主通过金钱大量买田,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手中握有庞大的金钱。乃至政府财政拮据时要向他们借贷;节度使为了应对战事要向商人借贷;官员为了享受,自然也会官商勾结。

唐初商人“工商杂色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到唐后期“大者上污卿监,小者下辱州县”。

这巨大的转变,正说明随着庶族地主经济势力的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急剧上升。

数以万计的庶族地主用金钱的力量,让贫民,让官员,让节度使,乃至唐政府都不得不“屈膝”。在这种趋势下,虽然唐朝多次下诏禁止土地买卖、土地兼并,但都无法在长期受到成效。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私有化日益深化,土地私有制逐渐占有上风。而均田制是在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并推行的,如果国家土地制度以土地私有制为主导,那么均田制自然会是土崩瓦解。

因为封建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所有土地国有制和土地私有制的矛盾斗争,其实在亮剑那一刻,命运早已被决定了。

等到了两税法颁布时,国家不再以人丁收税,而是以田亩数量收税。

这标志着唐朝政府【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姑定额取税而已】。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唐朝不再抑制土地兼并了,既然政府不再抑制土地兼并,那均田制自然没有推行的价值了。(当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均田制也没法推行了)

当没有一项土地制度作为牢笼限制时,土地兼并便能在之后的封建王朝中肆意妄为。

唐朝灭亡后,后来的封建王朝也都无法逆转这种趋势。】

门阀士族在晋朝灭亡后,他们的经济基础是依旧存在的,所以他们自然不会消亡。

但即使他们有经济基础,如果出现了竞争势力,比如说寒门武将或者恩幸,那么士族的势力就会受到打击。

如东晋时期门阀士族“王与马共天下”,门阀士族能掌握军政大权。

但进入南朝之后,随着皇权逐步加强,寒门武将以及恩幸登场,士族的军政权力逐渐被剥夺,最终沦为类似“花瓶”的存在。虽然在文化上依旧有地位,但实权却所剩无几。

按田余庆先生的观点,门阀士族这种能掌控国家的存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东晋存在,而之后的南朝士族和关陇集团都不算“门阀士族”。

肉体毁灭是一方面,但破坏经济基础往往是同时的,比如孙恩之乱,侯景之乱等动荡,杀死士族的同时,他们的产业也会被破坏。

另外在唐朝本来就走上下坡路的士族又遇到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就是我前面说的庶族地主。

庶族地主为了兴起,那么也需要土地,于是他们靠金钱的力量去壮大自己的势力。在这种力量面前,政府都会屈服,更不用说士族了。(所以说要先经济基础产生一定的变化,之后科举制才能发挥效用。否则就跟隋朝的科举一样,开了科举,但依旧在士族的掌控之中,还不如不开。)

而庶族地主之所以会兴起,便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身依附关系减弱,同时自然经济的发展带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样富裕的农民和商人便可以进一步发展,乃至成为庶族地主。

最后失去经济基础的士族,在唐末的大屠杀中继续被肉体消灭,那自然是退出历史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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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内因导致必然,外因只是导火索。)

门阀制度消失的内因是生产力的提高。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皇室可以通过建立庞大的官僚体系来实施管理,将行政指令直接下到郡县,而不必再交由门阀代(分)管(权)。

而官僚体系的维持只需要有科举制就可以了。

因此,从南北朝时期开始,门阀贵族的势力就开始不断下降,到了武则天大兴科举的时候,门阀贵族开始逐步退出政治舞台。

但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门阀退出历史舞台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但不幸的是它遭遇了外因——黄巢起义。

黄巢此人残暴嗜杀,乃至屠城都是家常便饭。以攻陷广州为例,黄巢不但大肆抢劫外商货物,而且屠杀外商十几万人,死在刀下的国人更是不计其数。军粮匮乏时,甚至以人肉为食。

在这种人跟前,又有钱又高高在上的贵族岂能有好结果。所以黄巢攻入长安和洛阳后,把权贵成批成批地杀死。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直接导致门阀被肉体消灭。

经此一乱,门阀算是跟着唐朝一起走下了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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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说得好,士族门阀真正的覆灭是在北宋。

所谓士族门阀,其实就是贵族的弱化版,本质上也是贵族。典型的贵族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具有两个特征:

1.对于一个行政区域的物质产出和人力资源有控制权;

2.这种控制权可以自动通过血缘关系进行继承,无需任皇帝批准。

官僚符合第一点但不符合第二点,比如后世的巡抚可以控制一省的行政钱粮,但是巡抚必须由皇帝任命,皇帝说滚蛋巡抚就必须滚蛋。宋以后的大多数时间的所谓“贵族”符合第二点但不符合第一点。比如明朝清朝的王爷们说起来是贵族,爵位可以世袭。但是个个都是领朝廷俸禄的工资贵族,他们的贵族身份并不能使他们获得某地的钱粮和人力资源。

在我看来,中国由战国时代到北宋,就是一个贵族制和贵族阶级的消亡史。贵族制和贵族阶级的消亡由皇帝和儒学家共同完成。消亡的后果就是君主+儒学官僚瓜分了中国的政治权力。这一过程持续了1000年的时间,经历了三次成功两次失败:

第一次成功:秦汉时期建立大一统集权国家,典型的贵族依然存在,但是权力受到限制。比如秦国(朝)利用军功爵稀释了贵族群体;汉朝用“非刘不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推恩令”等措施压缩了贵族的权力空间,在这一历史阶段,典型的贵族逐渐演化为士族。士族相比贵族的特征就是可能没有明确的爵位,但是他们的家族依然对某一地区的物质产出和人力资源有控制权,同时这种控制权在家族内自动继承,无需皇帝同意。皇帝在当地建立统治通常还需要这些人的支持,所以需要请这些家族的佼佼者到中央任职。比如汝南袁氏,他们家有什么汝南公汝南侯之类的爵位吗?没有,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袁家是汝南真正的老大,所以袁家四世三公,因为皇帝需要依仗他们。他们就是士族,大士族,一些小士族可能没有袁家那么牛,但是也是小地方的地头蛇。

第一次失败:从东汉中后期开始,皇权逐渐压不住这些士族,曹魏设九品中正制开始算是正式放弃治疗,之后的两晋和南北朝,贵族制和贵族阶级全面复辟。皇权衰微。士族权力大扩张,所谓“王与马共天下”是也。士族已经无限接近典型的贵族。

第二次成功:从隋朝统一中国,实行科举制开始。以前选拔人才只有察举制,实际上就是士族内部提拔,选上的人大都是士族子弟。科举制使得寒族儒学家做官的可能性增加,皇帝也可以逐渐削弱这些地头蛇的势力,强化中央集权。于是皇帝和儒学家从两头挤压,士族赖以存续的根本遭到破坏。

第二次失败:唐朝中后期实力下降,在地方上依赖藩镇进行统治。藩镇的节度使名义上是官僚,但是独揽一个地区的全部权力,又长期任职,难免尾大不掉。比如河朔三镇,就干脆不鸟皇帝了,其他藩镇好一些,但是自己的地盘内还是大权独揽。这就又蜕化成了士族。而后又是五代的乱世。和魏晋南北朝一样,皇权衰微,地方上都是草头王。但是这一阶段时间不长,算是贵族制的垂死挣扎。

第三次成功:北宋建立,吸取前朝教训,完善了科举制度,又破坏了贵族制的最终根基:兵权。“杯酒释兵权”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诠释,实际上就是宋朝通过制度建设,全面剥夺了勋贵通过垄断军事力量来成为贵族或者士族的可能性。在这个基础上,儒学官僚全面替代士族成为执政的主体,贵族(士族)制和阶级最终消亡,之后的所谓贵族都不是典型的贵族。之后的斗争,就是皇权和官僚的斗争了。皇帝作为贵族制最后的总后台和最大孖遗,也将最终消亡。

我感觉这三次成功两次失败挺符合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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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是科举制度


门阀拼智力是不可能拼赢天下穷苦人的,只能拼见多识广,拼通过裙带关系得到提拔。

有科举的情况下

这两点会逼迫门阀选择集中居住。

当外部势力攻下集中居住地,且抱有仇恨之时

这就是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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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门阀是依附于皇权(或者说中央权力)的半贵族,他们的强大不仅在于拥有大量田产、堡垒和私兵,还在于他们垄断了仕官的途径。

一方面这个阶层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经济:例如说庄园经济,虽然封建贵族在秦汉就已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封建贵族制的基石——庄园经济却直到唐宋才瓦解,这些庄园高度自给自足(一个经典的段子就是:汉朝一个庄园主看到一个木制家具做的很好,但没有买,而是回去在自己的庄园花十几年的时间种植相应的树木、培养木匠,然后自己做了一个),很多大庄园主甚至能私自发行货币。

另一方面这个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知识:例如说书籍,虽然东汉蔡伦极大地改进了造纸术、东晋用纸张取代了竹简,但是记载知识的书籍还是很稀罕的,直到唐朝中后期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和普及才打破了士族门阀对书籍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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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犯罪

动机卑劣、蓄谋已久,

手法残忍、对象无辜,

主观恶性极高,

犯罪后果极重,

社会影响极坏,

群众愤慨极大,

犯罪事实清楚、定罪证据确凿,

被告人供认不讳,

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罪刑相适。

被告人死有余辜、死不足惜。


后续还有二审和最高法核准,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会在六一节前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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