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明一下,题主这段话并不是对成汉政权的评价,而是对成汉开国皇帝李雄的评价
《晋书》中也是如此:“雄性宽厚,简刑约法,甚有名称。氐苻成、隗文既降复叛,手伤雄母,及其来也,咸释其罪,厚加待纳。由是夷夏安之,威震四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雄乃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其赋男丁岁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百姓富贵,闾门不闭,无相侵盗。”
“雄为国无威仪,官无禄秩,班序不别,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队,战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攻城破邑动以虏获为先。此其所以失也。”
李雄治理国家的方针的确有部分原因是五斗米教的影响,成汉丞相,帮助夺取蜀地的范长生就是当地五斗米教的领袖。但是采取道教思想治国的统治者很多,“国无威仪,官无禄秩”“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队”没几个。到李寿执政时期“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旁郡户三丁已上以实成都,兴尚方御府,发州郡工巧以充之,广修宫室,引水入城,务于奢侈。又广太学,起宴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李势“不恤国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疏忌旧臣,信任左右,谗谄并进,刑罚苛滥,由是中外离心。蜀土先无獠,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西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民患;加以饥馑,四境之内,遂至萧条。”究其根本,还是成汉作为一个农民政权存在的局限性。
看题主在苏沉船大神下面的回复,好像认为李氏是氐族,其实不是的。李氏是賨人,也叫板楯蛮,是三国时巴西郡的土著民族。原本分布在嘉陵江、渠江流域。在汉代,今天达州、巴中地区的广大区域是賨人腹地,汉廷在这里只设有两个县,在这些区域賨人基本是自治的,县长只起羁縻賨人酋长的作用。
张鲁称雄巴汉的时候,賨人大量皈依五斗米道,政治上也依附张鲁,所以后来张鲁降曹后,曹将张郃的兵锋可以远达宕渠(今渠州附近)。后来曹刘在汉中对峙,曹操感到「鸡肋」撤退时,把汉中附近的居民全部迁出,让刘备「得其地,不得其民」,賨人李氏正是在这次被迁徙到略阳的。这个略阳不是今天汉中西部没多远的陕西略阳,而是在秦陇交通要道「陇坂」西侧不远,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附近的区域。但是略阳附近主要是氐人的聚居区,除了汉代聚集在这里的以外,曹操也从汉中、武都、阴平这些氐人世居地迁徙了大量氐人到略阳(比如前秦苻氏家族就是被从氐人大本营武都迁徙到略阳的)賨人李氏杂居在氐人中间,所以在当地被叫做巴氐,这只是一个俗称,《晋书》《魏书》都很明确地说他们是賨人。
上古蜀地的几支民族势力,蜀人与氐羌民族有很大关系,巴人即賨人,二者又都在很大程度上华夏化,当然还有北来的华夏移民,这些不同力量在賨人李氏的经历中合为一体。可以说成国是上古巴蜀历史的集大成者了。
另外,《晋书·李特李流载记》讲了李氏是宕渠人,然后抄了一大篇廪君传说当做賨人的祖先,这个是错的,廪君蛮是三峡、武陵北部的土著民族,但跟板楯蛮同有巴蛮之名,所以唐朝人搞混了。
成汉政权有别于大反派前赵、后赵。虽说成汉的领袖是氐族人李氏一族,可是整体构成是由秦、雍二州逃荒的流民所组成,其中包含大量汉人在内。初时流民依附益州刺史赵廞,因赵廞怕受到贾南风的牵连企图谋反而被杀。于是来了更加贪婪无道的罗尚、辛冉,罗尚在流民开垦没得到收成的情况下,逼迫他们返回原籍,再加上大雨频发,收成不足,流民都期望暂缓返回,更设立许多关卡来搜刮流民财物。
在流民被逼反后,六郡流民是相当民主的推举李特为首领。另一位相当民主被推举出来的是杜弢,这位被罗尚提拔出来的流民领袖能征善战,祸乱荆州多年,要不是东晋战将也多,可能也让杜弢在荆州建了国。成汉的建立更倾向于阶级斗争,是腐朽的西晋帝国对流民无情挤压的结果。
李雄利用范长生、范贲父子安抚蜀中豪族的策略,跟牛睿、王导利用顾荣等人收拢江东士族的手段非常相似,也因此获得大批豪族依附,成功建立国家。李特、李雄都可说是一时人杰,就连哀帝李班都是令人惋惜的仁主。只可惜李班有德无才,看到曹丕、孙登的才能都自叹不如,可见其只是中庸之才。李雄诸子毫无防备,一仗没打就被杀于殡宫。李期倒是挺聪明,却不太懂得任用贤能,以暴戾治国。
成汉政权每况愈下,就始李班、李期迅速败亡。
有个小发现,蜀将张翼之子张微时任晋广汉太守,被李荡所杀。
成汉政权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利用晋末乱局,在一个远离中原政权且易守难攻的地方,利用周边多事的掩护,仓促成立的一个具有一定巫觋色彩的奉行道教无为理念与朴素儒家信仰的流寓政权。
缺了上述任一条件,都无法构成李雄建立的那个大成,而李寿的大汉,也是在上述条件逐渐损耗的基础上,最终崩解的。
成汉皇室及权贵,以巴人李氏与雍秦六郡豪族为主,他们首先是流民领袖,然后才是流寓政权之核心,我们在看待成汉时,决不能贸然套用十六国同期族群分析的范式,而应当参考类似于蜀汉、孙吴、东晋那般的土客关系范式。
换言之,成汉权贵为流入就食之客,巴蜀百姓与豪族为本地之土,出身雍秦基层官吏或郡县中低层豪族的成汉权贵,虽然没有张轨、赵廞那般的显贵名望,更谈不上刘焉、刘备那般的豪华身段,却也是一种“侨客流寓”型统治者。
不同的是,李特李流五兄弟更加接近基层,而且带来的客将流民也远超刘备、孙权、刘焉之流,这就使得成汉政权,不论是上层的李、任、阎、罗、苻、隗、费诸巴、氐豪族,还是中下层的雍秦氐、汉流民,都与巴蜀豪族、巴蜀百姓产生深刻而根本的利益冲突。注意,李氏的巴人属性,已然在张鲁、曹操之时的招徕迁移中,彻底转化为雍秦二州的巴人,与雍秦二州的地方利益更加一致。
雍秦中低层豪族(寒门与豪酋)挤占了巴蜀豪族(郡望与寒门)的仕进之途,甚至把巴蜀豪族裹挟上了反晋的“造反梁山”,雍秦流民数万人的规模也直接冲击了巴蜀百姓的生计。所以,我们在罗尚入蜀之前与李雄去世之后,就会屡屡看到雍秦流民与成汉政权的不受待见。
至于题主所引用的所谓“宽政”、“兴学”、“蜀平”以及范长生作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而受到的尊崇,本质上其实都是大成李雄统治时期,基于上述基本矛盾而采取的施政方略,一方面是成汉统治者不得不如此,一方面也确实与李雄本人的信仰背景及处事风格有关。
宽政与蜀平,说穿了其实就是李雄时期的成汉统治集团,一方面没有那个素质、能力与经验建设完备的礼制爵禄所致,一方面信奉某种巴氐巫觋、天师道教、朴素儒家混杂在一起的信仰所致。
无组织无纪律的大成,或者说,连汉晋帝国的基本管制能力都达不到的大成,也导致了李雄无法向蜀中以外的地块进行有效扩张,汉巴之地梁州、南中之地宁州、西夷校尉管领的西部山区均处于大成军事管理、本土豪族擅权与东晋不断渗透之中,仇池的独立、爨氏的擅权均是在大成不足以完全统御西南山区的背景下滥觞的。
另外,李雄与青城山范长生的合作,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促成李雄在李庠、李特、李流先后被杀后,经过多轮拉锯磨难最终战胜晋朝镇压军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学界多认为,李雄的天师道信仰只是个人信仰,其家族很难说是完完全全的天师道信徒。
而且,李雄一方面尊崇范长生,一方面却兴办儒学,并且我们很难看到范长生在成汉国政当中的存在感,说明李雄与范长生之间的关联,并没有那么紧密,李雄时期的大成,终究还是李氏及其雍秦姻亲的天下,三公中枢是这帮人、征镇安平也是这帮人、司(益)梁二州的主管与荆宁二州的遥领也是这帮人(成汉中后期实控宁州时采用的是南中土著豪族)。
我们很难说,成汉就是一个天师道的政教合一政权,只能说他是一个在天师道与原始巫觋信仰色彩浓厚地域之中,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统治思想的地方政权。
李雄之世的平衡与安详,最终还是被终结了,而终结这一平衡的,恰恰是李雄本人的随性仁厚。李雄为了回报英年早殁的兄长李荡,再加上李荡之子李班确实表现得相当仁厚,比他李雄的亲儿子还亲,再再加上李荡另外俩儿子李稚、李琀在征伐仇池时的战殁令李雄有愧,这才把皇位传给了侄子李班。
及雄寝疾,班昼夜侍侧。雄少数攻战,多被伤夷,至是疾甚,痕皆脓溃,雄子越等恶而远之。班为吮脓,殊无难色,每尝药流涕,不脱衣冠,其孝诚如此。
私以为,李雄完全不具备帝王之心术,是一个充满“妇人之仁”的人,所以皇位继承才会如此随性走心。李雄能够欣赏李班,其实从上面这条材料里也能看出,都是拥有“仁心”的人,但“仁”的程度可能稍微有点过。一个侄子能够为叔父吸脓水、尝汤药,即便不是虚伪至极的伪装表演,也是迂腐之极的顽固不化,即便在讲究忠孝的儒家看来,仁爱固然重要,但仁爱是有“等差”的,规定“等差”的就是礼制。
李班的行为,若是亲子倒还好说,作为侄子,就稍显过度了。从后来李班在政变中的表现中,我们其实能看出李班的迂腐。
班居中执丧礼,政事皆委寿及司徒何点、尚书令王瑰等
政事完全不管,就管着丧礼,对于一般官员百姓而言,这确实是至孝的表现,但对于一个理论上要顾着天下事的帝王而言,就是迂腐得表现,而且这种盲目至孝到彻底放弃大权的表现,也为政变提供了良机。
李雄亲子李越、李期终究还是不满的,没有多少君主的儿子,会甘心自己得不到王位,更何况还是以车骑将军坐镇成汉重要军镇江阳的李越,以及人望破高且出任安东将军的李期呢?他们便利用李班“仁懦”不堪的良机,成功政变上位。
李期上位之后,受到猜忌的成汉中后期宗室军功一哥李寿,也接踵而来,并以其梁州刺史府僚属取代雍秦豪族掌握政权,两次政变直接将成汉的统治基础彻底撕裂,更把成汉的统治风格推向了严酷无道。
另外,汉王李寿上位前,似乎是以“尊晋”甚至“归晋”为条件笼络以龚壮为代表的梁州(巴蜀东部)士人的,然而李寿上位后,不仅不“尊晋”,而且直接以“汉”自居称帝,这就使得以李寿为代表的李骧后裔汉国宗室,不仅疏远了李特后裔大成宗室,继承了一个撕裂了两次的雍秦豪族权贵阶层,而且还面对着一个自己提拔却又不再信赖自己的巴蜀本土官僚集体,以及随时都会在巴蜀本土豪族带领下反李归晋的巴蜀民心,李寿、李势父子的政局已然相当诡谲微妙,很难找到什么坚实的统治基础。
综上可见,成汉政权或许有且只有李雄统治中期的那么几年实现了题主在备注中所涉及的这些近乎“理想国”一般的景象,考虑到晋书史料来源的驳杂与编纂的仓促,这段可能来自成汉官方的史料,也不乏吹捧夸大的可能,倒也不必太过当真。
更接近真相的,可能还是李庠、李特、李流与赵廞、罗尚、宋岱、李毅等西晋方面大员对峙时错综复杂的局面,以及李期、李寿、李势在位时期的秩序缺乏与潜流暗涌,李雄时期的稳定或许只是其个人魅力与处事能力带来的一时风平浪静,制度化安排的缺乏,才是成汉政权最终变乱不断的根源所在,也是一个流寓政权,不能及时解决土客矛盾,未能整合内部资源,在李雄、范长生等魅力极高之人去世或隐退后,所必然走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