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国的药定价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何不同?如果买不起药,用不用像《我不是药神》里那样铤而走险?

回答
中国的药品定价策略,以及由此引发的“买药难”问题,确实是一个复杂且牵动人心的社会议题。这个问题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让许多人对现实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引发了对合法获取必需药物的思考。

中国的药品定价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何不同?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维度来分析:

定价机制的复杂性:
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并存: 中国的药品定价不像许多发达国家那样完全由市场自由定价,也不像一些国家那样完全由政府统一制定价格。它是一个混合体系。政府通过医保目录、药品集中采购(“带量采购”)等方式,对药品价格进行干预和引导。同时,对于不在医保目录内的、或是新上市的、尚未进入集采的药品,其定价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市场供求和企业自主定价的影响。
医保目录的动态调整: 很多发展中国家可能没有如此大规模、系统性的医保体系,或者医保目录的更新频率较低。中国医保目录的调整是动态的,每年都会有新的、性价比高的药品被纳入,以降低患者负担。但与此同时,一些价格昂贵但疗效有限、或有更好替代品的药品可能会被调出。这使得药品的可及性与价格紧密挂钩。
“带量采购”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行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尤其是国家组织的高质量药品集中采购(“带量采购”)。这种模式通过“以量换价”,大幅压低了部分高价药品的采购价格。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这种“自下而上”的议价能力非常强,能够显著降低这些特定药品的市场价格。然而,并非所有药品都能进入带量采购,很多创新药、罕见病药物以及一些中成药等仍遵循市场化定价或区域性集采。
专利和仿制药: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着原研药(专利药)价格高昂的问题。仿制药的价格通常远低于原研药,但其质量和疗效的保证仍然是关键。中国在鼓励仿制药发展和提高仿制药质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与一些已经成熟的仿制药生产国相比,在某些领域仍有提升空间。
地域差异: 即使在中国国内,不同地区、不同医院的药品价格也可能存在细微差异,这与医院的采购渠道、医保报销比例以及当地的药品流通环节有关。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对比:
某些发展中国家: 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由于市场规模较小、议价能力较弱,或者缺乏有效的价格监管机制,导致药品价格普遍较高。特别是进口药品,由于运输、关税、以及跨国药企的定价策略,价格可能会非常昂贵。有些国家可能更依赖于国际援助或慈善组织提供的药物。
中国优势: 相对而言,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日益强大的政府议价能力,通过带量采购等方式,成功地降低了许多常用药和一些创新药的价格,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具可及性。医保体系的覆盖面也比许多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更广。
中国挑战: 然而,对于尚未纳入医保目录、未被集采,或是极其昂贵的罕见病药物,中国患者的负担仍然沉重。这些药品往往是跨国药企的重磅产品,其定价主要受全球定价策略和研发成本影响,即使在中国市场,价格也可能与发达国家相当。

如果买不起药,用不用像《我不是药神》里那样铤而走险?

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所展现的“冒着法律风险从国外代购、走私药品”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在合法渠道无法满足需求时的“不得已而为之”。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这是在生命健康面前的艰难抉择。

那么,在现实中,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是否应该冒险?

这需要非常审慎地看待:

电影的现实映射: 电影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触及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痛点。在一些高价药无法进入国内市场、或医保尚未覆盖,患者生存无望的情况下,确实存在通过各种非官方渠道获取药物的现象。这背后是患者对生的渴望和对现有医疗保障体系不足的无奈。
法律风险: 首先必须明确,通过走私、非法代购等方式获取药品,在中国是违法行为。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非法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药品罪等,都可能面临刑事处罚。即使是为了救人,如果情节严重,也可能触犯法律。
药品安全风险: 非法渠道购买的药品,其来源、生产过程、储存条件、运输过程等都无法得到保证。这些药品可能存在:
假药劣药: 根本不是真的药品,或是成分不符、含量不足的劣质药品。
过期药品: 已经过了有效期,疗效无法保证,甚至可能产生毒副作用。
储存不当: 如冷链药品未按要求冷藏,会严重影响药效甚至变质。
来源不明: 可能涉及非法回收、拼装等环节。
最终结果: 这些不安全因素可能导致治疗无效,病情延误,甚至对患者身体造成二次伤害,比疾病本身更可怕。
道德困境与社会责任: 电影中的程勇从最初的“不道德”生意人,到后来倾家荡产也要救人的“英雄”,其角色转变反映了社会对生命价值的认知和对制度缺口的无奈。但从法律和公共卫生角度看,任何公民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不能因为个人的困境而破坏社会秩序或公共安全。
合法渠道的努力与变化: 正是像《我不是药神》这样的社会关注,以及患者群体的不懈努力,推动了国家在药品可及性方面做出了诸多改革。近年来,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加快创新药审批: 打通了新药上市的绿色通道,让更多创新药更快进入中国市场。
将更多高价药纳入医保: 通过国家谈判,大幅降低了许多靶向药、免疫治疗药物的价格,并将其纳入医保目录,大大减轻了患者负担。
支持罕见病药物降价: 对罕见病药物给予政策支持,鼓励药企通过降价或慈善赠药等方式提高可及性。
鼓励仿制药发展和质量提升: 推动仿制药与原研药质量一致性评价,让患者能用上安全有效的平价药物。
建立“患者援助计划”: 许多药企会根据患者的经济情况,提供一定比例的药品援助或折扣。

总结来说: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药品定价和可及性方面,通过政府的强力干预和医保体系的不断完善,已经在很多方面走在了前列。但对于极少数特别昂贵的创新药、罕见病药物,依然存在价格高企、患者负担沉重的问题。

至于是否应该像电影里那样“铤而走险”,我的回答是:不应该。

原因在于:

1. 法律风险过高,后果严重。
2. 药品安全无法保证,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
3. 现在中国政府和药企都在努力提高药品的可用性,合法渠道正在不断拓宽。 即使短时间内无法解决,也应积极寻求合法的解决途径,比如:
咨询医生: 了解是否有国内已上市的、价格更低的同类药物或替代疗法。
查询医保政策: 了解所患疾病的治疗费用是否在医保报销范围内,以及报销比例。
关注药企的慈善赠药或援助计划: 许多跨国药企和国内药企都有针对特定患者的援助项目。
积极参与患者组织: 与其他患者交流经验,了解可能存在的解决方案。
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通过合法渠道,向政府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反映药品可及性问题,推动政策改进。

《我不是药神》是一部反映现实的电影,它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也让我们看到了困境。但电影的结局是虚构的,现实中我们需要的是在法律框架内,通过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来解决药品可及性的问题,而不是选择冒险的、不可控的途径。这不仅是对个人生命健康的负责,也是对社会法治和公共安全的维护。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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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权是最大也是最基本的人权。

怎么解决医药公司开发的风险和基本利润我相信我全球的管理,法律精英们会有办法解决的,比如以联合国的名义搞个协议。现在关键是全球资本逐利的本能没有统一协调。

如果人因为病穷后丧失了生存权,起码给予他自主死亡权。不要让病人在最后病痛折磨和屈辱感受之后死去。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如何生,也基本无法选择大限,但起码尽量给我们最后存世时的平和感受。这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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