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前有刘汉之辙，朱元璋仍旧要搞藩封？
首先，我们得明白朱元璋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的执政逻辑。
1. 结束乱世，巩固统治的迫切需求
朱元璋是靠着一身戎马、九死一生才打下江山的。他深知，一个刚刚摆脱了长期战乱、社会秩序亟待重建的国家，首要任务是什么？是稳定！是什么能最快最有效地稳定一个庞大而缺乏根基的新政权？那就是让有能力、有威望的人去治理地方，承担起具体的责任。
想想看，元朝末年，群雄并起，各地豪强林立。朱元璋虽然统一了全国，但那些曾经的盟友、曾经的对手，他们手中的军队、他们对地方的控制力，依然是潜在的威胁。在这个时候，采取一种看似“分权”实则“分责”的模式，将一些功臣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实际上是一种将这些力量“安置”和“管理”的方式。
这不像汉朝那样是“预设”好的制度，朱元璋的藩封更多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应对现实挑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他需要有人去帮他镇守边疆、管理地方、征税收粮，而这些重任落到谁身上最合适？自然是他最信任、最有能力的那些开国功臣。
2. 对皇权绝对化的认识与“制衡”的尝试（虽然最后适得其反）
很多人觉得朱元璋搞藩封就是为了加强皇权，但如果深入理解，你会发现其中有更深层次的矛盾和考量。
朱元璋本人极其痛恨地方割据，他深知地方势力坐大对中央统治的危害。他花了大力气废除丞相制度，将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就是为了防止出现类似汉朝外戚专权、或者唐朝藩镇割据的情况。
但是，如果把全国的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未免也太累了，而且也需要有人去具体执行。分封藩王，在朱元璋看来，这些人是他的儿子或者最亲信的功臣，他们镇守一方，实际上也是他权力的延伸。他们有兵有权，但他们的权力来源和合法性都建立在皇帝之上。
或许，朱元璋也进行过一种“制衡”的尝试。他分封的藩王并不是独立的封国，他们的权力受到皇帝的约束，而且他也会定期考察、调动，防止他们形成自己的势力。同时，他又大力提拔文官集团，形成与藩王之间的某种牵制。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对“诸侯”的理解可能和汉朝时期有所不同。汉初的诸侯拥有很大的自主权，甚至可以自行征税、铸钱。而朱元璋的藩王，虽然也有封地和军队，但他们在财政、军事、人事等方面的权力都受到更严格的限制。他的目的更倾向于让他们成为皇帝在地方的代理人和武装力量，而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
3. 对“军功”的回报与“封建”传统的继承
朱元璋是一位军人出身的皇帝，他深谙“功不赏则人无争”的道理。那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兄弟们，总得给个说法吧？封王、封地，是一种对他们功绩最直接、最隆重的回报。这既是笼络人心，也是巩固统治合法性的一种方式。
而且，“分封”这种制度在中国古代并非新鲜事物，从周朝开始就有这种模式的影子。尽管朱元璋是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思想背景下执政，但他毕竟也继承了一部分的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如何处理功臣与皇权的关系，如何构建一个庞大的帝国，藩封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经验的延续。
4. 解决“继承者”问题的一种设想（尽管是失败的）
朱元璋一生经历了许多波折，包括丧失儿子。他对皇位继承问题非常敏感。分封儿子到各地镇守边疆、管理重要区域，是一种确保皇位有可靠的继承人，并且在继承过程中能有强大外援的设想。他希望这些儿子能够互相照应，共同维护明朝的江山。
从这个角度看，朱元璋的藩封制度，尤其是在对待皇子方面，带有很强的“预设性”和“家族性”。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有效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
但为什么说“前有刘汉之辙”仍然是隐患？
尽管朱元璋有种种考量，但他似乎还是低估了制度的惯性以及人性的复杂性。
权力膨胀的可能性： 即使有种种限制，但地方藩王手中掌握兵权、封地，时间久了，在与中央的距离、信息的滞后、以及地方资源的积累下，权力膨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他们拥有自己的官僚体系和军队，很容易滋生出强大的地方势力。
“养寇自重”的逻辑： 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藩王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夸大地方的威胁，或者在处理地方问题时采取一些更具争议性的手段，从而为自己的军事力量寻求合理性。
家族内部的矛盾： 即使是亲兄弟，在争夺权力和利益的时候，也很容易产生矛盾。朱元璋死后，他分封的儿子们，有的确实忠心耿耿，但也有不少卷入了政治斗争，甚至直接挑战中央的权威，比如“靖难之役”就与其说是夺嫡之争，不如说是中央与地方藩王势力的一次大碰撞。
所以，即使朱元璋吸取了汉朝的教训，并且在制度设计上试图避免重蹈覆辙，但从历史的最终结果来看，藩封制度最终还是成为了明朝中期以后中央集权的一个巨大隐患，甚至可以说是朱元璋未能完全解决的“心病”。他试图用藩封来巩固统治，但最终这种制度也孕育了对统治的挑战。
总而言之，朱元璋搞藩封，并非仅仅是看到了汉朝的例子却反其道而行之，而是出于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他需要一种方式来巩固新生政权、安抚功臣、处理继承人问题，同时又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来避免历史上的弊端。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很多看似合理的解决方案，在时间的洪流中，也可能埋下新的危机。
网友意见
补充
@朱道榛的回答
这位先生的图可能有些差池，咱家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修补了一下bug。
2016年5月30日酉时三刻更新：
看你们这么热情，我一句话不说也不好，那么就简单发表一下私见吧。
事实上没有人记吃不记打。
明朝之前，历史上有过几次分封诸王的行动，而影响比较大的，首先就是汉初的郡国并行，最后导致了七国之乱，其次就是西晋的分封，最终导致了八王之乱，然后就是元朝的诸王出镇制，这个也出现过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安西王阿难答，比如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
朱元璋搞的这个分封诸子，很明显，和汉朝的不一样。汉朝那是独立一国，党政军财一把抓，说翻脸就翻脸。和晋朝的也不太一样，晋朝是世家大族为基础的国家，而自身得国不正，导致晋武帝对世家大族并不是完全的放心，而且他认为曹魏被自己干掉就是因为没有宗室藩屏，所以在泰始元年“革魏余弊，遵周旧典，并建宗室，以为藩翰”，无非就是觉得自己当年欺负人家曹魏的时候连个帮衬的本家人都没有，所以想通过分封诸王来羽翼自己的皇室。但是跟汉朝的那次相比，晋朝给与诸王的权力明显少了一点——能够收税拥兵但是没有行政权，这就呵呵了，须知枪杆子里出政权，有钱有枪的还怕没权？所以西晋的封王虽然本意上对西汉的那种郡国并行来个改革，但是很明显没什么卵用。
但元朝的不一样了。元朝的宗室制度叫宗王出镇制度，包括镇守和林的北平王，镇守吐蕃的西平王、镇西武靖王，镇守云南的梁王，扬州的镇南王，宁夏的秦王，肃州的豳王，以及东道诸王、西道诸王，无不是手握重权一方诸侯，其中镇守北边的权力最大，内地的比较小，而且与汉、晋不同的就是这些宗王没有自己的“封邑”，所谓“就藩”，也不是把这一个路的党政军财都给他，真正属于他的地盘不过一个王府。虽然元朝也出现了安西王阿难答、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等几次叛乱。，但是基本上算是普普通通，甚至没有地方起义来的猛烈。
如此而言，朱元璋搞的分封，与元朝的宗王出镇制度不无关系。首先来说，世镇云南的西平侯沐英是他干儿子，这与元朝的梁王、云南王世镇云南没什么不同，无非是一个为王，一个为侯；其次，分封诸子为王也是如元制，掌兵不掌民，如果没有“宗室”这层外衣，其实和明朝后来的总镇总兵没什么区别，“封地”不过王府；再次，明初分封诸王多是边境线，少数在内地也都是青州、开封这样的雄城重镇，这和元朝宗王出镇扬州、武昌什么的也差不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明初分封的塞王，几乎就是辽金元宗室领兵的翻版。女真可以用宗望、宗弼领兵灭北宋，蒙古可以用忽必烈灭大理，可以用口温不花、忽必烈灭南宋，为什么汉人就不能用宗室来打别人呢？明太祖年间八次北征大漠，洪武二十三年的第七次、二十九年的第八次，二十四年齐王出镇开平卫，三十年湘王、楚王伐古州蛮，都是宗室领兵，和金元没什么区别，尤其是第七次北征，“敕王弼率山西兵听晋王节制，其余均听燕王朱棣节制”，此次齐王也带兵参与。而此时傅友德、曹兴、王弼都在，不是没有能打的人，但还是以宗室出兵，其中很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效仿金元的宗室领兵。
而“宗王出镇”制度在明朝也得到了体现，尤以北边明显。以上图为例，朱元璋二十六个儿子，除了太子在京，赵王、皇子朱楠夭折，剩下的二十三个儿子，分封在南宋领土之外的宗王有十八个，散布在后来长城九边一线的则有韩、辽、沈、燕、谷、代、安、庆、肃九王，宁王更是封在塞外，若是加上陕西的秦王、山西的晋王，就是十二个，也就是说，光一个九边沿线就占去了朱元璋一半的儿子。
若是只算朱元璋时代出镇的宗王，则有洪武十一年的秦王（镇西安府）、晋王（镇太原府）、燕王（镇北平府），十四年的周王（封开封府）、楚王（封武昌府），十五年的齐王（封青州府），十八年的潭王（封长沙府）、鲁王（封兖州府）、湘王（封荆州府），二十三年的蜀王（封成都府），二十五年的代王（镇大同府）、肃王（镇平凉二十八年改肃州）、辽王（封广宁州），二十六年的庆王（本封宁夏，暂镇韦州）、宁王（镇大宁卫），二十八年的岷王（二十四年封岷州，是年镇云南府）、谷王（镇宣府）十七个，而其中封在与北元的边境线上的九个（算上岷王则是十个），此外，洪武二十四年将韩王封国开原，沈王封国沈阳，但是因为年幼而未就藩，若是加上这俩，则是十九个王里十二个封在边境——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哦不，与元朝一样，自家人守自家的大门。
综上，窃以为明初的前有刘汉之辙，而朱元璋仍旧要搞藩封，就是因为老朱学习了元朝，自认为找到了一条既可以使藩王藩屏中央，又不至于出现汉、晋之乱的“好办法”——宗王出镇制度。
PS：咱家找到了一段朱元璋对自己儿子说的话：“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东胜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又东至辽东，抵鸭绿江，北至大漠，又自雁门关外，西抵黄河，渡河至察罕脑儿，又东至紫荆关，又东至居庸关及古北口，又东至山海卫，凡军民屯种地，毋纵畜牧。其荒旷地及山场，听诸王驸马牧放樵采，东西往来营驻，因以时练兵防寇。违者论之。”大约这便是朱元璋把儿子扔在边境线上的原因吧。
个人认为，封藩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太祖最终的目标还是把都城移到北方，搞天子守国门。
天子守国门，这是自古以来的惯例；《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而作为天子，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军队。而南京距离北方边境千里之遥，是很难控制住军队的。在远离首都的地方布置军队，唐朝时早有前车之鉴，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后期的河朔三镇割据，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作为历史上有名的雄主，朱元璋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早在洪武元年，北方初定之际，朱元璋就起了迁都之心，只不过由于群臣的反对而暂时无法实行。所以朱元璋想出来两条权宜之计，其中一条便是设立藩王，设立藩王有这几点好处：
首先，藩王乃是皇帝近亲，只要不是太傻，很容易压制军中的野心家，然他们无法形成势力；
其次，藩王们普遍年幼，在军中建立威望尚需时日，自己要反，一时间内很难有所异动；
最后，藩王们面对自己是父子，面对朱标是兄弟；以子背父，是为不孝；以弟叛兄，是为不悌。在古代的道德环境下，不孝不悌之人，怎能凝聚人心呢？
另一条方案便是分步迁都北方；早期群臣们反对迁都，核心原因是朱元璋的开国功臣，都是淮泗之人，势力和家业都在南京附近，自然不愿迁移。当然，这个理由是上不了台面的，他们给出的理由大致有这么几条：
第一，今天下初定，民众需要休养，不宜大兴土木，而南京有吴王宫殿，可以节约民力。
第二，今北方初定，开封，洛阳，西安一带民众困苦，百业萧条，不宜作为首都。
这两条提的是冠冕堂皇，连朱元璋也想不出反对的意见来，只能放弃直接迁都，改为营造中都，朱元璋给出的理由自然也是大义凛然的：
第一，凤阳紧邻淮河，靠近中原，对北方用兵时，也有节约许多民力；
第二，凤阳乃是朱元璋的故乡，像尧舜禹这些古代贤君，都把首都设在家乡，朱元璋效法三代，自然要营建中都。
再加上凤阳是淮河流域，比南京更靠近明朝功臣们的老家，在朝庭群臣，自然掀不起反对声浪；洪武二年，中都工程正式开始，由左丞相李善长主持。但迁都凤阳终不是朱元璋的本意，再加上国库紧张，洪武七年起，朝廷逐渐停止了中都工程。
此后朱元璋先后考察了开封，洛阳，西安三个城市；朱元璋晚年，最中意的是西安，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派太子朱标，考察关中，准备迁都西安。然而，第二年朱标逝世，朱元璋不得不把中心，放到为孙子朱允炆铺路上，迁都之事只得作罢。
个人认为，若是朱标不死，朱元璋十有八九会效法唐汉，在西安或者洛阳设立陪都。由太子坐镇陪都，同时，将给予藩王们的军权逐步收回，交由太子一体总揽，只不过这个计划被朱标的早死而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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