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商朝信奉鬼神,巫(祭司)的地位很高。为什么到了周朝他们的地位就下降了,而且历朝历代也降低?

回答
商朝对鬼神的崇拜和巫(祭司)的高地位,以及周朝对其地位的下降,乃至历朝历代这种趋势的演变,是一个涉及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现象。要详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阶段、分角度地进行分析。

商朝:鬼神至上,巫士通神

商朝是一个高度依赖宗教信仰的时代,其社会秩序和统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鬼神的敬畏和沟通之上。

1. 商朝社会结构与统治合法性:

神权政治的典型: 商朝的国王不仅是政治领袖,更是最高祭司。王权与神权紧密结合,国王被认为是连接人神世界的桥梁。商王的名字中常带有“汤”之类的祭祀含义,其权力合法性来源于祖先神灵的庇佑和认可。
祖先崇拜与自然神崇拜: 商朝人崇拜自然神(如天、日、月、河海等)和祖先神。其中,最高的神是“帝”(或称“上帝”),被认为是主宰万物、决定人事祸福的至高存在。祖先神也受到极为尊崇,认为他们能够继续影响后代。
甲骨文的证据: 甲骨文是商朝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其中大量内容记录了占卜的内容。这些占卜涉及农业丰收、疾病、战争、天气等方方面面,都围绕着“神”的旨意展开。商王通过占卜来预测未来,并以此来指导决策。

2. 巫(祭司)在商朝的地位:

沟通神灵的媒介: 在商朝,普通人无法直接与神灵沟通,必须依靠巫。巫是通晓神意的专业人士,他们通过占卜、祭祀等仪式,解读神的旨意,并向人们传达。
掌握知识与权力: 巫的职能远不止于宗教仪式。他们往往是当时知识的垄断者,掌握天文、历法、医学等知识,并且是记录和解读占卜结果的专业人员。这种知识垄断使得巫在社会中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
政治决策的影响力: 由于神谕的决定性作用,巫的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许多重要的政治决策都需要经过占卜,而占卜的结果由巫来解释,这使得巫能够对国家事务产生直接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一些商王本身也兼任大巫的职务。
社会阶层的一部分: 巫在商朝是重要的社会群体,他们可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拥有特定的社会地位、财富和特权。

3. 为什么地位高?

宗教的绝对中心地位: 在一个科技不发达、对自然现象缺乏科学解释的时代,人们容易将无法理解的事物归结为神灵的意志。对未知和恐惧的心理投射,使得宗教信仰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
统治者对神权的利用: 商朝统治者高度利用神权来巩固统治。通过宣称是神的旨意来推行政策、发动战争、惩罚敌人,能够增加其统治的神秘感和合法性。而巫是实现这一切的关键人物。

周朝的变革:敬天保民,理性化趋势

周朝取代商朝,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变革,其中就包括对宗教观念和祭司地位的调整。

1. 周公制礼作乐:社会秩序的重塑

“敬天保民”的理念: 周朝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提出了“敬天保民”的理念。认为上天会根据统治者是否“德”来决定其是否能够拥有统治权,统治者的行为是否符合民意和道德标准,比单纯的祭祀更为重要。这标志着一种从“神权决定论”向“德治决定论”的转变。
强调人道与政治: 周朝更加注重人世间的政治运作和道德规范。他们认为君主的统治是为了百姓的福祉,所以“民心”成为衡量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标准。这种人文主义的倾向削弱了纯粹神灵意志的绝对权威。
礼乐制度的建立: 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一套以宗法制度为基础、以礼乐为核心的社会政治规范体系。礼乐制度旨在规范社会等级、行为准则、祭祀仪式等,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维系社会稳定和统治秩序。

2. 巫的地位下降原因:

神权合法性的弱化: 周朝统治者不再像商朝那样将神权作为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他们更强调“德”和“政”的作用。虽然祭祀仍然存在,但其目的更多是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和祈求,而非像商朝那样直接决定政治走向。
知识与权力的分散: 随着周朝政治体制的完善,管理国家事务的职能逐渐分化。政治官僚体系日益成熟,掌握天文、历法、历史等知识的官员越来越多,不再集中在巫手中。例如,有专门的“太史”等官职负责记录和天文历法。
祭祀职能的世俗化: 祭祀活动虽然还在,但其主持者逐渐由君主、贵族以及专门的官职承担。一些重要的祭祀由君主亲自主持,体现了君主是最高祭司和政治领袖的双重身份,但这种主持更具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而非直接与“神”沟通。
巫术活动的限制: 周朝对纯粹的“巫术”和“淫祀”有所限制,更倾向于规范化的、服务于宗法和政治的祭祀活动。过度的、脱离政治和道德的“巫术”被视为离经叛道,可能受到压制。
思想观念的演进: 周朝的思想文化开始走向更加理性化和人文化。即使是官方的宗教活动,也融入了对人道精神的强调。

3. 周朝与商朝的对比:

商朝: 宗教至上,巫是神灵与人间的唯一通道,掌握政治和知识的绝对权力。
周朝: 德治与神权并存,但德治和人道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主导。政治体制更加完善,知识和权力分散,祭祀活动规范化,巫的独立神权和垄断地位被打破。

历朝历代:巫的地位持续下降及其原因

从周朝开始,虽然不同朝代对鬼神和宗教的态度有所波动,但巫(或与其职能相似的群体)的地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1. 政治体制的成熟与官僚化:

国家机器的完善: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机器越来越完善,形成了庞大而复杂的官僚体系。政府部门专门负责管理各种事务,包括与宗教祭祀相关的部门,如太常寺(唐朝)、光禄寺(明清)等,这些部门的官员由科举选拔或任命,其地位和权力是制度化的,而非基于超自然能力。
祭祀的政治化: 祭祀活动成为国家政治仪轨的一部分,由官方组织和主导,旨在宣扬君权神授、祖宗功德,维护统治合法性。君主是最高祭司,但其祭祀行为是一种政治象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通神。
知识的普及与分化: 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使得过去被巫垄断的知识(如天文、历法、医学)逐渐普及,并分化为独立的学科和职业。学者、医生、占卜师等拥有专业知识的人群出现,不再需要通过巫来获取。

2. 思想文化的发展与转变:

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强调“克己复礼”、“仁义礼智信”,注重人伦道德和社会秩序,对鬼神持“敬而远之”或“弗语怪力乱神”的态度。虽然儒家也认可祭祀的重要性,但其核心在于伦理和教化,而非对神灵的绝对崇拜。
道家与佛教的影响: 道家和佛教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虽然有大量的神仙鬼怪和修炼术,但其“道”的追求更侧重于个人精神的超脱和长生。佛教则带来了另一套宗教体系和哲学思想,虽然也有僧侣,但其地位与古代巫术师是不同的。
理性主义的抬头: 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驱使着对事物进行理性解释。科学精神的萌芽和发展,使得一些原本只能归于神鬼的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3. 对巫的污名化与边缘化:

巫术的负面认知: 在一些时期,尤其是随着儒家思想的主导,一些与商朝巫师相似的、纯粹依靠占卜、符咒、招魂等活动的个体,被贴上了“巫”、“巫祝”、“妖巫”等带有负面色彩的标签。他们被视为江湖术士,靠欺骗或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为生。
民间信仰的保留与官方的疏离: 虽然官方对巫的地位进行压制,但在民间,对神灵鬼怪的崇拜和一些传统的巫术仪式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但它们更多地被纳入了民间信仰的范畴,与国家政治和主流文化保持距离。一些民间巫师虽然存在,但其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专门职业的兴起: 原本由巫承担的一些职能,如占卜,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独立的职业,如风水先生、命理师等。他们也需要专业知识,但其社会角色和地位与古代的“通神者”已大不相同。

总结来说,巫在商朝地位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即:

宗教是社会的核心,神权是统治的基石。
巫垄断了与神灵沟通的渠道,掌握了关键的知识和权力。

周朝以后巫的地位下降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主要原因是:

政治体制的成熟和官僚化,使权力更加世俗化和制度化。
思想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强调人道、理性与道德,削弱了鬼神绝对权威。
知识的普及与分化,使得巫不再是唯一的知识垄断者。
对纯粹巫术的规范和限制,以及对其负面形象的塑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与宗教、祭祀相关的群体都消失了。而是其职能、地位和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连接人神的“神职人员”转变为国家政治秩序的“维护者”、“象征性祭司”,或者沦为民间信仰中的边缘群体。这种转变是中国社会从神权政治向人本政治、从依赖超自然力量向依靠社会组织和理性认知发展的必然结果。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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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问题有点大,只能泛泛而谈一下。

首先我们就事论事地谈一下,商代鬼神崇拜盛行,大量人殉人祭遗迹的发现让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血腥祭祀有了深刻的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目前发现的甲骨卜辞中出现人祭的卜辞超过1300片,用牲人数超过14000人。这样巨大的人牲使用量可以说是非常骇人了。

但是我们对于殷商杀用人牲这件事情不应当简单地看待,认为殷商一以贯之地长期大量使用人牲。也不应当单纯地认为,只有殷商使用人牲,并将使用人牲的殷商和华夏的文化传统完全割裂开来。(本答案下就有这样的观点,不赞同。)

首先,中国史前有非常悠久的人祭传统,从仰韶时代开始,人殉就是高等级贵族墓的重要配菜。而蕴含在这些墓葬中浓重的宗教氛围也应当是未来殷商鬼神崇拜的源头:

从考古发现来看,殷商使用的人牲主要集中在晚商早中期,也就是殷墟早中期。在殷墟之前的殷商遗址中,人殉存在,但是规模和使用频率远远不及晚商,例如垣曲商城M16墓有殉人一具、盘龙城李家嘴M2墓有殉人三具,贵族墓地常有殉人一具至数具,但是像晚商那样动辄数十具的则未见。[1]

到了商代晚期早段,也就是大约商王武丁的时代,王后妇好墓中包括腰坑和壁龛,共有殉人17具;而同时代带四条墓道的王陵级大墓侯家庄西北岗M1001椁室底板下方坑中有9具殉人,棺椁板上有11具殉人,南墓道中有头骨42个,无头殉人59具,西墓道中人头11个,殉人1具,东墓道中头骨6给,殉人1具,南北墓道东缘的祭祀坑中又有殉人68具。[2]

大量的殉人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殷商的杀人殉人传统到达高峰。

而到了晚商晚期,人殉的数量开始减少,同时,在晚商前期曾经风云一时的贞人地位也出现下降,成为商王的附属品。

在考古中,也发现商人祭祀传统出现了深刻的改变:

武丁以后,五世以内的旁系也有享人祭的。但是在帝乙、帝辛卜辞中,除上甲外,享人祭的又只见大乙、祖乙、祖丁、武丁、祖庚、康丁、文丁、武乙了。[3]
在文丁、帝乙时期的卜辞里,堂祭卜辞有其固定的格式。这个时期的正式堂祭对象仅限于武丁、祖甲、康丁、武乙、文丁五位直系先王。[4]

联系到武王伐纣时帝辛的罪名:

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5]

不少学者推测,在商代晚期,重鬼尊神的宗教传统已经开始有所改变,商王已经开始通过减少祭祀规模、减少祭祀对象和掌握占卜主动权集中分散于祭司阶层中的权力。

我在这个回答中提到过

殷商王朝的建立除了历代商人的奋斗之外,还离不开当时分散在中国大陆的各个树大根深的氏族的支持,商人的统治术除了武力威压之外,还将这些氏族的祖先和神祇吸纳进入自己的祭祀系统进行笼络。这样的统治方式必然导致祭司阶层的权力巨大,国家在祭祀上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一旦内部利益协调失误,这些谦恭的盟友随时可能反水,这就是祭祀国家无法长期维持的真相。

而且大规模杀人献祭这种事情在代商的周那里其实也不少见嘛: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6]
(以)嘼进,即大廷。王令(荣)□嘼。(荣)即/嘼氒(厥)故。□白(伯)□□(鬼),(鬼)虘(以)新□从商,折/嘼于□,王乎(呼)□□令□□□□氒(厥)(聝)入门,献西旅,(以)□入/燎周庙[7]

说完这些,我们再来说祭司阶层退出历史舞台的事情。

在研究宗教史的时候,不论中外,都难免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发展脉络:最早的宗教是大约是万物有灵,人们在面对不同问题的时候求助于不同的神灵,这个阶段大概就是各种萨满巫师的时代。在这个阶段里,神灵崇拜更加集中于私人领域,宗教还没有上升为社会共识,从事宗教活动的大多是非专职的个体,他们可能只是拥有宗教知识的普通人,通过迷幻药物达到通神阶段,使用的祭品也不复杂,而这个时代的神,并不具备完整的人格。

接下来,人们会创造出身兼多个职司的神灵,这个时代神灵拥有了比上一个时代更加强大的法力,服务于他们的人成为一个独立的祭司阶层,个人的神灵崇拜即使没有被消灭,也已经不是社会主流,祭司们组织盛大的祭祀仪式,向神灵贡献精美的祭品,包括血腥的人祭,神灵暴躁易怒,拥有了让人恐惧的人格。

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看到中国的殷商先民崇拜天帝、山川河岳和祖先鬼神,向他们献祭人牲,举行盛大的杀人仪式;我们看到古希伯来人崇拜雅威、巴力和金色牛犊,亚伯拉罕向雅威献上自己的长子;我们看到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向太阳、羽蛇神、美洲豹神献上成千上万的心脏和人头;我们看到次大陆的吠陀时代,人们崇拜因陀罗、湿婆,同样使用人祭。这样频繁而盛大的祭祀,喂饱了祭司阶级,但是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宗教并不能完全解决现实问题。

而在下一个阶段,人们将神灵的神力集中在少数神甚至个别神身上,祭祀仪式开始规范化和程序化,神开始成为理性的大能,要么关注信仰,要么关注道德。宗教成为政治的附属品,政治开始驯化宗教或者两两合作。

在殷商的例子里,殷商的鬼神崇拜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而不论是天灾、饥荒还是战争,这些神灵似乎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周革商命的过程中,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似乎也从来没有借助过神的力量(只是口头上的),毁灭商人的统治秩序和镇压商贵族的反抗都是依靠军事实力和政治智慧,在消灭了这些商人的反抗和盘踞东方数千年的氏族方国之后,对于周王朝的统治者们来说,大规模、无休止的巨型祭祀非常不划算,所以让他们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当然之理。

参考

  1. ^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2. ^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3. ^ 钱杭,《周代宗法制研究》
  4. ^ 在文丁、帝乙时期的卜辞里,堂祭卜辞有其固定的格式。这个时期的正式堂祭对象仅限于武丁、祖甲、康丁、武乙、文丁五位直系先王。
  5. ^ 《尚书·牧誓》
  6. ^ 《逸周书·世俘》
  7. ^ 小盂鼎,《殷周金文集成》,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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