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相对元朝的倒退有哪些？ 第1页

说到明朝相比元有哪些倒退，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往往都是天文数学。

诚然，蒙元征服使得元代中国有机会完整地接触来自西亚的天文学者和各种天文数学书籍，一下子好像把传统天朝的天文历算水平提高了不少，这确实是大元值得肯定的一点。

不过很多人好像忘了，科学是需要普及的。元朝把书籍引进来了，这很好。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把书籍引进来了，却束之高阁，无怪乎明初洪武人士会感慨“其间西域书数百册，言殊字异，无能知者”了

注意是洪武哦，明初和元初这种科学断层，能把锅甩到大萌头上么？

不但不能，我们知道不光洪武年间八八也组织过回回科学书籍的翻译，而纵观整个明季，学习研究和翻译回回科学书籍的士人也不在少数

不光研究回回的东西，在晚明西学东渐之际，翻译和学习比回回更加先进的欧洲天文和数学的民间士人，更是大有人在

当然了，说到明代数学的贡献可不仅仅是翻译了几何原本，商业数学的普及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无独有偶，在文艺复兴的西方，数学的进步也是跟印刷术的诞生和之前商业数学普及的基础有很大关系

明代印刷业相比前代的突飞猛进是常识了，我也就不多说了

这样的吸收和普及，能算倒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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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里真是6666，答案说的是什么都看不懂一上来就指责答主屁股不正。反正在这种人眼里明人翻译了他大元没翻译的不能叫贡献，只有他大元才能叫“自主研发”。
我说了，一些元清粉的双重标准是玩的很6的，这不马上就有人要凑上来主动当展览品了（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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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里几个跳梁的元清粉丝真的很有意思，连隔屏鉴定别人工作状况的大招都放出来了

知道“儒学士大夫所宜通晓，第患不能精耳”说的是哪门学科么？知道“官吏、生儒、军民人等有能精通天文者试中取用”说的是哪个朝代么？知道“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 是你家大元的禁令么？

应该说，很多过程并不是明朝主观愿意做的，而是被迫继承下来的宋元的烂摊子。

明初社会经济农村化的经济表象之下，是文明的重新萌芽和再度启程。

明朝恰好处在原先的社会经济体系解体，而新的经济体系尚未建立，社会逐渐向自然经济过渡的时期。

其实老朱的政策，主要是顺应了自然经济过渡的趋势，当然，看起来他没有恢复宋元时期的“繁荣经济”，但宋元时期的经济模式，早在12世纪末期，就已经逐渐无法维持了，南宋和金后期的通货膨胀都变得越来越严重，元朝接手以后也并没有做太多的改进，导致明朝一开始接手的，就是一个原先的社会经济体系解体的状态，这是一个纯粹的烂摊子，是非常难以处理的。

那么，原先的社会经济体系解体，就必然要先往自然经济做一段恢复，算是“休养生息”一番。而朱元璋的政策，其实就是下大力气，让社会经济暂时恢复到“自然”的状态，来做一个大的调整。

毕竟，宋元的遗毒太深，连欧洲都花了近一千年，才逐渐恢复起来市场经济体系，那么明朝初期的很多举措，尤其是重视自然经济和农业的举措，是非常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必须的。

罗马帝国晚期，是个啥景象呢？

公元3世纪末期，经过伊利里亚诸帝的统治，罗马帝国的政治危机有所缓解。284年戴克里先登上皇位后，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国家机器，以巩固帝国的专制统治。在他统治时期，皇帝的称号从元首改为“多米努斯”（意为主人），正式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戴克里先头戴皇冠，身着镶有金边的紫袍，宫廷礼仪仿照东方专制国家的礼节，臣民觐见时须行跪拜礼。

帝国维持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开支浩大，而当时罗马税制混乱，税源缩减，国库空虚，改革税制成为迫切的问题。戴克里先统一帝国税制，实行新税法，在农村中征收以实物为主的人头税和土地税，在城市居民中则征收以货币为主的人头税。

为了保证税源，戴克里先颁布法令，把自由农民和隶农固定在土地上，不准迁徙；把手工业者和商人固定于不同的行业，责成同业公会用连环保方式保证缴足税款和实物；市议员也被固定于市议会，他们必须以自己的财产来担保城市应缴的税额。各行各业都世袭其业，对逃亡者严加惩处。新税制的实施，暂时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加强了农民和隶农对大庄园主的依附性，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斗争。

这其实和元朝的“诸色户计”制度很像。

当时罗马由于经济衰落，货币不断贬值，物价迅速上涨。为了稳定经济和保证国家货币税收价值，戴克里先整顿币制，铸造新的金币，其法定含金量为1/60罗马磅，并发行银币和铜币。但是，新的货币被居民收藏起来不见流通，劣质货币仍然充斥市场，物价有增无减。公元301年，戴克里先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颁行“限价敕令”，对各种商品价格和各工种工资都规定了最高限额，违者处死。但是，这种脱离实际经济状况的行政命令未能奏效，反而助长投机活动和黑市交易，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在这些经济措施失败之后，戴克里先几乎放弃了全部货币税和货币支付手段，转向征收实物和实物供应的办法，这就加速了社会经济向自然经济的倒退过程。

这和元朝的纸币和经济体系崩溃的过程很像，类似的是，元朝之后，明朝也开启了自然经济的进城，之前的经济体系已经再无力维持。

戴克里先加强专制统治，在宗教上也寻求精神支柱。他尊奉朱庇特，自称朱庇特之子，神化个人。但在当时基督教流传甚广，已发展为独立于帝国的人数众多的宗教团体，他们不屑崇拜朱庇特，不承认皇帝的神性，拒不参军或在军中不服从纪律。戴克里先当然不能长期容忍基督教徒对帝国和官方信仰的蔑视态度，他在其统治末期颁布敕令，禁止基督教徒举行宗教仪式。随后又在各地逮捕、刑讯和处决了一些基督教徒，捣毁基督教堂，没收教会财产。基督教徒还被清除出军队和官吏的队伍。但是，戴克里先对基督教的迫害政策并没有得到统治集团共同支持。在基督教已在整个帝国形成一支巨大社会力量的情况下，企图用恢复旧教崇拜来对抗基督教的传播，显然已不可能。因此，在戴克里先退位后，这种政策就停止执行了。

这其实与元朝中期开始尊崇理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戴克里先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加强专制统治来克服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强化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对于帝国出现的社会危机固然起到暂时缓和的作用，但终究挽救不了罗马奴隶制社会的衰落。

忽必烈和后来的元朝诸帝，采取了和戴克里先类似的一系列政策，同样未能挽救元朝的局势，而且华夏地区也逐渐开启了向自然经济过渡的进程。

而明朝正是承接了这一进程，所以明初的很多举措，其实恰恰是要打好自然经济的根，才能为后续的发展铺路。

朱元璋的很多举措，和几百年前的查理曼有着本质的相同之处，都是尽量恢复农业经济。

马克思韦伯在《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中写道：

为了维持帝国，戴克里先不得不力图以统一的货币税为基础来重组公共财政，而为此目的城市就必须成为国家行政体制的基层单位。然则罗马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基础此时早已枯竭，它们的主要功能已经只是用钱养国家官僚而已，而在这些城市之周遭，所有的土地都已纳入了一个由领主庄园所组成的网络。

西方日后政治统一之重建，正是以这种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为基础，这就是查理曼大帝所完成的事业。戴克里先未能完成之事业五百年后终于由查理曼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所完成。任何人只要读一下查理曼对其领地管事的训令就可一眼看出查理曼帝国是如何以自然经济为全部基础。这些训令，即著名的“领地管事须知”，以其对家务管理的面面俱到而又娓娓道来而闻名，真使我们不能不想起腓特烈威廉一世的那些效敕令。例如，在“领地管事须知”中，王后的角色乃与国王并立，因为作为王室的女主人，王后就是国王的财政部长。这实在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因为查理曼的财政事务主要就是备齐国王的餐桌并保证王室一家丰衣足食。王室的收入和支出也就是国家的收入和支出。因此管事们之“须知”无非就是要知道朝廷所需：面、肉、布，还有那不知为何数量特大的肥皂，总而言之，都是关于国王的需要、国王的亲信的需要或国王的仆人的需要，诸如马和战车之类。

在查理曼的“领地管事须知”中无影无踪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常备军和支薪官吏，也因此，罗马帝国的税，事实上税的概念都已经消失。国王以他自己的餐桌供养他的官吏或把自己的土地给他们一部分。军队则由那些自己提供装备的人组成，基本上变成了一支骑兵部队，亦即军事已成为领主兼骑士们的事务。

跨地区的商业已全然绝迹；以往连接各个自足经济单位的商业纽带已经切断，贸易已退化到只有小贩的水准而且都是异乡人即希腊人与犹太人之事。更根本的是，城市本身已经消失。说来或许难以相信，加洛林时代的行政法词汇中根本都没有城市这个词。文明的中心乃是领主庄园，因为正是这些庄园养活了修道院。庄园领主们就是政治领袖，最大的领主就是国王——一个终其一生一个大字不识的乡巴佬。国王在乡村各地有其城堡，但决无他自己的首府，作为君王他靠周游各地来维持供养，周游得远比现代君王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得从一个城堡吃到另一个城堡，这样储藏在那里的东西就不会坏。

一句话，西欧文明已经全盘农村化。古代西方世界的发展走完了整整一个轮回。

那么，明朝初期的“全盘农村化”，实际上也是华夏世界走完了整整一个轮回以后，重新从零起步的开端。

回首加洛林时代，我们不免感到古典西方的文化成就已全盘丧失。正如商业和古代城市的大理石雕塑都已消失一样，古代城市所有的知性成就和价值似乎都已沉入黑暗之中：古人的艺术、文学、科学以及他们的商法。与此同时，在地主和领主们的庄园上，中古的民谣则还远未诞生。

面对这样一种景象，谁不感到悲从心来？一个伟大的文明眼看就要达其至善至美的境地，却因物质基础的丧失而枯萎！然而，这一浩瀚的历史过程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上是社会结构的一种根本转型，这一转型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必须被理解成一个极大重修元气的过程。因为大批非自由民众重新获得了家庭生活和私人财产，他们从“会说话的工具”的身份恢复到了属人的身份，基督教的兴起赋予他们的家庭生活以道德保障，甚至罗马帝国后期保护农民权利的法律也前所未有地承认了非自由家庭享有同等权利。

这样，古典西方文明大厦的整个建构被动摇而最后崩坍，西欧的知性生活亦陷入漫长的黑夜之中。但这种沉沦或可比为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俄斯，每次他只要被击倒在地就能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取新的力量。

毫无疑问，如果某位古希腊罗马作家从中世纪修道院收藏的羊皮手稿中突然醒来而环顾加洛林时代的世界，他一定会大惑不解，乡间修道院持有的粪土气息更会把他熏得昏过去。但不消说没有一个古希腊罗马作家会出现在加洛林时代。像整个古典文明一样，他们已进入长期的冬眠状态，被埋在一个已再度农村化的经济之下。即使当封建社会开始出现抒情民谣和骑士比武之时，古典仍未苏醒。

只有当中世纪城市发展出了自由劳动分工和商业交换时，只有当向自然经济的漫长过渡终于使市民自由的发展成为可能时，只有当封建时代加诸于人的内外枷锁都被打破时，只有这时，古典巨人才能像那安泰俄斯一样重获新的力量，古典西方的文化传统才以近世市民文明的形式再获新生。

因此，明初也是这样一个过程，社会经济农村化的经济表象之下，是文明的重新萌芽和再度启程。

经历了明清二朝的重新萌芽，华夏终于又一次进入了新文明和新经济体系的成长期，蓄势待发！

　　要说退步，当然体现在女性地位上啦。元到明，女性地位可以说是越发地低下了。

　　而且朱元璋还恢复了废除千余年的皇家殉葬制度，导致民间妻为夫殉葬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这无疑是退步的。

　　劣者是明太祖的铁杆粉丝，对明太祖为民做主、恢复生产、整肃贪腐、驱除鞑虏、攻战如神等一系列丰功伟绩，可谓敬仰如泰山，但是看历史要客观，该批的得批。

　　据董家遵的统计,宋代节妇152人,烈女122人;而元代则分别为359人和383人,分别多出宋代一倍和两倍多,如果考虑到元朝存在的时间远少于宋,那么则可看出理学家们的贞节观念对元代妇女迫害的残酷程度。到了明朝,节妇和烈女的人数则又大大超出元代,明朝节妇多达27141人,烈女则达到3688人。

　　也就是说，明朝理学对于妇女迫害的残酷程度，越发加强了。这和朱元璋本身姓朱所以尊崇朱熹关系很大。

　　朱元璋确实不是很尊重女性（当然对正妻马皇后是个例外，伉俪情深），这种落后观念，使得他眼中女性工具化。

　　——“太祖亲征婺洲，有侄男子进女子一人，约二十岁，能作诗。太祖曰：我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诛之於市，以绝进献。”（《国初事迹》）

　　——“文忠守严州，取娼妇韩氏在家留宿。太祖知之，差人将韩氏诛之。”（《国初事迹》）

　　——“赐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拨与歌妓十余人。太祖令内官觇视，后国珍令歌妓脱去皂冠、皂揩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太祖怒，令壮士拘执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妓妇劓去鼻尖。”（《国初事迹》）

　　——“太祖尝使人察听在京将官家有女僧诱引，华高、胡大海妻敬奉两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将二家妇及僧投于河。”（《国初事迹》）

　　——圣祖悯常开平 遇春无嗣，赐二宫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水盂盥栉。开平曰：”好白手！“遂入朝去矣。至回，内出一红盒，启之，乃断宫女手也。开平惊忧，后入朝，仪度错愕。圣祖问之，不敢对。再三诘曰：”面目非昔，岂谋朕耶？“开平惧，尽吐其实，且叩头曰：”圣上怜臣，赐二宫女，恩莫大也；今若此，有孤圣恩，万死莫赎，故连日惊忧。“圣祖大笑曰：”再赐何妨。且入宫饮酒解忧。“外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赐功臣，上写曰：”悍妇之肉。“（《龙兴慈记》）

　　——“中山武宁王达夫人谢氏（一说张氏），膂力过人，常持铁器重百斤者，军中随行。后太祖登大宝，中山就封，每朝见太后，谢夫人时致不平。尝有‘我家不如尔家’之言。……一日召宴内庭，中山与焉，命勇士杀谢夫人于其第。”（《北窗琐语》）

　　这些记载可能部分是小说家言，但不至于全部是假。结合朱元璋恢复殉葬制度来看（《明史·后妃传》载：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皆然），除了正妻马皇后之外，其他的女性确实没怎么被他当人看（当然，这是封建时代很多男人的固有局限性）。

　　朱元璋对于理学，也是虔信不已。由于朱熹和他同姓，明朝对于朱熹可谓百般尊奉。（不过有意思的是，老朱却又怒斥劝说他把家谱接到朱熹身上的酸腐文人，坚持称自己出身寒微，也是个性十足）

　　需要强调的是，朱元璋虽然受到元朝律法和理学观念的影响，但一开始只是鼓励妇女守节，打击改嫁，并不鼓励女子殉夫（虽然他在皇家要求少量嫔妃殉葬）。但是由于贞节牌坊可以换来全家免劳役，后世民家往往在儿子去世后，逼迫媳妇自尽来确保贞节牌坊的稳固，才导致明代节妇数量远多于前朝的同时，烈妇数量也极大增加，这是朱元璋当时所未能料到的。

　　不过呢，实际上，理学在明初已经不是南宋后期的理学了，而是被元朝篡改过的。

　　南宋的学风是颇为开放的，理学朱熹与心学陆九渊在鹅湖聚会，辩论百般，双方互相欣赏，宾主尽欢而止，是高水平的学术辩论。后来宋理宗对于理学颇为尊奉，但也拒绝将理学作为官学，尊重了民间的学术自由。而就宋一朝，理学虽然有少量保守落后、迫害女性的成分，不过总体上也有哲学上、修身上的进步意义（朱熹搞儿媳的段子就别拿来说了）。

　　理学官学化，是从元朝开始的。

　　金末元初，许衡、郝经、姚枢等生活在金国境内的理学儒家大师争相效力蒙古(此处当 @荒木彦吕飞 )，为蒙古平定天下的事业积极出谋划策，并推动理学的官学化。为了符合蒙古人的统治需要，他们也把理学与五德终始说相结合，论证蒙古人以异族入主中原，是得天命、应天数。

　　所谓元代理学的实用性，时常被蒙古粉丝吹捧。然而所谓实用者，无非是迎合反动统治需要的实用，并非经世利民的实用。经过元朝的理学官学化，理学变得专制、反动，加大了对女性的压迫，从一门哲学变为一门奴性之学。

　　但是就蒙古人而言，女性的地位有特殊的二元性。在华夏民族生产力落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女性有地位极为低下的一面，如姐姐出嫁常以妹妹陪嫁，丈夫可以随意买卖妻子，又有自由的一面，如女性改嫁限制很少、贞节观念不强等；而蒙古人作为生产力落后的游牧民族，其女性地位与此类似。

　　元朝女性地位的变化，既有理学官学化影响下，呈现出急剧下降趋势的一面，又有蒙古人游牧民族女性自由的一面。

　　黄宗凯先生在《元代妇女地位略论》一文中，讨论元代妇女地位下降进程中产生的某些逆下降表现（如黄道婆因对棉纺织工具的改进,成为古代著名科学家,在去世后,时人“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时，就明确指出：

　　【由于蒙古族的观念、习俗的影响有一个渐进过程的原因,元代中期妇女地位应是比较高的时期。随着民族融合进程的演进,蒙古族的观念、习俗逐渐为中原的文化观念和习俗传统演变,以及理学影响的现实作用,妇女地位逐渐重新步入下降轨道。加之元代存在的时间有限,其有利妇女地位提高的法律规定,并不一定真正惠及汉族低下层妇女。所以,对元代妇女地位的此种逆下降趋势,不能估价过高。】

　　另外，朱元璋恢复妇女殉葬制度，尤其是在皇室内恢复妇女殉葬制度，绝不能说完全没有受到蒙古人习俗的影响。

　　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中都有蒙古首领死后人殉的记载，如志费尼记成吉思汗死后有四十美女殉葬。他又记载拔都葬时以“奴隶及妻妾殉”，《瓦萨夫书》亦记载旭烈兀死时“依蒙古旧例，掷黄金宝石于墓中，以幼年美女盛饰殉葬”。

　　则元代皇帝无殉葬记录，可能是从忽必烈开始留下的成例，但绝不能证明蒙古人没有殉葬习俗。

　　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明朝的女性地位比起元朝下降，就好像元朝女性地位比起宋朝下降一样，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当然是明朝比起元朝的退步。

　　不过，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理学不断受到质疑，思想逐渐解放，女性地位又有回升的趋势。

　　陈金花教授在《从女性意识的萌动看明代中后期妇女地位的提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

　　【在理学盛行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往往被视为(甚至自视为)缺乏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的人,她们习惯于服从男子的统治,将遵从男子的意愿视为天经地义,不知道反抗,“忍耐顺从”已成为她们的代名词。明代前期的女子大体如此。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思想的活跃,使得此时期妇女的女性意识开始活跃起来。她们通过参与经济活动,有了自尊自强的意识和较为丰满的性格特征。她们有了强烈的表现欲,有意识的去修饰自己,增强自己的魅力;她们学习文化知识,提升文学修养,并把自己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形成属于她们的文学世界即后人所说的闺秀文学(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是闺秀文学发展的高峰期);她们有了较强的家庭责任感,投身商品经济大潮,为改善家庭生活而辛勤劳作,创造了财富,提高自己在家庭的经济地位;她们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在婚姻生活中努力寻求与男子同等的地位;并积极参与户外活动,走出闺门,享受大自然,丰富了生活,也开拓了自己的视野。这是对传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男权制社会的一种挑战,是明代中后期妇女意识萌动及妇女地位提高的信息。】

　　明代后期女性地位比起之前有所提高，女性有获得解放的趋势，我们从《三言两拍》《金瓶梅》等小说亦能有所感觉。而皇室殉葬制度在明中叶即为明英宗所废除（这也是这个昏君做的少有的人事）。

　　如果汉人王朝继承明朝，女性解放可能并不必等到新中国。然而随着满清的入主中原，女性地位再次陡降，跌入无底的黑暗深渊。

谢邀。俺要挨骂也~

@儒雅的子木君 都说到了点子上。

此外还有厂卫，这个也是被人深恶痛绝的。广为诟病的八股取士，也出自明朝。

再说点冷门的。

元朝纸币钞票以银为本位，但是禁止金银流通。《元史·食货志》有元朝从世祖中统元年到文宗天历二年的所有纸币发行数据，发行量还是比较有节制的。

后来元顺帝时期，脱脱变更钞法为铜本位，却以纸币为主币，以铜钱为辅币，本末倒置。纸币铜钱双本位下，劣币驱逐良币+民间盗铸泛滥，于是钞法大坏，大元药丸。

而明朝，前期是大明宝钞，一没有准备金，二没有流通期限，三不设旧钞票兑换，后期变成了白银，完全依靠海外流入，日本石见银矿还有墨西哥和上秘鲁的银矿成了大明的央行。到了德川幕府锁国，欧洲三十年战争开打西班牙限制贸易，大明就闹了银荒。

明朝相比元朝，最大的倒退，在于整个汉民族由于第一次完全被之前连文字都没有的蒙古人征服，而产生了一种以前没有的保守心态。相比于大明的保守，元朝多了几分蒙古人特有的大大咧咧和蓝天草原下的野蛮质朴爽朗。

对外部世界，中国第一次采取了一种厌恶、回避的态度，一切都希望尽量地复古。打肿脸充胖子的的朝贡，海运被河运取代，闭关锁国，都是出于这种心态，郑和下西洋只是最后的绝唱。

元朝时候，中国和西方世界交流相对频繁，而那个时代的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发明蒸馏酒技术、苏丹自己都喝得醉醺醺的时代，景泰蓝的工艺就深受波斯的影响。

元朝科学家扎马鲁丁（很清真的名字）最早在中国制造地球仪、最早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可惜他的研究成果、翻译的经典后来大都失传。后来徐光启和利玛窦只翻译了前六卷，后九卷清末才翻译出来。

所有教科书上都会大书特书祖冲之的圆周率，祖冲之算出来的是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他用约率22/7和密率355/113来表示，后代再无继承和发展，他的算法也从此失传。而在1427年的贴木儿帝国，数学家阿尔·卡西同时用10进制和60进制算到3.141592653589793。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阿拉伯数字，其实阿拉伯国家还另外有一套数字，不过都比中国古代的算筹要简单得多。

对比一下十个数字，大家看看，天朝的学者、和基督徒、穆斯林学者，哪个研究数学和各种科学更容易取得成就？

大约1440年左右，德国的古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大家看看这个东东和后来名字都被遗忘了几百年的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到底有多大的关系。

《梦溪笔谈》记载：毕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质，而古登堡用的是铅锌合金。

1492年格拉纳达被西班牙攻陷以后，犹太商人把这种印刷机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只是奥斯曼苏丹巴耶赛特二世在允许他们开办印刷厂的同时禁止印刷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的伊斯兰经典。

这几个例子，已经很明显，明初中国的科技就已经落后了，落后不少了，甚至不比帖木儿帝国科技更先进到哪里去。

而我大萌，太祖闭关锁国了一阵，郑和下西洋做的是赔本买卖，然后继续锁国，隆庆开关以后，已经落后太多了，而且居然连阿拉伯数字和印刷机都没引进。文明之发展，不怕对手有多强大，就怕根本不认识对手或者连名字都没听说过，这才是晚清的困境。

所以，正视一下历史，明朝初期就已经落后了，也别把锅都扔给元明清三代，毕竟我们不是发明全世界的韩国，也不是到处认爹的土鸡。

喝得醉醺醺，突然脑洞大开，元朝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发明汉语拼音，而到了大明，这种可能性彻底断绝。

清末民国时候，对于中国的落后，很多专家学者都表示汉字的复杂是民智难开的原因，当时有很多汉字拉丁化的方案。

华夏文明世界，周围的成熟字母有阿拉伯字母、梵文字母、回鹘字母，而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又离得太远。

古代西来僧人用梵文字母注音汉字，后来又有回回人作小儿锦。可是阿拉伯字母和梵文字母没有元音，都是在辅音上面加点撇以表示元音，而回鹘字母元音和辅音都能够独立表示。

用回鹘字母来做汉语拼音，在古代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都是竖写的。参照满文圈点法，a和e，o和u，加以区分，h=x，完全可以给汉语注音，比反切法方便多了，还可以帮助断句，声调也不难解决。用此法可以彻底解决识字率问题，功德无量也，大不了20世纪再改成拉丁文拼音，根本都是无缝切换的。八思巴文太复杂，元朝蒙古人没有搞出来这东东或者没有推广开来，实在是遗憾啊……

零基础，两周不到，就可以掌握，比拼音复杂很多，但是比反切法方便多了。

本太师这就膜给诸位看也~

@川丹丹 ，汝识之否~

哈哈，这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下面真是群魔乱舞。我觉得可以吐个槽以免有的人玩的太嗨趔到蛋。

槽点： 好几个答案都在说明代漕运怎么怎么，元代海运怎么怎么。我说：

元代就没玩过漕运吗？大元为什么玩海运你们心里就没个逼数？

因为大元修运河水平太渣啊，没办法被迫玩的海运啊，还真当海运多好用啊！好用怎么你元不一开始就玩海运啊。

我要先给誉为奇迹的中国京杭大运河替元朝说句话，很多人都以为这是隋朝隋炀帝修的。其实不是的，京杭大运河的基础是忽必烈奠定的。隋朝修的运河是朝向洛阳的，忽必烈一上台，鉴于大都需要大量江南的粮食，旧运河太绕远，耗费太大，于是决定修筑京杭大运河，这个大运河才是明清漕运的基础。其中，通州到积水潭的通惠河就是忽必烈挖的，现在还在北京。

《元史》：

初，伯颜平江南时，尝命张瑄、朱清等，以宋库藏图籍，自崇明州从海道载入京师。而运粮则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后又开济州泗河，自淮至新开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从东阿旱站运至临清，入御河。又开胶、莱河道通海，劳费不赀，卒无成效。

注意最后一句话，挺感人：劳费不赀，卒无成效。

因为元代那个感人的修法，大约钱都进了某些人的口袋，导致河道也很窄，山东一段甚至缺水，导致修好的运河运输量挺感人的，有人算过，元代漕运的一年运量好像是10万石。 没记错的话，明清漕运运量达到了四百多万石，连明清的零头都不到。

这种情况下，元人才不得不开海运，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最终达到了二三百万石的运输量（延祐二年达到242万石，天历元年325万石），终于满足了大都的需求。

你说我大元容易么我。

PS:忘了说，据说元代京杭大运河是郭守敬规划的…就是那位让大萌仰望瑟瑟发抖的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捂脸走

………………

再来吐一个槽，某些答主所谓的钞法。 @土豆烧牛肉贴木儿

《元史食货志》里记载元朝发行纸钞有节制？难道你和我看得不是同一本元史？

如下图是我随手做的图表，可以清晰的看出元朝忽必烈时期纸钞发行的情况。

我随便截取了元史记载忽必烈在世时中统、至元各年的纸钞发行量，到至元23年，直接比最初发行，超发了约三十倍。
这是什么概念？元人谓“物重钞轻”，货币超发、通货膨胀！
元朝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
很简单，当然是穿越未来学习炮党发“金圆券”啦。

以上是开个玩笑，元朝于是改造中统钞为至元钞。然而依然解决不了钞票随便印随便发的现状。然后到至大二年又改大银钞。“元之钞法，至是盖三变矣。”
终元一世，钞法也是稀烂的水平。
所谓元代的准备金，实际也只是维持了十来年，从至元11年开始，朝廷就忍不住开始狂印钞票了，一张纸随便画画就能当钱用，多好。

说到底，纸钞这种东西是需要国家信用来背书的，宋代出现交子，虽然最初也有准备金，但很快宋朝的交子也开始乱发，贬值迅速。而金朝学习了宋的纸币，一样大玩货币超发用于剥削百姓，成为了世界历史上首例由国家主导的恶意通货膨胀。
元代准备金制度也就坚持了十来年，当财政入不敷出时，立即开始超发纸币，引发通货膨胀剥削民财。
纸钞这种东西在中国的出现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因为纸钞本身并不像金银，无实际价值，它的币值完全是需要国家信用来背书，而封建统治者是最没有信用的代表，朝令夕改不过是家常便饭，当财政收入不足以满足统治者的挥霍时，纸币这种很容易利用的东西就成了统治者搜刮民财的最佳工具。
在此基础上，明代钞法也不过是继承了宋金元的锅，继续玩弄印纸钞搜刮民财那一套。

结论：宋金元明的纸钞不过五十步笑百步的水平

最后，大清也别在那偷着乐，咸丰三年大清财政入不敷出又想起了纸钞这个东西，于是发行了大清宝钞，结果迅速贬值，不到十年就不得不废止。。………

天文学，海洋贸易，近海商贸等等。

这主要是老朱的认识问题，朱元璋特别想把中国建成他设想的，或者说儒家理想的那种社会。

然后我们发现儒家设想的社会放到现实其实偏向于一个愚昧不开化印度式封建大农村。。。

没办法，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城邦贵族产生的复古理想统治，放到中古时期的大官僚帝国根本就有问题。

对外贸易全面倒退吧，从重商主义倒退回了农业社会

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农业社会是走不进资本主义的

某些YY着大萌还活着中国就能进资本主义的先歇歇吧，还不如改成YY大元还活着就能早进资本主义呢

最大的倒退，恐怕是商业与贸易。

与中原王朝历代“重农抑商”的政策不同，元代实行的是重商政策。

首先，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加上名义上臣属于元的其他汗国，整个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面积的统一疆域提供了相对安全的陆路交通，促进了陆路贸易。于此同时，原先宋的沿海港口依旧对外开放。海路陆路的商业迅速繁荣起来。《元典章》记载，贸易是“军国之所资”，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元代的外贸达到了很可观的规模。

另外，元代统治者将商业税一降再降，甚至有时达到“置而不税”的程度。元廷也督促各级政府为商旅提供方便，保护他们的安全。

而明早期的禁海政策和商税的加重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