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部将重点加强脱口秀相声等节目内容审核，以及电音类说唱类节目审核把关，你如何看待？

凡是做内容输出的，就不应该有任何幻想。

再说一遍：没有公共空间，只有舆论阵地。

“好的，现在开始按照2050年文娱作品可展现文化内容标准来重新进行文字的筛选吧。”

“嗯……行吧，我们来看一下提审的书单，这本小说讲的是什么？”

“这本小说讲得是，我看看，一个男人从监狱出来，然后成为市长的故事。”

“哦，这不是挺好挺励志的吗，那么他是怎么成为市长的呢？”

“书里没怎么说。”

“啊，这不是一个男人成为市长的故事吗，那它故事不就该是，有这么些个内容嘛。书里怎么写的。”

“书里说，这男人出狱，几年后，成了市长。”

“然后呢？”

“然后没啦。”

“没啦？”

“那这故事有趣在哪里，如我记得没错，这至少也算得上是有名有姓的作品？”

“这故事，呃……经过了多次修订，怎么说呢……其中很大部分被之前的审核去除了，比如，他里面本来有个角色是警察……”

“警察！我的天呐，您不用说下去了，小说里怎么能写到行政机关呢。”

“对，您说的对，这个那个，这个故事还有宗教元素，这里写这个身为主角的男人出狱后无家可归，进入了一个教堂住了一晚……”

“作者大可不必那么写，大家都知道现在宗教的元素相当敏感，我们得保证青少年阅读的时候不接触任何与宗教相关的内容。”

“您说的对，而且这故事里也有偷窃的行为，还有，我看看这个标注是怎么写的，‘包含对当时环境下人民形象的负面描写。’上面是这么写的。”

“什么负面描写呢？”

“描写其中的部分角色犹如描写阴险势利的小人。”

“被描写的人可多无辜啊，他们知道了肯定很伤心，最关键的是，读书的人十有八九肯定会受这些角色影响，成为一个阴险势利的人。我有点受不了了，这故事就不能有些正常的剧情发展吗，有没有，女主角之类的。”

“女主角……也有个和主角有关的女性角色。但是……”

“但是什么，先生？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您也没必要那样遮遮掩掩。”

“这个女性角色，这个女性角色是个……”

“是个？”

“是个妓女，先生。”

“妓女？是我知道的那个妓女吗？这作者写了个妓女……他，他必定是以批判性的角度，我猜他肯定狠狠批判了那个妓女的角色！若是这样我也多少能够理解了。”

“作者笔下的妓女虽然悲惨，但好像是个比较正面的角色。”

“正面角色，他疯了吧，怎么会有这样的作者。如果这本书以原本的面貌出现在读者手中，尤其是那些未经世事，不知社会为何物的孩子，是十个有九个看了都会想去做妓女的！您想想，您想想您的孩子……我的天。”

“然后，我看看，这个妓女死了，然后把女儿托付给了男主。”

“哪呢，我怎么没在现有的版本看到这一节？”

“我看的是修正版，我看看，哦，因为这个女儿和反征服的学生政权成员谈恋爱……”

“嘘……别说出那个词。”

“哦我的失误，我太惊讶了，不过这说明我们的文娱审核是正确的，都是正确的。这些内容不会被我们纯净的下一代看到。他们必然会一无所知地在干净洁白的世界长大，呼……”

“这些内容不该被看到。”

“对的，好在这些内容已经被删减了，因为这个女儿的对象的关系，前辈们删去了一整条女儿的线，这样也顺势处理掉了那个当妓女的角色和妓女亲戚一家人的粗鄙角色，这处理相当精明，所有有关的都被删啦。”

“这真是太棒了。”

“因为开头就没有了警察的角色，所以警察也没有自杀，可喜可贺。”

“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故事。”

“是的所以初听上去有些无聊，但现在这个版本无疑是最合适的。”

“那这本书已经够完美了。它为什么还在重审名单上。”

“哦我看看，是这样，这本书的书名是《“悲惨”世界》，现在说法是，不太希望书名里有比较负面的内容，当然了加引号已经不被承认是个好的手段了，所以……”

“一个男人，从监狱里出来，成为了市长，这一切都很好。没什么好悲惨的，把‘悲惨’从书名里去了吧。”

“我同意，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现在这本书叫《世界》，讲得是一个男人从监狱里出来，成为市长的故事，一共二十页，相当轻便，青少年必读书，我们为他们节省了不少时间。”

“他们会感激我们的，好了下一本叫什么，也是书名出问题了吗？”

“对，关于这个《基督山伯爵》书名里的基督，实际上和宗教吧……”

—

数日后，书名的更改被落实。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本名为《世界》的书里没有世界。

世界在这本书的外面。。。

文明与反讽

□ 作者：王小波

据说在基督教早期，有位传教士(死后被封为圣徒)被一帮野蛮的异教徒逮住，穿在烤架上用文火烤着，准备拿他做一道菜。该圣徒看到自己身体的下半截被烤得滋滋冒泡，上半截还纹丝未动，就说：喂！下面已经烤好了，该翻翻个了。烤肉比厨师还关心烹调过程，听上去很有点讽刺的味道。那些野蛮人也没办他的大不敬罪──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宽容。人都在烤着了，还能拿他怎么办。如果用棍子去打、拿鞭子去抽，都是和自己的午餐过不去。烤肉还没断气，一棍子打下去，将来吃起来就是一块淤血疙瘩，很不好吃。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但那些野蛮人听了多半是不笑的：总得有一定程度的文明，才能理解这种幽默──所以，幽默的圣徒就这样被没滋没味的人吃掉了。

本文的主旨不是拿人做烤肉，而是想谈谈反讽──照我看，任何一个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这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谁知动笔一写，竟写出件烧烤活人的事，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让我们进入正题，且说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的风气极是假正经。上等人说话都不提到腰以下的部位，连裤子这个字眼都不说，更不要说屁股和大腿。为了免得引起不良的联想，连钢琴腿都用布遮了起来。还有桩怪事，在餐桌上，鸡胸脯不叫鸡胸脯，叫作白肉。鸡大腿不叫鸡大腿，叫作黑肉──不分公鸡母鸡都是这么叫。这么称呼鸡肉，简直是脑子有点毛病。照我看，人若是连鸡的胸脯、大腿都不敢面对，就该去吃块砖头。问题不在于该不该禁欲，而在于这么搞实在是没劲透了。英国人就这么没滋没味的活着，结果是出了件怪事情：就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出现了一大批匿名出版的地下小说，通通是匪夷所思的色情读物。直到今天，你在美国逛书店，假如看到书架上钉块牌子，上书“维多利亚时期”，架子上放的准不是假正经，而是真色情……

坦白地说，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我读了不少──你爱说我什么就说什么好了。我不爱看色情书，但喜欢这种逆潮流而动的事──看了一些就开始觉得没劲。这些小说和时下书摊上署名＂黑松林＂的下流小册子还是有区别的，可以看出作者都是有文化的人。其中有一些书，还能称得上是种文学现象。有一本还有剑桥文学教授作的序，要是没有品，教授也不会给它写序。我觉得一部份作者是律师或者商人，还有几位是贵族。这是从内容推测出来的。至于书里写到的事，当然是不敢恭维。看来起初的一些作者还怀有反讽的动机，一面捧腹大笑，一面胡写乱写；搞到后来就开始变得没滋没味，把性都写到了荒诞不经的程度。所以，问题还不在于该不该写性，而在于不该写得没劲。

过了一个世纪，英国的风气又是一变。无论是机场还是车站，附近都有个书店，布置得怪模怪样，霓虹灯乱闪，写着小孩不准入内，有的进门还要收点钱。就这么一惊一乍的，里面有点啥？还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以及它们的现代翻写本，这回简直是在犯贫。终于，福尔斯先生朝这种现象开了火。这位大文豪的作品中国人并不陌生，《法国中尉的女人》、《石屋藏娇》，国内都有译本。特别是后一本书，假如你读过维多利亚时期的原本，才能觉出逗来。有本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写一个光棍汉绑架了一个小姑娘，经过一段时间，那女孩爱上他了──这个故事被些无聊的家伙翻写来翻写去，翻到彻底没了劲。福尔斯先生的小说也写了这么个故事，只是那姑娘被关在地下室里，先是感冒了，后来得了肺炎，然后就死掉了。当然，福尔斯对女孩没有恶意，他只是在反对犯贫。总而言之，当一种现象(不管是社会现象还是文学现象)开始贫了的时候，就该兜头给它一瓢凉水。要不然它还会贫下去，就如美国人说的，散发出屁眼气味──我是福尔斯先生热烈的拥护者。我总觉的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当然，你要说福尔斯是反色情的义士，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你有权利把任何有趣的事往无趣处理解。但我总觉得福尔斯要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恐怕也不会满足于把鸡腿叫作黑肉。他总要闹点事，写地下小说或者还不至于，但可能像王尔德一样，给自己招惹些麻烦。我觉得福尔斯是个反无趣的义士。

假如我是福尔斯那样的人，现在该写点啥？我总禁不住想向《红楼梦》开火。其实我还有更大的题目，但又不想作死──早几年兴文化衫，有人在胸口印了几个字：活着没劲，觉得自己有了点幽默感，但所有写应景文章的人都要和这个人玩命，说他颓废──反讽别的就算了罢，这回只谈文学。曹雪芹本人不贫，但写各种“后梦”的人可是真够贫的。然后又闹了小一个世纪的红学。我觉得全中国无聊的男人都以为自己是贾宝玉，以为自己不是贾宝玉的，还算不上是个无聊的男人。看来我得把《红楼梦》反着写一下──当然，这本书不会印出来的：刚到主编的手里，他就要把我烤了。罪名是现成的：亵渎文化遗产，民族虚无主义。那位圣徒被烤的故事在我们这里，也不能那样讲，只能改作：该圣徒在烤架上不断高呼“我主基督万岁”，“圣母马利亚万岁”，“打倒异教徒”，直至完全烤熟。连这个故事也变得很没劲了。

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

□ 作者：王小波

前不久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在北大听戴锦华教授的课，听到戴教授盛赞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就发问道：假如你有女儿，想不想让她看这本书？戴教授答曰：否。

于是作者以为自己抓到了理，得意洋洋地写了那篇文章。

读那篇文章时，我就觉得这是一片歪理，因为同样的话也可以去问谢晋导演。谢导的儿子是低智人，笔者的意思不是对谢导不敬，而是说：假如谢导持有上述文章作者的想法，拍电影总以儿子能看为准，中国的电影观众就要吃点苦头。大江健三郎也有个低智儿子，若他写文章以自己的儿子能看为准绳，那就是对读者的不敬。

但我当时没有作文反驳，因为有点吃不准，不知戴教授有多大。倘若她是七十岁的老人，儿女就当是我的年龄，有一本书我都不宜看，那恐怕没有什么人宜看。

昨天在一酒会上见到戴教授，发现她和我岁数相仿，有儿女也是小孩子，所以我对自己更有把握了。因为该文作者的文艺观乃是以小孩子为准绳，可以反驳他（或者她）的谬见。很不幸的是，我把原文作者的名字忘了，在此申明，不是记得有意不提。

任何社会里都有弱势群体，比方说，小孩子、低智人──顺便说一句，孩子本非弱势，但在父母心中就弱势得很。以笔者为例，是一绝顶聪明的雄壮大汉，我妈称呼我时却总要冠个傻字──社会对弱势人群当有同情之心。

文明国家各种福利事业，都是为此而设。但我总觉得，科学、艺术不属福利事业，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旨。这样关怀下去没个底。就以弱智人为例，我小时候邻居有位弱智人，喜欢以屎在墙上涂抹，然后津津有味地欣赏这些图案。如果艺术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恐怕大家都得去看屎画的图案。倘若科学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恐怕大家都得变成蜣螂一类──我对这种前景深为忧虑。

最近应朋友之邀，作起了影视评论，看了一些国产影视剧，发现这种前景就在眼前，再看到上述文章，就更感忧虑。以不才之愚见，我国的文学工作者过于关怀弱势群体，与此同时，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奇特的弱势群体──起码是比观众、读者为弱。戴锦华教授很例外地不在其中，难怪有人看她不顺眼。

笔者在北大教过书，知道该校有个传统：教室的门是敞开的，谁都可以听。这是最美好的传统，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但不该是谁都可以提问。罗素先生曾言，人人理应平等，但实际上做不到，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识的领域……要在北大提问，修养总该大体上能过得去才好。

说完了忧虑，可以转入正题。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使最强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作成就。以爱因斯坦为例，发表相对论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物理学家；他做得很对。艺术家也当如此，我们才有望看到好文章。以笔者为例，杜拉斯的《情人》、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还有许多书都使我深感被冒犯，总觉得这样的好东西该是我写出来的才对。

我一直憋着用同样的冒犯去回敬这些人──只可惜卡尔维诺死了。如你所见，笔者犯着眼高手低的毛病。不过我也有点好处：起码我能容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