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在古代称呼皇帝的死是驾崩,那么皇帝称呼自己的死是什么么?

回答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涉及到古代帝王在言语表达上的微妙之处。

当我们说“驾崩”时,这是臣子、民众甚至是后人用来尊称皇帝去世的一种说法,蕴含着至高无上的敬意,将皇帝比作乘着车驾向西方极乐世界,或者驾云归天的神仙,是一种生前的崇高地位延续到死后的仪式性表达。

那么,皇帝自己又是如何看待和表达自己死亡的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皇帝不会主动、直接地谈论“我将要死了”这样的话。帝王往往被置于权力的顶峰,象征着国家的稳定与延续,公开谈论死亡,尤其是在身体尚健的时候,会被视为极其不祥,甚至会引起大臣的恐慌和对政权的猜忌。因此,皇帝的言语会非常谨慎。

如果实在避无可避,到了生命垂危,行将就木之际,皇帝出于最后的交代和嘱托,可能会使用一些相对委婉或充满哲思的词汇来暗示自己的终结。这些词汇的选择,往往也折射出皇帝的个人修养、时代背景以及他对于死亡的理解。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皇帝会引用一些历史上的典故或哲学观念,例如:

“朕功德圆满”:这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说法,暗示自己一生事迹已成,可以安然离去,类似于佛教中的“圆寂”,虽然不是直接说死亡,但意思很明显。
“朕心安矣”:这是一种表达内心平静的说法,当一个人生命将尽,尘世的纷扰都已过去,内心的安宁是最后的追求。这句话也暗示着他即将脱离生前的烦恼,走向某种“解脱”。
“朕行将就木”:虽然“就木”本身就是死亡的代名词,但由皇帝自己说出来,可能带有一种自嘲式的坦然,或者是一种对现实的清醒认知,表示自己身体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朕将与先帝同游”:这是将自己的死亡与前代帝王联系起来,也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表示自己即将前往先帝所在的世界,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家族的延续,也是对来世的一种期许。
“朕将归西”:这个说法与“驾崩”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皇帝自己说出,可能更像是对自己生命旅程的总结,也隐含着对身后世界的一种想象。

还有一种可能,皇帝会直接对继承人或者辅政大臣下达遗诏,在遗诏中,他们会非常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终结,并安排后事,例如:

“朕今不豫”:这是非常直接的说法,表示自己身体情况非常不好,已经到了不能正常处理事务的地步,间接暗示死亡的临近。
“朕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句话引用了孔子的话,意在表明自己临终的交代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得到后人的重视。

总而言之,皇帝称呼自己的死亡,不太会使用“驾崩”这样臣子赋予的尊称。他们更多地会使用一些更加个人化、带有哲学思辨色彩,或者直接点明自己身体状况的词语。这是一种权力顶峰上,对生死这两个终极问题的独特表达,既要维持最后的尊严,也要顾及国家的稳定,同时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试图与自己、与历史、与某种超越性达成和解。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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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下明朝的皇帝。

一般皇帝自己也比较忌讳言及死亡,所以干脆不提自己将死、驾崩、归天、宾天这类字眼。

可能是因为这种字眼都是表示“死亡”这一确凿无疑的状态,一旦宣布,那自己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而对皇帝来说,别管病得有多重,只要没彻底断气,都要给自己一种希望,万一这回挺过来了呢?

这就和薛定谔盒子里的那只猫一样,只要你没打开盒子,你都不能宣布猫死了。

而且公开的遗诏写得都挺冠冕堂皇的,大多数是继任皇帝及大臣们拟定的,非常程式化,不一定就是皇帝的原意,只能说是代大行皇帝说话。

我看了明朝十几个皇帝死前的状态,如果皇帝死之前有遗言(包括遗诏中皇帝暗示自己将死的话),那么一般是说“朕疾”、“遘疾”、“疾甚”、“大渐”、“弥留”、“不起”、“朕病深”、“朕不豫”这类话,大致意思就是我病了、我病得很严重.....

最多再婉转地说一下“傥言有不讳”,或者干脆点再表达一下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而一般不会直接说自己要死了。

例外的可能就是明宪宗遗诏和明穆宗遗诏,明白说了宪宗、穆宗称呼自己的死为“弃世”。


下面分别说一下:

1、明仁宗

明仁宗的遗诏里面说:“时用遘疾,奄至大渐。夫死生者,昼夜常理”。

2、明宣宗

宣宗临死前曾先降敕文武大臣,表达了自己的遗言,“降敕文武大臣曰:朕疾,今不复起,盖天命也。其命长子皇太子祁镇嗣皇帝位”。

而宣宗遗诏是这么说的:“比者遘疾,日臻弥留,夫死生常理,修短定数”。

3、明英宗

明英宗朱祁镇倒是比较特别,他苟延残喘的时间比较久,是慢慢病死的,有比较长的时间思考死亡问题,而不像太宗、宣宗,突然病重,很快就死了。

英宗在天顺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即出现“上不豫,不视朝”的记载。

天顺八年正月初二日,又记载“上不豫,不视朝。敕文武百官曰:朕体欠安,欲加调理,暂免朝参。”之后一直记载不视朝,偶尔还有看病吃药的记载。

正月十六日病重,召皇太子及太监牛玉、傅恭、裴当、黄顺、周善至榻前,亲口说:“自古人生必有死,今朕病已深,傥言有不讳,东宫速择吉日即皇帝位”。

第二日驾崩,遗诏这么说:“今遘疾弥留,殆弗可兴。夫生必有死,人道之常”。

4、明宪宗

宪宗遗诏说:“今忽遘疾弥留,殆弗能兴。夫死生常理,古今人所不免。所幸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吾虽弃世,亦复奚憾焉。

宪宗的遗诏总算是明白地表达了自己将死的意思了,用的是“弃世”。

5、明孝宗

孝宗是交代完后事从容而死的,死前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话,但都没有直接说自己要死了,只提到“乃得此疾,殆不能起”。

驾崩当日把皇太子朱厚照叫来面谕曰:“朕不豫,皇帝与东宫做......

遗诏则是老一套“今遘疾弥留,殆弗可起。生死常理,虽圣智不能违”。

6、明武宗

因为明武宗死得蹊跷,是突然在豹房死亡的,身边只有两个太监,他死前究竟说了什么很难确定。而遗诏也完全是杨廷和等人拟定的,简直是以朱厚照的口吻自己骂自己,没有太大参考价值。

丙寅(三月十四日),上崩于豹房。
先一夕,上大渐,惟太监陈敬、苏进二人在左右,乃谓之曰:“朕疾,殆不可为矣。尔等与张锐可召司礼监官来,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其与内阁辅臣议处。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误,非汝众人所能与也。”俄而上崩,敬进奔告慈寿皇太后,乃移殡于大内。

7、明世宗

世宗这个人特别迷信怕死,非常忌讳生死之事,大概是不可能说自己要死了之类的话,死前啥也没说。徐阶、张居正给他拟的遗诏差不多算《罪己诏》了,也只提到“乃兹弗起”。

8、明穆宗

穆宗死前一日把高拱、张居正、高仪召至跟前宣布遗言,但他当时已经说不出话了,太监宣布遗言也只说了“偶得此疾,遽不能起”。

隆庆六年五月己酉(五月二十五日),上疾大渐,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至乾清宫受顾命,拱等疾趋至宫,左右奏:召辅臣至。上倚坐御榻上,中宫及皇贵妃咸在御榻边,东宫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顾命曰: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是时上疾,已亟口,虽不能言,而熟视诸臣颔之,属托甚至,盖自孝庙顾托三臣之后,仅再见也。

穆宗遗诏:乃今遘疾弥笃,殆不能兴,夫生之有死,如昼之有夜,自古圣贤其孰能免?惟是继统得人,神器有主,朕即弃世,亦复何憾?

9、明神宗

不得不说神宗挺奇葩的,死前当日还曾召诸位大臣入见于弘德殿,他死前精神还不错,勉励官员们各自用心办事。

大臣们致词问安后,吏部尚书周嘉谟估计是因为难得见到皇帝一面,到这时候了还请求任命官员,神宗居然也答应了,诸臣这才叩头而出。

随即命内阁发布他的遗言,上谕内阁:朕嗣祖宗大统,历今四十八年,久因国事焦劳,以致脾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

遗言也比较奇葩,“久因国事焦劳,以致脾疾,遽不能起”,这绝对是神宗原话!

神宗遗诏:朕以冲龄,缵承大统,君临海内四十八载,于兹享国最长,夫复何憾,......,而遘疾弥留,殆不可起......

这里再补充一下神宗在万历三十年二月大病差点死了的例子,参考《万历起居注》,非常口语化,很真实:

万历三十年二月十六日,是日巳时,上急召辅臣及部院等官至仁德门,独召辅臣一贯入启祥宫后殿西煖阁。时中宫、翊坤宫皆养疴不侍侧,圣母南向立,稍北,上具冠服席地坐,稍东,偏西南向,皇太子、诸王罗跪于前。
一贯叩头起居毕,上日:“沈先生来,朕恙甚虚烦,享国亦永,何憾?佳儿佳妇今付与先生,先生辅佐他做个好皇帝,有事还谏正他,讲学勤政。矿税事,朕因三殿、两宫未完,权宜探取。今宜传谕,及各处织造、烧造俱停止。镇抚司及刑部罪人,前项都着释放,官各还职。建言得罪诸臣,俱复原职。行取科道,俱准补用。朕见先生这一面,捨先生去也。”

万历帝当时说的是“朕恙甚虚烦,享国亦永,何憾?”以及“朕见先生这一面,捨先生去也”。

幸好他没说自己要死了,因为等到当夜二更,竟然又挺过来了,“比及二更,而上稍苏。至次日庚辰,则圣躬顿安,寝膳复旧。盖垂殆者仅一书半夜耳。”

果然,不论到什么时候,人还是要抱点希望的,不要轻易言死,万一没死成呢?这不是让朱常洛很失望嘛~

10、明光宗

光宗吃药吃死的,前一夜吃了一丸又再要一丸,辅臣问皇帝吃了咋样,宫内传消息说很好,结果第二天凌晨五更(3点—5点)人就不行了,赶紧宣诸臣进宫,卯刻(早晨5点—7点)就驾崩了。

光宗遗诏:遵奉皇考遗命,力疾举行,哀劳交瘁,奄至弥留,定数莫移。

11、明熹宗

熹宗遗诏:

.....不谓禀赋虚弱,自青宫已然,及临御以来,东西多警,朝夕在念,益用忧劳,多思伤脾,遂致绵惙今乃复触夙恙,衂血陡发,凭几弥留,殆不能起,有负先考顾託之命。朕用尽衋伤,若夫死生甞理,人所不免.....

多思伤脾,.....复触夙恙,衂血陡发,凭几弥留,殆不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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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刘恒: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

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

他说自己是“幸以天年”“崩”

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中,有1件七面棱形觚,前半部分是一篇诏书的抄件,计133字:

制诏:皇大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天之笥(嗣),加曾(增)朕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糈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孩(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失。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

有学者分析,这可能是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临终遗诏之一。

那他说自己是“将绝矣”“与地合同”“不复起”

相比起来唐太宗就直白多了:“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

直接说死

而唐高宗临死时改元弘道元年,颁布大赦。他问“民庶喜否?”旁边的侍臣回答:“百姓蒙赦,无不感悦。”他则说:“苍生虽喜,我命危笃。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当晚他就死在洛阳了)

唐高宗是说自己“危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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