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是否有显性或隐性的“政治正确”？
在中国，我们确实能观察到一些类似“政治正确”的现象，不过它不像西方语境下那样，有着一套明确、公开讨论的规范和历史渊源。中国的这些“正确”更多是隐性的、在文化、历史叙事和权力结构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并且其核心驱动力与西方有所不同。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深入探讨：
1. 历史叙事的“正确”：
革命叙事的主导地位： 中国现代史的核心是一场推翻旧秩序、建立新国家的革命。围绕这场革命，形成了一套主流的叙事，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胜利、牺牲精神、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这个框架下，对革命的赞美、对党的领导的肯定，是“政治正确”的基础。任何质疑或挑战这种核心叙事的声音，很容易被视为“不正确”。
“历史虚无主义”的禁忌： 官方强调不能“虚无化”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这意味着，对某些历史事件（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的讨论，必须在官方框架和结论下进行。过度地、不加约束地批评或否定这些历史，可能会被视为“不符合主流价值观”或“煽动对历史的错误认知”。这形成了一种隐性的“正确”，即要尊重和维护官方认定的历史叙事。
民族主义情绪的引导： 民族复兴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语境下，国家强大的叙事、对外国干涉的警惕、对中华民族优越感的强调，都成为一种“正确”的表达方式。比如，在国际关系上，任何批评中国的行为，很容易被国内舆论解读为“西方敌对势力”的打压，支持国家立场、反对外部批评，就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集体情绪。
2. 社会价值导向的“正确”：
集体主义至上： 尽管改革开放带来了个人主义的兴起，但整体上，中国社会仍然强调集体主义。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利益往往被置于优先地位。这种价值取向影响着人们的言行，比如在社会事件中，呼吁“理性”、“顾全大局”等，往往比个人主义的呐喊更容易被接受。
家庭观念的强化： 孝道、家庭责任等传统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很多场合，对家庭的尊重和对亲情的强调，是社会认可和鼓励的。
“正能量”的推崇： 官方和媒体经常倡导“正能量”，鼓励人们积极向上、乐观奋斗、回报社会。这种“正能量”的表达，往往是指那些正面、积极、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言行，而对社会阴暗面或负面情绪的过度渲染，则可能被视为“不和谐”或“传播负能量”。
对“西方糟粕”的警惕： 伴随改革开放，中国也在警惕和抵制一些被认为是“西方腐朽思想”或“价值观输出”的内容，比如过度强调个人自由、西方民主模式、某些西方文化现象等。这种警惕本身，也形成了一种“正确”的界限，即需要辨别和抵制对国家发展不利的外部思想。
3. 政治权力与“正确”的关联：
维护政权合法性的“正确”： 最根本、最核心的“政治正确”，在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国家政治稳定。任何直接或间接挑战这一基础的言论或行为，都会触及最敏感的神经。
“低调”与“不惹事”的生存策略： 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一种“隐性”的政治正确。他们会主动规避可能引发麻烦的话题，或者在表达观点时，会选择更加委婉、间接的方式。这种“不惹事”的姿态，实际上是一种对潜在风险的规避，也是一种适应性的“正确”。
精英阶层的“自我审查”： 知识分子、媒体从业者、企业家等社会精英，在公开场合的言论，往往会经过更多的“自我审查”。他们深知哪些话题可能触碰红线，哪些表达方式更容易被接受。这种“自我审查”是为了避免个人、单位或机构遭受不必要的麻烦，也间接塑造了公共话语的空间。
“风向”的敏感性： 很多时候，“政治正确”并非是固定不变的铁律，而是会随着政策导向、社会思潮和权力意志而动态调整。人们会非常敏感地捕捉和适应这种“风向”的变化，并调整自己的言行。
与西方“政治正确”的区别：
根源不同： 西方的“政治正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少数族裔、性别、性取向等历史上被边缘化群体的权利保障和尊重的呼声，强调包容性和平等。而中国的“正确”则更多与维护国家稳定、历史叙事、意识形态统一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相关。
公开性与法律性： 西方的“政治正确”常常是公开讨论和辩论的对象，有时甚至有相关的法律条文作为支撑。中国的“正确”则更多是约定俗成的，更多体现在文化、宣传和政策的引导中，其界限可能更加模糊，也更依赖于解释权。
强制性与自觉性： 西方的“政治正确”有时会表现出较强的强制性，违反者可能面临舆论谴责甚至法律后果。中国的“正确”，虽然也有强制执行的一面（如法律和宣传），但在更多情况下，更多的是一种融入社会氛围后的“自觉”行为，是一种生存智慧。
总而言之，在中国，“政治正确”不是一个被明确定义和挂在嘴边的概念，但它确实以一种隐性的、渗透性的、与历史叙事、社会价值观和政治权力紧密相连的方式存在着。它影响着公共话语的边界，塑造着人们的言行举止，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行为规范。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跳出西方语境的框架，去体会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深入探讨：
1. 历史叙事的“正确”：
革命叙事的主导地位： 中国现代史的核心是一场推翻旧秩序、建立新国家的革命。围绕这场革命，形成了一套主流的叙事，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胜利、牺牲精神、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这个框架下，对革命的赞美、对党的领导的肯定，是“政治正确”的基础。任何质疑或挑战这种核心叙事的声音，很容易被视为“不正确”。
“历史虚无主义”的禁忌： 官方强调不能“虚无化”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这意味着，对某些历史事件（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的讨论，必须在官方框架和结论下进行。过度地、不加约束地批评或否定这些历史，可能会被视为“不符合主流价值观”或“煽动对历史的错误认知”。这形成了一种隐性的“正确”，即要尊重和维护官方认定的历史叙事。
民族主义情绪的引导： 民族复兴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语境下，国家强大的叙事、对外国干涉的警惕、对中华民族优越感的强调，都成为一种“正确”的表达方式。比如，在国际关系上，任何批评中国的行为，很容易被国内舆论解读为“西方敌对势力”的打压，支持国家立场、反对外部批评，就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集体情绪。
2. 社会价值导向的“正确”：
集体主义至上： 尽管改革开放带来了个人主义的兴起，但整体上，中国社会仍然强调集体主义。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利益往往被置于优先地位。这种价值取向影响着人们的言行，比如在社会事件中，呼吁“理性”、“顾全大局”等，往往比个人主义的呐喊更容易被接受。
家庭观念的强化： 孝道、家庭责任等传统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很多场合，对家庭的尊重和对亲情的强调，是社会认可和鼓励的。
“正能量”的推崇： 官方和媒体经常倡导“正能量”，鼓励人们积极向上、乐观奋斗、回报社会。这种“正能量”的表达，往往是指那些正面、积极、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言行，而对社会阴暗面或负面情绪的过度渲染，则可能被视为“不和谐”或“传播负能量”。
对“西方糟粕”的警惕： 伴随改革开放，中国也在警惕和抵制一些被认为是“西方腐朽思想”或“价值观输出”的内容，比如过度强调个人自由、西方民主模式、某些西方文化现象等。这种警惕本身，也形成了一种“正确”的界限，即需要辨别和抵制对国家发展不利的外部思想。
3. 政治权力与“正确”的关联：
维护政权合法性的“正确”： 最根本、最核心的“政治正确”，在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国家政治稳定。任何直接或间接挑战这一基础的言论或行为，都会触及最敏感的神经。
“低调”与“不惹事”的生存策略： 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一种“隐性”的政治正确。他们会主动规避可能引发麻烦的话题，或者在表达观点时，会选择更加委婉、间接的方式。这种“不惹事”的姿态，实际上是一种对潜在风险的规避，也是一种适应性的“正确”。
精英阶层的“自我审查”： 知识分子、媒体从业者、企业家等社会精英，在公开场合的言论，往往会经过更多的“自我审查”。他们深知哪些话题可能触碰红线，哪些表达方式更容易被接受。这种“自我审查”是为了避免个人、单位或机构遭受不必要的麻烦，也间接塑造了公共话语的空间。
“风向”的敏感性： 很多时候，“政治正确”并非是固定不变的铁律，而是会随着政策导向、社会思潮和权力意志而动态调整。人们会非常敏感地捕捉和适应这种“风向”的变化，并调整自己的言行。
与西方“政治正确”的区别：
根源不同： 西方的“政治正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少数族裔、性别、性取向等历史上被边缘化群体的权利保障和尊重的呼声，强调包容性和平等。而中国的“正确”则更多与维护国家稳定、历史叙事、意识形态统一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相关。
公开性与法律性： 西方的“政治正确”常常是公开讨论和辩论的对象，有时甚至有相关的法律条文作为支撑。中国的“正确”则更多是约定俗成的，更多体现在文化、宣传和政策的引导中，其界限可能更加模糊，也更依赖于解释权。
强制性与自觉性： 西方的“政治正确”有时会表现出较强的强制性，违反者可能面临舆论谴责甚至法律后果。中国的“正确”，虽然也有强制执行的一面（如法律和宣传），但在更多情况下，更多的是一种融入社会氛围后的“自觉”行为，是一种生存智慧。
总而言之，在中国，“政治正确”不是一个被明确定义和挂在嘴边的概念，但它确实以一种隐性的、渗透性的、与历史叙事、社会价值观和政治权力紧密相连的方式存在着。它影响着公共话语的边界，塑造着人们的言行举止，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行为规范。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跳出西方语境的框架，去体会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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