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剧《毒枭》中的南美毒枭这么嚣张？
一、绝对的权力与无法无天的环境：
毒品经济的巨额利润： 可卡因在全球范围内的需求巨大，贩毒活动带来的利润是天文数字。这种巨额财富赋予了毒枭超乎寻常的经济实力，使他们能够贿赂、恐吓、甚至雇佣军队，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当金钱能够买通一切时，法律和道德便失去了约束力。
政府的腐败与无力： 在《毒枭》描绘的那个时代，许多南美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政治腐败和经济动荡。政府机构，包括警察、军队和司法系统，往往被毒枭的金钱所渗透和收买。这使得毒枭可以明目张胆地进行交易、杀戮，而不必担心受到法律的制裁。即使有执法部门试图打击，也常常面临内部的阻碍和泄密。
缺乏有效的法律制裁： 在很多情况下，司法系统无法有效追究毒枭的责任。即使抓捕，也可能因为贿赂而释放，或者在狱中依然能够操纵一切。这种法律的漏洞和失效，进一步助长了毒枭的嚣张气焰，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存在。
暴力作为唯一的规则： 在一个充斥着暴力和混乱的环境中，和平与理性往往是脆弱的。毒枭们信奉“以暴制暴”，将暴力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方式。无论是争夺地盘、清除竞争对手，还是恐吓政府官员，暴力都是他们最直接有效的工具。而当暴力成为常态时，它也就失去了原有的震撼力，成为一种被接受甚至欣赏的手段，自然也就显得“嚣张”。
二、心理和个人特质：
极度的野心和权力欲望： 毒枭们往往有着强烈的个人野心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他们不满足于成为一个普通的罪犯，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帝国，成为一方霸主。这种野心驱使他们不断扩张，不择手段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也让他们表现出一种“舍我其谁”的傲慢。
反社会人格和缺乏同情心： 许多毒枭表现出反社会人格的特征，他们缺乏同情心、悔意和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他们将人视为工具或障碍，可以随意牺牲。这种心理特质使得他们能够冷酷无情地执行杀戮和破坏，也就表现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嚣张”。
对死亡的漠视和“荣誉感”： 在某些贩毒集团中，存在着一种扭曲的“荣誉感”，将死亡视为对事业的忠诚和牺牲。他们对死亡并不恐惧，甚至将其视为一种荣耀。这种对死亡的漠视，让他们在面对执法部门的追捕时，更加无所畏惧，表现出一种不计后果的“嚣张”。
对忠诚的极端要求： 为了维持组织和利润，毒枭对内部的忠诚有着近乎偏执的要求。任何背叛或被认为的背叛，都会招致最残酷的报复。这种严酷的管理方式，虽然也带来了恐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在内部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并让他们在外部表现出一种难以撼动的自信。
通过夸张和炫耀来塑造形象： 很多毒枭深谙心理战术，他们喜欢通过夸张的财富展示、奢侈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执法部门的挑衅来塑造自己的“强大”形象，以此来恐吓对手，争取追随者，并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存在。这种刻意的炫耀和挑衅，正是“嚣张”最直观的表现。
三、历史和文化背景：
殖民历史和不平等： 南美许多国家曾饱受殖民主义的剥削，留下了深厚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这种历史遗留问题，使得一部分民众对政府和现有体制缺乏信任，更容易被提供“替代性”权力结构的毒枭所吸引。
毒品作为一种“产业”： 在某些地区，毒品种植和贩运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这种“产业化”的运作模式，使得贩毒活动变得更加系统化和组织化，毒枭们也更加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企业家”而非简单的罪犯。
当地文化对“强人”的崇拜： 在一些文化中，存在着对“强人”和英雄主义的崇拜。毒枭们如果能够展现出某种程度的胆识和魄力，即使是犯罪的，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部分民众的支持或敬畏，这也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
在《毒枭》中，这些因素是如何体现在具体角色的身上的？
巴勃罗·埃斯科巴： 他是典型的集大成者。他拥有巨额财富，能够收买军队和政府，同时又极度野心勃勃，渴望成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他通过暴力和慈善并行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享受着对法律的蔑视和对生命的掌控。他甚至敢于与政府直接对抗，甚至挑战总统，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极致嚣张的体现。他对自己的毒品帝国充满自豪感，将自己视为一个创造财富的“商业巨头”，而非一个罪犯。
卡利集团： 相较于巴勃罗的个人英雄主义，卡利集团更像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犯罪公司。他们的嚣张体现在其庞大的网络、严密的管理以及对社会资源的渗透能力。他们能够控制市场、影响政治，并通过隐蔽的方式进行运作，但同时他们也保留着一定的底线和对“行业规则”的维护，只是他们的“规则”是建立在暴力和腐败之上的。他们的嚣张更多地体现在对“系统”的操控和对现有秩序的颠覆。
总结来说，美剧《毒枭》中南美毒枭的嚣张，并非简单的“坏人变坏”，而是：
在特定的历史、社会和经济背景下，权力结构失衡和法律真空的产物。
源于他们对巨额利润的贪婪、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以及对法律和道德的漠视。
表现为他们通过暴力、腐败、恐吓和炫耀来确立和维护自己的地位，并享受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快感。
正是这些因素的交织，塑造了剧中那些令人胆寒又敬畏的毒枭形象，他们的嚣张，是那个时代和那个环境下，一种扭曲但又真实存在的权力运作模式的极端展现。
网友意见
没办法，毕竟不能让政府公开组织贩毒，所以只好容zong忍rong毒贩来组织制毒贩毒，然后整个国家跟着喝汤。
南美这种不发达国家，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农业人口占大头，工业人口和服务业人口占小头，靠低端工业和旅游业之类的在全球化进程中喝点汤，整个国家就这么浑浑噩噩混下去——基本上地球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是这个尿性。
然而，杯具就在于，距离美国太近了。
美国的农业全球第一，靠成本低廉足以冲垮南美农业，而美洲是美国的后花园，你又不可能用高关税来抵挡美国的农产品倾销。
论工业品，中国的低端工业独步天下，温州小商品倾销全球，比起工业品的物美价廉你不可能比得过中国人。
这就很令人绝望了，看起来简直没有出路。然而中南美洲距离美国太近，却送来了另外一个庞大的市场——毒品消费市场——上帝开了一扇窗户。
人总是倾向于快速易得的快感，所以赌博、吸毒、撸管，都是非常难以戒掉的。不仅吸毒的人戒不掉，贩毒的人更加戒不掉。如果请轻轻松松就可以靠贩毒发财，那谁还会傻乎乎的辛辛苦苦种田搞工业，还要和中美这两个变态boss进行市场竞争呢？
距离美国太近，决定了南美只能采取美国那套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而采取这套体制，就决定了南美无法摆脱成为美国经济殖民地的位置。南美作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本身就处于美国影响的经济体系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又发挥了其固有的资源配置的作用——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国发现，在这个经济体系当中，他们搞制毒贩毒是最有利润、最有比较优势的。
但是，毕竟大家都是主权国家，出来混还是要脸的，不可能说政府自己赤膊上阵去搞贩毒制毒。于是就必然出现了毒枭资本家来填补这个市场空白。假如毒品合法，那么政府大可以光明正大的扶持为支柱产业，那就万事大吉了。但是毒品违法，并且损害美国的利益，内外压力之下，政府也不得不去对毒品行业进行一定的打击。
于是最终就形成了南美如今这种局面：市场力量保证了毒枭怎么也铲除不掉，而且非常嚣张。但是政治外交因素决定了毒枭不可能真正控制国家政权，因为美国人绝对不会允许。而由于美国的高压，政府又不可能和毒枭真正合流一起赚美国瘾君子的钱，它必须对毒枭进行打击。于是双方会发生一系列冲突，造成社会治安极差。这种治安状况又导致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无法发展出了毒品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导致两国更加的依赖毒品行业。
简直是一种地狱循环，大概只有等到哪天美国衰弱内战，他们才能摆脱这种宿命。
前面 @均云笈 等几位朋友说毒枭也提供公共服务，是实际上的社会管理者，这一点很靠谱，是毒品社会能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主要原因。
具体而言，在拉美和其他一些落后国家，毒品不仅仅是麻醉品，更是一种准专营税收工具。对于那些社会管理水平差的地区，毒品可能是成本最低的“税收”。贩毒集团拿出一部分利润做公共服务，可能比禁毒的政府向正常经济收税更“不扰民”。
举几个例子：
试论尼古拉二世时期的反酗酒运动注意我划出来的数字。首先是酒税压倒向国民收入征的税，其次收100元的酒税，成本只需要一块钱，是非常优质的税种。
中国征税成本李炜光的研究表明，1999年我国的征税成本约占税收总额的3.12%，而目前这一比例已经达到5%~6%。另有一组较旧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税收的平均征管成本约为4%。
取其中最低数字，100元税收，税收系统自身也要制造3元的成本，显然沙俄对烈性酒的征税成本极低，对前现代国家来说，几乎不可能找到更好的财源——其他绝大多数税收都要和各级封建主/胥吏分享，往往到最后是财源变成负担。所以沙俄维持统治离不开烈性酒。考虑到那个年代毒品的危害性/上瘾性和长期饮用烈性酒差不多，可以说沙俄“理性”地选择了当一个毒品财政国家。甚至苏联在工业化之前也继承了这份遗产。
“伏特加”在俄罗斯……1923年间，列昂·托洛茨基（Leontrotsky）宣布，苏联共产党禁除伏特加酒乃是"作为工人阶级生活新表征的两大事实"之一。禁酒法令让每年俄国每年要损失4.5亿一5亿卢布的收入。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府放宽了禁酒政策，酗酒之风死灰复燃并呈蔓延之势。
中国国内也有类似的例子。
1949年前首都南京，为什么没有把上海和江浙吸干？- 知乎那么各路军阀怎么办呢？中国只有一条长江，其他的河道除了珠江勉强能支持广东的半独立军阀外，都没有明显的外贸价值。所以军阀之间只能打来打去，抢土地。再就是搞一点农业社会必须买，还能通过陆路运输的贵重商品来吸收其他地区的农业剩余。这种商品在农业社会只能是毒品。鸦片虽然对全国来说是严重的生产力损耗，但只要军阀能种鸦片再买到别的军阀辖区，就能把那边的农业剩余吸过来，也享受一点蒋介石坐地分赃的地位。云南的滇军靠着鸦片收入和通南边法国殖民地的小铁路，长期以来是内地最有钱，最能打的军阀，共产党的总司令就是滇军出身。许多军阀战争都围绕着鸦片产区和鸦片商路爆发。
当然也不是云南一个省是这样：
民国的鸦片基本卖不到外国，归根结底还是国产国销，之所以军阀经营鸦片，还是借此收集国民的劳动力/粮食/矿产，用来养兵，也用来交换国外的武器。那为什么军阀不能直接收集劳动力/粮食/矿产呢？为什么不省下鸦片损耗的土地和人力，增加税收基础呢？
因为他们做不到……对于封建制政府来说，向正常经济体征税，意味着要直接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监视所有企业或农户的经济活动。而各地的土豪地主都有自己的利益，统计他们控制的财产/劳动力/矿产，等于向全社会宣战，包括自己的军官和官吏。越是对正常经济征税，掌握资产的人越能规避税收，把最穷的人逼上绝路，大明末年就是好榜样。所以还不如软刀子割肉，派少量亲信掌握毒品流通渠道（只是点和线，等于降低了“反腐”和“反封建”的维度），只控制这样一个好监督，好征管的系统，还能多集中一些资源来维持政权，淘汰那些不贩毒的政权。
现代社会最极端的例子是也门：
也门对外粮食依存度进一步增加9月2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报告指出，2012年也门谷物进口总量375万吨，比2011年的350万吨增长7.1%。也门对外粮食依存度进一步提高，其中进口小麦300万吨，占到所需小麦的95%。 2010年，世界粮食署曾报告指出，也门已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其中小麦进口占全国需求量的90%，大米占100%。也门卡特叶：中东穷国咀嚼掉发展资源-新华网
在也门首都萨那市郊，连片的卡特农场占据了山谷中少数肥沃的农田，而玉米、小麦、蔬菜、水果等作物却被挤到贫瘠的土地栽种。每天清晨，种植卡特的农民要早起摘下卡特树的嫩枝和树叶，用塑料袋分装成方便面大小的一捆，这是一个人４至５个小时的咀嚼量。枝叶采摘下来后被迅速送入市区内的卡特市场。浅析也门土地现状及投资建议
卡特(一种类似于兴奋剂的植物)的种植面积约为10.3万公顷，约占全部已耕种面积的9％，产量约为11万吨，其产值约占全部农作物产值的1/3，也门约四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都在从事卡特种植……尽管也门政府鉴于全球粮食涨价、粮食进口不断增压，国内供不应求的现实情况，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舆论压力，已经借助各种力量宣传卡特的危害性，并号召农民真正“务农”。但考虑到卡特特有的“经济效益”（2001年，卡特总产值约占全部农作物产值的1/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也门从事卡特种植的人员超过一百万人，政府每年至少可从中获得0.25亿美元的税收），截止目前，也门政府还未出台禁止卡特生产和流通的法令。
也门现在就是军阀混战的民国，各路军阀需要人力，需要物资，却没有现代化管理能力，最高管理水平就是对毒品贸易收税。所以一方面粮食都不够吃，另一方面也必须鼓励毒品种植。在不改变封建社会结构，不改变现有的税收成本，不建立新型政权体系（可以总结为不革命）的前提下，靠毒品来收集财富，可能是对政府乃至对人民都更仁慈的生活方式。毕竟在工业时代，最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主义要强。这样，毒贩子如此嚣张的理由就显而易见——在封建社会结构之下，毒枭们代表着（极有限但最多）的现代文明和公共服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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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 @马前卒 赞同， 之前没有看过《毒枭》美剧这部，这两天看了一集，这部美剧本身是以哥伦比亚头号毒枭巴勃罗为原型拍摄的，其实巴勃罗本身的经历也能回答这个问题，比如由于他用毒资为家乡建学校、体育馆、教堂，为家乡贫民建公寓，甚至买下了一支足球俱乐部，使得他家乡麦德林的人民对他敬爱有佳；比如巴勃罗本人甚至还当选过哥伦比亚国会议员……我找了一篇介绍比较详细的文章分享一下。
真实的“毒枭之王”有多嚣张？-搜狐下面是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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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枭嚣张的原因在于有足够强大的权力、金钱和社会基础，在现实中甚至能够替代政府的管理、执法职能。
之所以产生这种畸形的强势毒枭，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形态创造了一个经济学的术语——拉美化，简单来说，拉美化或者说拉美病是指拉美国家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依托经济全球化，以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为筹码大量引进外资，企图依赖外国资本介入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然后被外国资本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彻底沦为经济殖民地，丧失工业化、现代化能力的情况。一个国家一旦拉美化，用脚趾头思考都知道，逐利的外国资本殖民者是不会好心的搞技术转让培养竞争者的，国家层面又奉行自由经济不谋求培育本土企业去竞争，就会导致产业空心化，这个国家的人民自然就沦为外资随意摆布、压榨的经济奴隶了。
资源和话语权都把控在外资手里，政府面对高失业率和贫困率就算有心改革也无力调控，贫困交加的人民总是要吃饭的，贩毒自然就成了最好的经济来源，加上多数本土毒枭善用毒资去收买人心、搞社会福利，贩毒的群众基础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禁毒所要面对的不仅是凶残的毒枭还有支持他们的人民，最终就形成了一个“因贫贩毒——禁毒致贫——因贫贩毒”无解的死循环。
曾看过一个纪录片，一个拉美国家的小孩从小在毒枭控制的社区长大，受到毒枭的保护，上毒枭赞助的学校，第一份工作往往是替制毒窝点望风，即使从事其他工作也或多或少的和贩毒集团有所牵连，否则就会被政府机构和别的帮派分子骚扰刁难，在他们眼里虽然知道贩毒是错误的行为，但制毒贩毒却是一份高回报低付出没有门槛的兼职，一些毒枭甚至欢迎记者去采访、宣传他们。这样的大环境下，大毒枭被抓被杀，当地人民不仅不高兴，反而很难过。再强力的政府抵御的了毒枭的渗透，也抵御不了支持毒枭的人民的渗透；能拘禁甚至消灭某个毒枭，也无法关押和屠杀支持毒贩子的人民。
因而具备部分政府和社会管理职能、坐拥民意支持、拥有暴力“执法”能力的毒枭搞搞白色恐怖统治就不足为奇了。在强势政府国家的人看来，毒贩子这种行为无异于嚣张到自取灭亡，可在拉美国家人民眼里，说不定会觉得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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