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片山潜还在，抗战时日共能不能发动革命阻止战争？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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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恕我直言，题主的这个问题有一定的“英雄造时势”的倾向。虽然对于片山潜为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所做的巨大贡献我是十分敬重的，对于片山潜领导革命的能力也持肯定态度，但日共能否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并不完全取决于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片山潜等日共领导人。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是革命可行与否最根本的决定因素。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一个社会制度在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非常遗憾的是，尽管日本在帝国主义列强中只能算最末流的“穷逼帝国主义”，但本质上三十年代的日本仍然处于垄断资本主义的上升期，更非所谓“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在这一大前提下，日共的斗争无疑就艰难了许多。

而且，我必须给相信无产阶级自发性的同志泼一盆冷水：在革命斗争中，党组织的纪律性和先锋性往往比无产阶级的自发性来得更为关键。用披着“爱国主义”外衣的民族主义狂热来分化瓦解革命队伍，从来都是反动统治集团的惯用伎俩——而且是屡试不爽的伎俩。日本的情况更为特殊，天皇“万世一系”、“万民翼赞”的地位在民间颇有基础（二二六事变中贫苦农民出身的基层军官都坚信“天皇绝不希望百姓如此受苦”这种可笑的歪论）。因此一旦日本的军部、财阀用“七生报国”、“八纮一宇”这种极富煽动性的口号对无产阶级进行欺骗宣传时，日本劳苦大众是很难对其做出清醒判断的。而这种蒙骗政策再加上侵华战争的连战连捷，日本劳苦大众就会更加狂热地支持军部财阀的对外侵略扩张，日共对其进行反击宣传的难度也就大大增加。这某种程度上是一条国际共运中的普遍规律——君不见德国公海舰队的无畏舰每增加一艘，深受德国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压迫的德国无产阶级就要高潮一回，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处境就要艰难一分。甚至俄国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前线的接连溃败，沙皇政权的合法性就不会受到广泛质疑和抨击，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的宣传也就难以受到预期效果，列宁曾经毫不忌讳地说：“如果没有爆发战争，俄国可能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会爆发革命。”帝国主义战争连连获胜、本国无产阶级高潮不断的情况下，还空谈破除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迷梦、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图样！拿衣服！

我们当然知道对外侵略扩张违背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丰满的理想永远都不是骨感的现实的对手，所以试想一下，三十年代日共如果在工人群众中大谈“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并声称这是为了日本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收到的回答很有可能是一句“你也配姓藤原？！”

此外，日本反动统治阶级还对日共不遗余力地进行疯狂的绞杀。1928年的三一五事件、1929年的四一六事件，以及此后的和歌浦事件、热海事件、SPY M中央指导潜入事件等都是明证。反动政府的弹压是如此残酷以至于到了1935年日共的最后一个中央委员都被捕入狱，领导层全军覆没。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进一步加紧了对左翼力量的清洗。

在日本国内，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就发布命令，禁止罢工，强迫献金献物，节粮储款，购买国债。从1938年9月起，规定每月1日这一天。日本人民要粗衣糙米，禁酒止欢。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强了法西斯统治。在日共被摧残后，开始向合法的左翼力量开刀。1937年12月18日，解散日本无产党、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劳农派等左翼组织，在全国逮捕400多人，均为社会知名人士，其中有日本无产党执行委员长、众议院议员加藤勘十，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领导人铃木茂三郎，日本劳农派创始人山川均，早稻田大学教授铺猪股津南雄、茂野塞林，作家中西伊之助等等，这就是日本历史第一次人民战线事件。
1938年2月1日，日本有名的进步知识分子有泽广已、大内卫兵、协村义太郎等的“劳农派教授集团”七人被逮捕，这是第二次人民战线事件。
1939年，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在论著中，主张“和平乃真理”，被解职。1942年9月，满洲铁道有限公司研究人员细川嘉久在《改造》月刊发表文章，被指控为宣传共产主义，《改造》社、岩波书店、《中央公论》社三单位，有49人被捕，其中有3人被严刑拷问致死。
正如鹿地亘1938年在中国写的《日本文化在监狱中》所述：“不论看哪本杂志，脑海中熟悉的作家、评论家的名字，都已经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只是一些从不曾听见过名字的作者……在我心里，闪烁着几千个被捕和失去执笔自由的作家、学者的姿态。在日本，文化已经失掉了，民众的呼声已经听不到了，文化已经进入监狱。”

客观条件已经如此糟糕了，主观上日共还屡屡犯错。让人恨铁不成钢的是，日共自1922年建党以来一直都没有一个成熟的、有经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样子，犯下的错误简直数不胜数，有的错误还一犯再犯。山川均右倾错误、福本和夫左倾错误皆是典型例子，而且在1935年日共遭到强制解散前夕的1932年，已经有左倾错误前车之鉴的日共仍然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说真的斯大林时代的共产国际大多数时候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颁布了带有明显左倾色彩的《三二年纲领》。该纲领虽然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之前造成党内思想混乱的《政治纲领草案》的错误，但夸大了日本的革命形势，认为日本的“革命决战”迫在眉睫，以及把一切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改良主义工会领导人都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等。更要命的是，从1928年日共首次遭到弹压的三一五事件起，日共主要领导人“转向”就屡屡发生。三一五事件后，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属于老资格的水野成夫就发布了转向声明，宣布承认天皇制，反对没收天皇、寺社的封建土地，否认日本的殖民主义性质与欧美相同（PS：与当今某些小粉红的逻辑多么相似），宣布要建立与日共对峙的所谓劳动者派。1933年，三一五事件中被捕的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发布转向声明，主张实现所谓一国共产主义，公开支持对外侵略扩张，宣称要以日本民族为指导民族而建设辐射朝鲜、中国、台湾、东南亚各地的所谓“大国社会主义”，以最终实现日本民族独立自主的发展。之后日本著名工人领袖南喜一以及田中清玄、风间丈吉等日共重要领导人也先后宣布转向，这些浓眉大眼的家伙如此集中地背叛革命，1935年日共党组织的最终毁灭也就不可避免了。

话说回来，虽然没有成功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日共在二战中的表现也已经相当给力了。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日本共产党就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散发了大量传单，揭露了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号召人民起来投入反战斗争。拥有300万人的日本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向东京政府请愿。不少工农团体也召开反战反法西斯大会，东京附近某村庄的士兵妻子、姐妹们结队在车站上卧倒，高呼：“还我们丈夫和兄弟”口号，迫使火车停驶。日本进步人士以“救济出征士兵家属”的口号鼓动出征士兵家属组织“索夫索子团”，向日本当局请愿，迫使政府做出了一些让步。日共还发行了秘密机关报《冲过暴风雨》、《民众的呼声》，报道军需工厂和农村的反战、反法西斯斗争情况。
1939年3月，反战分子投弹于大阪陆军兵器库，引起大火。4月，一艘潜艇上的反战分子，撞坏佐世保镇守府所属的潜艇。8月，反战分子投弹破坏了大阪皮革工厂。
从1938年到1942年，工厂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如1941年神户工人发动静坐罢工，坚持了5天。8月，名古屋三菱飞机制造厂3000多工人罢工。10月，横滨重工业红鹤见工厂举行了大规模罢工。1942年，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神户川崎造船厂、东京艺浦军火工厂、受爱知县钟民工厂工人先后罢工。怠工成为各工厂普遍采用的斗争形式。军需工厂缺勤率一般达到15-20%。农村租佃纠纷，1941年到1944年间，共达1万次，参加人数有9万多人。
知识界也继续展开反战活动。记者桐生悠悠发表文章：《他山之石》，反对侵略战争，而被囚禁。基督教徒明石顺三等人，公开发表反战言论。

总而言之，日共已经很拼了，你们还要它咋地？你行你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