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伊朗国家同意肾脏交易而且还有补贴和补助，还有许多人不通过国家而是私底下交易，这么做风险不大吗？
首先，我们来谈谈伊朗国家对肾脏交易的“同意”和“补贴/补助”。这里的“同意”并非是公开、合法地鼓励买卖人体器官，而是一种默许和有限度的规范化。伊朗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在其法律框架内，允许有偿捐献肾脏，并且设立了国家层面的肾脏病患者基金会（如Iranian Transplant Association）来协调和监管这一过程。
这种模式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肾衰竭患者救治的现实需求。在伊朗，由于人口结构、生活方式、环境因素等多种原因，慢性肾衰竭患者的数量相当可观。而传统的器官捐献体系，尤其是脑死亡捐献，在伊朗一直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宗教观念的差异、家庭意愿的复杂性、医疗资源的分配等等。这导致了活体捐献成为满足患者需求的主要途径。
为了缓解患者的痛苦和等待时间，伊朗国家选择了一条介于完全禁止和完全自由交易之间的道路。他们允许健康个体，通常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出于自愿（尽管动机复杂）将自己的肾脏出售给需要肾脏移植的患者。国家通过基金会等机构进行配对、管理和监督，并为肾移植手术提供一定的补贴和补助。
这里的“补贴和补助”可以从几个层面理解：
为患者提供资金支持： 肾移植手术本身费用高昂，并非所有患者都能承担。国家提供的补贴可以帮助患者支付部分医疗费用，降低他们的经济负担。
为捐献者提供经济补偿： 虽然这是有偿交易，但国家也试图通过补助等形式，对捐献者的行为给予一定的经济上的“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其身体健康风险的考量，也可能是为了防止情况过于赤裸裸地变成纯粹的商业买卖，带上一层“人道主义”的色彩。
规范市场，降低风险： 国家介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试图将肾脏交易控制在一个相对可控的范围内，防止出现更极端、更危险的地下交易。通过设立官方机构，可以对捐献者进行健康评估，对交易过程进行一定的审查，理论上可以降低感染、排斥反应等医疗风险。
但是，也正是这种“国家同意但有限度规范”的模式，为私下交易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并且让参与其中的人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首先，合法渠道的局限性是催生私下交易的主要原因之一。
等待名单与配偶需求： 即使有国家协调，肾移植的等待名单仍然很长。很多患者特别是年轻患者，他们的病情可能不允许长时间等待。此外，即使有捐献者，也需要进行配型，而并非所有捐献者都能与患者成功配型。当患者或其家属觉得等待过于煎熬，或者找不到合适的捐献者时，他们自然会转向其他途径。
信息不对称与价格博弈： 在合法渠道，肾脏的“价格”由国家或基金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引导和限制。但私下交易中，信息更加不透明，价格可以根据买卖双方的需求和议价能力有更大的浮动空间。对于急需肾脏的患者来说，他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对于急需现金的捐献者来说，他们也可能试图争取更高的报酬。
人情与关系网： 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可能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找到“愿意”出售肾脏的人，绕过官方的繁琐程序，直接进行私下交易。
其次，私下交易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多方面的：
医疗风险的失控：
捐献者健康评估不足： 在私下交易中，捐献者的健康状况很难得到充分、专业的评估。他们可能患有潜在的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感染等，这些都会增加手术风险，并在术后影响其健康。缺乏专业的术前评估和术后跟踪，意味着捐献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健康推向危险边缘。
手术环境与技术： 私下交易的手术往往在非正规的医疗场所进行，甚至可能由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医生操作。这极大地增加了手术感染、大出血、麻醉意外等风险。即使医生有资质，手术环境的无菌程度也难以保证。
术后护理缺失： 无论是捐献者还是受者，术后的护理都至关重要。私下交易往往伴随着术后护理的缺失，导致感染、排异反应加剧，甚至死亡的风险大大提高。
法律与安全风险：
被敲诈与欺骗： 在私下交易中，捐献者和受者都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捐献者可能在交易完成后被买家拒绝支付剩余款项，甚至遭到敲诈。受者则可能被欺骗，买到不健康的肾脏，或者遭遇其他形式的诈骗。
身份信息泄露与安全隐患： 为了规避官方监管，私下交易的双方往往不会使用真实身份信息，这使得一旦发生纠纷或危险，追踪和维权变得异常困难。
伦理道德的挑战：
“器官童工”与剥削： 虽然伊朗法律禁止向未成年人购买肾脏，但私下交易可能绕过年龄检测，特别是一些经济极端困难的青少年，可能被诱导或被迫出售肾脏，这形同于“器官童工”，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贫富差距的极端体现： 肾脏交易的本质是富裕者用金钱购买生命资源，而贫困者则用身体健康换取生存所需。这无疑放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公，将生命买卖变成一种扭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体现。
“买卖器官”的污名化： 即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但将人体器官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仍然触及了许多人的伦理底线。私下交易更是将这种交易推向了更黑暗、更不光彩的角落。
因此，虽然伊朗国家通过某种形式的“同意”和“补助”试图管理肾脏交易，但这种制度设计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巨大的现实需求，导致了许多人选择脱离官方渠道进行私下交易。而这种私下交易，无疑是将参与者置于了更高的、难以预料的风险之中，无论是医疗上的、法律上的还是人身安全上的。这是一种在现实压力下，人们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对国家监管能力和伦理底线的严峻考验。
网友意见
伊朗是全球唯一肾脏买卖合法的国家。这里有5万名肾衰竭患者，并以每年5至6千人的速度递增。在西方制裁下的伊朗，失业率不断走高，而买卖肾脏被当做谋生手段，致富捷径。当地人出售自己肾脏的海报贴满了医院周围的墙壁，被形容为“肾脏eBay”。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就此一拍即合。
捐助者和购买者的官方桥梁是“关爱肾病患者慈善协会”，其官方价格为1500万土曼（约人民币3万元），其中1400万土曼（约人民币2.8万元）由肾脏的购买者支付，而剩余的100万土曼（约人民币2000元）由政府补贴支付。
但这远远不够。伊朗每年大概有2500个通过“关爱肾病患者慈善协会”成功捐赠的案例，仅占肾衰竭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政府的补贴过低，自愿捐肾者数量较少，患者通过政府渠道进行肾脏移植手术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常达数年。
而大多数无法找到肾源的患者，只能依靠肾脏黑市。
伊朗的肾脏买卖黑市形成地十分自然。自从伊朗的各大医院掌握了肾脏移植技术，黑市便应运而生，规模庞大得难以估计，主要集中在医疗技术较发达的省份。
德黑兰是伊朗最大的肾脏买卖黑市所在地。买卖双方通过网络发帖或者张贴小广告的方式发布供求信息，遇到合适的人选就自行联系，商议价格，并在私人诊所进行肾移植手术。这类广告信息主要包括提供者的血型、年龄、身体状况、价格及联系方式。在医院和住宅区附近，经常会有从事肾脏交易的商贩。互联网上也有人专门开通网站和博客，为买卖双方提供信息交换的平台。尽管肾脏的买卖受到慈善协会的监管，买卖双方仍可以一面按政府渠道以市场价成交，一面私下交易补足差价。
张贴在德黑兰街头的卖肾小广告
网络上出售肾脏的广告，信息包括姓名、年龄、血型、身体状况、联系方式
伊朗的肾脏买卖如自由市场，质量好坏决定价格高低。捐肾者的年龄不得超过35岁，且年龄越大肾的价格越低。缺少可靠收入的无业青年是出售肾脏的主力军。年轻力壮的22岁小伙贾法里因为失业而穷困潦倒，他想用卖肾的收入买一辆出租车，开始私人出租车工作。贾法里的肾脏因为质量好而卖出了4000万土曼（约人民币8万元）的高价。
在伊朗，很多人认为肾脏买卖不仅帮助了病患，对于捐助人也是一条致富的捷径。关于黑市，在网上发布了卖肾广告的阿里写道，“政府应该大幅提升补助，至少要等于黑市均价，并给予捐助者更多利好条件，如定期免费体检。”帖子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赞同，马吉德回复到，“我觉得卖肾没什么不好，这是能互利共赢的慈善事业。真主会感激那些捐助者的！”
伊朗政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减少非法的肾脏黑市交易。政府一方面劝说死者家属捐献器官，以增加肾源数量，遏制非法营销的势头，另一方面给肾脏捐助者提供更优惠的政策。从前的捐助需要捐助者自行化验，花费约2-3个月的时间，如今政府免除一切化验费用，化验时间缩短至一周内，7—8天即可完成肾脏的配对，手术后即可给捐助人发放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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