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生活中有什么少为人知或被刻意隐瞒的悲惨经历？ 第1页

1、

被强奸的女知青

从1971年开始，上山下乡就开始出现强行分配的手段了，那些被认为“必须接受教育”的年轻人被迫下乡。

为什么说被迫？

为避免被发配下乡，无权无势的父母想尽了办法，有诸多女知青不得不赶紧找城市周边乡镇村的农村男子嫁了，当时郊区农村男青年十分之抢手，几乎等于村儿里智力低下的瓜娃会娶到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孩。她们穿着粗布衣服，每天累死累活地挣工分，眼神里恬静而又忧伤，但这种状态和气质，会一直被村里人嘲笑，嫌她们不会干农活。（《三个女知青的农婚》作者陈静芬，原宁波郊区庄桥公社下乡知青）。

下了乡的想要再回城就很困难了，回城有两个办法，一是争为数不多的回城名额，二是回城上大学，上大学也不是为了学文化，主要是上完大学可以参军，参军以后就可以逃离那个噩梦般的地方。

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事，人多而名额少，就会催生一系列腐败。那么，你想回城，还不肯付出什么，我凭什么把名额给你？

当时的私人物品，顶多就是瓷缸碗筷笔记钢笔绿皮棉衣，再多就真的没有了。你说你拿什么贿赂？

性。

毕竟分配给公社的回城名额有限，而书记手握生杀大权，难免会害苦一些老实的。那些泼辣厉害的，上完炕也就给放走了。老实巴交的一般就是被骗，许诺把回城名额给她，到最后又不给了。

这种情况非常多见。

当然，既然是人在做，总有出纰漏的时候。

譬如有些干部在卖名额的时候的确喜欢上了被骗奸或强奸的女知青，在后来不停纠缠，在其回城以后也不停骚扰。

有部分女知青精神备受摧残，有人就直接把犯案者告上了法庭。

这是江西省星子县隘口公社一名女知识青年，被强奸后提拔成了公社（镇级）书记，后来又当上了江西省委委员。

文革之后，该知青状告原星子县县委书记史松明、县大队书记陈述静参与强奸多名女知青。

可见，并非所有发生关系后得到提拔的女知青都是主动配合的。

在我看来，哪怕女知青当时主动配合公社书记、县委书记、大队书记，我也不认为这叫性贿赂。因为，“不跟他上炕，一辈子都别想回城”，跟“不跟他上炕，一辈子都得不到提拔”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坚定的认为这叫强行索贿，而强奸虐待女青年的情况是特别严重的：

黑龙江兵团一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50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女知青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

仅仅如此吗？

不。

一些单独或几个一起留村的女知青，不仅要承受上级的骚扰，还要承受村中流氓的性骚扰，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强奸致死的事情。（《夹缝里的乡愁·何处人生不拼搏》）

电影《归来》里的女主冯婉瑜总是将陆焉识误认为方师傅，且呵斥为她铺被子的陆焉识出去，就是因方师傅曾经趁她睡着，掀开被子强奸了她。

强奸犯不会说。

受害人也不会说。

回到原来的地方，过最安稳的生活。

在那个时代做过最肮脏事情的人，还在逍遥法外。

这应当可以算悲惨了吧？

2、

知青被打死

既然现在职场中有人狡猾而不择手段，那么文革时代也是如此。既然在哪个圈子都有心机男，那么在农村自然也有。《南江知青》讲述了一个总想找机会往上爬的名叫邓弟星的农村男人，是如何利用内部矛盾斗争杀死知青的故事。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邓弟星苦思冥想一个问题——如何在工作中脱颖而出，从而顺利取得实权？

显然，以他本身作为会计的能力，在工作中脱颖而出是不可能的，但在玩儿人这方面还是可以的。

于是找到了公社。

说知青要造反了。

问真的假的？

答曰：我亲眼看见肖润泽、吴行成等一伙知青在里面打刀，还听见他们说下场要来抢信用社，还扬言说要杀死书记、部长和其它公社干部。

当然，这是谎言。

不过谎言是有市场的，因为人们更倾向于相信谎言，刚好知青和公社矛盾本来就尖锐，前段日子一个知青跟社员掐架，扎伤了公社的人（与邓关系不错），他们能说出这种话，自然不用怀疑。

刚好，其他公社武装部长曾经指使农民虐杀了两个知青，于是这边儿也决定先下手为强，打残那几个知青。

书记和部长召开大会，具体讨论了知青的嚣张气焰，然后大会一致决定，要整就绝不能手软，要整就多整死他们几个，王远明、吴行成、肖润泽这几个，都可以整。既然是大行动，就得汇报，区武装部给了一个回复：你们的手长来干啥的？是用来端豆腐的吗！

意思是……？

动手？

嗯，一定是让我们动手。

那咱就动手吧。

公社革委会召集人马，二、三、四、五、八、九队的人，统共几十个，拿着砍刀，要去砍知青。

有人负责堵门，有人负责堵墙，有人负责砍人。

刚进门，看见知青在那里坐着，知青招呼进门的一起玩。哪里知道上来就是一刀，居然砍偏了，削去了桌角。

“搞啥子？我是万启超！！”

“砍的就是你！”

又一刀下去，砍断了他的右臂，鲜血喷满了土坯房。

这一叫，外面一群人提着砍刀和锄头、棍子，进门就干，将万启超打死。当时已经不行了，却还在砍。过了会，有人发现人已经死了，就让大家停下。公社书记让人看看人死了么，然后让人找板子，扔悬崖下面去。

抬板子的抬半路，居然听见万启超哀求救命，吓得加快脚步，将万扔到悬崖下面去。

可恨却又被悬崖上的小树挂住，两人找了许多石头，将万砸到了悬崖下去。

与此同时，武装部的人又去其他宿舍那里杀死了另外一个知青吴行成。最终他们趴在该书作者家门口偷听，由于该作者以前手头有武器和炸弹，还被告诫必要的时候炸人也是可以的，所以偷听者听见作者和妻子对话中出现了“炒鸡蛋”，误以为是“手榴弹”，于是溜之大吉，才得以有这么一段回忆。

但他们没罢手，在邓弟星等人的鼓骚下，又干死了另外几个知青，其中有个知青被锄头砸出了脑浆。

很可恨，是不？

那你真的是图样。

因为从一开始，邓弟星根本就不是为了立功，而是为了整人。

整谁呢？

知青？

不是的，知青死不死，跟邓弟星没多大关系，最主要的还是整垮公社那帮决策者。一旦公社领导真的杀死了知青，等同于出了事故，那么公社就该洗牌了，谁又会成为新的领导呢？

财粮干事，邓弟星。

该书作者最后和公社领导沟通，才晓得是有人从中作梗。他最终离开了这个村子，但，南江县发生的这打死五位知青的惨案后，根本没人处理这件事。后来是由于死亡知青有三人是重庆天府煤矿子弟，而这个煤矿有一个矿工吴金全是全国劳模，因此才反应到中央，中央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四川省严肃处理。

事件中主要人物及其结局：

万启超，死难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八大队三队
吴行成，死难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八大队一队
肖润泽，死难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八大队二队
王远明，重伤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二大队一队。
郑开忠，受伤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二大队一队。
杨兴全，笔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一大队。

何碧忠，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革委会主任，公社书记，死刑。
安怀和，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会副主任,死缓。
周登科，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九大队村民，死刑。
殷仕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二大队村民，无期徒刑。
岳安德，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八大队村民，有期徒刑十五年。
安云德，南江县沙河区武装部长，有期徒刑八年。
邓弟星，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财粮干事，有期徒刑七年。

3、

忆苦思甜

为了教育知青，指导员让大家唱《忆苦思甜歌》，歌曲里是这样唱的：

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
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地主逼他做长工，累得他吐血浆，瘦得皮包骨，病得脸发黄，地主逼债、地主逼债好像那活阎王，可怜我的爹爹，把命丧。
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凉，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欠他的粮，强盗狠心，强盗狠心抢走了我的娘，可怜我这孤儿，漂流四方。
不忘那一年，苦难没有头，走投无路入虎口，给地主去放牛，半夜就起身，回来落日头，地主鞭子，地主鞭子，抽得我鲜血流，可怜我这放牛娃，向谁呼救。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世世代代不忘本，永远跟党闹革命、永远跟党闹革命。不忘阶级苦啊，牢记血泪仇， 不忘阶级苦啊，牢记血泪仇。

唱完歌。

就该吃饭了。

怎么吃呢？

一班人把大锅烧开，胡乱放些棒子面儿，再弄点儿白菜帮，有些觉悟高的指导员每次都要求在锅里头加入糠和猪饲料。

虽然难吃，但还是得吃。虽然真的很难吃，但也要装作很好吃。

为什么要加麦糠？只加棒子面儿多好吃？

殊不知，好吃就达不到难吃的目的了。

具体啥情况？

我同你讲。

坐你旁边的问你：“好吃不？”

你气不打一处来：“真特娘的好吃。”

“那再来一碗？”

“滚蛋！”

五万云南知青大罢工

“不回城 毋宁死”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第27、28集反映了这一情况）

知青已经被逼到绝路上去了～

【本文来自于网络，如有侵权，立删】

由于兵团知青大多是1969年前后从京津沪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年数长达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看不到前途，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要求返城的愿望比插队的知青更迫切，更强烈。粉碎“四人帮”两年过去了，国家的整体情况在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强烈不满。1978年的年底，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爆发了。

云南在当时有来自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共计约十一万人。导致这次运动的一个前提原因是，这年秋天，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40多天后，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以下简称《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这个《四十条》里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的愿望。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却连回城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者小白花。

这些知青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要农场领导同意举行追悼会，要求对造成徐玲先母子死亡的人员进行严惩，后来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要求。于是，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在与农场僵持了两天后，知青们不得不采取了另一种极端做法。他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大路。

云南省委紧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一位中央领导也为此讲了话。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紧急通知，加强了对知青动态的密切注视，以防出现连锁反应。

知青向西双版纳州委提出了三项要求：

第一，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三，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然而，这种并不过分的要求，却没有得到州领导的认可。于是，知青们在景洪抬尸游行，围观者不计其数。

第四天，领导们终于出面了，他们带来了上级的有关答复：第一，对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第二，徐玲先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第三，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的问题，等等。知青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

然而，当这支请愿队伍退出景洪时，他们却在路上遇到了另一支知青队伍。这是一支罢工的大军，他们打出的两块横标上写着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领导这次知青大罢工的是一名上海籍知青，叫丁惠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

丁惠民对一些犹豫不决的知青说：“你们情愿当一辈子知青吗？现在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你要么一辈子当知青，要么横下一条心，除了回城，别无选择！《国际歌》唱得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想一想十年青春付之东流，你们还等什么？”

不到一周，景洪农场12个分场的知青都被串联起来，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通过宣言，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这一事件令云南省委十分头疼，立即派出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一次正面接触。

省、州工作组的领导们摆出一副官架子与知青代表见面，居高临下地说了一番劝导的话，使得知青们十分不快。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突然提出一个让他们为难的问题：“各位领导，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回答，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领导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子，大声斥责起来。

知青罢工代表立即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也就是在这罢工的关键时刻，中央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会议决议播发后，犹如在火堆上又泼了一瓢油，知青们的愤怒更加强烈了，要求回城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1978年12月14日，罢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并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组队北上。冲突再次迅速升级，又一轮斗争开始了。

一封寄自北京的匿名航空信及时地送到了丁惠民手里。写信人显然熟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他向罢工决策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最高层对上山下乡运动存在着不同看法，分歧很大。《四十条》并不代表许多老同志的意见，据说邓副主席对知青问题已另有指示，云云。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上海知青收到朋友的来信，朋友的父亲刚刚参加了北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他将这次会议中的种种内幕和细节透露给了远方的这位知青朋友。信中说：“……我父亲说，知青问题迟早是有希望解决的，但是切忌操之过急。”

这两封信给了罢工的组织指挥者以很大的信心与勇气，他们决定继续北上，并写了《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一封公开信》。在北上请愿团成立大会上，丁惠民讲了话：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识青年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请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道路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唯一的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经过一番较量，知青请愿团战胜了省、州工作组，顺利到达昆明，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

云南省委派人会见了知青代表。省委某领导并没好好看《请愿书》和《北上宣言》，瞄了一眼便交给了秘书。然后他却郑重其事地指出，知青们赴北京请愿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指示：“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

省委这位领导的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口气严厉地接着说：“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动，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几个知青代表小声地耳语了几句后，丁惠民站起来宣布道：“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

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纷纷赶到羊方凹围观。当天晚上，省、市委组成工作组赶赴卧轨现场，进行说服劝阻工作。大批军警也奉命开进羊方凹，待命行动。

60个小时过去了，铁路线依然中断，连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停在那儿。

3天3夜后，云南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北京的最高层。

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人数须限定在30人以内。

喜讯传到羊方凹，响起了一阵欢呼声。欢呼后，知青们又抱头痛哭。他们终于用自己的行动震动了北京，换得了应有的一份权利。1979年1月2日，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批衣衫单薄的云南知青。丁惠民在月台上左右张望了一番，没有任何人前来同他们接洽与中央首长见面事宜。他心里被这种怠慢与冷遇暗暗地激起了一团火，于是下了命令：“全体集合，打出我们的旗帜，列队前进。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

30位皮肤黝黑、衣着不整的男女知青，风尘仆仆、表情肃穆地列成两队，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朝着天安门广场走去。一面皱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上面醒目地写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

一连两天，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知青家长和从各地回家过节的知青，纷纷赶到广场来声援云南知青请愿团，食品、饮料和御寒衣物堆成了小山。许多外国记者咔咔地按动快门，把关于中国知青的新闻发往世界各地。

1月3日下午，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分开人群，走到知青跟前。他们掏出工作证自我介绍后说：“对不起，哪位是丁惠民同志？请你们随我们先到招待所住下，中央首长明天接见你们。”

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代表终于等来了中央首长。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听取了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严重问题的汇报后，说了许多感慨之言。首长的话说得很诚恳，很感人，对知青们有安抚，也有鼓励与小小的指责。

对于上山下乡的道路正确与否，首长们没有评说。他们只是让知青们回去后，“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起来，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你们要在那里安家立业，以那里为家，创造新乐园……”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新时代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远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

会见后，首长与知青代表一一握手，最后，还直呼其名地把丁惠民留下来，嘘寒问暖。

1月24日，丁惠民等3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王震，以检讨的口吻说了一些话。

没过几天，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以及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

就在元旦过后不久，云南省的一个工作组来到勐岗农场，要在场部召开知青代表大会。

工作组的组长是省知青办的副主任，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干部。他走上台后，看了下面一眼，然后念起了讲稿：“国营农场广大青年职工同志们，战斗在农场生产第一线的广大青年工人、干部、党团员同志们……”

下面的知青一下子愣住了：“你再念一遍，开头那句是什么？”

副主任没有听出台下人的话中之意，把开头那句又念了一遍。台下顿时哗然，会场一下子如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知青就是知青，你们搞什么鬼？怎么干了十年，连知青也不是了吗？……”

会场大乱，知青们情绪激愤，有人当场痛哭起来，更多的人则冲上台去质问副主任。副主任这才知道自己的头一句话便出了问题。可是，面对质问他还强辩说，这是中央最新的《四十条》里规定的，自己没有说错……

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见过大世面的知青指导员龙胜云忍不住站了出来，他的一番话很快赢得了众人的支持：“知识青年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兵团知青，我们是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到边疆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而不是来就业找工作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兵团撤销，‘文革’也结束了，为什么还有人任意篡改我们的知青身份，剥夺我们落实知青政策和回城的权利？《四十条》是不能接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什么人讲的话，哪一级领导的指示，如果不尊重事实，不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都不能接受！”

很快，新的知青罢工潮又掀起了。

此时，有一行自称中央调查组的六人小组到达了勐岗。

勐岗农场的知青对中央调查组人员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欢迎：成千上万的知青迎出农场几公里，在公路上夹道欢迎。农场大门口搭起了鲜花牌坊，插起彩旗，横幅标语大书“欢迎你，北京来的亲人”。

每一个知青都很激动，因为他们相信，当中央调查组了解到农场知青的实际情况后，《四十条》里不公正的条款就一定可以改变。

调查组人员心里却不安起来。他们的使命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而是来宣传《四十条》，解释有关文件的，只是借调查走走过场。更麻烦的是，他们并非真是从北京来的。

发觉受骗的知青们怒不可遏，有许多知青甚至要冲上台揍这些冒牌的中央调查组人员。好在罢工指挥部紧急决定，将冒牌调查组的人护送出会场后，便将他们驱逐出境，才没造成更大混乱。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组3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要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

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3天很快就过去了。1月23日晚上7点整，通电的最后时限已到，中央调查组依然杳无踪影。

当晚9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共计311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经过庄严宣誓后，一一进入绝食现场。

他们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种悲壮古朴的宣誓仪式，让当事者与旁观者都不由自主地涌动起一股壮烈之情。万余名知青为进入绝食场地的壮士们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

几分钟后，一份事先拟就的电报稿通过电话传到县城邮电局值班室。以后，每隔两小时，勐岗农场知青以罢工指挥部名义向当地县、州、省委以及北京通报一次绝食现场情况。

就在知青开始绝食时，中央派来的调查组一行数人向勐岗急速奔来，领头的便是调查组组长鲁田。鲁田是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还兼任着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是一位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的老干部。

他在年初便接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到云南调查并妥善处理农场知青大罢工的非常事件。他先去了西双版纳，在那里亲眼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与混乱状态，感慨不已。

在橄榄坝农场，知青们给鲁田做了一锅“鲜鱼汤”。那所谓的“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臭扑鼻。原来知青将河里长满绿苔的鹅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还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鲜鱼汤”。那里的知青一年至少有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鲁田看到那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漏了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着一簇簇的野蘑菇。就在这样简陋不堪的屋里，每间同时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他们大多属于未婚同居，有的人孩子都有两三岁了……

在勐腊农场，鲁田看到一群男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累累伤痕，那是在兵团工作时被打的永久纪念。他得知一个统计数据，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贫血接近百分之百，营养不良达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的达百分之百，另外女知青患痛经与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者近百分之百。更可悲的是，知青中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自杀率高居各项死亡率之首……

这就是全国知青生存环境的一个可悲的缩影。知青上山下乡到底有多少价值，是否成功，今后还真要再坚持搞下去吗？鲁田想起，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中央主要领导多次到会表示，坚持要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决不动摇，会议产生巨大矛盾，最后才勉强通过了那个决议。

鲁田也听说了，最近北京流传着邓小平一句不无幽默的话：“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鲁田想，小平同志的话绝非出于偶然，这也许正是那位大智大勇，经历过许多次风浪的老革命家放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试探气球。

应全体知青的强烈要求，调查组与知青见面大会立即在山坡的露天会场举行。中央调查组的首长被请上主席台就座，罢工指挥部成员坐在台下知青队伍的最前排。

放眼望去，会场与山坡上黑压压的知青少说也有三五万人，主席台就像一座孤零零的小岛，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鲁田的脑子里冒出一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当他走上讲台，说出第一句话，也就是按规定把知青称为“青年职工”时，台下便咆哮起来：“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

鲁田有点发急，但他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妥善解决”此事，便对着话筒苦口婆心地劝慰起来，从罢工的危害讲到中央的决议，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让他们耐心等待将来的好前景。

台下的知青不想听下去了。知青罢工副总指挥、北京知青吴向东走上台，拿起话筒，才说了首句“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喉咙便颤抖了，话不得不停顿了下来。

台下一片寂静。鲁田站在旁边，有点儿不知所措。不自觉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吴向东终于又开口道：“我，吴向东，1969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的面，当着我患难十年的知青朋友的面，说几句公道话。请你们记住，这是一个30岁男知青留给这个世界的肺腑之言。说完这些话，我想我从此问心无愧，因为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努力来报答大家的信任。”他尽情诉说了知青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讲出了一代知青的心里话，说出了大家要求返城的迫切愿望，最后，说：“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时，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身份，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说完，他转过身，面对全体调查组成员，从裤袋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一下子就切开了手腕，刹那间指头粗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不等人们清醒过来，这位勇敢的知青便面带微笑跌倒在地上了。

响着凄厉警笛的救护车将伤员载走了，会场已无法平静。鲁田早已老泪纵横，他决没想到，现行的知青政策会对知青伤害得那么深那么致命。他几乎有了一种身为刽子手的负罪感。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讲台，对准话筒说：“我要郑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了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台下的知青猛然爆发出了长达十几分钟的掌声。

接着，鲁田告诉台下的知青们，他也有两个在农村插过队的孩子，他被打倒多年，去年才重新出来工作。他了解也能理解知青的苦难与迫切心情，但还是要请大家耐心等待一阵，让中央有个全盘考虑分批解决的过程……

然而，知青们不想再一天天一年年地等待下去了，一个身患严重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慢慢走上台，突然一下子跪倒在鲁田面前，大哭起来：“伯伯，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吧……”

女知青的哭声与话音，引起了台下数万知青的共鸣，他们一起对着台上的中央首长，齐刷刷地跪下来，哭得石破天惊，大地颤动！

鲁田大恸，泪流满面，不能自已。面对眼前这个女知青和台下数万长跪不起的知青们，他感到自己肩上如同压着一座泰山，难以承受之重。

他慢慢扶起女知青，面向话筒说道：“知识青年同志们，孩子们，你们起来吧，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与要求。”这位老人决心冒着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风险，挺身而出，为苦难深重的知青们请命了。

凌晨5时许，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满脸倦容的鲁田重新走进了会场，登上主席台。他对着话筒，用略带嘶哑的嗓音对着下面静寂中的知青们说：“知识青年同志们，现在让我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识青年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一阵窒息般可怕的静寂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声，歇斯底里的号啕大哭声。许多知青冲进绝食现场，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返城的大门打开了。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的一个包括“六条”办法的请示报告，于1979年1月下旬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六条”大致内容如下：

其一，积极办好农场，尽可能地把知青稳定在农场中。这是前提，但也是一条不现实的前提，几乎等于虚设。

其二，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

其三，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

其四，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

其五，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其六，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

1979年2月上旬，云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有关领导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的精神。此消息很快在云南垦区各农场传播开了，知青们闻风而动。很快，知青返城大风暴就从云南蔓延到了全国。

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