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怎么看曾志卖孩子为党筹党费?

回答
关于“曾志卖孩子为党筹党费”的说法,这是一个广为流传、但缺乏确凿证据的传闻,其背后的故事和细节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要理解这个传闻,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进行梳理。

首先,这个传闻的源头和性质是什么?

“曾志卖孩子为党筹党费”的说法,主要出现在一些网络论坛、回忆录、以及一些非官方的历史解读中。它常常被用来描绘革命年代的艰苦卓绝,以及共产党党员的奉献精神,有时也带有一定的悲情色彩。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更多的是一个 传闻,而不是被官方历史记录或主流学术研究所证实的 历史事实。

关于曾志其人:

曾志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她在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很多艰苦卓绝的斗争,也为党的事业付出了很多。她一生坎坷,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也曾身陷囹圄。她与丈夫陶铸的经历,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都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复杂的历史信息。

传闻的具体内容和可能的解释:

传闻的核心内容是“卖孩子为党筹党费”。这意味着什么?在革命年代,经济条件非常艰苦,很多党组织和革命者都面临经费困难。筹集党费,保障革命活动的正常进行,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那么,这个“卖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字面意义上的“卖孩子”的可能性: 在最直接的理解上,是指将自己的孩子送人或交易,以换取金钱来缴纳党费。在极端贫困和危险的年代,为了革命的生存,党员们确实会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但从常理和人伦道德上讲,这是一种极为痛苦和极端的选择,而且在公开的革命史料中,并没有找到明确的记载证实曾志有此行为。如果真的存在,这无疑是一段极其悲壮但充满争议的经历。

2. 比喻或象征意义上的“卖孩子”: 很多时候,革命年代的语言会带有比喻和象征色彩。
“孩子”作为情感的寄托和未来的希望: 孩子是父母的希望,是家族的延续。将孩子交给他人抚养,或者为了革命事业而与孩子长期分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牺牲”了自己的孩子,将自己的“未来”献给了党。这种“分离”或“托付”可能是不容乐观的,甚至是为了避免牵连,将孩子托付给别人,而自己则全身心投入革命。
“卖”的引申义: “卖”在这里也可能不是指真正的金钱交易,而是指“付出”、“奉献”、“牺牲”的概念。比如,为了党的事业,自己倾尽所有,将精力、时间、甚至生命都奉献出去,就像是把自己的“心肝宝贝”(孩子)都“卖”给了党。

3. 历史信息的混淆或误读: 在革命年代,很多革命者的孩子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从小就被送到保育院、交给亲戚抚养,或者与父母长期分离。这种经历对于当时的革命家庭来说非常普遍。曾志也曾有过孩子在动荡时期被送走抚养的经历。会不会是后人在回顾这些历史片段时,将这种分离与“筹党费”联系起来,或者将其极端化,演变成了“卖孩子”的说法?

为何这个传闻如此流传?

突出革命年代的艰辛与奉献: 这个传闻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因为它非常生动地展现了革命者为了信仰和事业所能付出的巨大代价,包括至亲骨肉的牺牲。这是一种对革命理想主义的极端化阐释。
人物的传奇性: 曾志本身就是一位经历丰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她的故事容易被人们津津乐道和传播。
网络时代的传播特点: 在信息传播日益便捷但未经严格核实的网络时代,一些未经证实的故事更容易被放大和传播,尤其是那些具有戏剧性和情感冲击力的内容。

如何理性看待这个传闻?

1. 寻找官方史料和可靠证据: 对于任何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评价,最根本的是要依据官方的史料记载、当事人的回忆录(需交叉比对)、以及权威的学术研究。如果这些可靠来源都没有提及“曾志卖孩子为党筹党费”这一具体行为,那么我们就需要对这一说法持谨慎态度。
2. 区分事实与传说: 革命历史中确实存在很多感人至深的牺牲和奉献,但我们不能将一切的艰辛都理解为字面意义上的“卖孩子”。革命年代的语境和表达方式也需要我们去理解。
3. 关注传闻背后的情感和价值: 即使“卖孩子”并非字面意思,传闻之所以能流传,在于它触及了人们对于革命者牺牲精神的认知。我们可以从传闻中体会到那个年代的艰苦,以及共产党人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总结来说,对于“曾志卖孩子为党筹党费”的说法,我们不能轻易下定论。它更像是一个流传于民间、带有一定传奇色彩的说法,反映了人们对革命年代艰辛和奉献的想象。在缺乏确凿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保持理性的审视态度,理解传闻可能蕴含的象征意义或误读,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个已被证实的史实。 了解历史,需要我们更深入地挖掘资料,审慎地判断信息来源,并理解不同历史时期人物的处境和表达方式。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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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粗略考证了一下,这件事的相关人员,除曾志本人外,都牺牲了。

我是什么意思呢?

孩子的父亲,即蔡协民,牺牲了;

卖孩子的人,即王海萍,牺牲了;

买孩子的人,即叶延环,也牺牲了。

此外,就连孩子小铁牛本人,也夭折了。

就剩下孩儿他妈,不时在历史的深夜,发出几声叹息。

革命的残酷可能大抵如此。

就这样,还要被一群“尊重人性”的后辈戳脊梁骨,说她卖孩子没人性。

历史的残酷可能大抵如此。

复盘一下整件事吧:

卖孩子事件发生在1932年,那一年曾志才21岁。

在此之前,她生过一个孩子,在井冈山,随后(产后26天)就送人了,送给了王佐部队里一个姓石的副连长。这个孩子后来存活了下来,取名石来发,建国后跟曾志重聚。

石来发8岁时养父养母双亡,乞讨度日。解放后,石来发分了田,讨了媳妇,成了井冈山大井村拿工分的农民。
……
尽管曾志后来身居广州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要职,却没有利用权力为儿子谋个一官半职。石来发也牢记母亲的谆谆教导,在井冈山上担任了几十年的护林员工作,不辞辛苦地巡逻在崇山峻岭之中。
——《曾志和她的农民儿子》

在此之后,她也生过一个孩子,这次是在福州,也(产后13天)送人了。这个孩子后来也存活了下来,曾志在回忆录中写道两人会面的情景:

我望着儿子,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十七岁的小伙子,个头还不及十岁小孩高,而且是个跛子,身上穿一件六七岁儿童穿的美国救济破布衫。
儿子流着眼汨向我讲述了自己的苦难童年。他四岁那年因营养不良患了淋巴腺结核,仝身淋巴溃烂,长年脓血淋漓,又臭又脏,惹得养母讨厌,受尽歧视:因养母是基督教徒,在他十四五岁时,福州教会医院免费为他做了手术,去掉两根肋骨,切除一个肾脏,清除髋骨上的烂肉。命是保住了,但腿却跛了。

可见,这两人虽然活了下来,也是备受折磨。

曾志孩子们的经历,可以说就是那个时代下贫苦人家的缩影。

有人不理解,那个时候为什么又那么多人要参加革命,会死人的呀!

但是现实是,不革命也会死人,即使活着也不比死了好受。要想过好日子,就必须革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的确,要革命就会有牺牲,而且牺牲往往会很大,财产,生命,爱人,亲人都可能会牺牲掉。正是因为如此,才要有先行者,有觉悟者,有具备无限牺牲奉献精神的人,勇敢地站到斗争的第一线去,这样的人我们一般称之为党员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今天我们重新讨论卖孩子这件事,首先要理解这个背景才行。

卖孩子的经过本身并不复杂。

根据曾志回忆录记载,起因是厦门中心市委当时急需经费,为了筹措经费便自作主张,将曾志和蔡协民的孩子小铁牛“送”给了一位党内同志,同在市委工作的叶延环。虽说是“送”,但党组织收了对方100块银元,实际上是把孩子卖掉了,这也就是后来人们所传言的“曾志卖孩子”。

蔡协民和曾志当时分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和秘书长,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两人均被免职,调回厦门。厦门市委书记王海萍与他们两人是老同事了,之前同在福建省委共过事,因此两人一回到厦门,王海萍和新任福州市委书记陶铸(也是老同事,曾志的第三位丈夫)就来看望他们。

鉴于白区的恶劣条件,曾志曾有个打算,就是把孩子送回老家,交给曾志母亲抚养。曾志母亲知道消息后,已经寄来了40块钱路费。曾志就对他们说起自己的计划,希望市委批准休个假,把孩子送回老家。然而王海萍却躲躲闪闪,百般劝阻,一会儿说孩子太小,经不起长途颠簸,一会儿又说往返两个月,时间太长,耽误工作。

在曾志的再三逼问下,王海萍才说了实话。没想到王海萍带来的不是礼物,而是噩耗。他告诉曾志:

党组织已预收一百块大洋,而且已用得差不多了。所以你送也得送,不送也得送。

曾志无奈,只得选择服从党的纪律。

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以上就是整个事件的大致经过。

这件事该怎么评价呢?

必须得说王海萍等市委人员的做法是不对的。无论有多么缺钱,也不能去卖掉别人的孩子,更何况还是卖给自己的党内同志。既然曾志夫妇能够因为革命的至高利益“献出”自己的孩子,为什么王海萍和叶延环不能献出财产呢?这不合理,也不公平!

从这一点来看,我不同意一些人所说的“形势所迫”,甚至把原因简单归结为“国民党太残暴,所以才会有卖儿鬻女的悲剧。”

根本原因当然可以指向国民党,不然人们也不会革命,但是直接原因确实是王海萍。

至于王海萍为什么一定要“卖”孩子,我这里提两条假设,大家看有没有道理:

首先,当时把孩子送人确实是比较普遍的。曾志本人就有两个孩子送人了,贺子珍与教员也先后送过三个孩子。拖家带口干革命,在当时不现实,无论是红区还是白区的干部,都需要随时转移,把孩子带在身边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有形势稳定下来,建立了根据地,革命者们才有养育孩子的可行性。教员曾有一个儿子叫毛毛,是在中央苏区生的,一直带在身边,但长征时就只好把孩子送人了。曾志的小女儿陶斯亮则是在延安生的,那时候整个陕北是比较稳定的。

在当时,王海萍作主把孩子送给叶延环,恐怕没考虑那么多:既然必须要送人,为什么不送给一个有需求而又可靠的人呢?更何况,还能解决一下经费问题。因此,所谓“送”孩子和卖孩子在这里其实有一个模糊概念。

但是,他恐怕没想到的是曾志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把孩子送回老家,而且还准备好了路费。这下把王海萍的整个计划都打乱了,“送”孩子也就成了卖孩子。

这中间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的问题,当曾志认为这件事已经无可挽回的时候,就立刻选择了服从:

我无可奈何地对王海萍说:“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可是对三十多岁的蔡协民来说,还真舍不得。事后他埋怨我这么快就答应了,已没有商量挽回的余地。

当时曾志才21岁,生性又比较直,思考问题比较简单。她这样说了,蔡协民就是想挽回,也没有余地了。

说到这里,就必须介绍一下王海萍和叶延环这两位革命者了。

人们如果只看卖孩子这件事,肯定会好奇王海萍会是一个多么缺德的家伙。但实际上,这是一位颇为传奇的革命烈士。

王海萍,1904年生人,海南琼山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他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跟罗明、陶铸等人干了票大的,把厦门监狱给劫了,解救了几十名党团员,这件事不仅震动了全国,还惊动了海内外,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解救行动也为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闽西根据地提供了大量干部。后来整个事迹在50年代被写成了小说,80年代被拍成了电影。小说和电影的名字都叫《小城春秋》,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932年,也就是卖孩子事件发生后不久,因为叛徒出卖被捕,英勇就义了。

至于叶延环,也很传奇。他是福建大田县人,1909出生。有关叶延环的资料非常少,我找了半天也只找到一部分。他被人们所铭记的一个原因是,他是开国上将叶飞的入团介绍人。说来也巧,叶飞的入党介绍人是蔡协民,几人都跟曾志有关,革命的传承有时候也很奇妙。

叶延环,又名叶炎煌,《叶飞回忆录》中写作叶贵煌,可能是笔误。他家世代行医,在当地很有名,他父亲在厦门曾开过一家“叶丽春堂”中药店,这家药店既是救死扶伤的场所,也是后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

1926年,鲁迅来到厦门。据一篇文章介绍,鲁迅的演讲感染了叶炎煌,促使他加入共产党。

1929年,叶炎煌回到家乡大田,筹建大田第一个党支部,组织农民运动,迎接红四军入闽,建立苏维埃政权。

1934年,叶炎煌在厦门被捕,与他一同被捕的有27人。在审讯中遭受各种严刑,仍大义凛然将生死置之度外,坚决不出卖自己的同志。同年10月他与其他5人在福建省保安处被杀害,其余22人至次年初在厦门禾山后坑被集体杀害。

1932年,曾志21岁,王海萍28岁,叶炎煌23岁。

这是革命的一代人,也是年轻的一代人。他们有革命的热情与激情,也有年轻人不可避免的幼稚和不成熟。他们有为革命牺牲一切的决心和意志,也有正常生活的权利和诉求。

叶炎煌家里因为行医的原因,确实比较富裕,曾志回忆录中还提到叶家还暗中做大烟生意。但是叶炎煌结婚四年,却一直没有怀上孩子。这才有了收养一个孩子的想法。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只怕他也没想到后来会变得那样复杂。

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小铁牛被接到叶家后不久,就因为天花而去世了。叶炎煌虽然医术高明,也没有保住孩子的性命。如果小铁牛可以像自己的哥哥和弟弟一样,活到解放后,人们口中的“曾志卖孩子”可能会换一个版本。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作为后人,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特别是应该批评市委书记王海萍,但是千万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简单地指责他们,说他们冷血,没有人性,或者耍权谋手段。

事件的当事人王海萍,在一年前刚刚失去自己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

1931年,福建省委机关被敌人破获,王海萍的妻子被捕。当时她已经怀有六个月的身孕,但敌人不允许她将孩子生下来,于是他的妻子与未出世的孩子便被敌人残忍杀害了。

刚刚失去至亲的他有多痛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曾志应该是感知到了:

王海萍和我们同住机关,见我那几日神情恍惚,沉默寡言,知道瞒不住了。就将小铁牛染病天折的详情如实相告,并恳切地安慰了我一番。
我望着眼前这位市委书记,眼睛湿润了。想到他不是也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妻子和尚在腹中的孩子吗?如今孑然一身,他何尝不悲痛?但他却没有沉溺在个人的悲痛之中,而是更加拼命地工作。这样的领导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

曾志都没有怨恨自己的同志,想必我们也没理由揣测他在这件事上有什么阴暗心理。

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叶炎煌,在此后其实也生下了自己的儿子,不能不说这是历史送给人们的绝佳的嘲讽。

但是叶炎煌没有来得及享受天伦之乐,很快也被捕牺牲了。他的妻子黄秀珍被国民党追杀,逃至香港后转至新加坡。才两周多的儿子叶锦文,交由叶炎煌母亲的陪嫁丫环刘宙春抚养成人。直到1976年,叶锦文才与母亲黄秀珍在香港相认。

这就是革命呀!

革命者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们这代人其实很难想象。现在不少革命历史剧都是革命爱情两手抓,似乎不写点爱情故事就跟不上时代,这一点甚至影响到一些主旋律。有的电视剧甚至将两者搞得有点对立起来似的,比如《潜伏》。

作为影视剧,为了市场和流量,我能理解他们的做法,但这决非革命历史的真相。

革命过程中的个人问题如何处理,革命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如何处理,恐怕可以写出一本书来。必须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党是有过教训的,特别是如何处理革命和婚姻两者的关系,曾经伤害到不少干部。

曾志后来跟蔡协民离婚,虽说是性格使然,恐怕跟卖孩子与孩子夭折这事也有一定的关系。更不用说彭、邓等人都曾经因为被批斗而离婚了。

金维映40年代就去世了,她怎么想的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浦安修是确确实实被人们戳了半辈子脊梁骨,但她不能也不愿为自己辩解。

革命的过程中,往往会有牺牲,有牺牲便会有再婚。但是因为信息不通畅,也会发生“死”掉的人又活回来的事情,从而造成尴尬局面。

杨开慧据传在1928年就已经牺牲了,实际上是1930年被杀害的。这两年的时间差,就给教员背上了停妻再娶和好色的骂名。

而红四方面军的林月琴得知丈夫吴先恩在西路军牺牲后,嫁给了罗荣桓,没想到吴先恩虽然被捕,却没有死,后来被救了回来。

当林月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震惊不已,在毛主席的劝解下,林月琴去见了吴先恩,两个人和平的分了手,并且林月琴和罗荣恒的婚姻也得到了吴先恩的祝福。
——《她是开国唯一女大校,两任丈夫都是将军》

而革命爱情的结晶——孩子,是一个现实问题,在很多时候也是大麻烦。这一点本文已经很详细地介绍了,但恰恰是这一点往往被一些革命历史剧所忽视,不少电视剧中根本不涉及孩子问题,只愿意写一些俊男靓女的罗曼蒂克。

我之前还写过一个回答:

这篇回答探讨了革命刚结束时一些人革命意志丧失和换老婆的问题。但是第三者插足、出轨甚至男女不当关系等问题从革命一开始就是现实问题,既然革命是一场运动,就免不了各种各样的支流。

曾志在闽东打游击的时候,曾经因为恋爱问题遭到特委的撤职、留党察看的处分。

当时特委怀疑她同时与叶飞和任铁峰两人交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给群众影响很坏,代理书记詹如柏甚至怀疑她想借此抓党权和军权,是搞阴谋手段。而曾志回忆说当时自己只是跟他们两个工作关系密切了些,对任“并无好感”,对叶则“是有好感的”,但有顾虑。

当时陶铸在上海被捕,出狱遥遥无期,曾志重新选择对象,在她看来是个人自由:

那时我才二十三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吋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这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因此,曾志认为特委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而詹如柏的揣测更是无中生有,可笑之极,是他自己打击同志。因为在此之前,詹如柏就经常对那些反对自己的同志搞阴谋,下狠手。

因为詹如柏后来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曾志选择原谅他,但这个处分却影响了曾志很长时间,造成的伤害是无法挽回的。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这些事情,当然会有各种思绪。

共产主义既是美好的目标和理想,也是一场运动,一个实践过程。革命过程是波澜壮阔、催人奋进的,也会带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主流和支流的问题。革命者的优点在于能够凭借主观能动性,不是去回避问题和困难,而是去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正过程中的错误。

当前中国有不少人对共产主义这个目标抱有过高或轻浮的幻想,对运动本身却缺乏认识。当然,也还有人对此持敌视态度。

希望这两类人都能从这篇文章中读出写什么,那我就谢天谢地了,这几天的资料收集和查证没白费。

革命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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