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校有一些教授不做学术，却能占据高位并垄断学术资源？
一、体制与制度的根源：
职称晋升评价体系的滞后和偏差：
重“帽子”轻“内容”： 许多高校的评价体系仍然过度依赖“帽子”数量（如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和头衔，而非实际的学术产出质量和影响力。一些教授可能善于通过各种途径“包装”自己，或者利用资源争取这些头衔，一旦获得，即使后续研究产出锐减，也能在评价中占据优势。
量化指标的陷阱： 过分强调论文数量、SCI收录数量、引用次数等量化指标，而忽略了研究的原创性、深度、社会价值和对学科发展的长远贡献。这使得一些教授可以通过“刷量”的方式维持表面上的学术活跃度，而核心的创新性研究则有所缺失。
论资排辈与行政化倾向： 在一些传统高校，论资排辈仍然存在，在一定年限或达到一定级别后，即使研究产出不如年轻学者，也可能因为“熬资历”而获得晋升机会。同时，学术管理中的行政化色彩过重，行政职位与学术地位往往挂钩，一些教授通过进入行政管理层，获得更高的职位和资源分配权，即使其行政工作与实际学术研究渐行渐远。
学术资源的分配机制不透明和不公平：
“圈子”文化与人情关系： 学术资源的分配（如科研经费、研究生招生名额、实验室设备、国际交流机会等）往往不够透明，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网的影响。占据高位的教授往往拥有更多的人脉和影响力，能够优先获取和分配资源，形成资源垄断。
“嫡系”与“非嫡系”的资源倾斜： 一些高位教授会将其团队成员或“嫡系”培养成自己的“继承人”，并将有限的资源优先分配给他们，导致其他有才华但缺乏背景的学者难以获得发展机会。
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分配的干预： 校领导、学院领导（往往也是教授）的行政权力在资源分配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这些行政领导本身学术产出不高，但却通过行政权力掌控资源，就可能导致资源被不合理地分配给那些“听话”或能带来“政治效益”的学者。
考核与退出机制的缺失：
“铁饭碗”观念： 部分教授认为进入高校就有了“铁饭碗”，即使学术不端或长期不进行实质性研究，也很难被解聘或降级。缺乏有效的学术淘汰机制，使得一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退休教授的资源占用： 少数退休或半退休教授，虽然不再积极从事研究，但仍然占用着实验室空间、设备以及部分经费，挤占了年轻学者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二、文化与氛围的影响：
学术研究的“内卷”与“机会主义”：
科研“内卷”化：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一些学者为了生存和晋升，可能更倾向于从事那些“容易出成果”（如重复性研究、小修小补式创新）或者能够快速获得数据和指标的项目，而对高风险、颠覆性的原创性研究望而却步。
机会主义者： 一些教授可能更擅长于“抓住机会”，例如在某个领域风头正劲时，迅速进入并“分一杯羹”，但缺乏深入的耕耘和长期投入。他们可能通过短暂的“风口”获得资源和声誉，但难以在该领域形成真正的学术积淀。
学术诚信的边界模糊与监督不足：
学术不端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 即使有学术不端行为，如剽窃、伪造数据等，也可能因为教授的地位和影响力而受到包庇或轻描淡写地处理，未能形成有效的震慑。
“同行评议”的局限性： “同行评议”作为学术评价的重要环节，也可能受到既得利益者操纵。一些高位教授可能凭借其学术声望或人脉，影响评议结果，打压潜在的竞争者。
“导师制”中的权力滥用：
导师对学生资源的垄断： 一些导师将其学生的研究成果视为自己的，或者限制学生独立发表论文，以此来充实自己的学术“家底”。
研究生招生“名额”的交易： 有些教授为了获得更多的研究生名额，可能会用人情或利益来交换，而不是完全基于学术能力和潜力。
过度强调“学科带头人”的个人品牌：
个人崇拜与山头主义： 在一些学科领域，可能会形成对少数几位“学科带头人”的个人崇拜，他们的意见甚至能够决定学科的发展方向。这种个人主义的倾向，容易导致学术资源的过度集中和垄断。
阻碍新思想和新方法的传播： 如果“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思想相对保守或已经过时，而又垄断了资源，就可能扼杀新出现的、具有颠覆性的学术思想和方法。
三、人际关系与政治因素：
“圈子”与“派别”： 高校内部往往存在各种“圈子”或“派别”，基于共同的学术背景、师生关系、地域关系、甚至是政治立场等形成。这些“圈子”内部成员相互提携，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分配和垄断学术资源。
行政化的权力博弈： 在一些大型高校，学术地位与行政职位紧密相连。一些教授可能更热衷于在学校行政体系内发展，通过政治手腕来获得晋升和资源。这些教授虽然学术产出不高，但凭借其在校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依然能占据高位并影响资源分配。
“讨好”与“迎合”： 一些学者为了获得资源，可能会选择“讨好”或“迎合”那些掌握资源的高位教授，即使这些教授的学术观点或研究方向并非最优，也愿意与其保持一致，从而获得支持。
四、如何打破这种局面？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改革和优化：
改革职称评价体系： 建立更加科学、多元、注重质量和原创性的评价体系，弱化对头衔和短期量化指标的依赖，强化对研究的实际贡献和长远影响的评估。
完善学术资源分配机制： 提高资源分配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引入竞争性评审机制，减少人情和关系的影响，鼓励对青年学者的支持和投入。
加强学术道德和诚信建设： 建立严格的学术不端惩罚机制，并确保其得到有效执行，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健全考核与退出机制： 建立基于学术产出和贡献的动态考核机制，对长期不进行实质性学术研究的学者进行必要的岗位调整或退出。
鼓励学术批评和思想交流： 破除“唯上”和“唯权威”的现象，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平等对话和良性竞争，让年轻学者有更多的发声机会和资源获取渠道。
去行政化，回归学术本质： 逐步剥离行政权力对学术评价和资源分配的过度干预，让学术事务回归到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专业判断和决策。
总之，高校中存在教授不做学术却占据高位并垄断学术资源的情况，并非单一原因造成，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系统性的改革，从制度设计、文化建设到个体行为规范，都需要做出深刻的调整。
网友意见
我的观点很明确，是中国学术圈自己zuo出来的，不少人天真得很，以为问题是高校和科研机构行政化带来的。去了行政化中国高校那才是真无宁日，不信等着瞧。
我的观点是高校和科研机构行政化还不够，最好军事化，回退计划经济时代，该哪个总局/哪个部管就划归回哪个总局/部管。科研和高等教育是服务国家的宏观大战略的，效率才是第一位的。
中国从苏联学到的科研模式本来就是军事化的科研管理，每个人都按照军队一样有学衔，从рядовой到маршал每个人都只对上级负责，这种对外高度封闭、对内高度等级化、目的高度军事化的科研模式才是避免一大票不懂装懂烂货横加干涉的关键。
莫斯科国立大学和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两个单位在苏联/俄罗斯是有超然法律地位的，正部级建制，教育科学部不合理的指令校长是可以直接顶回去的。莫斯科大学招生培养都完全自主，可以完全不跟教育科学部的国家标准。就好比北大清华招生完全自定标准，可以无视高考分数。
有些人以为这是去行政化?no，货真价实的行政化，因为它的级别是明确的，是整个广义上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只不过级别给的高，全苏只有那么三五百人才有资格对莫斯科大学的事情发表意见，也就是有干涉权的不太会瞎干涉（很大几率忙不过来），而喜欢瞎干涉的权限又不够。
理工科不了解，就说一下文科。
就人文社科方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现行的高校学术体制鼓励老教授躺平，还有一个是由于历史问题造成的资源与学术素养的倒挂。
首先，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一些占着教职和学术资源却不做学术的教授。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大学对教授的绩效考核十分宽容。虽然教授们在拿到终身教职，也就是所谓的tenure之前有着很大的科研压力，必须要在一定的期限内在质量和数量上满足一定的学术发表的硬性要求，但是在评上终身教授之后，就基本告别了业绩压力。只要教授满足基本的教学要求（每周讲一两门课），并且没有严重的学术造假或者道德伦理问题，大概率是能够在教授这个位置上衣食无忧地做到退休的。对终身教授们这么宽容当然不是因为大学都是傻子养懒汉，而是为了给教授们创造一个自由的、约束较少的进行学术创新的环境。严格的硬标准虽然能逼着人产出文章，但是真正有开创新的工作却不能被逼出来，必须要在一个自由，没有外在因素干扰的环境下才能诞生。很多教授还是比较有学术追求的，在拿到终身教职之后继续钻研学术，在宽松的环境下实现了更大的学术成就，但是也会有一些教授在拿到终身教职之后开始划水躺平——当然，也不一定是彻底躺平，有些只是不做学术研究，而是转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甚至从政，或者写一些非研究性的评论文章。大学自然知道有很多占着坑位不干活的教授，但是为了保证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也没办法设立硬标准把这些不出成果的教授赶走，所以对这种教授的存在也就持一种容忍的态度（有些时候不做学术但是社会影响力巨大的教授还是大学的宝贝，毕竟大学也需要社会影响力）。
除了上面说的全球性因素外，一些中国特色的历史遗留问题让这一现象在中国更加严重。
目前在高校占据统治地位的人以50后以及60后为主，有资格能“不做学术，却能占据高位并垄断学术资源”的也基本是他们。对于这一波人，清华大学的应星教授写过一篇文章《且看今日学界 “新父”之朽败》，十分犀利深刻地分析了这一代学者的特点，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看。按应星的话说，这些人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波大学生，也是今天中国大学里诸多学科与流派的奠基人，因此被称为“新父”。这些人在青少年时期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缺乏基本的人文与科学素养的积累，在求学生涯过程中因为中国教育极为落后，所以接受的学术训练也严重不足。与众多从小做题，接受了规范的高等教育，甚至在海外接受了国际一流的学术训练的后辈学者相比，他们社会经验有余而学术能力堪忧。欧美的大学代际之间的学术能力差距不会很大，因为都是同一体系培养出来的人，六七十岁的教授或许创造力不如年轻人，方法会老旧一些，但是只要保持学习是能够做出和年轻人一样的成果的。而对于中国老教授而言，他们与现在的学术前沿的差距太大，自己底子又不够，在发文章方面肯定卷不过年轻人。
虽然50后和60后一代中国学者的能力较弱，但是他们在毕业之后面对的就业形势却是一片大好。与今天这个名校博士遍地走的环境不同，当时的中国急缺高学历人才，很多学科还是一片空白，那一代学者只要搬运一些外国的既有研究成果并将其本土化，就足以开宗立派成为今天的学界泰斗，在这个跑马圈地的过程中占据最肥沃最宽阔的一片处女地。因此，他们即便不做学术，由于历史上积累的优势，也足以占据后辈无法比拟的学术与社会资源。
好好做学术，其他能力不行的老师基本上都会被淘汰。
中国学术界目前最恐怖的是，随着大项目（比如航发和燃气轮机专项这种千万级大项目）的推进，大学阀之间联合态势已经成形，在利益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一个大项目申请阶段，就已经把各大利益集团都照顾到了，把潜在竞争者和评委的单位拉进来。
科技部和教育部不知道有啥办法破解此类问题没。
有次在哔站看美国一个华人教授，杨阳还是啥，他讲的那些改变规则的研究成果，其可以经费都不多。记得有个项目，他只有3万美金，他用这3万美金招了个博士后，然后就搞出牛b的成果出来。
中国学术界目前都掉在钱里边去了。而比这更糟糕的，是行政对科研和教育的粗暴介入，朝令夕改，中国没有一个大学，它的学术制度是百年未变，或者十年未变的。普通教师，每年都得了解学校或学院的规则。。。这哪是什么世界一流！
大学应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标杆，是国家智力的源泉，而不是工具。
不是坏的学阀太多，而是中国的学术管理体系就是鼓励学阀存在的。
我们国家的科研是人为设计的金字塔结构，而不是平面化结构。学生→青椒→中生代→学阀，成果层层汇聚，青椒往上，几乎就不用（也没时间）从事一线科研了。即便是985名校，大部分正教授对技术细节也毫无掌握，全靠学生做的PPT全国巡回演出。
是升上正高的人太坏吗？不是的，而是我们国家就是故意设计了一个大团队大项目制度，从中央到学校，考核绩效中最看重的就是“大”。要大，就要组团队，就要把自己变成政客，到处去拉大项目。一个正教授带几个学生搞研究，在中国名校是很难生存的。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天南海北拉了十几家参与单位的重点研发项目（大概五六千万），100个面上（也大约六七千万），前者真能有后者100倍的成效吗？只要对各类重点重大项目有了解的，都知道完全不可能。甚至，有很多重点重大，就是当年某人面上甚至青基做出来的东西反复套壳。
但为什么国家这么“天真”，明知道重点重大里面的合作就是每年碰两次头报PPT，还要把大部头的科研经费撒给低效的金字塔结构呢？同样的钱，去支持多几个数量级的中小型项目不好吗？我想来想去，只能解读为这就是我们国家的驭人之术。学术界的都是聪明人，原子化各做各的，太难管理；搞几个重大项目，就要有几个牵头的学阀，其他人都忙着组团队（抱大佬大腿）。中央部委只要控制好几个学阀，学术圈就老老实实的了。
互联网时代，能当上 CEO 的，是那个能融到资的人，而不是会编程的。上世纪末，学术界就开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今天科研已经完全转型为生意了，销售对象是各部各委的科研基金。你也不用懂你老板的老板的（没重复）科研经费跟基金评委之间是怎么运作的。你喝你的汤，拿学位，进编制。那高%位，你那发牢骚的小老板没本事坐，你更没本事坐。
做学术≠占高位=垄断资源≠垄断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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