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称呼皇帝的死是驾崩，那么皇帝称呼自己的死是什么么？
当我们说“驾崩”时，这是臣子、民众甚至是后人用来尊称皇帝去世的一种说法，蕴含着至高无上的敬意，将皇帝比作乘着车驾向西方极乐世界，或者驾云归天的神仙，是一种生前的崇高地位延续到死后的仪式性表达。
那么，皇帝自己又是如何看待和表达自己死亡的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皇帝不会主动、直接地谈论“我将要死了”这样的话。帝王往往被置于权力的顶峰，象征着国家的稳定与延续，公开谈论死亡，尤其是在身体尚健的时候，会被视为极其不祥，甚至会引起大臣的恐慌和对政权的猜忌。因此，皇帝的言语会非常谨慎。
如果实在避无可避，到了生命垂危，行将就木之际，皇帝出于最后的交代和嘱托，可能会使用一些相对委婉或充满哲思的词汇来暗示自己的终结。这些词汇的选择，往往也折射出皇帝的个人修养、时代背景以及他对于死亡的理解。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皇帝会引用一些历史上的典故或哲学观念，例如：
“朕功德圆满”：这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说法，暗示自己一生事迹已成，可以安然离去，类似于佛教中的“圆寂”，虽然不是直接说死亡，但意思很明显。
“朕心安矣”：这是一种表达内心平静的说法，当一个人生命将尽，尘世的纷扰都已过去，内心的安宁是最后的追求。这句话也暗示着他即将脱离生前的烦恼，走向某种“解脱”。
“朕行将就木”：虽然“就木”本身就是死亡的代名词，但由皇帝自己说出来，可能带有一种自嘲式的坦然，或者是一种对现实的清醒认知，表示自己身体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朕将与先帝同游”：这是将自己的死亡与前代帝王联系起来，也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表示自己即将前往先帝所在的世界，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家族的延续，也是对来世的一种期许。
“朕将归西”：这个说法与“驾崩”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皇帝自己说出，可能更像是对自己生命旅程的总结，也隐含着对身后世界的一种想象。
还有一种可能，皇帝会直接对继承人或者辅政大臣下达遗诏，在遗诏中，他们会非常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终结，并安排后事，例如：
“朕今不豫”：这是非常直接的说法，表示自己身体情况非常不好，已经到了不能正常处理事务的地步，间接暗示死亡的临近。
“朕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句话引用了孔子的话，意在表明自己临终的交代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得到后人的重视。
总而言之，皇帝称呼自己的死亡，不太会使用“驾崩”这样臣子赋予的尊称。他们更多地会使用一些更加个人化、带有哲学思辨色彩，或者直接点明自己身体状况的词语。这是一种权力顶峰上，对生死这两个终极问题的独特表达，既要维持最后的尊严，也要顾及国家的稳定，同时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试图与自己、与历史、与某种超越性达成和解。
网友意见
说下明朝的皇帝。
一般皇帝自己也比较忌讳言及死亡，所以干脆不提自己将死、驾崩、归天、宾天这类字眼。
可能是因为这种字眼都是表示“死亡”这一确凿无疑的状态，一旦宣布，那自己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而对皇帝来说，别管病得有多重，只要没彻底断气，都要给自己一种希望，万一这回挺过来了呢？
这就和薛定谔盒子里的那只猫一样，只要你没打开盒子，你都不能宣布猫死了。
而且公开的遗诏写得都挺冠冕堂皇的，大多数是继任皇帝及大臣们拟定的，非常程式化，不一定就是皇帝的原意，只能说是代大行皇帝说话。
我看了明朝十几个皇帝死前的状态，如果皇帝死之前有遗言（包括遗诏中皇帝暗示自己将死的话），那么一般是说“朕疾”、“遘疾”、“疾甚”、“大渐”、“弥留”、“不起”、“朕病深”、“朕不豫”这类话，大致意思就是我病了、我病得很严重.....
最多再婉转地说一下“傥言有不讳”，或者干脆点再表达一下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而一般不会直接说自己要死了。
例外的可能就是明宪宗遗诏和明穆宗遗诏，明白说了宪宗、穆宗称呼自己的死为“弃世”。
下面分别说一下：
1、明仁宗
明仁宗的遗诏里面说：“时用遘疾，奄至大渐。夫死生者，昼夜常理”。
2、明宣宗
宣宗临死前曾先降敕文武大臣，表达了自己的遗言，“降敕文武大臣曰：朕疾，今不复起，盖天命也。其命长子皇太子祁镇嗣皇帝位”。
而宣宗遗诏是这么说的：“比者遘疾，日臻弥留，夫死生常理，修短定数”。
3、明英宗
明英宗朱祁镇倒是比较特别，他苟延残喘的时间比较久，是慢慢病死的，有比较长的时间思考死亡问题，而不像太宗、宣宗，突然病重，很快就死了。
英宗在天顺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即出现“上不豫，不视朝”的记载。
天顺八年正月初二日，又记载“上不豫，不视朝。敕文武百官曰：朕体欠安，欲加调理，暂免朝参。”之后一直记载不视朝，偶尔还有看病吃药的记载。
正月十六日病重，召皇太子及太监牛玉、傅恭、裴当、黄顺、周善至榻前，亲口说：“自古人生必有死，今朕病已深，傥言有不讳，东宫速择吉日即皇帝位”。
第二日驾崩，遗诏这么说：“今遘疾弥留，殆弗可兴。夫生必有死，人道之常”。
4、明宪宗
宪宗遗诏说：“今忽遘疾弥留，殆弗能兴。夫死生常理，古今人所不免。所幸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吾虽弃世，亦复奚憾焉。”
宪宗的遗诏总算是明白地表达了自己将死的意思了，用的是“弃世”。
5、明孝宗
孝宗是交代完后事从容而死的，死前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话，但都没有直接说自己要死了，只提到“乃得此疾，殆不能起”。
驾崩当日把皇太子朱厚照叫来面谕曰：“朕不豫，皇帝与东宫做......”
遗诏则是老一套“今遘疾弥留，殆弗可起。生死常理，虽圣智不能违”。
6、明武宗
因为明武宗死得蹊跷，是突然在豹房死亡的，身边只有两个太监，他死前究竟说了什么很难确定。而遗诏也完全是杨廷和等人拟定的，简直是以朱厚照的口吻自己骂自己，没有太大参考价值。
丙寅（三月十四日），上崩于豹房。
先一夕，上大渐，惟太监陈敬、苏进二人在左右，乃谓之曰：“朕疾，殆不可为矣。尔等与张锐可召司礼监官来，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其与内阁辅臣议处。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误，非汝众人所能与也。”俄而上崩，敬进奔告慈寿皇太后，乃移殡于大内。
7、明世宗
世宗这个人特别迷信怕死，非常忌讳生死之事，大概是不可能说自己要死了之类的话，死前啥也没说。徐阶、张居正给他拟的遗诏差不多算《罪己诏》了，也只提到“乃兹弗起”。
8、明穆宗
穆宗死前一日把高拱、张居正、高仪召至跟前宣布遗言，但他当时已经说不出话了，太监宣布遗言也只说了“偶得此疾，遽不能起”。
隆庆六年五月己酉（五月二十五日），上疾大渐，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至乾清宫受顾命，拱等疾趋至宫，左右奏：召辅臣至。上倚坐御榻上，中宫及皇贵妃咸在御榻边，东宫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顾命曰：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是时上疾，已亟口，虽不能言，而熟视诸臣颔之，属托甚至，盖自孝庙顾托三臣之后，仅再见也。
穆宗遗诏：乃今遘疾弥笃，殆不能兴，夫生之有死，如昼之有夜，自古圣贤其孰能免？惟是继统得人，神器有主，朕即弃世，亦复何憾？
9、明神宗
不得不说神宗挺奇葩的，死前当日还曾召诸位大臣入见于弘德殿，他死前精神还不错，勉励官员们各自用心办事。
大臣们致词问安后，吏部尚书周嘉谟估计是因为难得见到皇帝一面，到这时候了还请求任命官员，神宗居然也答应了，诸臣这才叩头而出。
随即命内阁发布他的遗言，上谕内阁：朕嗣祖宗大统，历今四十八年，久因国事焦劳，以致脾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
遗言也比较奇葩，“久因国事焦劳，以致脾疾，遽不能起”，这绝对是神宗原话！
神宗遗诏：朕以冲龄，缵承大统，君临海内四十八载，于兹享国最长，夫复何憾，......，而遘疾弥留，殆不可起......
这里再补充一下神宗在万历三十年二月大病差点死了的例子，参考《万历起居注》，非常口语化，很真实：
万历三十年二月十六日，是日巳时，上急召辅臣及部院等官至仁德门，独召辅臣一贯入启祥宫后殿西煖阁。时中宫、翊坤宫皆养疴不侍侧，圣母南向立，稍北，上具冠服席地坐，稍东，偏西南向，皇太子、诸王罗跪于前。
一贯叩头起居毕，上日:“沈先生来，朕恙甚虚烦，享国亦永，何憾？佳儿佳妇今付与先生，先生辅佐他做个好皇帝，有事还谏正他，讲学勤政。矿税事，朕因三殿、两宫未完，权宜探取。今宜传谕，及各处织造、烧造俱停止。镇抚司及刑部罪人，前项都着释放，官各还职。建言得罪诸臣，俱复原职。行取科道，俱准补用。朕见先生这一面，捨先生去也。”
万历帝当时说的是“朕恙甚虚烦，享国亦永，何憾？”以及“朕见先生这一面，捨先生去也”。
幸好他没说自己要死了，因为等到当夜二更，竟然又挺过来了，“比及二更，而上稍苏。至次日庚辰，则圣躬顿安，寝膳复旧。盖垂殆者仅一书半夜耳。”
果然，不论到什么时候，人还是要抱点希望的，不要轻易言死，万一没死成呢？这不是让朱常洛很失望嘛~
10、明光宗
光宗吃药吃死的，前一夜吃了一丸又再要一丸，辅臣问皇帝吃了咋样，宫内传消息说很好，结果第二天凌晨五更（3点—5点）人就不行了，赶紧宣诸臣进宫，卯刻（早晨5点—7点）就驾崩了。
光宗遗诏：遵奉皇考遗命，力疾举行，哀劳交瘁，奄至弥留，定数莫移。
11、明熹宗
熹宗遗诏：
.....不谓禀赋虚弱，自青宫已然，及临御以来，东西多警，朝夕在念，益用忧劳，多思伤脾，遂致绵惙。今乃复触夙恙，衂血陡发，凭几弥留，殆不能起，有负先考顾託之命。朕用尽衋伤，若夫死生甞理，人所不免.....
“多思伤脾，.....复触夙恙，衂血陡发，凭几弥留，殆不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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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刘恒：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
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
他说自己是“幸以天年”“崩”
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中，有1件七面棱形觚，前半部分是一篇诏书的抄件，计133字：
制诏：皇大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天之笥（嗣），加曾（增）朕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糈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孩（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失。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
有学者分析，这可能是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临终遗诏之一。
那他说自己是“将绝矣”“与地合同”“不复起”
相比起来唐太宗就直白多了：“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
直接说死
而唐高宗临死时改元弘道元年，颁布大赦。他问“民庶喜否？”旁边的侍臣回答：“百姓蒙赦，无不感悦。”他则说：“苍生虽喜，我命危笃。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当晚他就死在洛阳了)
唐高宗是说自己“危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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