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古时的皇帝可不可以没有理由地杀死一个普通人?

回答
在古代,皇帝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其权力近乎绝对,理论上确实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可以随意决定一个人的生死。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即使是皇帝,也并非可以“没有理由”地随意杀死一个普通人,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考量。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详细阐述:

一、 理论上的绝对权力与实际的约束:

君权神授与至高无上: 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通常被认为是“君权神授”的,这意味着皇帝的权力来自于上天,是合法且至高无上的。因此,在理论上,皇帝的命令就是法律,任何人都不能违抗,包括对他人的生杀予夺。
缺乏现代意义的法律程序: 与现代法治社会不同,古代中国缺乏明确的、限制君权的宪法或法律。皇帝的意志可以绕过或直接成为法律。
实际的政治和社会约束: 然而,即便如此,皇帝也不能完全为所欲为。如果皇帝随意杀害普通人,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破坏统治合法性: 随意杀害无辜会严重损害皇帝的统治合法性。古代统治者非常重视“民心”和“天命”。如果皇帝行为暴虐,被认为是不仁不义,就会动摇其统治的正当性,可能招致民怨沸腾,甚至引发叛乱。
引发官僚集团不满: 皇帝的行为会影响到庞大的官僚体系。如果皇帝的行为过于荒唐或残暴,会引起官员的普遍不满和担忧。虽然官员不敢直接反抗,但可能会采取消极抵抗、消磨皇帝锐气,或者在背后传播不利于皇帝的言论。
影响国家稳定: 大规模或频繁的滥杀无辜会造成社会恐慌,破坏社会秩序,影响经济生产,最终损害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家族和政治影响: 如果被杀者有一定背景,即使是普通人也可能牵扯到其家族或其背后的关系网,可能引发更广泛的政治斗争或报复。

二、 皇帝杀人的“理由”与形式:

尽管皇帝拥有绝对权力,但他们通常会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理由”,即使这个理由非常牵强或纯属捏造。这些“理由”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

政治罪名: 这是最常见也是最“正当”的杀人理由。即使是普通人,如果被认为对皇权构成威胁,就会被以各种政治罪名处死。例如:
诽谤皇帝、妖言惑众: 对皇帝的言论稍有不敬,或者传播不利于统治的谣言,都可能被解读为“诽谤皇帝”或“妖言惑众”,从而被处死。这种罪名非常宽泛,皇帝可以随意解释和运用。
结党营私、图谋不轨: 如果皇帝认为某个群体或个人有结党营私、密谋反叛的嫌疑,即使证据不足,也可能被处死以绝后患。
参与或煽动叛乱: 这是最直接的政治罪名。
泄露国家机密: 尽管普通人接触国家机密的机会不多,但一旦发生,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

法律名义下的处决(即使是“普通人”):
触犯法律: 即使是普通人,也需要遵守国家法律。如果他们犯下了盗窃、杀人、抢劫等严重罪行,经过官府审判后,可以依法处死。皇帝作为最高司法者,可以批准或下达死刑判决。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并非“没有理由”杀人,而是依法处决罪犯。
御驾亲政时可能出现的直接处死: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皇帝巡游、御驾亲政,如果遇到惹怒龙颜的普通人,皇帝可能会直接下令处死,不经过繁琐的法律程序。例如,某官员或百姓言语失当、阻碍了皇帝的行程,或者有其他令皇帝极度不满的行为。这种情况下的“理由”就是“冒犯龙颜”、“藐视皇权”。

恩威并施,震慑臣民: 皇帝有时也会故意制造一些“杀人事件”,并非真的为了处死某个人,而是为了向整个社会传达一种信息,达到震慑和巩固统治的目的。
杀鸡儆猴: 杀死一两个看似“普通”的人,但其行为可能触及了皇帝极度敏感的神经,目的是警示所有臣民,尤其是那些可能怀有异心的人,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
展示权威: 在某些场合,皇帝可能为了展示自己的绝对权威,通过直接处死某个冒犯者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

私人恩怨与泄愤: 尽管不那么“名正言顺”,但皇帝作为人,也会有喜怒哀乐,个人恩怨也会影响其决策。如果皇帝对某个普通人生有杀心,而这个人又没有显赫的背景,皇帝很可能通过制造一个“罪名”来达到目的。这可以说是“没有明确理由但有私人动因”。

三、 案例与历史记载:

历史上不乏皇帝因细微之事而杀人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往往会为皇帝的行为找一个“合法性”的外衣。例如:

汉朝的某些皇帝: 如汉武帝在位后期,由于方士之术和政治斗争的影响,对臣民多有猜忌,发生了一些因巫蛊之祸而株连的大规模屠杀,其中也牵扯到了许多普通百姓。
明朝的某些皇帝: 如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出身贫寒,但其统治手段严酷,大兴文字狱,对官员和百姓的管制极严,许多人因为言语不当或被怀疑有谋反之心而被处死。
清朝的文字狱: 清朝的文字狱更是将“以言定罪”推向极致,许多读书人因作品中被解读出“反清”思想而遭受灭顶之灾,牵连甚广。

四、 总结:

总而言之,在古代中国,皇帝作为拥有最高权力的君主,理论上可以随意处死任何人。然而,在实践中,皇帝很少会完全“没有理由”地杀死一个普通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披上一层“合法性”的外衣,如政治罪名、触犯法律等。

即使是皇帝的个人情绪或恩怨,也会通过制造一个“合理”的罪名来实现。而且,皇帝的每一次杀戮行为都会受到来自统治合法性、官僚集团、社会稳定等多方面的隐性制约。因此,说皇帝“没有理由”地杀死一个普通人,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准确的。他们更多的是在拥有绝对权力的情况下,选择性地、以各种理由来执行自己的意志,并维护其统治的稳定。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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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不过这么做的君主因为违背了君主的统治之道,基本上没有好下场。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明确表示君主要令人畏惧而不是憎恨,因为畏惧可以掌握在君主手中并有效地震慑臣民使其保持忠诚,但憎恨就会使得臣民不再忠于君主以至于一有机会就会背叛君主。所以马基雅维利提出君主要按照法律治理国家,而不能法外加刑胡作非为,因为前者严刑峻法的效果是畏惧,后者滥杀无辜的效果是憎恨。来俊臣也提出“善归上、罪归下”,君主要学会一直做好人,坏事都让大臣背锅。如果君主亲自下场干坏事,除了会遭到憎恨还会遭到蔑视,而这也是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该竭力避免的。

历史上毫无理由滥杀无辜的皇帝应该说是一抓一大把,比如说北魏的开国之君道武帝,他因为服用五石散而患有严重的躁郁症,因此“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他的结局是遇刺身亡。

如果说道武帝是有药物作用,那么东罗马帝国的穆拉德四世奥古斯都就是纯粹的嗜杀成性了。他算是帝国的中兴之主,以一己之力为帝国续命三百年,然而这人声称自己每天有权杀死10个无辜的人,还站在高塔上举枪随意射杀路人(晋灵公连呼内行)。他禁止喝酒(先知感到无比欣慰)、抽烟甚至喝咖啡(理由是咖啡醉人,而凡是醉人的饮料都不清蒸),经常带着手持各种刑具的手下亲自去检查客栈饭店,发现有人犯法就当场格杀(古代加强版的上等兵翻垃圾箱)。幸好这货活到28岁就死于肝硬化(我很怀疑他是不是偷着喝酒知法犯法),否则在政变为国之根本的罗马他能继续活多久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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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问的是没有理由地杀死一个人,我这个答案可能不是很切题。

有句俗话叫天子尚且避醉汉,描述一种社会默契,即对于无行为能力人的宽恕。这种社会默契是在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在各国法律中,无行为能力人犯罪一般都可以轻判。在专制皇权社会中,很多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形象,对于精神疾病患、醉酒者一般也都比较宽容。不过中国的乾隆皇帝就特别热衷于杀无行为能力人。这个特点据我所知在中国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实在是过于违背为人的基本底线了。

除了这类“逞才获咎”型文字狱案外,乾隆朝还有一种文字狱,更为令人难解,那就是“疯子文字狱”
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个面黄肌瘦、衣衫破旧的人来到山东孔府,叩门投书,自称是孔家的亲戚。此人自称浙江人,叫丁文彬,说前日上帝临凡托梦,把孔府衍圣公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他,他今天来做上门女婿。他自称不是平凡人,别看穷,可是学富五车,写了许多文章,“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学”,请衍圣公过目。孔府将此事报官,审得此人实系一精神病患者,从小父母双亡,年纪老大还没有成亲,因此精神越来越不正常,时常听到一个小人,自称上帝,在他耳边说话,指点他改写《洪范》和《春秋》,并且说已经命他当了天子,管理天下之人,用年号为“天元”,并且偷偷把自己的哥哥封为夏文公,族叔封为太宰。
山东巡抚杨应琚在奏折中对丁的得病原因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识了几个字,就自认为身怀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贵美色,痴心目识,结为幻影,审不可破”,他说,“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
杨应琚的分析很有道理,符合现代心理学的补偿原理。当然,他进行深入分析,是为了证明丁氏并没有其他党羽,不是真正的逆案,而不是为了宽恕丁文彬本人。这位深知乾隆心理的大臣建议皇帝把丁文彬杀掉。
乾隆皇帝也认为此人是个疯子无疑。杨的奏折中提到丁氏身体不好,经过大刑,已经奄奄一息。皇帝对此非常重视。他掐指一算,这个案子按正常程序,经三法司会审,再行文到山东,先后要近一个月时间,即使再加急,也要旬余。如果丁文彬这期间死在狱中,可就太便宜他了。于是他立刻传谕杨应琚,根据丁的身体情况,自行决定丁的行刑日期,如果丁氏确实病危,即可将丁文彬提前凌迟处死。
杨应琚受命之下,当即亲赴大狱察看丁文彬的健康情况。他发现丁氏说话时气短,精神极度萎靡,恐怕支撑不了几天,于是立刻命令济南知府等当天布置法场。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时,丁文彬被架上囚车,押赴法场,在万头攒动中被绑上木桩,接受千刀万剐,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来之时,他口中尚且喃喃有词,念叨上帝的恩谕。
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朝,类似丁文彬这样的疯子文字狱多达21起。前面提到的王肇基,也是一个精神不正常之人,所献诗联词句不通,思维混乱,连乾隆都认为“竟是疯人而已”。然而这些疯人没有一个逃过了皇帝的法网。其中7起案件,疯子被凌迟处死,疯子的亲属也被连坐,或者处以斩监候,或者被赏给功臣人家为奴隶。另外14起被从轻处理,不过即使从轻,也基本都是“斩立决”或者“立毙杖下”。
乾隆朝文字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打击重心在社会底层。中国历代文字狱,都以士大夫阶层为打击对象。据郭成康、林铁钧之《清朝文字狱》一书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绅、名士者至少二十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间触犯文网者,则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及稍解文义的平民。在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中,低级知识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监生、武生等,占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二者合计,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这些人的职业五花八门,其中有裱背老板、酒店老板、当铺老板三人,童生四人,教书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一人,菜农一人,帮工两人,轿夫一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缝一人,无业游民一人,和尚五人,职业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种职业的疯汉十八人。这一现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字狱从未发生过的,这就打破了士大夫阶层“垄断”文字狱“专利”的局面。
这些乡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议国家大政;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邪书”“图谱”,被怀疑有秘密传教和结社的背景;三是自称“托梦”“天命”“下凡”等,举止荒唐,“妖言惑众”。
基于对历代农民起义的研究,以及精细求全的个性,乾隆对那些“疯人造反案”,一律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疯。即使审讯证明确实是疯子,他也认为这样的人留在地方,是不稳定因素,保不定什么时候会为心怀不轨者所用。乾隆为了给自己的残忍找借口,还解释自己的动机说:“此为疯人之言。然此等无知妄作,病废之时尚复如此作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知,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说,这些疯人好的时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所以病时才暴露内心的罪恶。因此,杀掉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妥。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刘三元自称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将这些话写在纸上,被官府查获。据其亲属和乡邻招供,刘三元一向患疯病。经过反复研讯,湖北巡抚宋邦绥等虽认为“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但“恭逢圣世,胆敢假借梦语,肆行狂吠,不法已极”,奏请依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奉旨准行
同年八月,又有疯人王宗训以书写“我有天神扶助”“可为天下之主”等“逆词”而被盘获。经查王宗训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审官广西巡抚冯钤等仍以其胆敢妄造逆词,不法已极,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以上引自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至于有些人说疯汉可能煽动社会不安定,有个非常有趣的对比情节,在《水浒传》中宋江题反诗,被捉之后开始装疯。

戴宗慌忙别了宋江,回到城里,迳来城隍庙,唤了众做公的,一直奔入牢城营里来,假意喝问:“那个是新配来的宋江?”牌头引众人到抄事房里。只见宋江披散头发,倒在尿屎坑里滚,见了戴宗和做公的人来,便说道:“你们是甚么鸟人!”戴宗假意大喝一声:“捉拿这厮!”宋江白着眼,却乱打将来;口里乱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吏人教我领十万天兵来杀你江州人。阎罗大王做先锋!五道将军做合后!与我一颗金印,重八百余斤,杀你这般鸟!”众做公的道:“原来是个失心疯的汉子!我们拿他去何用?”戴宗道:“说得是。我们且去回话。要拿时,再来。”
宋江那里肯跪,睁着眼,见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么鸟,敢来问我!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引十万天兵来杀你江州人。阎罗大王做先锋!五道将军做合后!有一颗印,重八百余斤!你也快躲了!不寺我教你们都死!”蔡九知府看了,没做理会处。黄文炳对知府道:“且唤本营差拨并牌头来,问这人来时有疯,近日却疯。若是来时疯,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疯,必是诈疯。”知府道:“言之极当。”便差人唤到管营差拨。问他两个时,那里敢隐瞒,只得直说道:“这人来时不见有疯病,敢只是近日举发此症。”知府听了大怒,唤过牢子狱卒,把宋江捆翻,一连打上五十下;打得宋江一佛出芯,二佛涅盘,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戴宗看了,只叫得苦,又没做道理救他处。宋江初时也胡言乱语;次后拷打不过,只得招道:“自不合一时酒后误写反诗,别无主意。”蔡九知府明取了招状,将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推放大牢里收禁。宋江打得两腿走不动,当厅钉了,直押赴死囚牢里来。却得戴宗一力维持,分付了众小牢子,都教好觑此人。戴宗自安排饭食供给宋江;不在话下。

做公的们明确的说:抓疯汉没用。而宋江被定罪的原因是被拷打之后承认装疯。换言之,如果是真疯是没法定罪的。

可见由宋(明)到清的退步。


唉,乾隆治下做个疯汉都有生命危险,苦啊。一般凌迟,宽大斩立决,像现在那种录沙雕小视频的,估计性命堪忧,因为装疯视同真疯。

提醒各位正在筹划穿越的小朋友,您如果穿越到了乾隆朝,正好亲戚朋友邻居乡党中有个疯子,尤其是神神叨叨念念有词的那种,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这边建议您先将该疯子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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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认为你问题中提到封建社会的普通人,在封建社会中叫做民。这种东西在封建社会不叫人。

第二,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方法叫做:诬陷。这件事林冲有经验。水浒传里面大把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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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多了,任何哪怕是近现代社会,随便一个村镇级豪强也能没有任何理由的就杀人。

菲律宾、印度、泰国多的是私人地主,个别脑瘫的,杀完人还喜欢上网炫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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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要杀人当然需要理由,最昏庸的皇帝杀人都需要理由。

但是,这个理由无限。

也就是说皇帝可以以任何他能想到的理由杀你。

比如雍正给年羹尧总结了九十二条大罪,其中大逆罪五,欺罔罪九,僭越罪十六,狂悖罪十三,专擅罪六,忌刻罪六,残忍罪四,贪黩罪十八,侵蚀罪十五,凡九十二款。

咱们随便摘抄几条。

大逆罪:与静一道人、邹鲁等谋为不轨。

谋为不轨这四个字就很有趣,啥叫不轨?怎么不轨?

谁也不知道,当年顺治杀弘光帝,永历帝都有这一条,反正也不用举例说明,扣到脑袋上就是个死。

僭越罪:用黄包袱。

一个破包袱皮颜色不对,也是要掉脑袋的。

贪黩罪:掠各番衣服为己有。

这一条最搞笑,说年大将军抢老百姓的衣服据为己有。还不说那衣服老年看得上看不上,就说他抢那么多衣服干吗用啊,穿的过来吗。

以上是一等公年羹尧大将军的几条罪状,那真是:

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说没有就没有,有也没有。

至于皇帝要杀普通人,那是你想多了,皇帝不杀普通人,因为普通人根本到不了皇帝跟前,皇帝都不知道你是谁,他杀你干嘛?

有人说太监宫女是普通人。

首先太监在皇帝面前不算人,连猫狗都不如。

皇帝基本上不杀太监,有啥问题打板子就行了,别问打多少?问就是打死为止。

皇帝可没有说要杀太监,是他自己身子骨不行,被打死了。

再说宫女,按清宫的制度,能进宫当宫女的都不是普通人,是隶属于上三旗的包衣三旗,也被称为内务府三旗。姑娘生下来就要登记造册,满13岁名单送内务府遴选,普通老百姓根本门儿也没有。

顺便说个冷知识,清宫打板子,宫女和太监是不同的。

打宫女要把裤子扒了,光着屁股打,打的时候不能喊叫。

打太监不脱光,穿着一条内裤打,打的时候必须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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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能见到的无非就是侍候他的下人,宫外的普通人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皇上,更谈不上什么被杀。古代皇帝的忌讳是特别多的,随便一条就可以,这就看皇上的心情了。简单来说,杀你就杀你,还要选日子,挑理由吗。古代下人命运和蝼蚁也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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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杀人需要理由吗?

赵构:莫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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