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要刺杀伊朗少将卡西姆∙苏莱曼尼？

对于美国来说，这是现阶段最好的选择。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伊拉克的武装组织在伊朗的撺掇下围攻美国大使馆，并且事情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要是全面进攻伊朗，美国没那个胆子和决心，但就这么忍气吞声，也实在不符合蓝星霸主的作风。伊拉克能闹出这事来，就说明伊拉克人对美国已经不欢迎，而美国想要证明自己仍然能控制这一亩三分地，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有高度影响力的军事行动来对搞事者形成实质性的威胁。相比于各种中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暗杀对方领导人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这个手段的威慑力在于，它可以警告任何有组织反美势力心思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俎上之鱼。从这一点上来说，川普的脑子不糊涂，那些说川普是选择了最low方案的也纯粹是拿段子当真事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暗杀这事无疑说明了美国影响力的大幅衰退。

稍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在国际政治中，暗杀是最见不得人的手段。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但凡能用政治或者经济手段干预别国事务的最好用和平手段，如果逼不得已要动用军事手段，能找到出兵的理由也可以打一架。只有和平手段无效但有找不到正当的军事行动的理由的时候，才会选择用暗杀的方式来结果对手。但是，不妨去想一下，一次暗杀行动的花费不过是几百万、一千多万美元，可要通过经济手段干预别国事务动辄就需要数亿美元——那为什么大多数时候，美国还是愿意选择用钱而不是用钱干预别国政治？这笔账美国人算不过来吗？说到底，用非军事手段干预虽然花费多，但成效比军事手段要好得多。

总的来说，现在的伊拉克以及中东地区对美国来说已是骑虎难下。当年美国打击伊拉克之后，把这当个殖民地也就罢了，偏偏当了婊子又要立牌坊，非得在伊拉克推行民主化，结果让占人口多数并且亲伊朗的什叶派占了上风。同时，由于消除了伊拉克这个伊朗最大的敌人，伊朗也得以建立起贯通印度洋到地中海的“什叶派之弧”。如果继续加大对这一地区的干预，会让美国的债务越来越高，但是撤出这一地区，则不仅意味着美国政治影响力的衰退，更会让美国的石油美元体系陷入困局。进退两难之下，用最低成本的暗杀来解决麻烦，则成为美国最务实的选择。

但是，无论怎么说，用暗杀来解决麻烦只能说是扬扬止沸，解决不了根本上的问题。就算是被杀了少将，伊朗仍然是中东地区工业实力最强的国家，伊朗对什叶派的影响力也不可能通过暗杀一个少将来消除——甚至这会激起什叶派更大的反美浪潮。而在这个混乱局势之下，俄罗斯和土耳其要来浑水摸鱼简直不要太容易。接下来的中东，也只会比今天更乱。

这人被杀不意外，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境内阿萨德和德黑兰都否认存在的伊朗军事目标近千次了，死的伊朗人都是他的部下。8月以军接连空袭伊拉克/叙利亚，炸的就是这次接机的民兵组织，出来骂“这些疯狂的行动绝对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最后挣扎”的是这位苏莱曼尼本人。总不会有人觉得，部下和盟友频繁死在美以手里，司令官自己顶着安理会的出境制裁，还能安全出门吧。

前两天美国基地被火箭弹，白宫推特部发言“Iran will be held fully responsible for lives lost, or damage incurred, at any of our facilities. They will pay a very BIG PRICE! This is not a Warning, it is a Threat. ”理解成“是可忍孰不可忍，勿谓言之不预也”差不多。

然后德黑兰推特部回复“That guy has tweeted that we see Iran responsible for the events in Baghdad & we will respond to Iran. 1st: You can’t do anything.”不是否认/洗白/推卸哟，是嘲讽。

然后川皇看不上伊朗普通部队，舰艇和基地，挑了个大的。运气好可能不是他，但炸其他在叙利亚或者伊拉克的伊朗高级指挥官，讲真的有区别吗....

特朗普一石三鸟！

第一鸟

苏莱曼尼在伊拉克组建什叶派反美武装袭击美军，双手沾满美军鲜血，早已上了美军必杀名单，对特朗普而言只等时机成熟（参考巴格拉迪拉登），此时“定点清除”正是瓜熟蒂落。

二鸟

特朗普为伊朗国内激烈政治争斗火上浇油。

自去年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对伊制裁使伊朗国内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强硬派（保守派）势力趁机抬头，他们迫使鲁哈尼政府撤换中央银行行长，另有四位部长主动辞职或被议会投票罢免，还对鲁哈尼本人进行质询。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要求鲁哈尼政府在管理方面更有效，更具有前瞻性，支持鲁哈尼当选的改革派内部也出现对其不满和批评声音。在国家危难之际，派系争斗让伊朗民众狠不满意。从2017年末开始，伊朗民众街头游行活动持续不断，多以经济和民生问题为由发起，而后很快转向政治议题。

2018年9月.24个保守派政党和政治组织联名公开发表致三权首脑公开信，提出帮助解决国家当前经济和民生问题以及在国家重大问题上发挥创造性作用。保守派掌握着国家核心权力机构，控制着更多的国内经济实体，利用手中资源扭转当前经济困境比改革派更有优势。

伊朗革命卫队是保守派的背后力量之一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历史上对国家经济领域的渗透

伊朗伊斯兰革命时期，为了保卫伊斯兰政权，同时出于对巴列维王朝遗留下来的国民军的不信任，1979年5月5日，根据霍梅尼的指令，革命委员会(the Revolutionary Council)宣布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IRGC)正式成立。在随后通过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中伊斯兰革命卫队被保留下来，与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以下简称“国民军”)并列成为伊朗的官方宗教武装力量。革命卫队被赋予的任务是“保卫革命及其成果”。…

革命卫队最初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委员会(IslamicRevolutionCommittees)，后归属于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SupremeCouncil for NationalSecurity)并直接对最高领袖负责。革命卫队初始成员是从拥有强烈宗教热情的、忠诚的领袖追随者中选拔的500人的基础之上扩展招募形成。随着两伊战争中革命卫队的重大贡献以及伊朗民兵组织巴斯基的并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逐渐强大起来。革命卫队当前拥有约12．5万名成员，其旗下的巴斯基抵抗组织据伊朗官方宣称战时可动员1500万民兵，更现实的推测大概也有400万成员。革命卫队的准入条件比国民军高出很多，能够进入革命卫队服役在伊朗已经成为一种荣耀。

(一)革命卫队对国家政治领域的渗透

伊朗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制度仍在建设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政治领域对经济领域有着重要影响。拥有一定经济地位的个人以及团体都需要先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是如此，其对国家政治领域的渗透为其最初的经济渗透提供了基础条件。

从政治上来看，革命卫队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保守势力。革命卫队建立的初衷是保卫伊斯兰宗教革命政权，它和巴斯基的成员多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和领袖追随者。因此，革命卫队建立之初就有着强烈的宗教意识和保守色彩。虽然前最高领袖霍梅尼主张军队不干预政治，而且在法律中也规定了革命卫队成员不能加入任何政治党派组织，但革命卫队的任务就是保卫伊斯兰革命的成果，其具体职责中就有完成国内外的情报工作，抓捕异见人士，镇压反对派游行示威等政治性任务。此外，1982年通过的《革命卫队法》(Constitutionof theRevolutionaryGuards)中也规定了革命卫队在内部要进行严格的政治思想教育，对外也要通过大众传媒手段宣传伊斯兰价值观。因此，革命卫队自身的思想倾向就决定了其政治上具有保守特点。

霍梅尼逝世后，继任者哈梅内伊(SayyidAliHosseiniKhamenei)由于缺乏继承合法性等原因，无法得到霍梅尼一样的宗教政治地位，需要平衡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卫队作为保守派的一支力量为哈梅内伊所青睐，为革命卫队直接参与政治提供了条件。革命卫队积极抓住这一机会，“利用其控制派系斗争和国内骚乱的政治和安全力量，开始在精英的权力斗争中采取果断立场，并促进革命卫队退伍军人在保守派阵营向上层流动”。改革派总统哈塔米上台后，继续推行并扩大上任总统拉夫桑贾尼的改革，引发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冲突。革命卫队认为，哈塔米的激进改革是对伊斯兰革命政权的严重威胁，要求哈提米政府停止改革。双方的冲突在学生游行示威问题上达到高潮，最终，在革命卫队威胁采取军事行动镇压反对派的压力下哈塔米政府妥协，选择团结革命卫队以获得其在政治上的支持。在哈塔米第二任期快结束时革命卫队更是直接参与政治，组建保守派团体，干预官员选举。可以说，哈塔米政府时期是革命卫队直接参与政治斗争的开端。

革命卫队在经济领域的渗透

从经济上来看，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是一步步走向扩张。在两伊战争期间，面对武器的缺乏与西方国家的武器禁运困境，革命卫队进入国防工业，建立军工厂；战后，革命卫队又利用其工程能力迅速投入到了伊朗的基础建设中来，兴办了一些国有工程公司，如1990年成立的戈尔博集团(Khatam-al Anbiya)前身就是革命卫队自足和重建总部(moavenatkhodkafaeeandmoavenatbassazi)o该公司除了参与各类工程建设之外，在油气开发领域也非常活跃，如今公司员工规模已经达到了约4万人。为了防止革命卫队阻碍改革，也是顺应其国家机构参与经济业务来获得独立收人的想法，拉夫桑贾尼上台后鼓励革命卫队进人经济领域发挥其重建国家经济的任务。与此同时，为安置大量的伊朗民兵，让他们重回平民生活，拉夫桑贾尼还鼓励巴斯基参与非军事领域的重建工作。哈塔米时期改革派在与保守派支持的革命卫队的斗争中失败后，哈塔米政府不光是政治上默许革命卫队的干涉，经济上也为革命队打开绿灯。非常重要的是，革命卫队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大量基金并通过这些基金来获得雄厚的经济储备和建立附属企业。例如，摩斯塔赞凡伊斯兰革命基金会(MostazafanFoundation of Islamic

Revolution，简称“摩斯塔赞凡基金会”)作为伊朗最大的基金组织，就是受到革命卫队的间接控制

革命卫队并非是伊朗国家中突然崛起的一支力量，而是经历了伊斯兰革命以来几十年不断发展成长的强大势力。它在内贾德执政之前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中已经对经济领域有所涉足，因而当前革命卫队对经济领域的渗透实际上是历史的延续。与此同时，伊朗经济政策与经济状况的起伏是影响伊朗各政治经济势力的背景因素，自然包括伊朗革命卫队在其中。到了内贾德执政时期，革命卫队已经在政治经济两大领域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且渗透的势头不减。此后无论是在深陷财政赤字的内贾德政府时期还是在经济形势好转的鲁哈尼执政时期，伊朗革命卫队在政治经济领域的行为都不可忽视

内贾德时期以来革命卫队对经济领域的渗透

内贾德政府时期是伊朗保守派在国内政治中占优势地位的时期，作为内贾德上台的背后力量之一、保守派的重要成员，革命卫队抓住机会利用自身已有的政治、经济基础大举发展经济实力。内贾德政府时期可以说是至今为止革命卫队势力的巅峰时期。随后，温和政治家鲁哈尼上台，虽然鲁哈尼政府并未对革命卫队的经济势力采取直接行动，但各项经济改革政策对革命卫队的经济垄断地位必然会产生冲击。革命卫队的经济发展进人一个收缩阶段。

(一)私有化过程中揽获大量份额

私有化改革从拉夫桑贾尼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在伊朗已经进行了十几年的时间，但在伊斯兰意识形态影响下和保守派的阻拦下一直效果甚微

内贾德政府的经济政策目标也将私有化作为重要目标之一，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不同于以往的是，在领袖的支持下这段时间内私有化政策执行力度更大，尤其是内贾德第二届任期内私有化进程大大加快。2005年，哈梅内伊宣布进行新一轮私有化改革。2006年7月，伊朗的一份行政命令要求“政府要让出主要国有企业80％的股份给人民以帮助达到20年经济计划中设定的目标”。这部分股份在当时大概市值1300亿美元。2009年，领袖哈梅内伊批准了对宪法第44条的修改，私营领域扩展到了手工业和服务业所有主要部门。

保守派的主张是将经济牢牢把握在国家手中，打击进行私有化似乎违背其利益。事实上，政府的确对国有企业持有资产进行了大量的转化，但股份的流向并非是真正的私有企业，而是革命基金会等拥有官方背景的强大机构，最后形成了既非国家所有又非私人所有的半官方集团这种新的企业形式。这些革命基金会直接或间接地归属于国家某些势力组织，主要是军事和半军事部门，并且他们不在私有化列表之中，不受政府监控，具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在这些利益集团中，以革命卫队最为典型。“2010年12月，伊朗议会私有化委员会报告中写到：2006年到2010年期间国有企业转移了价值700亿美元的资产，但其中仅有13．5％的股份流向了私有领域”，其余皆流入了半官方领域和机构。2007年到2009年期间，82家国有企业价值37亿美元的股份转到了非国有机构旗下。据估计，其中46％由社会保障投资公司(SocialSecurity InvestmentCompany)和伊朗投资公司(Mehr-e Eqtes—adeIranianInvestmentCompany)两个公司获得。前者由革命卫队控制，后者隶属于巴斯基。2009年，伊朗电信公司(Telecommunication CompanyofIran，TCI)的出售更是引起了巨大争议。

当年9月27日，在德黑兰证券交易所埃特玛德·莫宾(Etemad Mobin)集团在30分钟内收购了交易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上市公司——伊朗电信公司51％的股份，价值79亿美元，而该集团下属3个公司均属于革命卫队。在这场竞争中的其他公司都因安全或者缺乏足够资金为由取消了资格，有观察家称这次收购事件“在宪法第44条的棺材上钉了钉子”。…

这些半官方集团既像国有企业一样有渠道使用国家资源，又摆脱了对国家的部分责任。在其中又存在着大量的金融信贷组织，以为贫困人群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为目的建立起来。这些信贷组织和革命基金由于不在政府的监管范围之内，实际上也成为了组织及其成员经济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根据2015年数据估算，伊朗大概有7000个这样的机构，其资金流动占了全国资金流动的25％。

但到了鲁哈尼政府时期，可私有化资源已经减少。鲁哈尼政府也着重强调打造透明良好的私有化环境，再加上革命卫队过于强大的势力招致了领袖和政府的针对，革命卫队侵占活动收敛许多。革命卫队在内贾德政府时期借助私有化这个“东风”，利用半官方机构这种形式迅速侵吞了大量需要转化的国有企业资产，使革命卫队附属企业渗透到了诸多领域并且占有一定比例的市场份额。虽然鲁哈尼时期这种行为不再明显，但是革命卫队已经持有的大量资产是被牢牢地把握在手中的。

(二)非正当交易与垄断行为

革命卫队在私有化过程中的获益伴随着垄断意图与大量的非正当交易行为。革命卫队在内贾德执政之后获得了大量的资源，在工程等原有强势领域进一步扩展，同时又进入了油气这样的国家战略经济领域，经济活动方式也更加野蛮。借助其强势地位，革命卫队下属公司采取胁迫对手退出竞争或几个下属公司同时参与虚假竞标等手段获得了大量的无竞标合同，攫取了许多行业的大量市场份额，使革命卫队利益集团成为了油气、电信、基础设施等重要行业的垄断者之一。

由于伊朗一直以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私有部门实力非常微弱，相比之下革命卫队拥有强大的背景和雄厚的资金，能够完成民营企业难以完成或者无法进行的一些项目。这使其能够有理由进入更多的经济领域，获得国家重要项目，但同时也被革命卫队用来当作无竞标合同的借口。对于外来资本，革命卫队或是以非正当手段竞争，或是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理由强制阻止外资进入，再加上各国对伊朗经济制裁逐步增加，外资更加难以进入伊朗，而国内的很多民营企业也随之破产。这进一步加强了革命卫队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而垄断地位又纵容了非正当交易行为。

鲁哈尼刚上台就多次在演讲中表示，要增加伊朗经济活动的透明度，打击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行为。这实际上就是暗示要将革命卫队等利益集团下属企业纳入监管之中，以防其胡作非为，为私有化提供良好的环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3年鲁哈尼任命改革派人士比詹·纳姆达尔·赞加内(BijanNamdarZangeneh)为石油部长。同年，赞加内又当选为天然气输出国论坛(GasExportingCountries Forum，GECF)主席，他致力于伊朗油气领域的外资引进和油气出口。这实际上为该领域引入了大量的竞争，对革命卫队在油气领域的控制地位有很大冲击。针对石油项目进展迟缓情况，2014年，赞内加宣布对南帕尔斯油田的多个项目进行审查。审查完毕后石油部下令取消了15份伊朗油气开发合同，其中有3份合同属于革命卫队下属的卡塔姆·奥西(Khatam a1．Osiya)建筑公司。面对鲁哈尼政府的压力，革命卫队也进行了抵制。例如，革命卫队给予总统竞选中失败的前革命卫队成员，德黑兰市长，保守派人士穆罕默德·巴吉尔·卡利巴夫(MohammadBaqerQalibaf)以支持并获得了在德黑兰的一些重要建设项目。后来，随着伊朗核协议的达成，双方矛盾越来越突出，但考虑到领袖哈梅内伊与双方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双方并未发生大的直接冲突。由于伊朗经济发展尚且处于较低水平，革命卫队的相关企业在国内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鲁哈尼政府无法忽视这一事实。也正因为如此，鲁哈尼为了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不得不时常对革命卫队妥协，允许革命卫队的相关公司参与重要经济活动。例如，2015年伊朗石油部推出的石油合同框架为外资提供了宽松的投资条件，但是只有在允许革命卫队油气公司参与其中之后才得以继续平稳推进。

从地区方面来看，革命卫队对伊朗农村的经济有着强有力的控制。为了有效预防国内骚动和反革命势力活动，革命卫队早已组建了延伸到底层的一系列机构。被纳入革命卫队的“巴斯基抵抗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来自贫困的农村和城市底层人民，因而革命卫队在农村地区有着固有的影响力。内贾德执政时期执行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革命卫队利用已有农村势力，趁机揽获在农村地区的各种工程建设等经济项目，既从中赚取了利润，又加强了其在农村地区的经济控制与政治影响力。

综合而言，革命卫队在内贾德时期势力达到了巅峰，在国内经济活动中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自己的权力与经济实力排除竞争对手，在油气、工程等重要行业和农村地区拥有垄断的经济地位。鲁哈尼上台以后采取的经济措施，使革命卫队不得不有所收敛，双方也因此产生摩擦。但革命卫队基于其雄厚实力依然在国内经济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并且积极利用社会、政治等非经济途径获取经济利益。

(三)黑市交易等非法经济活动

伊朗革命卫队被指控运营着大量不受监督的码头，从事并控制着伊朗的黑市经济活动，如走私、非法敛财等。随着内贾德政府时期革命卫队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革命卫队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但由于革命卫队直接对领袖负责的政治地位和强大势力，没有任何机构可以对革命卫队的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监管，致使革命卫队有能力进行腐败、走私等非法经济活动。进入21世纪的伊朗国内制造业仍旧落后，有大量的消费品依赖进口。随着国际社会逐渐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国内商品短缺、外汇不足、通货膨胀等问题愈加严重，走私和黑市交易更加猖狂。革命卫队作为伊朗国内最强大的军事安全组织，从各个方面掌握着国内外之间的交流渠道。其与伊朗国民军还分管着不同地区的国界线，例如，革命卫队就负责波斯湾地区的海岸线；再加上革命卫队的海军拥有大量的小型船只，区别于国民军的大型舰队，更加灵活方便。因此，革命卫队有充足的能力进行非法交易活动，以革命卫队为中心的利益集团的逐利心态则为其非法活动提供了动机。尽管革命卫队一直矢口否认，但针对它参与非法经济活动的质疑从未间断。“2012年，改革派毛拉迈赫迪·卡鲁比(Mehdi Karrubi)，作为哈塔米总统第六届议会议长，间接地指责革命卫队在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下经营着60个非法码头，并通过这些码头走私了约占百分之六十的违禁品”据估计，2014年前后，革命卫队与其他军事半军事集团控制的黑市交易额占伊朗GDP的6％～36％，包括了走私、毒品交易等非法经济活动。

鲁哈尼政府时期国际社会对伊制裁逐步解除，国内抑制通货膨胀政策取得明显效果，外资与外来商品有更多进人伊朗的正规渠道，商品供应增加，黑市交易失去了原有优势。再加上鲁哈尼政府的压力和革命卫队政治地位的下降等原因，使革命卫队不得不谨慎从事。关于革命卫队参与黑市交易等非法经济活动的讨论，也随之退出热点话题

革命卫队成功进行经济渗透的原因分析

革命卫队在经济领域的经济地位在两届政府时期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对国内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变化并不仅仅是革命卫队自身活动导致的，也是政治经济等一系列因素形成的大环境造就的。在此，我们对影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经济地位的变化进行分析。

(一)革命卫队政治地位的变化

革命卫队的政治地位是革命卫队经济活动的支撑，是直接导致其经济地位变化的重要因素。迄今为止，伊朗仍旧摆脱不了政治派系斗争带来的各种冲突与矛盾。在国家控制经济的伊朗，经济利益被各种政治利益集团所分割。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就难以在经济上有所成就。如果说伊朗革命卫队最初进入经济领域只是基于宪法第147条“和平时期，政府须在遵守伊斯兰准则的条件下利用军队的人员和技术设备进行救济、教育和生产活动以及圣战建设”的规定…，那么后来，尤其是内贾德时期，革命卫队的经济发展就大大超出了恢复国家建设这个范围。革命卫队的这种“超越”必然是建立在其强大的政治地位上的。具体而言，从以下三个方面可略见一斑。首先，是总统或领袖的态度。作为前革命卫队成员内贾德上台的支持力量，革命卫队可以说做了一笔成功的“政治投资”。在政府所有部门都有保守派把持的情况下，内贾德上台以后大胆地给予了革命卫队很大的回馈，让政府相关机构对革命卫队提供经济支持并为革命卫队附属企业提供了大量的项目。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为革命卫队进入油气这样的国家战略经济领域助力。

据统计，内贾德任期的前两年，革命卫队和巴斯基附属公司在天然气领域获得了价值70亿美元的无竞标合同并且获得了从南帕斯气田(SouthParsGasField)到巴基斯坦边界总长600英里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到内贾德第二任期的后期，内贾德与革命卫队分道扬镳，革命卫队开始寻求支持其他保守派团体。鲁哈尼上台以后，革命卫队处境变得更艰难。

相比于总统对革命卫队的支持与否，领袖对革命卫队的态度可以称为决定性因素。很多学者将革命卫队与罗马军事执政官(Praetorians)相比，认为其最终的发展有可能是将整个伊朗置于军人政体之下。但美国学者阿夫森·奥斯特瓦尔(AfshonOstovar)不同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革命卫队更像是中世纪的骑士团、贵族的私人革命卫队。革命卫队与领袖的关系是革命卫队与其他军事集团的重要区别。革命卫队遵从领袖的意志，对领袖效忠，领袖则给予革命卫队以一些特权和地位。最高领袖是革命卫队政治经济活动的合法性来源，如果失去了领袖的支持，革命卫队就失去了现有的地位。从现实中来看，革命卫队直接对领袖负责，其他机构没有领袖的授意不能对革命卫队进行管控。哈梅内伊担任领袖后更需要革命卫队这支力量维持国内的势力平衡，因而领袖对革命卫队十分重视。如内贾德一样，哈梅内伊也会将革命卫队成员安排到自己管辖之下的国家广电总局(NationalRadio and TelevisionOrganization)、伊斯兰执法部队(LawEnforcement Force of the IslamicRepublic ofIran)、摩斯塔赞凡基金会等机构之中。由此可以看出，革命卫队“出格”的政治经济活动依赖于领袖这把“保护伞”。

其次，是革命卫队对国内政权的渗透。

革命卫队在哈塔米第二任期就开始支持参政的保守派团体，2004年议会大选其支持的原教旨主义者(Principalist)获得了胜利。等到内贾德上台以后，政府的行政立法部门已经全部在保守派掌握之中。2009年大选风波中，革命卫队与改革派直接对峙，最终在领袖的支持下革命卫队镇压了“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给予改革派很大打击。革命卫队作为保守派重要成员深深地影响了国家政治局势。革命卫队的退伍老兵、前官员组成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在伊朗政坛中的密布是革命卫队渗透国内政权的主要方式。两伊战争过后，伊朗有着大量的退伍军人，其中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成员占了大部分。为了妥善安置这些退伍军人，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机会，其中有一部分前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成员就进入政治领域担任公职并逐渐走到保守阵营的上层。内贾德上台以后提拔了大量的前革命卫队成员，安排他们担任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例如，在内贾德第一批21个内阁部长中已知有6名前革命卫队成员，占据了能源部、情报部、国防部、商务部、内政部、劳工部这样的重要部门。此外还有科尔曼(Kerman)、马赞德兰(Mazanderan)等地省长市长、驻外大使等政府上层职位。虽然革命卫队声称这些人已经脱离了革命卫队，不再是革命卫队成员。但他们的原有身份屙陛和现有政治支持，无疑让他们在关键部门对革命卫队的经济活动大开绿灯。

革命卫队在内贾德政府时期对国家政治的渗透，为革命卫队的经济活动带来了极大便利。这一方面方便了革命卫队获取国家资源，另一方面使政府国家对革命卫队的垄断经济活动甚至非法经济活动充耳不闻。我们可以拿革命卫队与国民军作对比：2010—2011年度国家预算中国民军获得了48亿美元的军费，而革命卫队获得了58亿美元的军费。革命卫队附属公司有权直接动用外汇储备，而国民军没有这一待遇。但内贾德执政后期，革命卫队势力过于强大，引起了哈梅内伊的警觉。领袖开始采取措施对其力量进行平衡。哈梅内伊选择鲁哈尼上台也存在这一层考虑。鲁哈尼上台以后，政府内改革派和技术官僚比例增加，革命卫队的政治地位随之受到影响。但是鲁哈尼政府仍旧无法忽视革命卫队的政治势力。在他执政初期甚至还以增加革命卫队军费为条件来换取革命卫队在伊朗核协议方面的妥协。鲁哈尼在其任期前两年增加了50％的国防支出，而革命卫队就占了预算的62％，直接增长了22亿美元，还不包括其下属公司从中获得的份额

最后，革命卫队在政治经济活动中大打安全牌。领袖对革命卫队的重视、革命卫队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归根结底建基于革命卫队在伊朗的不可替代性——革命卫队在安全领域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重要作用。正是宪法所规定的革命卫队这一重要使命让革命卫队成为领袖镇压国内反对派，维护政权稳定的重要工具，使革命卫队为领袖和保守派人士所重用；正是革命卫队的这一责任，使其在国内政治经济活动中能够大打安全牌，以维护国家安全、政权稳定为借El打击政治对手，参与国家的建设并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革命卫队甚至借此威胁民营企业和外资以便获取经济垄断地位。因此，维护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定本是革命卫队的职责，如今却成为了其获取经济利益的令箭。

(二)革命卫队雄厚的经济基础

光有政治上的强大影响无法解释伊朗革命卫队对一些经济领域的把控地位。尤其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还有技术经验支撑的大型工程项目领域。不同于民营企业和其他一些政治势力，革命卫队拥有者长期参与工业建设积攒的丰富经验和物资基础，还有国家在背后的资金支持。已有的经济实力加上强大的政治背景，才让革命卫队在经济活动中顺风顺水。首先，是革命卫队已有的经济实力。两伊战争之后投入国家建设的革命卫队在私有化之前就在通讯、交通等重要领域拥有了一定实力并积攒了大量工程基础。内贾德政府时期的私有化改革在外部制裁的背景下不但没有使民营企业生存条件改善，反而形成了革命卫队附属企业这样半官方集团的强大势力。这种情况下，革命卫队附属企业拥有民营企业无法比拟的企业规模。从另一方面来讲，民营企业也难以承担大型工程项目所需要的资金、人力和技术支持，更何况还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和政治支持。因此，革命卫队在国内的经济地位是建立在他已拥有的经济实力之上。革命卫队针对无竞标合同的质疑就解释说他并不是要争夺私有领域公司业务，而只是从事了那些由于环境恶劣或缺乏安全保护而无人可以完成的领域。虽然这并无法解释其在食品、农业等领域的经济活动，但在基础建设等大型工程方面也部分存在这种现象。现在伊朗薄弱的国家经济建设已经离不开革命卫队相关利益集团，以至于鲁哈尼政府虽然对革命卫队在经济的控制地位有所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你可以从鲁哈尼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最近发表的讲话中看到这些分裂的证据，他们在讲话中呼吁革命卫队不要参与政治活动，但坚持让革命卫队更多地参与经济企业。这是有道理的。只有革命卫队有财力和人力(约42000名干部)来承担重大项目。这些资金来自毒品贩运(例如，来自阿富汗的鸦片，与拉丁美洲贩毒集团合作)、破坏制裁(包括洗钱)以及合法的制造业和进出口企业。”

其次，是附属基金会的雄厚的资金支持。在伊斯兰革命时期，伊朗革命法庭就将国王与外国相关的企业和资产没收并成立了一些基金会。两伊战争结束之后，大量退伍军人需要得到安置，再加上霍梅尼提出的伊斯兰经济理念注重财富的分配，尤其是对贫困人群的关注。由此国家授权革命卫队等机构建立或掌握关于帮助退伍兵和贫困民众的基金会。例如，1979年成立的摩斯塔赞凡基金会两伊战争时期就已经为革命卫队官员所掌控，如今该基金已经成为了伊朗第二大集团、中东最大的控股公司。1992年，哈梅内伊呼吁政府在经济上帮助巴斯基，由此成立了旨在为巴斯基成员提供福利的巴斯基合作基金会(BasijiCooperativeFoundation)。前革命卫队成员内贾德在任时期更加强调政府对下层平民和退伍老兵的关注，在他的授意之下相关基金会也获得了大额补贴。正如前文私有化部分所言，这些附属基金会既从国家方面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又不受政府部门的监管，有着自由的活动空间。由此这些基金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张，附属公司和所持股份公司涉及到工业农业和服务业每个行业，积累了雄厚的资金。这一方面为革命卫队相关经济活动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这些基金会在内贾德政府私有化的过程中成为了大批国有股份的购买者，是私有化的受益者。

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经济渗透的评析

革命卫队政治地位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它的经济地位，反之亦然，革命卫队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加强了它的政治影响，使其突破安全组织的功能限制，在政治上更加活跃。伊朗的国内政治一直是伊斯兰教士掌权，一般被称为“毛拉政权”。因此，单从政治领域来讲，革命卫队这个“外来者”根本无力、也缺乏合法性与毛拉政权相抗衡。但内贾德上台以后形势开始发生改变，革命卫队的政治势力骤增，而革命卫队的强大经济地位又为其提供了强大的影响力，成为支撑革命卫队政治地位的一大优势。2009年“绿色运动”的结束，标志着政治权力由神职人员手中转移到了革命卫队手中，革命卫队以政权的拯救者自居，敢于大胆地推翻其反对的事务。革命卫队的国内影响力甚至强大到美国于2010年直接对革命卫队成员以及附属企业进行单独制裁，但革命卫队权力的扩大也引发其他政治势力的警惕，导致了领袖对革命卫队政治势力的限制。新上任的鲁哈尼既是哈梅内伊的忠实追随者，又是一名高级教士，起着制衡革命卫队的作用。但革命卫队政治实力仍在，为了防止革命卫队对达成伊朗核协议的阻碍，鲁哈尼在就任之后通过给予革命卫队一定经济利益与其达成妥协。未来的总统选举，尤其是最高领袖更替，都有可能让革命卫队政治势头再起。其中，领袖的更替甚至有可能使伊朗成为强硬领袖领导下的军事独裁国家。”与此同时，革命卫队政治活动的经济动因使其对国内外经济改革产生极大负面影响。因为在经济领域的相关利益逐渐扩大，革命卫队越来越关注伊朗经济领域的各种政策活动并作为利益集团对其施加影响。作为现存利益的持有者，革命卫队与保守派一道坚持抵制伊朗经济改革对他们利益的侵害。在国内，革命卫队极大地影响了私有化进程甚至从中牟利。它阻止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政权和国家安全为理由在多个经济领域拥有垄断地位并通过非正当手段排挤私营企业，确保官方或半官方势力对国家经济领域的绝对控制，恶化了私营企业的生存化境。在国际层面，革命卫队阻止外资进入，尤其是涉及到其掌控的基础设施建设、油气等重要领域。革命卫队甚至不惜动用军事力量直接干预外国企业在伊朗的经济活动。例如，保守派刚占领议会时的2004年，革命卫队空军直接关闭了刚开始运营的伊朗和土耳其共建机场——伊玛目霍梅尼机场，迫使航班改道，而这只是因为革命卫队的工程公司在招标中失败。这一事件影响深远，成为革命卫队干预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典型案例。鲁哈尼政府时期，因为担心伊朗核制裁带来的经济开放会影响到革命卫队以及保守派的经济影响力，革命卫队开始采取攻击政府政策，抓捕商人记者等并归罪于间谍活动等活动来与鲁哈尼的温和派政府和改革派力量进行对抗。因此，革命卫队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可以悍然动用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已然成为革命卫队的政治活动重要动因。

资料来源

第三鸟

伊拉克反伊朗什叶派，敌人的敌人是什么？

萨德尔运动竟然同伊共结盟组成“沙戎（行走者）联盟”参加18年伊拉克大选，成功赢得329个席位中的54席，哈迪·阿米里领导的法塔赫联盟获得48个席位，位居第二。看守总理阿巴迪的胜利联盟仅获得42席，前前总理马利基法治国家联盟获得26个席位。

前两天伊拉克议会通过要求美军撤出伊拉克决议，100多个议员拒绝投票，这能代表伊拉克人民吗？

美国想和伊朗和谈，最高领袖哈内梅伊也愿意谈，但内部最大的阻碍就是鹰派领袖苏莱曼尼，他本人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都非常强硬。

所以美国和伊拉克一起设了局，引苏莱曼尼出来，然后精准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