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官士大夫为什么总是要皇帝坚持立嫡长子为太子呢？甚至不惜杀头也要跟皇帝对着干？
古代文官士大夫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劝谏皇帝坚持立嫡长子为太子，甚至不惜冒着杀头的风险与皇帝据理力争，其背后原因错综复杂，是政治、文化、家族、权力以及个人道德观念相互交织的产物。这不仅仅是对“规矩”的遵守，更是对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秩序稳定的一种深层考量。
一、“立嫡长子”的制度根源与文化认同：
首先，“嫡长子继承制”并非中国独有，而是许多古代文明普遍存在的继承法则。在中国，这种制度的形成与儒家思想和宗法制度紧密相连。
宗法制度的基石： 儒家思想强调“礼”，而“礼”的根源在于确立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在家庭中，父子关系是最重要的人伦关系之一。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确立家族的嫡庶、长幼秩序。嫡长子作为嫡妻所生的长子，在家族中拥有天然的地位和继承权。这种制度延伸到国家层面，就形成了“嫡长子继承制”：皇帝是国家的“父”，太子是国家的“子”，继承父位如同继承家业，自然也应当遵循嫡长这一最合乎“礼”的原则。
“嫡”的合法性： “嫡”代表着正统、合法。嫡妻的地位高于妾，嫡出的子女自然比庶出的子女在继承上具有优先权。这不仅是血缘上的区分，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关乎家族的荣耀和正统性。
“长”的秩序性： “长”代表着顺序、稳定。长子在家庭中通常承担着更多的责任，也更早地接触家族事务，理论上拥有更多的经验和认知。在政治继承上，长子优先，可以避免因争夺继承权而引发的混乱。
二、维护国家稳定与避免政治动荡的考量：
对于文官士大夫而言，他们的职责不仅仅是辅佐皇帝，更重要的是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立嫡长子为太子，在他们看来是避免政治动荡、维护社会稳定的最有效途径。
防止皇位空悬或争议： 如果皇帝没有明确的继承人，或者继承顺序不明，一旦皇帝驾崩，就容易引发皇子之间的权力斗争，甚至可能导致国家分裂或被外敌趁虚而入。立嫡长子，等于提前排除了大部分潜在的竞争者，为权力平稳过渡奠定了基础。
减少“兄弟阋墙”的悲剧： 历史上，因皇位继承问题导致的兄弟相残、父子反目并非罕见。文官士大夫们亲眼目睹或听闻过这些惨剧，深知其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他们劝谏皇帝立嫡长子，也是在尽力避免重蹈覆辙。
强化皇权的正统性与权威性： 嫡长子继承，意味着皇权是代代相传的，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神圣性。这有助于巩固皇权的稳定，减少外界对皇位合法性的质疑，从而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执行力。
三、士大夫的政治抱负与阶层利益：
士大夫群体本身也面临着复杂的政治考量和阶层利益。
寻求稳定合作的权力基础： 文官集团的权力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朝廷的稳定。一个稳定的继承制度，意味着他们能够在一个相对可预测的政治环境中施展才华，维护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避免政治变动带来的风险： 新皇帝即位，往往伴随着政治清洗和人事调整。那些在旧皇帝时期得势的官员，在新皇帝登基后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被清算的风险。坚持立嫡长子，是希望通过稳定的继承来避免这种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险。
维护自身政治理念的延续： 文官士大夫往往代表着一种政治理念或治国方针。他们希望自己推行的政策能够得以延续，而嫡长子由于从小接受的教育和培养，可能更容易接受和延续前任皇帝的施政方针。
与士族大家族的利益联系： 在很多朝代，士大夫与士族大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嫡长子继承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维护士族大家族的稳定和利益，因为他们通常是嫡长子背后的支持者。
四、道德约束与“天命”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士大夫作为道德的标杆，也受到道德观念的约束。
“君臣父子”的伦理框架： 儒家思想将君臣关系置于与父子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君主如同父亲，臣子如同子女，需要孝顺和忠诚。在父子伦理中，嫡长子拥有优先继承权是天经地义的。文官士大夫认为，皇帝违背这一原则，就是不合“礼”的行为，甚至是对“天命”的挑战。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种观念也延伸到了皇室。立嫡长子，是确保皇室血脉的延续和正统性，避免“绝嗣”的风险。
“天命靡常，唯德是辅”： 虽然有“嫡长子”的规矩，但士大夫也明白“天命”的重要性。然而，他们认为，即使皇帝有“天命”，也应当遵循“礼”的秩序。如果皇帝为了个人喜好而随意废立太子，可能会被视为“失德”，从而动摇其“天命”的正当性。
五、为什么“不惜杀头也要对着干”？
当皇帝坚持违背“立嫡长子”的原则，且这种违背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时，一些有担当、有气节的士大夫就会选择“以死相谏”。
“移孝作忠”： 他们将对父亲的孝顺推及到对君主的忠诚。如同儿子劝谏父亲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劝谏皇帝，纠正其错误。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对于真正的士大夫而言，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生死。如果他们认为皇帝的决定将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他们会将其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
“士可杀，不可辱”： 这是中国士人的一种精神风骨。他们看重的是“道义”和“名节”。如果为了迎合皇帝而放弃原则，将是最大的耻辱。因此，即使面临死亡，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犯颜直谏”： 这是臣子对君主的职责之一，被认为是忠诚的表现。虽然风险巨大，但也有一些士大夫相信，他们的坚持能够唤醒皇帝的良知，改变既定的错误。
举例说明：
虽然历史上“立嫡长子”的原则多数时候都能得到遵循，但也有一些挑战和争议。例如，唐朝的“玄武门之变”，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权力斗争，就造成了巨大的动荡。虽然李世民最终登基，但其过程充满了血腥和残酷，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又如，明朝的“靖难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夺取皇位，也与皇位继承的争议有关。
在这些事件背后，总有一些官员试图通过劝谏来维护秩序，虽然他们的声音可能被淹没，但其背后体现的正是士大夫群体对于“立嫡长子”原则的重视，以及对国家稳定和政治秩序的责任感。
总而言之，古代文官士大夫坚持皇帝立嫡长子为太子，是出于对儒家礼制、宗法制度的遵循，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期盼，以及对自身政治抱负和阶层利益的考量。当皇帝的决定与这些原则相悖，并可能带来巨大风险时，一些士大夫会选择“以死相谏”，这是他们忠诚、责任感和精神风骨的体现。他们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守护他们心中所认为的“正道”，维护国家的根本秩序。
一、“立嫡长子”的制度根源与文化认同：
首先，“嫡长子继承制”并非中国独有，而是许多古代文明普遍存在的继承法则。在中国，这种制度的形成与儒家思想和宗法制度紧密相连。
宗法制度的基石： 儒家思想强调“礼”，而“礼”的根源在于确立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在家庭中，父子关系是最重要的人伦关系之一。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确立家族的嫡庶、长幼秩序。嫡长子作为嫡妻所生的长子，在家族中拥有天然的地位和继承权。这种制度延伸到国家层面，就形成了“嫡长子继承制”：皇帝是国家的“父”，太子是国家的“子”，继承父位如同继承家业，自然也应当遵循嫡长这一最合乎“礼”的原则。
“嫡”的合法性： “嫡”代表着正统、合法。嫡妻的地位高于妾，嫡出的子女自然比庶出的子女在继承上具有优先权。这不仅是血缘上的区分，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关乎家族的荣耀和正统性。
“长”的秩序性： “长”代表着顺序、稳定。长子在家庭中通常承担着更多的责任，也更早地接触家族事务，理论上拥有更多的经验和认知。在政治继承上，长子优先，可以避免因争夺继承权而引发的混乱。
二、维护国家稳定与避免政治动荡的考量：
对于文官士大夫而言，他们的职责不仅仅是辅佐皇帝，更重要的是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立嫡长子为太子，在他们看来是避免政治动荡、维护社会稳定的最有效途径。
防止皇位空悬或争议： 如果皇帝没有明确的继承人，或者继承顺序不明，一旦皇帝驾崩，就容易引发皇子之间的权力斗争，甚至可能导致国家分裂或被外敌趁虚而入。立嫡长子，等于提前排除了大部分潜在的竞争者，为权力平稳过渡奠定了基础。
减少“兄弟阋墙”的悲剧： 历史上，因皇位继承问题导致的兄弟相残、父子反目并非罕见。文官士大夫们亲眼目睹或听闻过这些惨剧，深知其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他们劝谏皇帝立嫡长子，也是在尽力避免重蹈覆辙。
强化皇权的正统性与权威性： 嫡长子继承，意味着皇权是代代相传的，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神圣性。这有助于巩固皇权的稳定，减少外界对皇位合法性的质疑，从而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执行力。
三、士大夫的政治抱负与阶层利益：
士大夫群体本身也面临着复杂的政治考量和阶层利益。
寻求稳定合作的权力基础： 文官集团的权力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朝廷的稳定。一个稳定的继承制度，意味着他们能够在一个相对可预测的政治环境中施展才华，维护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避免政治变动带来的风险： 新皇帝即位，往往伴随着政治清洗和人事调整。那些在旧皇帝时期得势的官员，在新皇帝登基后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被清算的风险。坚持立嫡长子，是希望通过稳定的继承来避免这种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险。
维护自身政治理念的延续： 文官士大夫往往代表着一种政治理念或治国方针。他们希望自己推行的政策能够得以延续，而嫡长子由于从小接受的教育和培养，可能更容易接受和延续前任皇帝的施政方针。
与士族大家族的利益联系： 在很多朝代，士大夫与士族大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嫡长子继承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维护士族大家族的稳定和利益，因为他们通常是嫡长子背后的支持者。
四、道德约束与“天命”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士大夫作为道德的标杆，也受到道德观念的约束。
“君臣父子”的伦理框架： 儒家思想将君臣关系置于与父子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君主如同父亲，臣子如同子女，需要孝顺和忠诚。在父子伦理中，嫡长子拥有优先继承权是天经地义的。文官士大夫认为，皇帝违背这一原则，就是不合“礼”的行为，甚至是对“天命”的挑战。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种观念也延伸到了皇室。立嫡长子，是确保皇室血脉的延续和正统性，避免“绝嗣”的风险。
“天命靡常，唯德是辅”： 虽然有“嫡长子”的规矩，但士大夫也明白“天命”的重要性。然而，他们认为，即使皇帝有“天命”，也应当遵循“礼”的秩序。如果皇帝为了个人喜好而随意废立太子，可能会被视为“失德”，从而动摇其“天命”的正当性。
五、为什么“不惜杀头也要对着干”？
当皇帝坚持违背“立嫡长子”的原则，且这种违背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时，一些有担当、有气节的士大夫就会选择“以死相谏”。
“移孝作忠”： 他们将对父亲的孝顺推及到对君主的忠诚。如同儿子劝谏父亲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劝谏皇帝，纠正其错误。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对于真正的士大夫而言，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生死。如果他们认为皇帝的决定将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他们会将其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
“士可杀，不可辱”： 这是中国士人的一种精神风骨。他们看重的是“道义”和“名节”。如果为了迎合皇帝而放弃原则，将是最大的耻辱。因此，即使面临死亡，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犯颜直谏”： 这是臣子对君主的职责之一，被认为是忠诚的表现。虽然风险巨大，但也有一些士大夫相信，他们的坚持能够唤醒皇帝的良知，改变既定的错误。
举例说明：
虽然历史上“立嫡长子”的原则多数时候都能得到遵循，但也有一些挑战和争议。例如，唐朝的“玄武门之变”，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权力斗争，就造成了巨大的动荡。虽然李世民最终登基，但其过程充满了血腥和残酷，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又如，明朝的“靖难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夺取皇位，也与皇位继承的争议有关。
在这些事件背后，总有一些官员试图通过劝谏来维护秩序，虽然他们的声音可能被淹没，但其背后体现的正是士大夫群体对于“立嫡长子”原则的重视，以及对国家稳定和政治秩序的责任感。
总而言之，古代文官士大夫坚持皇帝立嫡长子为太子，是出于对儒家礼制、宗法制度的遵循，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期盼，以及对自身政治抱负和阶层利益的考量。当皇帝的决定与这些原则相悖，并可能带来巨大风险时，一些士大夫会选择“以死相谏”，这是他们忠诚、责任感和精神风骨的体现。他们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守护他们心中所认为的“正道”，维护国家的根本秩序。
网友意见
古代宗法制度，立嫡立长，其次立贤，最次立爱。
如果你细心观察，这个顺序的继承人，其稳定程度是逐渐下降的。
早在君主大婚的时候就知道哪个娘娘生出来的会是嫡子，哪怕这个孩子还没降生，其地位就是确定的，嫡子的稳定程度最高。
然而正宫娘娘不一定第一个生产，尤其是不一定第一个生出儿子，所以君主的长子很有可能是庶出，但是毕竟只要这个孩子一生出来，他的地位也就随之确定了，所以虽然立长不如立嫡稳定，但是依旧是一个确定了的、结果有保障的游戏规则。
如果君主不尊宗法，非要立贤废长，那么这个时候不确定性就大大增加了。没有人规定过『贤能』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也没有能保证君王眼中的贤能和群臣以及百姓眼中的贤能是同一个东西，更糟糕的是，如果君王同时拥有好几个『贤能』的儿子，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最贤能的很可能连君王自己都稀里糊涂。早上觉得老三是个天才，晚上又觉得老五似乎更加稳健，如此这般，自然会导致群臣党俯，首鼠两端。而如果情况更加等而下之，君王选择立爱，那么到底君王会最宠爱哪个孩子就真的只有天知道了。
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一次朝中势力的大洗牌，如果下一任君主人选早早就能确定，那么在现行的实力等级之下，现有的既得利益者自然能够更加轻松的保证自己的利益得以延续；如果不确定性增加，那么既得利益集团就不得不选边下注，下错注或者不下注的人面临的将会是非常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往往使得局势难以控制；而最坏的情况，储君人选全凭君王喜恶，完全不可控制，那么除了一小部分可以鸡犬升天的人，其他实力派自然是一万个不愿意的。
士大夫们正是本朝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利益顺顺当当的延续到下一朝，所以他们要争一争『国本』，实际就是争一争未来的荣华富贵；也有个别野心家想要一步登天，而这会冲击几乎所有比他位次更高的人的利益，自然是不受欢迎的。
但是这种宗法制度虽然最大限度的保证了继承人和朝局的稳定，但是想要产生一个贤明的君主，那就只能凭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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