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优势和科技力量两方面因素。下面是刘伯承在渡江前对高级军官的训话:
图要点开才能看清,可以看到刘伯承充分考虑了国民党的海空军优势,对策总结如下。
前两点是淮海战役后充分发挥战略优势的结果:
1 尽量展开正面,稀释对方的军舰和飞机。
2 过江以夜渡为主,抵消海空火力。
兵力已经比对方多,所以能充分展开正面,让对方无从判断具体的渡江地点。
野战能力压倒性优势,确信对方没有北渡反击的胆量,所以可以从容选择渡江时间,避开白天。
后两点是基于技术进步和部队装备改善的战术策略:
3 木船加装内燃机,提高过江速度。
4 炮兵对江面射击,赶走对方舰队。
船只动力方面,此时的中国虽然落后,但解放军已经控制了十几个大中型城市,歼灭了几十个国民党军部,手里控制近万台卡车,临时拆一批汽油机柴油机不难。所以刘伯承粟裕可以给第一攻击波配备机动船,发起第一次内燃机动力登陆战。这些临时改造的机动船速度快,又不依赖风向,大大减少了部队暴露于火力之下的时间。
(27军方向的的渡江第一船是误传信息,把“待命出发”传成“出发”的结果,所以这个营反而没有机动船。35军认定的渡江第一船就是“京电号”汽轮)
摩托化渡江的细节可以看下面这篇回忆录:
至于炮兵,感谢蒋介石先生的赠礼,此时二野和三野都有一大批美制105榴弹炮。同时四野攻占沈阳兵工厂,保证了炮弹可以敞开打。105炮在美军虽然只是团级火力,但最大射程已经有11公里,更何况还有美制155炮和四野调拨的日制150炮正在急速赶来。再加上战前渗透了一大批侦察兵给炮兵提供情报,炮兵可以在最大射程上做精确射击。这意味着炮兵射程的增加已经从量变到质变,就算部署在距江岸有一定距离的工事里,也能封锁整个江面,还能跨江射击,打击对岸火力点。解放战争渡江战役应该是长江历史上第一次有跨江火力支援的重大战役。
根据作战部署,军炮兵群直接支援我师战斗,渡江前压制并摧毁香口至小白庙一线敌人工事;渡江时压制敌各火力点和控制天星洲附近江面,拦阻敌军军舰;部队登陆后拦阻香口之敌的反冲击,摧毁航标灯塔及白石矶一线敌人工事,支援部队冲击直达香山、黄山,并封锁茅林洲西端公路,阻止敌人西援。
第二野战军的渡江是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进行的……据此,野战军司令部适时强化和调整了炮兵编成,除留少量炮兵对付敌人的舰队、飞机外,主要炮火都集中在第一线支援渡江,特别是集中在安庆上下流由第三、五兵团组成的主要突击地段上,正面不到30里就放列各种火炮300余门。4月21日16时,炮兵群开始试射,由于事先侦察周密和测算精确,急雨般的炮弹纷纷直接命中目标。17时30分,炮兵转入摧毁性射击,在安庆上下流的主要突击地段上,数百门大炮纷纷吐出火舌,发出震天动地的轰响。炮弹铺天盖地倾泻到对岸敌人阵地上,朵朵烟云倏忽间汇聚成浓黑的烟幕,不断地升腾和扩展着。经过整整1个小时的猛烈轰击,南岸敌人堡垒大部遭到摧毁,敌军的炮火显得极为微弱。
国民党当时的确在长江里还有舰队,但舰队的火力么……旗舰是惠安号,日本1944年造的最低一等海防舰,满载正好1000吨,火炮口径100毫米。其余的炮舰,主力是三四艘下面这种几百吨船型。相比之下,1911年武昌起义,大清还有六七艘“楚”级炮舰派到湖北江面,上面装着120毫米炮,气势比1949年的国军更盛。
而且,就在渡江前,三野炮兵刚刚痛打了英国舰队。紫石英号是护卫舰,伦敦号可是如假包换的重巡洋舰,排水量一万吨,主炮8门203,副炮12门102,主装甲厚度110毫米,在海面上可以单挑整支中国海军。然而英国人发现,即便是重巡洋舰,在狭窄的江面上也必然被陆军火炮慢慢磨死——陆军火炮被直接命中才会损失,军舰就算炮塔还在,船体受伤太多也完蛋。三野和英国人对射的重型火炮不到10门,其他都是旧式日本75炮,已经打的伦敦号遍体鳞伤(解放军的损失是英国人误打误撞炸到步兵,重炮并无损失)。所以英国人强拉民船掩护逃走,不愿意趟解放战争的浑水。国军此时唯一的轻巡洋舰(重庆号)已经投共,剩下那些破船就算全挤在长江又有什么用?
前面几个答案有人提到江阴要塞……这要塞的起义么,年三十打兔子,有它过年,没它也过年。因为江阴要塞本来就不是一个用来阻挡渡江的工事,而是堵住海口,避免海军进入陆地的要塞。解放军渡江正面几百公里宽,绕过江阴又如何,难道国民党军还敢从江阴北上抄后路?甚至林遵他们都不介意江阴要塞是否失守——反正他们已经不可能开到江阴了。所以要塞守军争相起义,唯恐慢了就算投降。这不是什么关键因素。
总之,渡江战役顺利取胜,一方面是战略优势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20世纪军事技术进步的成就。解放军充分利用科技进步,渡江前多次渗透侦察兵,为炮兵指示目标,渡江时集中所有内燃机发动摩托化(水面)突击,打了一场和历史上任何一次渡江都不同的战役。国民党一方则四分五裂,中央系和桂系内斗,海军和陆军没有协同,空军自恃高级兵种不愿低空支援,还不练习夜间轰炸能力,输给全力开发新科技的对手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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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开始。一个师一起至少提前一个月联络才能算起义,小规模的营团或者PLA发起进攻前72小时投降的只能算投诚,等枪炮打过来了再想起放下武器的只能算你被俘。
据说四野有的部队作风粗野,就是被周总理点名掐头去尾的那只,嫌起义投诚的太多,自己歼敌数字不如兄弟部队好看,别人已经放下枪的硬是一人塞了一杆没子弹的枪改成被俘。
而起义、投诚、被俘,这字面上的不同,待遇差别就大了去了,8,90年代大批人上访要求证明自己到底是起义还是投诚,所以在当时啊,国民党江防部队很大精力都在研究如何起义上。
不仅如此,TG算时间精的不得了,1959年功德林第一批特赦战犯,严格规定必须是被俘满十年的才有资格特赦,战犯管理所立刻炸了窝了,那鲁南、襄樊、羊山集战役被俘的老资格不用说了,辽沈淮海被俘的各个吐气扬眉,平津被俘的就有点儿犯嘀咕不知道自己够十年没。渡江后才被俘各个愁眉苦脸叫天屈,恨不得早日被俘。
名额很紧张,起义要乘早!
时间忒有限,被俘也请快!
渡江战役国军的防线不是共军打烂的,而是国军自己弃疗的。
首先要注意的是,渡江战役时的国民党政府不是一个完整的政府,集中的政府,正常的政府,而是一个精分的政府,异常的政府,混乱的政府。
由于需要对葬送在东北和黄淮海的百万大军负责(连美国人都表示“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 )没有感召力的蒋介石的总统位子自然是坐不住了。
其实总统下野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事情(野又不是没下过),而问题是随着蒋介石嫡系不断被削弱,蒋介石的冤家——桂系,已经隐隐然成为下野后政治真空的填补者。
和现在国民党一样,国民党内普遍对于内部敌人往往比外部敌人还要仇恨。国民党特务机关甚至曾经制定了刺杀李宗仁的计划。
所以,野可以下,但是总统大位绝对不能是广西人的。
可是副总统选举,赢的人是李宗仁,而不是国父的儿子,蒋介石的心腹孙科。
所以在蒋介石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tg,一个是桂系。后者之仇不亚于前者之恨
李宗仁总统上台之后,他面对的有两个敌人 一个是解放军,另一个就是躲着溪口老家的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还是掌握着主要的权柄。
你李宗仁想用钱?呵呵,黄金被我运到台湾了。
你李宗仁想要释放政治犯?政治犯被我运到上海了。
你李宗仁打算找行政院商量事情?呵呵,2月7号行政院迁到广州了。
(中共都忍不住吐槽来问:
“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
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
它是存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
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
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有一个宣布‘退休’的伪总统,别的什么都没有。” )
最重要的事情其实还不在此。
当时国军渡江防线的主力军队人数有70万人左右。
这70万人加上长江天险,这仗还不是没得打
但是,这70万人不是由一个人负责的。
按照当时老蒋的计划,国军把战区分为两个部分,湖口以东段由汤恩伯负责,总兵力50万人左右,湖口以西段由桂系白崇禧负责,40个师25万。
汤恩伯,可以与洪水大旱蝗灾相提并论的人,蒋介石铁杆。
铁杆到什么程度?
汤恩伯少时家贫,无钱上学,后来官至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国民党陆军上将陈仪亲自出钱供他上学,使其成才。结果汤恩伯第一个向蒋介石告密陈仪亲共。
一年后,陈仪死于台湾,被开了四枪之后才断气。
当时的李宗仁的计划是趁国民党还有长江天险和几十万大军的本钱,再抢救一下也不是不可能。
(李宗仁作为台儿庄大捷的实际指挥者,军事水平至少还是有的。)
但是汤jiang恩jie伯shi的想法根本就不想抢救!
在国防部的回忆里,汤恩伯公开反对李宗仁的江防计划,他认为,应该把兵力集中布置在上海附近,至于长江芜湖安庆等地区的江防,派少量部队应付一下就算了。
这明摆着就是弃疗了。
自古以来统一北方的政权,在渡江时遇到失败的很多,但是在长江中段渡江成功并向下游推进的情况下,南方政权没有一个能抵挡成功的。
长江天堑都挡不住,苏南河沟水网你能挡得住?
至于蒋介石为什么保沪不保江,因为他已经把后路寄托在台湾了,李宗仁白崇禧在为长江江防殚精竭虑的时候,老蒋早已派出心腹陈诚经营台湾。在上海,市民扛着一麻袋金圆券上街的时候,用金圆券换来的市民的黄金外汇正在装船运往台湾。
之所以把兵力全部放到上海一线,无非就是拖延tg的进军速度,好把家当快点运回台湾罢了。
你tg渡江了又怎样?反正南京政府是你李宗仁的,不是我蒋介石的,你李宗仁被tg赶跑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但是,回顾整个渡江战役后的战局,一向被蒋介石重用的汤恩伯,打起仗来却不堪一击。
4月28日郎广战役总攻开始,解放军向被包围在郎溪广德地区的国军发起进攻,两天就歼灭了11万国军(请问抓11万头猪需要多少天?)解放军自己仅损失1300人。后来解放军上报损失的时候多打了一个0,损失13000人,上级也没觉得不对劲,没下来核查。
至于守上海,汤恩伯宣称要把上海变成远东斯大林格勒,要守上三个月,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但是实际上只守了半个月,上海就解放了。
反而受国军处处排挤的桂系,成了国民党在大陆续命的重要力量。白崇禧在湖南与林彪周旋了几个月,一直没有让林彪得到大便宜。“(白崇禧)本钱小,极机灵。”林彪和桂系在湖南中部衡宝地区决战的时候,新中国在北平宣布成立,再过几天解放军就要要解放广州了。
所以说,我一直无法理解粉kmt的脑回路,为了反tg,你至于去粉这么一个内战外行,外战外行的组织么?死到临头了还互相拆台,内部倾轧,这个组织有粉的必要么?
结合我姥爷从武汉段渡江作战的口述你就明白了
刚到江边的时候只好隐蔽,江面上有林遵第二舰队的军舰昼夜巡逻,晚上军舰上的探照灯能把江面照的像白天一样。根本不可能进行渡江作战,听队伍里有人说南京一带的部队已经和江阴要塞开谈了,但是只要有第二舰队在,渡江就是不可能的。对面的岸上火力倒不重要,因为淮海战役打完了之后,敌我在火力上已经差不多了,渡江部队也有不少火炮掩护。
在江边待了一段时间,每天就是烧火做饭,派侦查部队去侦察,突然有一天,军舰不见了,前指有命令马上准备渡江,我就赶紧叫全营先准备干粮。这时候部队里都知道林遵起义的消息。傍晚对面炮兵突然开始急速射,打得很猛烈,打到了天黑突然就停了。这时候前指宣布渡江作战开始,大家都很紧张,因为谣传国民党在江里面布了很多水雷,而且傍晚的炮火又猛烈,大家上了木船开始渡江,船走了一会船夫就说到岸边了,然后我就率领全部队下船,结果水直接淹到脖子(我姥爷一米八),原来是船夫怕被水雷炸死,根本没到岸边就把我们扔下摇了船跑路。。。
到了岸上因为怕敌人突然实行火力覆盖,所以来不及收拢部队直接发起了冲锋,喊杀声震天响,结果并不见对方还击,冲进战壕发现没有敌人,只有一个看起来十五六岁的小孩在抱着枪睡觉,一脚把他踢醒,正准备喊缴枪不杀,结果缴字刚喊出来,这小子直接说我投降,官长放我回家吧!原来国民党的部队打完火力速射就撤走了,这小孩儿是睡着了没人喊他就被落下了。后来参与此次战斗的部队没有颁发军功章,一人给了一枚纪念章,因为根本就没有伤亡。因为渡江命令下的急,很多部队没有准备干粮就投入战斗,渡江以后没饭吃,前指命令大家发挥阶级友谊,有干粮的部队拿出来干粮支援没干粮的部队,我专门嘱咐全营同志,看好咱们营的锅盔和大饼,一张都不许拿出去,咱们还要吃饭呢。
嗯,最有威胁的林遵起义了,对面的部队直接跑路了,就是弄个羊皮筏子也能过去啊。。。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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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http://pj.ninjal.ac.jp/gairaigo/)。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商学院面试和普通专业不同,都是跨专业申请,所以不会有什么指定用书,完全就是考察个人的背景,职业规划,临场沟通,抗压能力,问题方向也比较随机个性化。具体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