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美半导体行业协会宣布成立「中美半导体产业技术和贸易限制工作组」，会产生哪些影响？
工作组成立的背景与动机：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成立这样一个工作组的深层原因。半导体产业是现代科技和经济的基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一直以来在半导体设计、软件和高端设备制造方面占据优势，而中国则在封装测试、材料和部分芯片制造领域快速崛起，并且拥有庞大的市场和供应链的完整性。
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的紧张以及对国家安全的担忧，美国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技术出口管制和贸易限制措施，尤其是在先进半导体技术、设备和原材料方面。这些措施旨在遏制中国在该领域的发展，维护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和国家安全。
然而，这些限制措施也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了显著的冲击，导致成本上升、供应不稳定，并可能阻碍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整体发展。
在中美两国政府层面，由于政治上的分歧，难以在半导体问题上达成实质性妥协。在这种背景下，两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作为民间或半官方的行业代表，扮演了沟通和协调的关键角色。成立“工作组”的动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规避政治风险，寻求务实对话： 当政府层面的直接对话受阻时，行业协会可以作为一种非官方的渠道，进行更开放和务实的交流，避免政治化的解读，而是聚焦于行业本身的实际问题。
维护行业利益，降低不确定性： 半导体产业是全球化的产业，高度依赖国际合作和稳定的供应链。贸易限制和技术壁垒对所有参与者都带来不确定性和成本增加。行业协会成立工作组，旨在向政府传达行业的声音，争取更具建设性的政策环境，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和长远发展。
促进信息交流和理解： 工作组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双方行业了解彼此在技术、市场和政策方面的考量，增进相互理解，减少误判。
探索有限的合作空间： 尽管存在限制，但两国在某些领域仍可能存在合作的潜力，例如在非敏感技术、研发标准、行业安全等领域。工作组的成立，可能为探索这些合作空间提供一个起点。
对冲全面对抗的风险： 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行业层面的沟通和互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冲和对冲全面对抗风险的作用。
工作组可能产生的影响：
“中美半导体产业技术和贸易限制工作组”的成立，将对中美两国乃至全球半导体产业产生多方面、深远的影响：
1. 对中美两国半导体产业的直接影响：
促进信息共享和风险提示： 工作组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信息渠道。美国公司可以更清晰地了解中国市场的变化、政策导向和发展需求，以及中国公司面临的挑战。反之亦然。这有助于双方更好地评估市场风险和机遇。
缓和部分技术和贸易限制的负面冲击： 虽然工作组无法直接改变政府的政策，但它可以作为行业向政府反馈意见的窗口。如果工作组能够有效沟通，可能会在某些具体限制措施的执行上争取到更灵活的处理方式，或者促使政策制定者在出台新措施时更加审慎，考虑对行业的影响。例如，在某些非关键领域或服务方面，可能会有更细致的区分。
推动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内循环”和“自主可控”： 面对美国的限制，中国将更坚定地推动半导体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工作组的沟通，可能会让中国企业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在哪些领域存在短板，需要加速攻关，也可能在与美国企业交流中，获得一些间接的技术启示或人才培养模式的参考。
美国企业在华业务的稳定与挑战： 对于在美国设有生产基地、研发中心或销售渠道的美国半导体企业而言，工作组的沟通可能有助于它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意图，以及如何在合规的前提下继续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降低被政治因素干扰的风险。然而，严峻的政策环境和技术封锁仍然是他们在中国市场发展的主要挑战。
加速产业链的多元化和区域化： 尽管有工作组的沟通，但美国对华技术限制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这会促使全球半导体产业链进一步多元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东南亚、印度、欧洲等）可能会成为新的投资和生产热点，以规避地缘政治风险。这也会迫使中美两国企业更加关注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
2. 对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影响：
供应链重塑和分散化加速： 工作组的成立，虽然旨在沟通，但其根本背景依然是紧张的贸易关系。这会进一步推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重塑和分散化。各国会更加重视本土半导体制造能力和关键技术自主，以应对潜在的地缘政治冲击。
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局面： 未来全球半导体竞争将更加激烈，但同时，在某些共同的挑战面前，例如气候变化对半导体制造能耗的影响、行业标准制定等，两国行业之间也可能存在有限的合作空间。工作组的意义在于尝试在竞争中寻找合作的缝隙。
技术和市场壁垒的潜在松动或加剧： 如果工作组的沟通能达成一些共识，并转化为行业内部的自律或对政府政策的建议，可能在某些特定领域缓解贸易限制的负面影响。但如果沟通不畅或双方立场过于僵化，也可能加剧信息不对称和误解，导致技术和市场壁垒进一步加剧。
对新兴技术领域的影响： 随着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对高性能半导体的需求不断增长。工作组的对话可能涉及这些新兴领域的技术标准、数据安全以及特定应用场景下的合作与限制问题。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半导体产业的影响： 工作组的设立，也可能促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欧盟、日韩）更加积极地寻求自身在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定位和发展机会，甚至可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第三方”力量，在推动全球半导体合作或分化中扮演角色。
3. 对政府政策的影响：
提供行业反馈，影响政策制定： 工作组最直接的作用是将行业的声音传递给政府决策者。如果行业协会能够形成有说服力的共同意见，可能会影响政府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面的具体操作和未来政策方向。
促使政府政策更加精细化： 政府可能会根据工作组的反馈，对某些技术或产品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区分哪些是真正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哪些是可以通过行业合作来管理的普通商业行为。
可能成为“缓兵之计”： 在某些情况下，成立工作组也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用于缓和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但实际的政策走向仍取决于大国博弈的整体格局。
总结与展望：
中美半导体行业协会成立“工作组”是当前复杂地缘政治背景下，半导体行业试图在政府层面的对峙之外，寻求务实沟通和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努力。
积极的一面： 它为双方行业提供了一个对话平台，有助于增进理解、降低误判，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缓和贸易限制对行业造成的过度冲击。这对于维护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稳定性和企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
局限性与挑战： 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工作组的成立并非能够根本性地解决中美在半导体领域的地缘政治冲突。政府层面的政策主导权依然牢固，技术限制的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工作组的有效性将取决于双方行业协会的协调能力、沟通的诚意以及是否能将行业共识转化为政府政策的有效影响力。
总而言之，这个工作组的成立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在剧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中，行业的力量和声音依然重要。它开启了在特定领域进行更具针对性和务实性对话的可能性，但也必须看到其存在的局限性。未来的影响将取决于双方如何利用这个平台，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它更可能是一种渐进式、局部性的改善，而非颠覆性的改变。
网友意见
增强自身力量是唯一出路。
1，这个工作组目前看来是为了解决高通、intel等的出口受限问题。
2，对华为5G业务相关的限制，包括台积电的制造和联发科采购，松绑的可能性不大。
3，基本形势大概就是：我美的芯片企业可以向华为供货（不包括最先进的），其他地区的等我批准（才怪）。
4，如果达成某种协议，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做实和承认了美国无理干扰市场的行为。
5，美国毫无信誉可言，即使达成协议说撕毁也就撕毁了。
6，可能从侧面反映了我国芯片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或即将取得进展。
说实话意义不大，最多争取一下市场准入，因为中国半导体行业最缺的不是投资也不是设备，而是时间，或者更准确的说，缺的是对具体工艺过程的积累。
前几天曹大佐评论区有位老哥说“社会大众对盾构机的理解就和光刻机差不多，只大概知道在哪个行业，只知道很牛逼，其它的就不知道了”，这话真是一语中的，半导体行业也这样，一提起半导体，马上联想到集成电路，马上联想到工艺制程，思维有一种类似于白胳膊式的跃进。
然而实际上半导体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产业门类，集成电路，也就是俗称的芯片，只是其中的一个细分部分，其它类型还有很多，比如各种耦合器，放大器，振荡器，光电器，等等，当然还有广大知乎键政人最喜欢cosplay的发光二极管，半导体类型成千上万，哪怕是大家最熟悉的芯片，也就是集成电路，也分CPU，DRAM，FPGA等等。
中国在半导体行业上真正开始大规模投资也就这么不到十年，而现在半导体行业的先发国家/地区，往往已经有数十年积累了，在这数十年间他们积累最多的其实是具体工艺过程，比如晶圆加工，封装，测试中的种种步骤，这些步骤才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 而不是光刻机，光刻机大家都能买到，而且并不是所有半导体都得用到光刻机，但是半导体先发国家/地区往往在大多数半导体门类上都能有很好的表现，这就是工艺积累带来的成果。
而工艺往往是试错试出来的，是穷举举出来的，很多时候甚至和科学没什么关系，就是靠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最后得出一个水和面比例的最优解，大型工业生产的很多具体工艺过程很多时候其实更接近于经验科学，是路径积累，而不是原理认知，很多时候最佳产业升级路径其实是挖人。
所以最需要的是时间，暴力氪金可以缩短追赶时间，但不可能彻底抹除差距。
实际上不仅半导体这样，非半导体元器件也一样，比如最常用的电容电阻，电容电阻就更不是钱的问题了，电容电阻本身很便宜，几十块钱可以买上万颗，一家高品质的电容电阻厂的全套设备投资非常低，国内一些小老板都投资的起，全套买下来在一线城市都买不了几套房，国内电容电阻厂的设备和日韩电容电阻厂的设备完全一样，但日韩厂子就是可以把次品率做到小数点后面好几位，几百亿颗的品质保持一致，这就是纯粹的工艺过程的经验积累，但你要去问那些日韩工程师其具体科学原理，他们自己也答不上来，就是按照历年试错改进积累出来的一套流程照着做就做到了。
战锤40K里机械教把设备的制造和维护过程仪式化其实是有其合理性的。
而这种高良品率带来了产品的高竞争力，很多此类元器件国内不是做不出来，是良品率上不去，很多时候良品率甚至就差一位数，但采购厂商就是更愿意去买日韩的，不是信不过你的性能，是担不起这个风险，因为电路板有个特点就是一块电路板上只要有一个元器件是坏的，那整块板子都得报废，所以好良品率就成了刚性需求，因为可以直接降低成本。
而要提升良品率，就只能靠长时间的穷举，积累，后发方是能追上的，但要时间。
甚至连被大家当经念的光刻机也这样，都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现状是就算有了金刚钻，我们也揽不了瓷器活，就像当年中芯国际捣腾28纳米工艺的时候，其实手头已经有14纳米的全套设备了，金刚钻有了，可是瓷器活就是支愣不起来，这就纯粹是工艺积累问题了。
而这需要时间。
另外半导体产业不光性能上遵循摩尔定律，投资上也遵循某种意义上的摩尔定律，70年代半导体集成电路工厂的投资只要几千万美元，那时候连苏联都可以花钱从西方买点设备来比划比划，后来涨到了几亿，十几亿，几十亿，到了当代已经几百亿了，就算把绿纸贬值的部分也算进去依然是涨的飞快，入局越晚，投资越高，而三星台积电入局早，积累多，可以靠老厂的高利润撑起新厂的高投资，实现赚大钱-盖好厂的正向循环。
换言之，不论从资本的角度，还是从技术的角度，半导体行业乃至整个电子工业都有着宁失数子不失一先的特征，而中国的问题就是入局实在是太晚了，从70年代全球半导体行业开始前进的时候起就一步慢步步慢，而中国慢了好多步，真正开始投资这个行业也就十来年。
但中国有个优势，就是有钱，暴力氪金之下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能在慢了这么多步的情况下迅速缩短差距以至于我们有资格抱怨“比不上台积电”，这本身就十分凡尔赛了，别忘了欧洲的半导体和日本的半导体早就被三星台积电和之前的英特尔给橄榄了，直接退场。
还有一点就是市场准入问题，这个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搞产业升级，目的不是为了产业升级本身，而是为了通过升级后的产业获取高额利润。
可问题在于，假如其他人用别的手段阻止我们通过升级后的产业获取高额利润呢？
就举个最近的例子，华为被美国排除出北美的5G市场，难道是因为华为的5G技术不够好？
美元能够通行全球，难道是因为美元印刷精美？
我们假设啊，假设我们现在打开控制台，输入代码，中国的所有产业一瞬间全部成为“全产业链，样样第一”这种真空球形产业，难道我们就可以自动获得高额利润？
那对方要是直接下达一纸行政命令，要求禁止从中国进口，全部照华为办理，怎么办？
对方没法阻止我们的产业升级，但对方阻止我们升级后的产业赚钱只需要一张写在A4纸上的行政命令即可，这才是最致命的风险。
类似的例子已经在光刻机上上演过了，ASML不是不愿意卖给中国光刻机，荷兰对中国也不搞禁运，但ASML本来是飞利浦的一部分，后来从飞利浦分出来后飞利浦依然是最大股东，后来英特尔台积电三星又去投资它，成了股东，而ASML自己产能有限，给它供应镜头的蔡司自己良品率也捉急，它自己一年也就产个几十台机器，卖的也不贵，一台一亿多美元，就尖端工业设备而言这个价格真不高，ASML每年这么点产量，造出来了得优先提供给三星台积电，因为人家是股东啊，合情合理，中国企业订货要排队，等交货到手得一年多，然后设备到手不是马上就能投入生产，还得调试，检测，一顿折腾后又是一年多，等到可以投入生产那都快三年了，制程又得更新换代了……这样一来，中国企业的工艺制程又落后了，始终落后至少一代，而每次ASML试图增资扩股扩大生产，英特尔台积电三星就在董事会里横加阻挠，飞利浦又得罪不起这三位爷，只能妥协。
你看，美国人甚至不需要动用行政命令，只需要使用这种比较柔性的手段，就能让ASML在中国形成事实上的贸易壁垒，让中国的工艺制程在硬件层面上永远落后一代。
这还是柔性手段了，那如果美国人撕破脸皮直接下达指令呢？
那些认为美国不会轻易撕破脸皮，乃至于认为撕破脸皮只是懂王的特例，不是美国常态，懂王下台后美国就会“讲道理”的人，可以基本断定为对冷战史缺乏最起码的常识性认知，撕破脸皮才是美国的常态，甚至可以说美国早就无脸可撕了。
我们对产业升级一定不能陷入就产业说产业的态度，认为产业升级只是一个技术问题，那纯粹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看待问题，我称之为空想技术主义，产业技术从来就和政治军事密不可分，我们今日看到的现有产业格局，很多其实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产物，而不是单纯的技术产物，所以我们在应对产业升级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一定不能回避这些矛盾中军事和政治的一面。
两国行业协会成立的，不代表官方意见。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才不愿意禁运呢，那是砸他们的饭碗。
所以没什么卵用，如果有用就不会有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接连的禁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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