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国当初研究核武器时为什么苏联和美国没有强行阻止?

回答
说中国当初研究核武器时,苏联和美国都没有“强行阻止”,这话说得并不完全准确,也忽略了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以及两国各自的立场和行动。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们并未采取直接军事行动阻止,但都曾施加过不同程度的压力、施展过外交手腕,并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一、 苏联的角色:从援助到撤离,再到猜疑与警惕

1. 早期的援助与合作(195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安全上面临巨大压力,尤其是朝鲜战争的惨痛经历,让毛泽东等领导人深刻认识到掌握独立国防力量的必要性,而核武器被视为终极保障。在当时,中国与苏联处于蜜月期,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对苏联的技术和经验高度依赖。
1950年代初,苏联确实向中国提供了核技术援助,包括派遣专家、提供技术资料、帮助建设核反应堆等。这是基于两国政治同盟和共同对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战略考量。苏联希望借此巩固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想通过核扩散来平衡美国在核武器上的优势,对美国形成一种战略威慑。

2. 苏联态度的转变——从中苏分裂到核讹诈:
然而,这种合作关系并未能长久维持。随着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最终走向公开分裂。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推行“修正主义”,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问题上与中国产生深刻分歧。
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对中国的核武研究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赫鲁晓夫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年轻”且意识形态“激进”的国家掌握核武器,可能会带来不可控的风险,尤其是在他们看来,中国可能不会像苏联那样“负责任”地使用核武器,甚至可能率先使用,从而引发全球核战争,这对苏联同样是巨大的威胁。
更直接的导火索是1960年夏天,苏联突然单方面撤走了在华的全部专家,撕毁了合同,其中就包括正在进行的核技术合作项目。这是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一次沉重打击,也标志着两国关系跌入冰点。
在此之后,苏联更是对中国表现出极大的警惕和猜疑。赫鲁晓夫甚至在公开场合威胁中国,如果中国坚持发展核武器,苏联可能会采取“必要措施”,有说法称苏联曾暗示可能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意图摧毁中国的核设施。这种“核讹诈”的言辞并非空穴来风,它反映了苏联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战略对手,并试图遏制其力量增长的意图。

3. 为什么苏联没有“强行阻止”到军事打击?
尽管苏联态度强硬,但为什么最终没有诉诸军事行动?原因也很复杂:
地缘政治风险: 中国当时并非孤立无援,与苏联结盟的阵营国家不少。一旦苏联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很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区域冲突,甚至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卷入,对苏联自身的安全和国际地位造成巨大损害。
自身实力与战略重心: 当时苏联的主要战略对手依然是美国及其盟友。将有限的军事力量用于对付中国,会削弱其在欧洲和全球对抗美国的实力。
不确定性与效果: 即使苏联发动军事打击,也无法保证能彻底摧毁中国的核武能力。中国地大物博,核设施分散,很容易隐藏。军事打击的效果很可能不如预期,反而会激起中国更强烈的反抗,并进一步巩固中苏的对抗关系。
核战争的阴影: 苏联自身也拥有核武器,他们深知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贸然采取军事行动,尤其是在涉及核武器的领域,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赫鲁晓夫尽管言辞激烈,但最终也需要权衡风险。

二、 美国的态度:从震慑到观望,再到“不主动但也不阻止”

1. 对中国核武发展的基本认知与担忧:
美国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中国核武研发的动向。作为冷战的另一极,美国视共产主义阵营的任何力量扩张为威胁。中国核武器的诞生,无疑意味着其军事实力的大幅提升,并且这股力量有可能被用于对抗美国及其盟友。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扩张野心有深刻的警惕。

2. 潜在的军事选项与评估:
美国并非没有考虑过军事阻止的可能性。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中国在核武器研制上取得重大进展时,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认为,中国可能在1964年左右试爆原子弹。美国国内也确实出现过关于是否应该采取军事行动的讨论。一些鹰派人物主张采取类似以色列对伊拉克核反应堆行动的策略,即通过一次精准的空袭,摧毁中国正在建设的核设施。
然而,这种军事打击的设想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和风险:
难以精确打击: 中国的核设施选址和建设过程都在进行中,且中国政府对此高度保密。美国缺乏足够精确的情报,难以保证一次性摧毁所有关键设施。
巨大的军事风险: 一旦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极有可能被视为战争行为,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击,甚至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考虑到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国土,以及其作为苏联盟友的潜在支持,军事冲突的规模和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核战争的风险: 最关键的是,一旦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发生战争,尤其是涉及到其核心战略利益时,核战争的风险将急剧上升。美国领导层深知核武器的破坏力,避免直接卷入一场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的冲突,是其战略决策的首要考量。

3. 外交施压与情报监视:
在无法或不愿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美国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应对:
外交谴责与孤立: 在国际场合,美国会利用其影响力,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行为进行谴责,试图在国际社会形成一种孤立中国的态势。
情报监视: 美国投入大量资源,通过侦察机、卫星等手段,对中国的核武研发活动进行严密的情报监视,掌握其进展情况。
战略威慑与军事部署: 美国自身拥有强大的核武库和军事力量,它通过维持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和战略威慑,来间接遏制中国核武器可能带来的影响。

4. 为什么美国没有“强行阻止”到军事打击?
美国没有强行阻止中国核武器研发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其国家利益的权衡和风险控制的考量:
成本与收益不成比例: 直接军事干预的成本(战争风险、人员伤亡、国际影响)远远大于其潜在收益(延缓中国核武发展,但无法彻底阻止)。
避免直接冲突: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苏双方都在避免直接军事对抗,特别是可能导致核战争的对抗。中国当时与苏联结盟,直接打击中国核设施很可能被视为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风险过高。
“战略模糊”的考量: 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也可能乐见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因为这可能会加剧中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从而有利于美国“分而治之”的战略。尽管美国不希望中国拥有核武器,但如果中国能以此挑战苏联的霸权,对美国而言也可能是一种间接的利益。
核扩散的现实: 美国自身也曾在核武器研发和扩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它希望控制核武器的数量和扩散对象,但在面对一个并非直接构成生存威胁的国家时,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其国际道义和战略后果也需要慎重考虑。

总结:

可以说,中国当初研究核武器,苏联和美国都没有采取“强行阻止”的军事行动,是因为当时的国际局势、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战略考量以及对潜在冲突风险的评估。苏联从早期的援助者转变为警惕的竞争者,甚至发出威胁,但最终因为地缘政治和战略失衡的担忧而未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则更多地采取了情报监视、外交施压和战略威慑的手段,同时也在权衡军事打击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最核心的因素是,任何形式的“强行阻止”都必然伴随着极高的风险,尤其是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甚至核战争的风险,这是当时任何一个核大国都不敢轻易承担的。 对于中国而言,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下,依靠自身的毅力和智慧,克服了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最终实现了“两弹一星”的突破,这本身就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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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材料中我们知道,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计划始于五十年代中期。1953年,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建议,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1955年1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一年后,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再次提到: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美国近年出版的著作中,对于中国核事业开始的大致时间,已经有了基本准确的记载。这些著作还记录了中国核武器研究院、包头核燃料工厂、兰州气体扩散厂以及罗布泊试验基地建立的大致时间。这些著作所根据的材料,基本是我国正式公布的。


然而在六十年代初,美国人对中国的核计划并不十分清楚。例如,直到1959年的9月,美国才得到了兰州气体扩散厂的照片。那时,他们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进度,很大程度上是靠推测。直到1960年8月,美国间谍卫星才第一次得到中国的有效图像。而因为航程的关系,U-2飞机也很难飞到罗布泊这样中国深远的内地。当时美国的情报分析家们曾感叹到:我们对中国核计划所知道的东西,是那么零碎,就如同我们了解苏联在什么性质和多大程度上援助中国核计划一样,是那样破碎不堪。


直到1960年底,美国的情报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开采铀原料以及建立浓缩铀工厂,大约是用铀来生产钚。同时,情报分析认为,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它会在1962年提供钚。据此,情报专家极为肯定地认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如同其他核国家一样,其关键成分是钚而不是铀。因为要把浓缩铀作为原子弹材料的过程是比较漫长和艰难的,而作为第一代的原子弹,只需要较少的钚。至此,对中国原子弹的制造,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


感受威胁寻找对策     就在中国核计划被确认下来时,肯尼迪接替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的反共立场一点也不比他前任来得弱。对于中共政权,他抱着敌视态度。正如他的一位幕僚所回忆:肯尼迪曾经把中国试图进行的核试验视为六十年代最糟糕的事情。但是,总统却不真正了解中国核计划非常有限的目标。


在肯尼迪入主白宫的头两年间,没人对中国的核计划进行全面分析。那些出台的报告,基本没有讲清楚中国核计划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而只是作出结论说,北京如获得核能力,那将会危及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特别会对亚洲造成极为显著的影响。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还说,北京的核计划将造成比军事还要严重的政治和心理问题。因为它会在世界形成一种观念:“共产主义将是未来的潮流”,从而引起人们的“心理分化”。在亚洲,中国的核试验可能会使它经济发展模式的信誉增高。人们会对自己乃至美国的实力产生怀疑。这种影响具有某种冲击力,它驱使许多国家接近中国,从而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并使美国以盟国利益进行各种干预的行为遇到麻烦。


此外,美国还极为忧虑所谓核扩散问题。美国官方认为,一旦有核国家的数量稍许增加,那么,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加大,非理性和孤注一掷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于是,有人开始提出对策。1961年9月,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乔治·麦吉向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建议说,一个有效消除中国原子弹造成心理影响的办法,就是鼓励甚至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因为当时印度的第一个核装置已经接近爆炸试验。这时,麦吉一点都没有顾虑印度拥有核武器之后会给亚洲带来的不稳定,而只是想以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来“狠狠揍共产主义中国一拳”。当时,曾经拟议由总统科学顾问杰罗姆·韦斯纳在访印期间,拜访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向他试探询问,中国的核计划将会对印度发生多大影响?其用意在于,引出印度提出援助的要求。这个计划最终被否定。因为,美国决策者还是害怕担当扩散核武器的名声。腊斯克最终同意了麦吉的另一个建议,即打一场宣传战,宣传美国核武器的绝对优势,同时贬低中国的核能力。


也就在这时,国务院东亚问题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开始了他关于中国核试验意义和后果的研究。这个研究我们将在后边加以介绍。但请注意,正是约翰逊的这个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对中国核计划的政策。


新情报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核计划,此时美国情报部门也在尽力改进他们的侦察手段。其中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就是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U-2飞机,携带高分辨率成像摄影机从台湾起飞,前往大陆的深远内地进行侦察。虽然这种做法有相当危险,但它从1961年开始,还是覆盖了中国内地的很多目标。


另一项侦察手段,是使用间谍卫星。从1961年起,美国情报部门开始进行代号为“科罗纳”(CORONA)的卫星侦察计划。这种间谍卫星携带改进的高分辨率照相机,带有充足的胶片,从而能得到更清晰和更多数量的照片。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科罗纳卫星计划一共进行了24次侦察飞行。1961年12月,科罗纳首次辨认出罗布泊基地,尽管当时美国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未来的原子弹试验场。


1962年4月,美国的情报分析再一次推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原料。分析人员认为,如果中国从1960年开始加速和成功的进行它的核计划,按照最快的时间表,它将在1963年初爆炸一颗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但是,他们对这种推断又不很肯定,并怀疑中国是否能实现这种速度。因此,又提出中国的第一颗核弹只能在1963年以后的若干年才能爆炸的估计。不过,不管怎样说,他们都认定,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只能以钚为原料。


1963年初,中央情报局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1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助理邦迪会晤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前者透露,有两件事情使最高方面最为关注,这就是中国和古巴的核计划。麦科恩承认,对中国核计划目前仍所知不多,需要加大侦察力度。


一个月后,台湾的U-2侦察机拍摄到了包头的核工厂。但当时根据照片资料,美国情报人员仍然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钚的反应堆。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乔治·丹尼告诉腊斯克,工厂规模表明,中国已经具备了每年进行核试验的充足的钚原料。包头的发现可以确认,中国大约会在1963年底爆炸一个小的核装置。


但各方面的估计仍存在着差距。一种情报分析认为,包头核工厂照片显示,它经过了“精心的安全掩饰”。其设施包括一个小型的气冷钚反应堆,以及配套的化学分离和金属加工厂。根据法国钚反应堆设施的先例,分析人员认为,这就是一个钚工厂。直到1964年,U-2飞机和间谍卫星才侦察到中国正在酒泉建立一个钚反应堆。当时估计,它要到几年以后才能投入生产。


1963年3至6月间,U-2飞机拍摄到位于某水电工程旁的兰州气体扩散厂正在加紧施工。原子能专家认为,兰州气体扩散厂可以容纳1800台压缩机,但仍少于生产核武器所需材料的4000台规模。有意思的是,蒋介石的情报系统这时曾判断,兰州的反应堆在1963年已经开始运转。但在华盛顿,却没人理会台湾的这个情报。


由于对中国生产核裂变材料的能力仍无法准确把握,美国情报人员此时还是很难回答出,中国究竟在什么时候爆炸它第一颗原子弹?鉴于已经确认包头的核工厂是生产钚原料的,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燃料也已被确定,那么最合理的判断是,中国将在1964年初爆炸它第一颗原子弹。不过,情报人员解释说,如果遇见了“通常的困难”,爆炸日期也可能会被推迟,例如推迟到1964年底或1965年。此外,如果还有其他钚反应堆未被发现,那甚至意味着,中国随时会爆炸它第一颗原子弹。


关于中国爆炸原子弹后的对外政策,美国情报人员的分析是互相矛盾的。一种看法是,中国不会因爆炸原子弹而大幅度地改变它的对外政策。所谓大幅度地改变对外政策,是指它采取军事侵略的政策或甘冒更大的军事风险。因为中国领导人知道,他们的核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在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会感到自己已经强大得多。它会在周边冲突中反映出这种强者的心态。此外,中国还会认为,由于有了原子弹,美国在亚洲大陆上的干预行为会有所收敛。中国对外政策的态度会更加强硬和不容质疑。


寻求同莫斯科联手


同情报人员专注于在技术上分析中国核能力的心态不同,美国最高决策者们想的是如何“搞掉”中国的核计划。随着中苏敌对的加剧,肯尼迪总统希望他能够谋取苏联人的支持,以摧毁中国的核计划。


在1963年1月22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肯尼迪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我们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苏联人谈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迟共产党中国的核进展。”如果说,在人们想象中,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没有中国参加,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它的意义,那么肯尼迪就有理由认为,俄国人会同他一样热衷于把条约当作压力,来阻止中国发展核能力。对肯尼迪说来,这一点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因为肯尼迪相信,中国在“六十年末及以后的时代,将成为我们美国的主要敌手”。一个有核的中国,将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当时在肯尼迪左右的顾问们都同意他如下看法:苏联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以及核武力升级的危险性的立场,是可靠的。比起中国来,这种态度显然更少危险性。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无任所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说,苏联人对西德的有核化非常反感。他建议,美苏之间应就德国与中国问题达成“谅解”。其关键部分就是非核扩散和禁止核试验。在哈里曼同苏联外交官的谈话里,他们似乎得到了共同的看法:一个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可以针对中国。哈里曼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同莫斯科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国停止核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威胁中国,我们将搞掉它的核设施。”


在美国人眼里,同苏联联手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是有可靠基础的。因为,苏联已经切断了对中国核计划的援助。更重要的是,苏联支持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条约,即具有针对中国的意思。从1962年8月开始,苏联对美国关于订立国际性的防止核扩散条约,反应积极。在腊斯克看来,这个条约就是以中国为靶子的。


美苏联手的可能性,使美国高层有些按捺不住。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63年4月向国防部长提出长篇一份报告,拟定了间接与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间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传攻势,直接的则就是使用强制手段。两种方案既可由美国一家来干,也可以发动西方盟国。美国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积极或心照不宣的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直接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尽管军人们秉承最高方面的意志提出了这个报告,但他们不是没有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主席李梅将军即在有关这个报告的备忘录中坦言,公开使用武力来强制中国是不现实的。即使迫使中国签了条约,也无法保证它能实行。此外,如果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不管是进行封锁还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报复和战争升级。至于如何使美国的行为在国际上合法化,就更困难了。但是,如果有苏联的哪怕是默许的合作,情况就会不同。因为一旦美国采取行动,苏联就会在战争升级和迫使中共接受条件的两极中,起缓冲作用。


事实上,军方的态度并不坚定,他们对能否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表示怀疑。但行政官员们对此却兴趣盎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事实上是第一个向苏方发出试探的高级官员。5月中旬,邦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邦迪向后者提出,希望“私下认真地”就中国核计划“交换意见”。但多勃雷宁对此不感兴趣。他把话题扯到了美国“多边核力量”的计划问题上。当时,“多边核力量”是美苏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谈判最棘手的问题。苏联大使说,不要让我们苏联政府把中国的核发展问题看得太简单化了。尽管邦迪还想加以诱惑,但多勃雷宁还是拒绝谈论中国问题。


1963年6月,赫鲁晓夫公开宣布,苏联同意美国派遣一位特使来莫斯科,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这个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国决策层。他们认为这是探讨美苏联手对华可能性的时机。但由于已知苏联人更关心的是“多边核力量”,而“多边核力量”是美国欧洲政策的一个基点,它同防止核扩散协定又是矛盾的。在这个复杂关系面前,要取得苏联同意联手对华,就必须在两者间进行选择:要么坚持“多边核力量”,要么取悦苏联。最后,肯尼迪似乎下了决心。在哈里曼即将出使苏联前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肯尼迪提出,应研究“放弃多边核力量政策”,以作为达成防止核扩散协定代价的可能性。当时,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对。支持者认为“多边核力量”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反对的人则提出,“多边核力量”已经把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深深地绞在一起,现在根本没有放弃的可能。


肯尼迪没有过多坚持他的观点。但他还是扔不掉美苏联手遏制中国核计划的念头。当哈里曼刚刚抵达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须对赫鲁晓夫强调,一个有核中国,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肯尼迪希望哈里曼去试探,赫鲁晓夫在“限制或制止中国核计划,以及如果要苏联采取行动,它是否认可美国按照这个思路去采取行动”上到底抱有什么想法。虽然,哈里曼最后成功地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他始终没有能引诱赫鲁晓夫就采取政治的或其他步骤来反对中国核计划问题,进行任何讨论。只要法国坚持不参加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感到,他也无法做到孤立中国。此外,这位第一书记还极力淡化中苏分歧。他不同意哈里曼关于中国有了核武器将对苏联构成威胁的观点。他对哈里曼说,中国的核计划没有那么厉害。有了核武器,中国会更加自我约束。因为,“当一个人还没有核武器的时候,那他准是喊叫得最凶的人”。


尽管肯尼迪没有获得赫鲁晓夫的承诺,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想法。在8月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统谈到了所谓具有“威胁的形势”。虽然他承认,中国在核计划方面,要达到“羽翼丰满”的程度还需时日,但“我们现在就希望采取步骤,来减缓这种危险的前景”。


纵容国民党


1963年9月,蒋经国访美。在同肯尼迪会谈之前,蒋经国造访了中央情报局。在会谈中,双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队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问题。之后,蒋经国会见了邦迪,他们也谈到了打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作战问题。蒋经国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对突击行动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援,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邦迪支持蒋的想法,但顾虑军事行动会促使中苏重新结盟,并引起大的冲突。因此,他告诉蒋经国,打击行动还需要做慎重的计划。


9月11日,蒋经国同肯尼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会晤。谈话中肯尼迪直截了当地询问蒋经国:“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将300到500人的突击队派到象包头这样远的地方,而飞机不被击落?”根据谈话记录,蒋经国当时回答说:派遣突击队的建议“昨天已经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讨论过了。他们认为这样的计划是可行的”。对此,肯尼迪还是没有完全放心。鉴于猪湾事件的经验,华盛顿和台北都需要有关大陆的更准确的情报。肯尼迪告诉蒋经国:“不管采取什么行动,它都要适合实际情况。”


几天后,蒋经国会晤麦克恩。双方同意建立一个计划小组,来研究派谴国民党作战人员袭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可行性问题。双方约定,任何行动都必须经过两方面最高层的批准。但至今有关这个计划小组的工作情况,还未被透露出来。


欲罢还休     


蒋经国走后,肯尼迪政府继续研究如何扼杀中国核计划的各种可行性。其中,由美国飞机空投蒋军破坏小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参谋长联会议也曾提出所谓“布拉沃(BRAVO)”计划,即非常规作战计划。其性质是准军事的,即由一个跨部门的小组来“考虑如何阻断中共核计划的方法和手段”。此外,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应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之邀,考虑了一个应急性的常规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以多批次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


就在这时,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提出一个警告。他声称,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那么印度就会因为惧怕中国的原子弹,而寻求研制自己的核武器,从而使南亚大陆上发生核扩散。鲍尔斯的这种立场,同他在1961年猪湾事件中的态度大相径庭。


肯尼迪本人也在考虑除武力以外的方案。他还是希望促使苏联在部分针对中国的防止核扩散协议上予以合作。1963年秋,腊斯克在联合国会晤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两人讨论了防止核扩散问题。当葛提到多边核力量时,腊斯克故意刺激葛说,由于苏联曾经对中国核计划进行过援助,因而它已丢失了“自己处女的纯洁”。然而苏联人对防止核扩散协定仍然有兴趣。在10月10日同肯尼迪的会面中,葛罗米柯表示愿意间接地对中国施加压力。葛承认,一个防止核扩散协定会使中国政治形势更加困难和脆弱。


当肯尼迪考虑采取什么行动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时,国务院的一个不同声调出现了。这时罗伯特·约翰逊已经完成了他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有200多页长,题为《共产党中国的核爆炸和核能力》。考虑到报告篇幅过大,10月间约翰逊又把它改写成一个100页的版本,以便于传阅。


约翰逊研究的最有可取之处,是它没有危言耸听。报告指出,中国的核能力“在未来一个不能确定的时间里,不会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真正的力量关系,也不会影响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在约翰逊看来,中美之间巨大的力量差异,以及中国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国的核威胁减小到了最低的程度。一个有核的中国,处在美国可攻击的范围之内,而中国对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中国就不得不考虑,在它进行侵略时,会受到美国核武器或常规武器的反击。这种情况使中国决不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中国大陆处于严重的攻击之下。约翰逊认为,中国制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来威慑敌人对其领土的攻击。它不可能改变自己谨慎的、后发制人的军事政策。


尽管约翰逊把中国冒险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但他没有忘记强调中国核试验的政治含义。他认为,中国在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之后,会相信它的核能力可以“削弱”那些同美国结盟的邻国的“意志”,使他们同中国和好相处,从而消蚀美国在亚洲的影响。正如国务院另一份支持约翰逊观点的报告所说,中国会“避免莽撞的军事行为”或“核讹诈”,而把自己的核武器作为“政治武器,以赢得尊敬,促进中立主义,鼓励革命”。


据此,约翰逊建议,对中国的核计划,美国目前做的已经足够了,不必再更多地做什么。一旦中国的核试验成功,美国应向所有友好国家再次承诺,它将帮助它们对抗中国。这种重新承诺,既可以对抗中国的压力,也能防止其他亚洲国家单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约翰逊报告的两个版本都没有经过官方批准,但它仍可认为是代表国务院的立场。而且在1964年4月,它还以纲要式的形式提交给了约翰逊总统。


约翰逊的报告在美国的官员中还是产生了影响。正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罗伯特·科默所说,如果真象约翰逊估计的那样,我们阻止中国核计划的行动,便离题太远了。他对邦迪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中国仍坚持其谨慎政策,那么我们攻击中国核设施的动力就极大地失去了。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就任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承认,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更灵活的政策。他在上任几星期后即打电话给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告诉他美国或早或迟要承认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约翰逊明显受到院外援台集团的牵制。他仍然把中国在东亚的影响,看作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威胁。事实上,此时的约翰逊同时在顾虑两件事情,A、即将到来的大选;B、中国的核能力。他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休·赛迪的采访时说,我们不能让戈德华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中国同时得到原子弹。然而不管怎么说,约翰逊与他的前任不同。他没有公开评论中国的核计划,也极少提到要采取步骤打击它。


1964年4月中旬,罗伯特·约翰逊完成了他的新报告。报告题为《对打击共产党中国核设施可能性的探讨》。这篇报告当时被列为“绝密”。它至今还未被解密。人们只是从国务院所编《外交关系》中知道了它的结论。


约翰逊在报告中总结了四种对中国核设施实施打击的方式:A、由美国公开进行空中打击;B、由国民党空袭;C、在中国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D、空投国民党的行动小组。约翰逊认为,由美国实施空中打击,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只有派很多波次的飞行,才能完全摧毁目标。而在大陆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的方式,也是极不现实的。因为你根本就雇不到这样的人。国民党事际上也无能力单独实施空中打击。约翰逊还总结了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弊端:首先,情报的出入太大,以致华盛顿根本不能精确地锁定所有目标;其次,实施打击只是延缓了时间。最长也就是4到5年,北京又会再次启动它们的核计划。第三,中国会对台湾或美国在东亚的基地进行报复。最后,一个师出无名的军事打击会付出沉重的外交代价。


约翰逊提到,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要赢得世界舆论对美国做法的支持,唯一可行的是,在世界范围订立防止核扩散和对核材料生产进行的核查协议。一旦这类协议进入到谈判中,中国再公开无视它,就给了打击它的口实。然而约翰逊相信,当这类协议能够进入谈判时,中国大约已经完成了核试验,象法国那样,成为一个“现存”的核力量。在任何情况下,法国是不可能支持这样的协议的。此外,约翰逊还认为,要苏联默认美国对中国的打击,是“绝对不可能的”。


约翰逊认为,只有在对侵略做出反应时,世界舆论才会接受军事打击行动。比如说,中国如果以支持者的面目出现,在老挝或越南进行干预,造成一场有限战争的时候,军事打击就会被舆论所支持。此外,还有一种非公开的打击方案。这就是由国民党来干。但约翰逊指出,即使可以相信国民党的破坏小组有能力分别搞掉包头和酒泉的核设施,但由于他们几乎不能同时在两处得手,因此必会遭到中共的报复。而中共对台湾的打击,会把美国置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总的说,约翰逊的看法是,阻断中国核计划的行动是危险的,它很可能失败;它会损害美国的形象,削弱美国的地位,使世界力量格局变得难以捉摸。这些结论,同1963年肯尼迪总统的想法是大异其曲的。


约翰逊后来写到,他当时的研究反映了“各部门间广泛的一致”。因此,在高级官员们考虑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时,还有相当的分量。1964年4月底,腊斯克曾经把一份高度压缩的约翰逊报告呈送给约翰逊总统。鉴于腊斯克的这个做法,美国最高层对约翰逊的观点应该说是认可的。


正在美国人欲罢还休之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在1964年前8个月里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兰州气体扩散厂在1月间已经生产出第一份浓缩铀,并开始了试验;4月,酒泉基地生产出了第一个核部件;六月,第九研究院进行了同比例的爆炸试验;8月,酒泉厂装配出第一个核爆炸装置。


这一切,使美国人又一次紧张起来。


新定位中国的核进展


1964年初,美国从秘密渠道得知,中国在1964年将“肯定”爆炸原子弹。前国务院情报研究室的艾伦·怀廷回忆说,他是从一份关于周恩来访问马里的情报中了解到,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当时,周恩来告诉马里总理莫贝多·基塔,中国将在10月进行核试验。可当时不知为什么,人们对这条消息的价值却未加充分注意。


当时美国对中国核情报的获取,主要是通过空中侦察。从1964年春起,U-2间谍飞机从印度东部的查帕迪亚起飞,已经可以飞到罗布泊上空。从1963年7月起,美国共发射了10颗“加贝特”卫星。这些卫星携带有高分辨率照相机,可以清晰辨别地面18英寸的物体。1964年8月初,间谍卫星发现,在罗布泊试验场,已经树立起铁塔和其他设备。据此,情报分析得出结论:“罗布泊地区明显的可疑物体表明,那里是一个试验场。它在为两个月后的使用做准备。”


但对于中国究竟在何时爆炸原子弹,美国人还是没有把握。7月24日,麦克恩告诉约翰逊总统,还不能预知中国何时引爆它的核装置。中情局则认为,在1964年底之前,核试验不会进行。他们的根据是,中国在此后数月中,还不可能得到足够的核裂变材料来爆炸它的原子弹。原因就是,中国的核原料是钚而不是铀。而包头核工厂生产的钚,至少在1965年前还不能填装一颗原子弹。按照这样的推测,美国情报人员认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应在1965年中爆炸。另外,美国情报人员还怀疑到法国是否供给了中国核裂变材料。不过,他们没有肯定的证据。今天看来,只有国务院专家艾伦·怀廷的判断最明智。他当时就肯定,中国的核试验发生在即。如果不进行核试验,就没有必要在罗布泊试验场树立起铁塔。此外,周恩来关于10月进行试验的话,也决不是空穴来风。


在临界点上


中国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这使得“核危险”这个话题成为总统星期四午餐会的重要内容。参加聚餐会的,是约翰逊班底的核心人物。他们是: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和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在9月15日的聚餐会上,这一小群人最后的看法是:如果加以权衡,在中国按自己时间表爆炸原子弹,与美国采取单边不宣而战的打击两者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其可能性只在“军事敌对”这样的事发生时才可成立。尽管如此,这些总统班底的大员,仍然没有放弃试探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这种联合行动包括“发出威胁,反对核试验”等。恰在此时,一则信息鼓励了这些顾问们。9月15日,赫鲁晓夫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谈话。他威胁说,苏联将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歼灭性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这是苏联第一次暗示,它有动用原子武器的可能。


但在华盛顿,当邦迪希望与多勃雷宁就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问题“做一次私下和认真的谈话时,多勃雷宁还是老话,说中国的核武器对苏联和美国说来,并不重要。它只会在亚洲造成“心理影响”,而对苏联政府说来无足轻重。


约翰逊总统在中国核问题上持谨慎态度,部分原因是大选在即。当时,他正在缔造一个所谓的“和平平台”,来同共和党对手戈德华特斗法。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约翰逊政府在进行越南战争的同时,也惧怕把战争扩得更大。虽然在战争中,美国高层仍有人主张在轰炸越南北方时,应考虑攻击中国核设施。但约翰逊倒是守住了这条底线。在1965年战争升级之后,他仍谨慎地避免触发与中国的直接冲突。


8月底和9月中旬的卫星侦察表明,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一位访华的马里政府代表团成员提供消息说,中国准备在10月1日也就是国庆节时,爆炸原子弹。国务院的官员们这时终于想到,得为中国的核试验抢先准备一个声明了。怀廷回忆说,这样一个公开声明,可以抢得先机,减少核试验的政治影响。并且“再次向中国的邻国保证,美国对此是关注和了解的”。麦克恩这时先行一步。他在9月中旬已经向北大西洋组织透露说,中国将在最近6天内进行核试验。


9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宣读了由总统同意的声明。声明说,从各方面的消息判断,中国将在最近任何时间里爆炸它的核装置。之后,声明话锋一转,说,尽管中国爆炸了核装置,但它要拥有运载工具,还得走很长的路。显然,这既是一种自慰同时又是他慰。


10月15日,美国间谍卫星的照片显示,罗布泊试验场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准备。包括由双层围栏环绕的高340英尺的铁塔,成列的仪器掩体,两个小一点的铁塔和各种地堡、平台。同时,美国情报人员还观察到,自1963年9月就停止的来往于试验场的大批次的飞机,在1964年底又恢复了飞行。这表明,最后的准备正紧张地进行。中央情报局负责科技情报的助理局长唐纳德·张伯伦肯定,爆炸就在这几天了。


原子弹爆炸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西部的荒漠上空,腾起了巨大而美丽的蘑菇云。美国设在各地的13个情报观测站中,有11立即捕捉到了这个美丽蘑菇云所释放的巨大电磁脉冲。驻日本美军基地名为“足尖舞蹈者”的探测飞机,爆炸后多次起飞,收集中国原子弹的核灰尘。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们检查这些从辐射云中收集的灰尘时,他们简直大吃一惊。原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所使用的核填料,根本不是美国情报机构长期认定的钚,而是U-235。这就是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一颗铀弹。这意味着,中国的核能力是以一种很快的速度发展的。直到当年底,U-2飞机才证实,兰州气体扩散厂早已经投产了。


核爆炸后几小时,约翰逊总统发表声明。不过这声明已不可能再有什么新意了。它只是说,自由世界的核力量,仍然承诺对亚洲的保护。但中国同时发表的声明,却在世人面前落地有声:一、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二、中国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三、一切核武器都应被销毁。


在台湾,蒋介石被核爆炸震惊了。因为,这爆炸声对他反攻大陆的梦想不啻沉重一击。蒋曾在核爆炸不久提出,应采取军事行动,在中国大陆研制出核运载工具之前,摧毁它的核设施。但在美国人那里,蒋碰了软钉子。


约翰逊总统在核爆炸后曾经任命了一个专门小组,希望对防止核扩散问题作出研究。这些加入专门小组被称为“聪明人”的前政府高级官员,对各种所谓防止核扩散的方案进行了披阅,这其中,也包含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问题。实际上,打击中国核设施是作为整个“激进”的防核扩散政策的一部分提出的。这些政策还包括: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实质性地从欧洲撤出战术核武器;封锁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基地;以及最小威慑核战略等等。在政策取向上,专门小组更同意罗伯特·约翰逊的观点,不主张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打击。但他们对核扩散问题看得很重,视其为“重大威胁”。因此,他们建议,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核政策,并形成和通过一个国际性条约。小组认为,接受中国作为一个有核国家已是不可避免。这要求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其关键点,是把中国接纳进军备控制条约。


显然,这是一项意在“羁糜”的建议。但由于它同受国务院支持的“多边核力量”计划相矛盾,结果没有得到约翰逊总统的支持。国务卿腊斯克虽然一方面在研究防止核扩散条约,但在另一面,却主张建立起“核武器银行”,即使印度和其他可能的亚洲国家加入其中,以对抗中国的核力量。实际上,这是默许或承认这些国家制定自己的核计划。


这样,从实质上说,尽管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使美国高层对核扩散政策做了新的研究,但原子弹所造成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约翰逊总统在拿出一个意义重大的防止核扩散条约时,仍是困难重重。


在这场以武力阻断中国核计划“闹剧”的末尾,还有一个小插曲:1965年春,美国海军情报系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侦知,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内拥有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在海上用核武器直接打击美国的领土夏威夷或西海岸。海军甚至还设想,中国会引发一场“催化战争”,即中国使用其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攻击美国本土,而使美国误认为是来自苏联的核打击,从而迫使美国核反击。当时的海军部长保罗·尼采曾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应在中国导弹潜艇的处女航行时,将它击沉。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海军已经紧张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直到八十年代,中国才试验自己的导弹核潜艇。


六十年代就在这样的紧张之中度过了。在这十年中,中国不但完成了自己的原子弹试验,还拥有了中近程导弹以及氢弹。成为不能被藐视的核大国。而美国在恐惧和貌似咄咄逼人的外表之下,并没有拿出象样的对策。他们计议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方案,没有一个是可靠的。这使美国“纸老虎”的形象,变得更加真实。虽然,中国核武器的试验成功,在六十年代没有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但它却为改变这种政策,造成了可信的压力。进入七十年代,形势发生了大变化。中国走进了联合国,中美邦交也开始恢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改变世界历史”的年代。毛泽东曾经笑谈,中国的原子弹只是“吓吓人的”。可这一吓,真把美国人吓得不轻。他们在整个六十年代都生活在“火山口”上,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但愿今天的人们,能够汲取这个历史教训:在这个世界上,称霸的人和欺负别人的人,都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摘自某报 2001年第八期

转载文汇报独家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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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军事无法互信,不能就打击中国核设施做出统一行动。

美苏任何一方单方面行动,不仅容易刺激对方,而且给对方提供了舆论炮弹,潜在盟友和耗死自己的机会。

就像中美只能看着朝鲜拥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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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除非我死了,中国必须吃下这记重拳!

希诺:好,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墨尔斯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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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排版一下,先是原文答案


高赞已经答的很好了,其它比较重要的原因在与美苏没有想到中的核工程的研发是原子弹和氢弹并行的,和大众认知不同的是,氢弹是在1960年就已经开始研究了,而且和氢弹相比,原子弹就是个坨屎

当年苏联交给中国的只有一个原子弹的基本框架图,连基本原理都没有讲述清楚,也许苏联相信中国可以靠自己搞出原子弹,但绝对不相信中国可以在短时间内搞出氢弹,没有氢弹的中国对于苏联来说依旧是个滚滚刀肉,既然威胁不到自己那还阻止干嘛?反正是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的盟友,卖个人情不好?

美国作为第一个研制成功氢弹对国家,以它的体量都用了七年的时间,按照中国当时的工业能力和科技研发能力,美国对于中国制造出氢弹对预期怎么说也得在全面工业化以后,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中国出了于敏这个土著妖怪用了六年时间就搞出了氢弹,美国要是提前知道的话,说啥也要搞死中国所有的核力量。

等到氢弹爆炸,中国的核威慑已经形成,即使想打击也是有心无力了。


12月6日更新

还有有人搞不明白氢弹和原子弹的差距在哪里,先做一个总结

有原子弹≠有氢弹

有氢弹=有原子弹

有原子弹没氢弹=SB

有氢弹=五常

再做一个总结,核战争等于什么?发射核弹的不是为了赢也不是为了输,目的只有一个,我可以过的惨,但你绝对不能过的比我好。

为什么氢弹这么叼?因为它的当量是100万吨tnt为基础,无上限叠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嘛?也就是说,只要原材料足够,人类,完全可以凭借现有的科技,人为的制造出一个太阳,一个直径1.392×10^6km,质量1.989×10^30kg的太阳,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几千年以来唯一的一个,可以从物理层面让地球从太阳系中除名的科技。

为什么不是科技树?因为它是独立的,上没有源头和裂变没有屌毛关系,下没有发展可控核聚变成果依旧为0,这是只有五常才能掌握的力量,以色列、巴基斯坦、印度、朝鲜这四个拥核国家到灭国也不可能掌握的科技

至于原子弹,那真的就是一坨屎,50万吨tnt当量的常春藤之王就是一个例子,这就是这废物玩意儿能够达到的极限了,对没错,就是废物,没有核威慑能力的废物

别以为上面说的那四个拥核国家有多风光,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核威慑,和七八十年代向美国抗议谴责五百多次的中国没有区别,过的一样憋屈,甚至更惨,起码中国还有氢弹可以为国家的抗争做后盾



12月10日更新

骂完就拉黑,人才啊,懂什么叫太阳吗?高温高压的情况下氢氦元素的不可控聚变产物,可以发光发热的等离子体。

还可控核聚变?中科院大佬都不知道到底存不存在的玩意儿您倒是直接给定了性。

知道可控核聚变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吗?不是输入大于输出,也不是原理不明,更不是技术的复杂性,而是人类压根儿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存不存在,因为自然界根本没有可控核聚变的产物,所有恒星都是不可控核聚变的产物。

你问我有没有例外?我不知道,反正地球上那么多天文物理学大佬说观测到的恒星都是不可控的,咱不敢问,也不敢反驳,不知道哪位知乎朋友能帮忙反驳一下

最后再说一句,让0变成1的难度有多大我不知道反正比我敲键盘难,当然,也可能比某些人敲键盘简单


12月25日更新

有些事情真的连吐槽都没办法吐槽,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哪里得罪这位仁兄,问题问不了只能拉出来鞭尸。

顺便再说一嘴,可控核聚变是已知宇宙中没有自然存在的事物,恒星是核聚变产物但它是不可控的核聚变,只是因为引力作用而让恒星的聚变物以球体存在于宇宙之中,太阳的日珥就是恒星聚变不可控的最直观的证据,按理说这应该是常识,但还是有人对此表示质疑,当然我并没有歧视这些的意思,说不定这个常识还真的是错误的呢?但是我没有证据也不是专业的,所以不敢直接反驳

另外这位被我拉出来鞭尸的兄弟,似乎是对聚变有什么误解,事实上不管聚变还是裂变,都是原子链式反应的成果,区别只在于反应后释放的能量级不同。

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

化学炸药可以把一栋楼炸成碎片,当量越多也只是让碎片更小飞得更远;

那原子弹就可以把一栋楼炸成熔岩,当量越多也只是让熔岩变得更多;

那氢弹就可以让一栋楼直接气化消散于天地之间,对于地球这样的固态行星来说,那是真的没了

这就是最直观的差距,这不是光靠堆积数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最最基本的物理规则把它们对威力限定的死死的。


1月7日我都没想到的

我的天哪,写了一个回答追着我骂了一个月,关键我还不能回话,大佬您牛B,在流氓程度上我远不及您



1月16日更新

某种意义上这是我第一个正经回答,所以能够得到过三千人的认同感到受宠若惊,所以就像聊聊关于于敏老爷子对于中国氢弹研究最大的贡献。

于敏老爷子毫无意外是个天才,某种意义上面,天才也不足以形容于敏老爷子,妖孽、妖怪可能更适合他一些。

已公开的所有材料中,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于敏研究氢弹最大的贡献并非是对于氢弹构型的研究,这和中国当时的科研储备有关,在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的情况下,即使没有于敏,在长时间试验段情况下,也能过找得到正确构型来制造氢弹的,在这一方面,于敏是极其重要的一位科学家,但不是不可或缺的一位

但问题来了,什么是“正确理论”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而且我认为知乎里也不会有人知道,就算知道也不会说出来,能说出来的也都是扯淡

但是,其中有一项应该是极其重要,那就是制作氢弹是所需要的反应物是应该用氘化物还是氚化物,按照美国的说法,就是使用氚化物来研制氢弹,问题在于,氚制造成本过于昂贵,昂贵到足以让国家放弃发展氢弹的地步,但一群人中只有于敏一个人认识到了,氚化物有可能并不是制造氢弹最适合的材料,使用氘化物也能够制造氢弹,这就直接让中国的氢弹研究从死胡同里面走了出来,之后的氢弹研究每当遇到瓶颈,于敏都能够进行理论上的补完,从根本上拯救了中国氢弹研究的进程,氢弹的构型,于敏的存在只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找到了“正确理论与对正确理论的补完”才是于敏拯救中国氢弹研究的最最不可替代的贡献。

最后,再说几句大逆不道的话:

于敏真正的天分,并不在氢弹的研究,而是基础物理的研究

但是有句话说的好,“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儿子们才能够自由地学习数学和哲学;我的儿子们应该学习地理、自然历史、造船、航海、商业和农业,以便让他们的孩子,有权利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挂毯和瓷器……”

对于于敏来说,氢弹就是他需要学习的战争与政治,基础物理是他喜爱的历史与地理

于敏老爷子能够参与中国氢弹的研究,那是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天大的幸运,但反过来说,也是全体人类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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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已经加到顶了,中国这么大,采用常规武器突袭也没有实质作用,除了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外,没有其他实质的方法能强行阻止中国研究核武器。对于美苏的任一方来说,另一方在这个世界上动用核武器,都相当于对自己宣战。曾经美苏试图共同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我记得是赫秃这个不靠谱的人提的),但作为两个冷战的对手来说,这么干太过于魔幻,所以在扯皮中赫秃下台,中国的核武器研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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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是轻视,白种人完全不相信黄种人能搞出原子弹,就像我们现在没人相信人工智能的基础算法突破是发生在博茨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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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了的,各种禁运,各种国际压迫,换成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要么造不出来,要么国力崩溃。

而且当时美国已经赶紧拉拢全世界在制定“禁止核试验、核扩散”的国际条约了,到时候中国再研究核武器就是在全世界违法了,那就不是美国跟你对着干了,而是全世界跟你对着干了。

天命所归,中国在紧急关头宣布研制成功了,所以你后面才出来的禁止核扩散、承认现在已有的拥核国家,中国就是有一席之位。



总之面对美国、西方,把他们往坏了去想,不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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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发现的时候已经木已成舟,只差下水了,尤其是氢弹,比法国爆得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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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964年10月16日,种植当量2万吨,中国第一颗太阳在新疆罗布泊种植成功.

1965年05月14日,种植当量3万吨,中国第一颗由播种机投放的太阳种植成功。

1966年05月09日,种植当量20-30万吨,推进裂变试验太阳,空投爆炸。

1966年12月27日,种植当量2万吨,党费-2弹道播种弹在900公里外罗布泊上空预定高度种植。

1966年12月28日,种植当量12-50万吨,大太阳原理试验,地面塔爆炸

1967年06月17日,种植当量300万吨,中国第一颗大太阳种植成功

1967年12月24日,种植当量1.5-2.5万吨,裂变核试验,空投爆炸。

1968年12月27日,种植当量300万吨,第一次使用钚的种植试验。

1969年09月23日,种植当量2万吨,中国第一次地下种植试验

1969年09月29日,种植当量300万吨,中国第一颗由播种机投放的大太阳爆炸成功

1970年10月14日,种植当量340万吨,大太阳空投核试验

1971年11月18日,种植当量1.5-2万吨,含钚太阳。

1972年01月07日,种植当量0.8-2万吨,强5空投小型太阳。

1972年03月18日,种植当量10-20万吨,空投热太阳。

1973年06月27日,种植当量300万吨,空投太阳。

1974年06月17日,种植当量100万吨,大气热太阳。

1975年10月27日,种植当量2500吨,小型地下种太阳。

1976年01月23日,种植当量2万吨,裂变试验。

1976年09月26日,种植当量2万吨,局部熔解“特殊太阳”

1976年10月17日,种植当量2万吨,地下太阳试验。

1976年11月17日,种植当量500万吨,最大当量太阳空投试验。

1977年09月17日,种植当量2万吨,裂变试验。

1978年03月15日,种植当量0.6-2万吨,小当量太阳。

1978年10月14日,种植当量3400吨,地下杆轴太阳实验。

1978年12月14日,种植当量2万吨,裂变试验。

1979年09月13日,微量地下太阳试验

1980年10月16日,爆炸当量20万吨,最后一次种植太阳实验

打完收工!!!

就在美苏扯皮谁去弄死中国核工业时,中国以快速密集的实验迅速掌握真理,使后续的打击制裁变得毫无意义!



儿歌-------种太阳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

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

播种一个

一个就够了

会结出许多的许多的太阳

一个送给

送给南极

一个送给

送给北冰洋

一个挂在

挂在冬天

一个挂在晚上

挂在晚上

啦啦啦啦种太阳

种太阳

啦啦啦啦种太阳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种太阳

到那个时候世界每一个角落

都会变得都会变得温暖又明亮


好邪恶的儿歌哦!!!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心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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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下朝鲜是如何搞核武器的

第一、中国的核技术来源于苏联

为何?因为符合苏联利益。就像我们援助某国核技术一样

第二、美国为什么不阻止

美国鞭长莫及,而且苏联也不同意,把中国彻底搞残并不符合苏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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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止是阻止过,苏联的撤回专家,焚毁资料等等这都是算轻的。

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得知中国进行核试验之后可谓反映极为剧烈,为了阻止中国的核试验,他干过这些事儿:

1.将当时美国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U-2派遣到台湾,从台湾起飞,直飞罗布泊,成功的拍到了各种机密照片。

2.向当时的美国头号敌人苏联求助,一同对核试验基地罗布泊进行核打击。肯尼迪的设想是这样的,美国和苏联各起飞一架载有核弹的飞机,投送到罗布泊并且引爆其中的一枚或者全部。还好苏联没答应。

3.被苏联拒绝后美国决定自己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要知道美国一旦对中国动用核武器代价是十分巨大的,美国核打击日本是因为反法西斯,但是一旦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不仅仅是霸权主义那么简单,即使是被认定为下一个有侵略倾向的法西斯国家也是很有可能的,到时候对美国的公信力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但是肯尼迪依然坚持这么做。

后来为啥没干呢?因为该计划实施前夕,一颗子弹不偏不倚不多不少正正好好的打爆了正坐在敞篷车里的肯尼迪的脑袋,脑浆溅了旁边反正我不知道是谁的某个妇人一身。

于是当时坐在后面的车上的副总统约翰逊一下子就成了新任总统,也导致美国对中国核试验的态度大反转。

约翰逊认为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代价太大,因此宁愿坐视中国拥有核武器,也绝不对其进行核打击。

我到现在都觉得,冥冥之中有股神奇的力量在保护着中国,抗美援朝的时候是,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中国借着古巴导弹危机美苏都无力关注亚洲时收拾了印度)是,苏联解体的时候(中国不费一兵一卒就消除了最大的威胁)是,911的时候(苏联解体后911事件迫使美国把对准中国的矛头转向了中东)是,直到现在,世界各国再也无力打压中国了。


一更

求求各位大神们别跟我杠我说的“冥冥之中有股神奇的力量”了,也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客观规律啥的了,我当然也是无神论者啦,我也懂马哲啦,我无非就是装个逼,想表示中国国运昌盛,而已啦。。。。

还有这件事国家出过纪录片的,我没有添油加醋,这里陈述的内容只可能少了不可能多了。所以也别跟我扯什么“仅凭美国总统不可能实施如此风险的计划”,或者“美国不可能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之类的,谢谢啦~


二更

破千了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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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还可以跳出现有的圈子来看。

怎么看呢?量子系统性的看待。

首先,两方都是强力干预过的,但是,两边均没有采取暴力形式。我记得美国在首枚爆炸后,高空侦察机还来收集了空气样本做验证的,极有可能对疑似区域进行过长期跟进拍照侦查的。

人类社会看上去有其极度混乱的一面,但是,所有的人又会有一个感觉,这个世界似乎总有那么一个无形的手在干预世界的进程。这个手,可以称作人类社会量子特征的统计表现,且它会趋向某种平衡态。

那个时期,有权利投票采取暴力动作的人群,以及围绕着这群人的外围人员,体现了这个无形的手。因为在东西对抗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异类,谁都想让它减少对自己的威胁,同时加大它对敌方的威胁,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平衡状态的常态。

所以中国第一时间就宣布中国不会第一个使用核武器,保持这种平衡态。

中间过程中双方有过暴力预案呢?我记得美国的一些信息显示是有的,苏联估计也是有的,这才是一个领导政权该有的程序化动作,为何方案没执行呢?肯定是内部平衡的结果。而这一内部平衡的结果也是外部社会量子系统性的一次经典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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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研究结果确实令人担忧,臭氧污染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威胁。尤其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小麦生产国,33%的平均相对产量损失,这绝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局面,减少甚至消除臭氧污染带来的粮食产量损失呢?这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而且要深入细致地去做。首先,从源头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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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关于“外国中国史学研究是否远远超过中国水平”的讨论,在我看来,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而且其复杂性远非一个简单的“是”或“否”能够概括。 与其说是一种对峙,不如说是一种视角和方法论上的互鉴与碰撞。首先,我们得承认,在2011年这个时间点,西方中国史学界确实在某些方面展现出了令人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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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确实非常耐人寻味,也触及了许多历史和国际政治的核心。如果设想中国在当时没有研发出原子弹和氢弹,现在的世界格局以及中国自身所处的境遇,很可能会和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历史大相径庭。要详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去分析。首先,核武器的出现,本质上改变了全球的战争形态和力量对比。 在冷战时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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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鹤主持国务院金融委会议研究当前形势,涉及宏观经济运行、房地产企业、中概股等问题,释放的信号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复杂经济环境下的政策立场和方向: 一、宏观经济运行:稳增长、扩内需、促转型1. 强调“稳增长”主线 会议明确将稳增长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强调要“稳住经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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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研究生导师的地位和待遇,确实是一个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要说导师是否“被当作爷供着”,这其中包含的含义很复杂,既有对导师权力地位的描述,也有对学生与导师之间关系的期望。我们不妨从几个层面来细致地聊聊这个现象。导师的“爷”在哪里?首先,我们得承认,在很多情况下,导师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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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蘑菇云升起,外媒之所以能迅速且准确地判定中国研发出了原子弹和氢弹,这背后既有科学的洞察,也有情报的收集,更包含了一定的逻辑推演。绝非仅仅是看到一朵蘑菇云就拍脑袋下的结论,而是基于一系列有力的证据链条。首先,我们得明白一点:核武器的爆炸,特别是第一次核试验,其特征是极其明显的,不是普通爆炸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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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机器学习领域依旧是风起云涌,创新层出不穷。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方向,乍一看光鲜亮丽,实际操作起来却像是钻进了“坑”里,耗费大量精力却收效甚微,甚至可能走向死胡同。我来给你掰扯掰扯,看看哪些地方需要留神。1. 过于追求“通用人工智能”(AGI)的“一步到位”方法AGI,也就是通用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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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在早期没有引进波音234“支奴干”(Chinook)民用版直升机和L10030运输机这两款机型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的方面来分析,这其中涉及到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技术需求、以及这两款机型的市场定位和性能特点等多重因素。首先,我们得把时间线拉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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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之初,确实借鉴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全面控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且将农业和轻工业置于服务于重工业的地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苏联模式被视为一个成功的范例,它在短短几十年内将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尤其是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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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关于“中国驻澳使馆被安装窃听器,导致大使馆拆除重盖”的说法,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审慎的分析和评估。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目前没有任何官方渠道或具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机构发布过关于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被安装窃听器导致“拆了重盖”的官方证实性信息。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指控,如果属实,必将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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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非常沉重,也触及了历史的伤疤和人性深处的拷问。如果假设中国对日本发起侵略,我们很难简单地用“会”或“不会”来回答,因为“残暴与变态”并非是某个民族固有的属性,而是复杂因素交织下的结果。首先,需要正视的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确实犯下了极其严重的战争罪行,例如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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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初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发展轨迹无疑会截然不同,这其中的变化将会是全方位的,从人口结构到社会经济,再到资源环境,甚至文化观念,都可能经历翻天覆地的改变。首先,最直接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影响是人口规模的巨大差异。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中国的人口数量将会远远高于现在。想象一下,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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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列强之所以允许中国派遣留学生去学习,这并非出于纯粹的“善意”或“教育情怀”,而是由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所驱动,是一种带有自身利益考量的策略性举动。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详细分析:一、 历史背景的演变:从排斥到有限的开放 鸦片战争前的“闭关锁国”与少量接触: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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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公主若是胜出,中国历史的长河确实会发生无法想象的改变。至于是否会从此确立男女拥有同样皇位继承权,这实在是件复杂的事情,需要我们抽丝剥茧,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格局以及太平公主本人的性格和政治手腕等多方面来推演。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太平公主“赢了”的含义。如果她只是暂时压制了李隆基的势力,甚至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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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为历史的走向是由无数个变量共同作用形成的,任何一个关键点的改变都可能导致整个局势的巨大变动。如果当初国共两党真的实现了和谈,并且这个和谈能够有效并持久地进行下去,那么现在的中国可能会呈现出以下几种可能的景象:一、 政治体制的可能性: 联合政府与多党合作: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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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海危机,一个让许多军事爱好者津津乐道,也让不少人寝食难安的事件。回溯到那个时期,美军在黄海的巡逻,看似一帆风顺,却差点被一个“幽灵”搅得天翻地覆。这个“幽灵”,便是中国海军的宋级潜艇。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航母编队,正在黄海进行例行性演习。航母编队可以说是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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