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为何如此讨厌莎士比亚？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再来更新一下。

首先陈述几个事实：

1.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作品风格不完全一样。

2.托尔斯泰认真阅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但并不喜欢，质疑莎士比亚的名声，甚至撰文抨击莎士比亚。顺带把雨果，歌德这些人也抨击了一遍。

3.托尔斯泰推崇的竟是《汤姆叔叔的小屋》《死屋手记》这样的二流作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作《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置若罔闻。当然，他最推崇的还是荷马和《圣经》。

4.托尔斯泰的作品经常违背他自己的一些艺术观点。托尔斯泰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和妻子共生养了十几个孩子，但他的婚姻和家庭观念却充满苦痛。他对宗教的论述像个严厉的道德家，但在他的许多小说中并不是这样。

1890年12月20日，在与诗人和小说家日尔凯维奇的交谈中，托尔斯泰谈到自己的文学批评的“三标准”，并据此分析和评价了自己时代的几个著名作家：

任何作品如果想要有益于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内容新颖；第二，形式，或者，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才华；第三就是作者对他进行创作的对象的严肃的、满腔热情的态度。我不承认什么才华。我以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有文化，遵照我所说的其他两个条件，就能写出好东西来。……
我提几位名作家作为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丰富的内容、严肃的创作态度以及很糟糕的形式。屠格涅夫的作品形式完美，可是缺乏任何有条理的内容，创作态度也不够严肃。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形式优美，内容虚假，创作态度也不够严肃以及诸如此类的例子。

再看看他是怎么说其他作家的：

在诗歌方面、抒情诗方面也是如此，没有歌德、普希金、维克多·雨果，类似这些诗人写的诗已经令人生厌，大家写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诗。于是新派诗人开拓新的道路，而且事情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至才具平庸的波德莱尔和魏尔兰也被当作诗人，沿着他们所开拓的道路还麇集着他们的后继者——马拉梅及其侪辈，纷纷写作依他们看来是美的、但却是谁都不能理解的东西。在我们俄国某些无法理解的人也这么做。
假如这种现象只出现在抒情诗方面，那还算好，这不过是业余爱好者的一个小小的领域罢了。问题是戏剧和叙事诗方面也发生同样的情况。
狄更斯们，萨克雷们，维克多·雨果们都逝世了。他们的模仿者多得不可胜数，但这些人也为大家所厌弃了。全都一模一样，于是就臆想出了新的东西，那就是易卜生、吉卜林、赖德·哈格德、小都德、梅特林克等人。
又是同样的现象：追逐奇特和新颖而不求明白易懂。与绘画方面一样，写作者的数量以可怕的规模增加，才能的水平则以同样的规模下降。人们甚至看不到他们所做的事毫无意义，却继续互相吹捧，而且沉湎于奇特、雕琢和隐晦费解，越演越烈。

文人间的轻视很正常，托尔斯泰可以有资格这么说，但我们不是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说：

为了确信我自己对莎士比亚的见解，近日我看了《李尔王》和《哈姆莱特》。如果说过去我多少还有点怀疑我对莎士比亚的态度是否公正的话，那现在这点怀疑已荡然无存。《哈姆莱特》是一部多么拙劣、淫秽、低级而又毫无意义的书。一切都建立在异教复仇的基础上。只有一个目的：想集艺术效果之大成，但杂乱无章。作者那么热衷于效果，甚至不屑考虑应为主要人物塑造某种性格，而所有人都认定，这是天才地塑造了一个没有性格的人的形象。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意识到芸芸众生的见解是何等苍白无力以及他们能够怎样欺骗自己。
——托尔斯泰《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在另一封信中，他说：

议论美味佳肴、扑鼻香气，总之一切美好的感受，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也有失去嗅觉、视觉的人），但评论艺术作品需要有艺术感觉，这方面的差别极为悬殊。艺术作品的优劣是由广大出版者和读者确定的。而他们中大部分人总是愚昧无知，对艺术感觉麻木，所以谈艺术的社会舆论也总是最粗浅、最错误的。过去一直如此，如今当报刊的影响日益增强并把对思想和艺术一窍不通的人联合起来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当前这种情况在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一些毫无艺术性，思想上更无可取之处的作品得到了成功和吹捧。我不想指名道姓，如果您注意到了现在被称之为艺术的精神病的种种古怪表现，您自己也可以说出一些姓名和作品来。
因此，我不仅不指望莎士比亚和其他一些古代作家（我不想说出他们以免刺激人）的虚假名望会消失，而且在等着看新莎士比亚们的完全相同的名望如何树立，那就是靠办报人和广大普通读者的无知和愚钝。我还在等待着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在艺术领域，而且在科学、政治、特别是哲学（康德已无人知晓，人们只知道尼采）等领域，理智的普遍水平会越来越低下，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文明的衰败会像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的文明衰落一样走向总崩溃。
心理学家们知道，当一个人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话，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在最短的时间内不假思索，只想急忙地说更多的话，这就是精神病的开始或者已经恶化的明显征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病人确信，他的知识胜过一切人的，他可以而且应该把自己的智慧传授给一切人，那么精神病的征兆已是肯定无疑的了。我们的所谓文明世界正处于这种危险而又可悲的状况之中。我认为，离开古代文明遭到毁灭那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作为这种情况的重要而又值得注意的征候是，当代人的理解力的败坏不仅表现在对莎士比亚的过高评价上，而且也表现在对科学、哲学、艺术等的态度上。
——托尔斯泰《致欧根·赖希尔》

那么托尔斯泰为什么要如此彻底地否定莎士比亚呢？

首先我们要看到托尔斯泰是莎士比亚最认真的读者之一。他对莎士比亚的批评，是建立在细致而深入的阅读之上的，他不是个没读过多少书的喷子。

五十年里，他通过德文、英文、法文把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读了好几遍；七十五岁那年，为了评价莎士比亚，他又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读了一遍。

他仔细地了解了莎士比亚，但却不能正确地评价他。在莎士比亚那里，戏剧是一种多元杂糅的艺术，既是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也是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而且，单就现实主义来看，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也与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判然有别，迥然不同。

对托尔斯泰来讲，现实主义意味着客观，准确，合乎分寸，合乎情理和逻辑；然而，对莎士比亚来讲，奇迹与庸常之间，幻想与现实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神、精灵、鬼魂会参与到人的生活里来，一切夸张的、奇异、偶然的、神秘的事情，也就都是正常的；这样，他所创造的世界，就是一个由现实主义、神秘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共同构成的世界。

托尔斯泰责备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的生活方式、思想、言论和行为，都是臆造出来的，“而不是本乎性格和事件的自然进程”，“同他们所生活的时间和地点全不符合”。“臆想”“不自然”“不真实”和“没分寸”，是托尔斯泰批评莎士比亚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

但实际上超自然主义的“自然”和“真实”，与严格现实主义的“自然”和“真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和样态。

还有一点，托尔斯泰是贵族，但却过着农民式的生活，也总是站在农民的立场说话；他是有产阶级，但却敌视富有阶级和资产阶级，内心充满农民阶级的愤怒。他喜欢根据对农民和穷人的态度来评价一个作家。

1905年11月26日，他对来访的苏列尔日茨基和梅耶尔荷尔德谈到戏剧，最后提到了莎士比亚：“他轻视农民，他的作品里，美德的体现者是出身高贵的人，是公爵们。”他还曾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角度，对莎士比亚与狄更斯进行比较：“狄更斯的人物是贫穷闭塞的人，他蔑视贵族，莎士比亚则相反，公爵们是重要的，农民则是小丑。”

OK，至此告一段落。

以上的解释答到了点上，但还没有答到根上，因为那全是些形式主义的敷衍批评。接下来才是一些真正的批评观点：

在临近人生终点时，托尔斯泰写了一篇针对莎士比亚的激烈批评，想要表明莎士比亚不仅不是一个大家所公认的伟大作家，而且完全一无是处，是整个世界迄今为止所见到过的最糟糕卑劣的作家。
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强烈愤慨，但我不认为它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回应。而且，我希望指出大体上它是无法被回应的。托尔斯泰所说的一部分内容严格来说是真的，但另外一部分内容只是一家之言，根本不值得进行争辩。
当然，我不是说这篇文章里没有任何细节可以作出回应。有好几处地方托尔斯泰自相矛盾，由于他探讨的是外国文学，他产生了许多误解。我认为，他无疑对莎士比亚怀着仇恨和嫉妒，这让他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歪曲，至少是有意地视而不见。但这些都无关主旨。
大体上，托尔斯泰所说的话不无道理，或许对当时风行的盲目崇拜莎士比亚的潮流起到了有益的纠正作用。对它的回应不在于我能够说什么，而在于托尔斯泰自己不得不说出来的话。
托尔斯泰的主要观点是，莎士比亚是一个浅薄的小文人，没有一以贯之的哲学，没有值得关注的思想或看法，不关注社会问题或宗教问题，对角色或情节的合理性没有把握，如果说他有什么明确的态度的话，那就是一种玩世不恭的、不道德的、老于世故的生活态度。
他指责莎士比亚是生搬硬凑写出那些戏剧的，毫不在乎内容是否可信，尽写一些荒诞不经的语言和不可能出现的情景，让所有的角色说着矫揉造作的台词，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他还指责他硬生生地将一切塞进戏剧里——独白、民谣的只言片语、讨论、低俗的笑话等等——根本不去停笔想一想它们是否与情节有关，而且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的那种毫无道德可言的强权政治和社会不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简而言之，他指责莎士比亚是一个草率随便的作家，一个道德上可疑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有思想可言。
这一番话里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托尔斯泰说莎士比亚是一个不道德的作家，这并不是真的。他的道德观或许与托尔斯泰的不同，但他有非常明确的道德观，明显地贯穿他的所有作品。
举例来说，他比乔叟或薄伽丘更加道德。而且他并不像托尔斯泰试图证明的那样是一个傻瓜。有时候，在不经意间，你或许可以说他展现了超越时代的目光。在这方面，我想让大家关注卡尔·马克思的一篇评论——与托尔斯泰不同，他很崇拜莎士比亚——评论的对象是《雅典的泰门》。
但我要再强调一遍，托尔斯泰所说的话大体上是正确的。莎士比亚并不是一个思想家，那些声称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批评家其实是在胡说八道。他的思想只是一锅大杂烩或一口大麻袋。和绝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他遵循一套行为守则，但没有世界观或哲学思辨力。
再强调一次，确实，莎士比亚并不在乎合理性，也不在乎角色的性格一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总是从别人那里窃取情节，匆匆地将它们写入剧本中，总是引入一些原作里没有的荒诞和矛盾。时不时地，当他碰巧写出了一个自然流畅的情节时——比方说，《麦克白》——他的角色就很合理一致，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被迫作出按照通常的标准完全不可信的行为。他的许多剧本，其可信度甚至比不上童话故事。不管怎样，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在严肃地进行戏剧创作，而不只是把它当成了谋生手段。在他的十四行诗中，他甚至从未将他的戏剧列入他的文学成就中，只是有那么一次羞赧地提到他曾经是个演员。
在一定程度上，托尔斯泰是有道理的。莎士比亚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其剧本具备了完美的技巧和精细的心理观察，提出了一以贯之的哲学——这番话纯粹是无稽之谈。
只是，托尔斯泰做到了什么呢？他的这番激烈的抨击原本应该彻底摧毁了莎士比亚，而且他相信自己已经做到了。从托尔斯泰写出这篇文章那时起，或从它开始被广泛阅读的时期起，莎士比亚应该已经身败名裂。
热爱莎士比亚的读者应该了解到他们的偶像已经被揭穿，了解到事实上他毫无优点可言，他们应该不能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乐趣。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莎士比亚被驳斥得体无完肤，但他依然屹立不倒。他没有因为托尔斯泰的攻诘而被遗忘，反倒是这番批评几乎完全被遗忘了。虽然托尔斯泰在英国很受欢迎，这篇文章的两个译本却都已经绝版了。我找遍整个伦敦，最后才在一个博物馆里找到其中一篇。
因此，虽然看上去托尔斯泰能将几乎莎士比亚的一切说得一无是处，但有一件事他无法自圆其说，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广受欢迎。他自己知道这一点，而且觉得很迷惑。前面我说过，对托尔斯泰的回应其实就蕴含于他本人不得不说的话里。
他问自己，为什么像莎士比亚这么一个蹩脚、愚蠢而且不道德的作家会到处受到推崇，最终他只能将其解释为一个波及全世界的扭曲真相的阴谋，或是一种集体幻觉——他称之为催眠——正所谓众人皆醉唯他托尔斯泰独醒。至于这场阴谋或幻觉是如何开始的，他只能归结于十九世纪初某些德国评论家的操纵。他们说莎士比亚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开始了这个邪恶的谎言，从那时开始，没有人有勇气对他们进行反驳。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个理论上。它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绝大多数喜欢观看莎士比亚戏剧的观众从来没有被任何德国评论家所影响，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为莎士比亚的广受欢迎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就连平民百姓也都喜欢，不只是那些读书人。他在世时就已经是英国的舞台宠儿，而且不只是在说英语的国度，而是几乎整个欧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苏联政府正在纪念他逝世三百二十五周年，而在锡兰，我曾经看到他的一部戏剧正在舞台上演，翻译成了我一个字也听不懂的语言。你只能总结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一定有其优秀之处——经得起考验——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去欣赏，但托尔斯泰却未能了解。他能经得起被人了解到他思想混乱，剧本里充斥着离奇的情节。但你不能以这种方式驳倒他，就像你不能对一朵花说教而使它枯萎一样。
我想这进一步阐明了上周我所说的话：艺术与宣传的界限。它表明了任何只针对题材与意义的批评的局限性。托尔斯泰不是批评作为一个诗人的莎士比亚，而是说他不是一个思想家，不能做到文以载道，按照这一方针，他很轻松地就将莎士比亚驳倒。
但是，他所说的一切都无关主旨，对莎士比亚根本没有影响。他的声誉和我们从阅读他的作品中所得到的愉悦依然与从前一样。显然，一个诗人不仅仅只是一个思想家和导师，虽然他也必须是这两种角色。每一篇作品都有其宣传的一面，而在任何书籍、戏剧、诗歌或别的什么作品中，要想成为传世之作，里面必须有什么东西能够经得起考验，它不受作品道德或意义的影响——那个经得起考验的东西我们只能称之为艺术。在一定的限度里，糟糕的思想和糟糕的道德也能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像托尔斯泰那样一个伟人都不能证明事实恰好相反，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做到。

——乔治·奥威尔《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

他的顽固自信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增无减。他竟然写了一本书，以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
“他可以成为任何人；但他不是一个艺术家。”
这么肯定真值得敬佩！托尔斯泰坚信不疑。他不容置辩。他掌握真理。他会对你说：
“《第九交响曲》是一个使人们分离的作品。”
或：
“除了巴赫的著名的小提琴曲，肖邦的E调小夜曲以及在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肖邦等的作品中选取的十来件作品（不是选的全部）而外，其余的统统都该像一种分离人们的艺术一样弃之不顾，嗤之以鼻。”
或：
“我将证明莎士比亚连四流作家都不够格。而作为性格描写来说，他简直一文不值。”
世上其他所有的人即使都持异议，他也仍坚持己见，矢志不移！
“我的看法，”他自豪地写道，“与整个欧洲对莎士比亚已形成的看法迥然不同。”
他时刻为诺言所困扰，感觉到诺言无处不在；一种观念越是普遍传播，他就越是奋起反击；他向它挑战，对它表示怀疑，如同他在谈到莎士比亚的荣光时说的那样：“那是人们始终遭受到的传染病式影响中的一种影响。如同中世纪的十字军远征，对巫师的信奉，寻找点金石，对郁金香的激情等。人类只有在摆脱之后才会看到这些影响的疯狂。随着新闻业的发达，这些传染病变得尤为猖獗。”——他还拿“德雷福斯事件”作为这类传染病症的最新例症。他是所有不公正的敌人，所有被压迫者的捍卫者，他在谈到这一事件时带着一种鄙夷不屑的冷漠。这是十分明显的例子，证明他的极端态度会把他对谎言的怀疑和对“精神传染病”的本能排斥引到何种地步。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又无力克服。人类道德的沦丧，不可思议的盲目，使得这个心灵的透视者、这个热情力量的召唤者把《李尔王》视作“拙著”，并把高傲的考狄莉亚视为“毫无个性的人物”。
必须指出他十分清晰地看出莎士比亚的某些真正的缺憾，某些我们没有真心承认的缺憾，例如千篇一律地用于所有人物的诗句的人工斧凿、激情、英雄主义、甚至单纯质朴的修辞。而我完全明白，托尔斯泰因为是所有作家中最少文气的一个，所以他对文人中最富天才的那个人的艺术便缺乏好感。但是，他为什么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去谈论大家弄不明白的那些事呢？对于一个向你完全封闭的世界的评判又能有什么价值呢？
如果我们要在其中寻找打开这些奇特世界的钥匙的话，那么这些评判是毫无价值的。但如果我们要在其中寻求打开托尔斯泰艺术之门的钥匙的话，那么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创造性的天才批判时完全公正无私。当瓦格纳，当托尔斯泰在谈论贝多芬或莎士比亚时，他们说的不是贝多芬或莎士比亚，而是说的他们自己：他们在展现自己的理想。他们甚至都没试图欺骗我们。托尔斯泰批评莎士比亚时并不想让自己变得“客观”。尤有甚者，他还指责莎士比亚的客观艺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无人格性艺术的大师对于那帮德国批评家在歌德之后，“创造出莎士比亚”，并“创造出艺术应是客观的理论，也就是说应该在一切道德之外去表现大事件，——这是对艺术的宗教目标的断然否定”，对这些人，他似乎蔑视得还不太够。
因此，托尔斯泰是从一种信仰的高度来宣传自己的艺术评判的。别在他的这些批评中去寻找任何个人的成见。他不把自己当作典范；他对自己的作品与对别人的作品一样地毫不留情。他到底希望什么？他所建议的宗教理想对艺术又有什么价值？
这个理想是美妙的。“宗教艺术”一词在含义之宽广上有可能让人产生误会。托尔斯泰非但没有限制艺术，反而在扩展艺术。他说，艺术无处不在。
“艺术渗透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称之为艺术的戏剧、音乐会、书籍、展览等，只不过是艺术的极小的一部分。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从儿童游戏到宗教仪式。艺术与语言是人类进步的两个机能。一个是在沟通心灵，另一个是在交流思想。如果其中的一个误入歧途，那社会就要病了。今天的艺术已走上了歧途。”

——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

我个人更喜欢哈罗德·布鲁姆的说法：

作为莎士比亚之后最擅长现实艺术的作家，托尔斯泰在其表现技艺中融合了往昔两位最强大作家的扞格不容的力量：《伊利亚特》的诗人，《创世记》与《出埃及记》中的亚伯拉罕、雅各、约瑟、摩西的故事的原初讲述者。
或许因为托尔斯泰比莎士比亚更契近荷马与雅威作者，从而他会那么悖妄地批评莎士比亚。诚然，再无哪位莎士比亚读者会以为《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絮烦又伤风败俗。
鉴于哈姆雷特与约瑟夫，或与《撒母耳记下》的大卫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胜似他与阿喀琉斯或赫克特的共同之处，因此，托尔斯泰何以能够接受《伊利亚特》的道德观，却不能忍受《哈姆雷特》的，就成了一个深奥的谜。我猜想，托尔斯泰受莎士比亚的表现艺术影响太深，因此不能忍受坦承这种无法避免的影响。

若说最高的艺术终究令我们始料不及——纵使我们跟随皮埃尔(《战争与和平》主人公之一)一起学习着他人生这个中心时刻的奥秘和意义——那么没有哪一种小说艺术能够超越托尔斯泰，就连普鲁斯特也不能够。
“伟大的艺术作品因其能为每个人所亲近且理解，才能称其伟大。”这部小说的这一时刻确实印证了这个简朴的托尔斯泰式原则，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李尔王与葛罗斯特（一癫、一眇）之间的对话，并不能为每一个人所亲近且理解，并且触及到了连托尔斯泰也不能企及的艺术极限。
可惜托尔斯泰不能或不肯容纳《李尔王》、《麦克白》、《哈姆雷特》的超越与非凡，却不曾排拒约瑟及其兄弟的《圣经》故事，或者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之间的争战，这实是一种大悲。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摒斥，或许是莎士比亚的表现力量迄今所得的最嵬巍的赞颂，纵使辞气如此纡曲。

他对《李尔王》有特别的怨气，虽然他在晚年不自觉地扮演了李尔的角色，决绝地逃离家园投入飘泊者的自由之路。他一心想当殉道者，但是精明的沙皇政府总不让他如愿，因为政府只迫害他的支持者，却从不触动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圣人和史诗式小说家，而且从一开始就认可他为普希金的真正传人和集大成者，于是，他就成了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这是他永远不会失去的尊荣。
也许他身上有股执著的愿望要赶上并超过荷马和《圣经》，尽管他强烈的痛苦意识常常表现为对文学的不信任，甚至是对审美价值领域的某种拒斥。
在《何为艺术？》（1896）中，他激烈地抨击古希腊悲剧、但丁、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和贝多芬，但他在令人惊诧的小说《哈吉·穆拉特》中又反驳了上述批评。

托尔斯泰荒谬地指责莎士比亚不能让自己的人物有个性化的语言，这好比说巴赫写不出赋格曲。再多学些英语也不会使托尔斯泰豁然开朗；但他对莎士比亚的愤恨是防卫性的，尽管他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这点。使他开心的只有福斯塔夫，李尔则特别使他不屑一顾。
谈到托尔斯泰的局限性是令人痛苦的，但这些局限只有在与莎士比亚比较时才会出现。他最有魅力的人物是安娜·卡列尼娜，她身上带有强烈的莎士比亚特性，如果喜爱她的托尔斯泰知道这点的话就完全不会原谅她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托尔斯泰确实仇恨莎士比亚，只是我们要补充说他也惧怕莎士比亚。托马斯·曼认为托尔斯泰私下里把莎士比亚等同于自然，而他自己有更多的精神性。现在我们的学界正在重新风行道德主义，我们也会赞同托尔斯泰把斯陀夫人置于莎士比亚之上的评判。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史诗》

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态度是很矛盾的，并且托尔斯泰想和荷马竞争，也想和莎士比亚竞争，尽管他明面上极力贬低莎士比亚。

参考文献

[1]托尔斯泰文集
[2]有助于善，方成其美 ——论托尔斯泰的艺术理念与文学批评（下）. 扬子江评论, 2018, (6):14-22.
[3]在新批评视域中重审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评论.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第41卷(6):99-108.

[4]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乔治·奥威尔

[5]托尔斯泰传——罗曼·罗兰

[6]西方正典——哈罗德·布鲁姆

[7]史诗——哈罗德·布鲁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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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5 更

其实我不太能理解维特根斯坦关于莎士比亚所说的话：

|我不相信人们能够把莎士比亚与其他诗人放到一处加以比较。与其说他是一位诗人，不如说他是一位语言造物者。|

|我只能为莎士比亚感到惊诧；却对他束手无策。|

|对于绝大多数为莎士比亚赞叹不已的人，我抱有一份深深的质疑。他——至少在西方文化中——是孑然独立的，于是人们为了对他做出归类，就必须做出错误的归类，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不幸。|

|仿佛莎士比亚穷形尽相地摹画出了一个个人物典型，从而就此而言是真实的，实则并非如此。他不是写实的。但他确有一只灵动的巧手，一种独特的笔触，令他的每个人物看上去都是那样的富有意味、引人注目。|

|“贝多芬的伟大心灵”——却说不上“莎士比亚的伟大心灵”。“一只灵动的、为语言创制了一个个崭新的自然形象的巧手”，这在我看来要贴切得多。|

|一个诗人原本不能自诩“我如鸟儿般鸣唱”——莎士比亚却本可以这样形容自己。|

|我之所以无法理解莎士比亚，因为我意欲在全然的无对称性中找到对称性。|

|在我看来，他的剧作仿佛一张张巨幅的速写，而非油画，由一个可说是全无忌惮的人匆匆画就。我理解人们会为此赞叹不已，并将之称作最高的艺术，但我却不会这样做。——如果有谁立于这些剧作面前，无言以对，我能够理解他；如果有谁为此赞叹，仿佛人们为贝多芬而赞叹一般，我认为他误解了莎士比亚。|

——维特根斯坦《最后的心理学哲学著作》

他说莎士比亚为语言创制了一个个崭新的形象，并承认自己对其无能为力，就连托尔斯泰都要略逊一筹。

那么还有什么方法能够穷尽莎士比亚吗？连维特根斯坦都认为无法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