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的皇位继承为什么这么奇怪，也没人想改变它吗？
拜占庭帝国的皇位继承，与其说是“奇怪”，不如说是一种在权力斗争和实际需求之间不断摇摆、演变的结果。用“奇怪”来形容，或许是因为我们习惯了欧洲其他封建君主制中相对明确的世袭原则，而拜占庭的继承方式则显得更加混乱和充满变数。至于为什么没人想改变它，那是因为“改变”本身就是一种常态，而他们尝试过的“改变”也并未能带来长久的稳定。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先回到它的起点——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遗赠：继承制的模糊性
拜占庭帝国，说到底，是罗马帝国的延续。而罗马帝国本身，其皇位继承就从未有过一个绝对、清晰的制度。从共和国末期到帝国时期，继承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几种：
军事拥立（Proclamatio per exercitum）： 这是最直接、也最频繁的一种方式。军队，尤其是近卫军，在皇帝驾崩后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会拥立自己认可的将领为新皇帝。这也就意味着，谁能掌握军队的效忠，谁就有可能登上皇位。
血缘继承（Hereditas）： 尽管不是绝对，但罗马皇帝们也倾向于让自己的儿子或家族成员继承皇位，以维护王朝的稳定和合法性。但即便如此，这种血缘关系也常常需要军队或元老院的认可。
收养（Adoptio）： 尤其是在缺乏直系继承人的情况下，皇帝会选择收养一位能力出众的政治或军事继承人。奥古斯都之后的几位皇帝，如提图斯、图拉真、哈德良等，都是通过收养继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帝国的延续性和帝王的素质。
元老院的认可（Senatus consultum）： 在理论上，元老院拥有认可新皇帝的权力，这为继承增添了一层合法性的外观。但在帝国后期，元老院的实际权力已经非常有限。
到了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虽然承袭了罗马的许多制度，但这些继承方式的痕迹依然存在，并且随着帝国面临的内外压力，某些方式的重要性被放大，而另一些则逐渐式微。
拜占庭继承制的“奇怪”之处：
1. 没有明确的“长子继承制”： 这一点是与许多后世欧洲君主制最大的区别。虽然皇帝的儿子往往是潜在的继承人，但这种继承并非自动生效。皇帝的儿子必须得到军队、贵族、教会乃至民众的承认，并且常常需要与兄弟、堂兄弟甚至其他有野心的大臣分享权力，或者在皇帝去世后直接与他们展开争夺。
2. 军事拥立的持续影响： 军队在拜占庭帝国的权力结构中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边境战事的需要、军费的多少、将领的威望，都直接影响着军队的忠诚度。因此，许多成功继位者都是在军事上取得赫赫战功的将领。这导致了“普罗克拉马提奥”（Proclamatio）——即军队拥立——成为一种反复出现的继承模式。
3. “共治皇帝”（Augustus）制度的运用与滥用： 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常常会册立自己的儿子或亲信为“共治皇帝”，目的是确保皇位能在自己死后顺利过渡，或者是在幼年皇帝继位时提供一个摄政者。然而，这反而制造了多个拥有皇位名分的个体，当皇帝驾崩时，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就可能爆发，谁最终能成为唯一的“皇帝”（Basileus）并不确定。
4. 篡位与政变是常态： 由于继承制度的模糊性，以及各方势力（军队、贵族、教会、甚至是民众）对皇帝合法性的潜在影响力，篡位和宫廷政变在拜占庭历史上屡见不鲜。许多皇帝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推翻、流放甚至处死。这使得皇位继承更像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权力游戏，而不是预设的规则。
5. 神权合法性的考量： 拜占庭帝国将基督教奉为国教，皇帝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拥有神圣的权力。这种神权色彩固然为皇帝提供了合法性来源，但也意味着教会（尤其是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影响皇帝册封和合法性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在实际操作中经常被皇帝压制，但总是一个潜在的因素。
为什么没人想改变它？或者说，他们为什么没能成功改变？
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1. “改变”就是维持现状的手段： 对于那些通过军队拥立或政变上台的皇帝而言，现有这种“不确定但有利于我”的继承规则，正是他们上位的关键。他们为什么要“改变”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反而，他们会通过册立自己的继承人、安抚军队等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这本身也是对现有继承模式的“利用”，而非“改变”。
2. 缺乏普遍接受的替代方案： 设想一个绝对严格的世袭制，比如长子必须立即继位，并且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这在拜占庭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权力格局下是难以实现的。
军事力量的制约： 军队随时可以不认账，拥立自己喜欢的人。一个没有军队支持的“合法”继承人，在拜占庭是站不住脚的。
贵族和教会的博弈： 强大的贵族家族和教会势力，如果感觉到某个继承人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就会寻找其他有能力夺取皇位的候选人。
帝国生存的需要： 拜占庭帝国常年处于战争和外部威胁之中。当皇帝去世时，最重要的是迅速确立一个有能力领导军队、维持帝国运转的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能立即获得军队支持的“强者”，往往比一个“合法”但稚嫩或无能的继承人更受欢迎。
3. “改变”的巨大风险： 任何尝试对继承制度进行重大改革，都可能被视为挑战现有权力秩序的信号，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内乱和争斗，这对于一个本就面临外部压力的帝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历代皇帝更倾向于在现有框架内通过“收养”、“共治”等方式来“管理”继承问题，而不是进行颠覆性的改革。
4. “继承”是权力的一部分： 在拜占庭，继承权与其说是制度，不如说是权力分配和争夺的“结果”。拥有强大军事、政治资本的人，就能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继承权”，并最终成为皇帝。这种“谁能拿得到，谁就是继承人”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固定规则”的需求。
5. 惯性与合法性的螺旋： 即使某个皇帝试图建立更稳定的继承制度，例如反复强调血缘关系，但如果一旦出现一个更强大的挑战者通过军队拥立上台，那么新的“惯性”就会形成。合法性（Legitimacy）在拜占庭更多的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事实”，而不是一条僵化的“法律”。
总结来说，拜占庭皇位继承制度之所以看起来“奇怪”且难以改变，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在军事强权、贵族政治、神权色彩以及帝国生存现实等多重因素交织下形成的动态平衡。 这种制度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成为了各方势力博弈的场域，也使得任何试图确立单一、僵化继承规则的努力，都可能被视为对现有权力格局的挑战，从而被各种力量所抵制或利用。
与其说没人想改变，不如说“改变”的尝试往往以“巩固现有权力”的方式进行，而这种巩固本身又强化了现有继承模式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拜占庭的统治者们，更擅长在混乱中寻找生存之道，而不是建立一套能够彻底根除继承危机的完美制度。这或许也是它能在风雨飘摇中延续千年的原因之一——它足够“适应性强”，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权力玩家登上历史的舞台。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先回到它的起点——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遗赠：继承制的模糊性
拜占庭帝国，说到底，是罗马帝国的延续。而罗马帝国本身，其皇位继承就从未有过一个绝对、清晰的制度。从共和国末期到帝国时期，继承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几种：
军事拥立（Proclamatio per exercitum）： 这是最直接、也最频繁的一种方式。军队，尤其是近卫军，在皇帝驾崩后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会拥立自己认可的将领为新皇帝。这也就意味着，谁能掌握军队的效忠，谁就有可能登上皇位。
血缘继承（Hereditas）： 尽管不是绝对，但罗马皇帝们也倾向于让自己的儿子或家族成员继承皇位，以维护王朝的稳定和合法性。但即便如此，这种血缘关系也常常需要军队或元老院的认可。
收养（Adoptio）： 尤其是在缺乏直系继承人的情况下，皇帝会选择收养一位能力出众的政治或军事继承人。奥古斯都之后的几位皇帝，如提图斯、图拉真、哈德良等，都是通过收养继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帝国的延续性和帝王的素质。
元老院的认可（Senatus consultum）： 在理论上，元老院拥有认可新皇帝的权力，这为继承增添了一层合法性的外观。但在帝国后期，元老院的实际权力已经非常有限。
到了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虽然承袭了罗马的许多制度，但这些继承方式的痕迹依然存在，并且随着帝国面临的内外压力，某些方式的重要性被放大，而另一些则逐渐式微。
拜占庭继承制的“奇怪”之处：
1. 没有明确的“长子继承制”： 这一点是与许多后世欧洲君主制最大的区别。虽然皇帝的儿子往往是潜在的继承人，但这种继承并非自动生效。皇帝的儿子必须得到军队、贵族、教会乃至民众的承认，并且常常需要与兄弟、堂兄弟甚至其他有野心的大臣分享权力，或者在皇帝去世后直接与他们展开争夺。
2. 军事拥立的持续影响： 军队在拜占庭帝国的权力结构中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边境战事的需要、军费的多少、将领的威望，都直接影响着军队的忠诚度。因此，许多成功继位者都是在军事上取得赫赫战功的将领。这导致了“普罗克拉马提奥”（Proclamatio）——即军队拥立——成为一种反复出现的继承模式。
3. “共治皇帝”（Augustus）制度的运用与滥用： 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常常会册立自己的儿子或亲信为“共治皇帝”，目的是确保皇位能在自己死后顺利过渡，或者是在幼年皇帝继位时提供一个摄政者。然而，这反而制造了多个拥有皇位名分的个体，当皇帝驾崩时，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就可能爆发，谁最终能成为唯一的“皇帝”（Basileus）并不确定。
4. 篡位与政变是常态： 由于继承制度的模糊性，以及各方势力（军队、贵族、教会、甚至是民众）对皇帝合法性的潜在影响力，篡位和宫廷政变在拜占庭历史上屡见不鲜。许多皇帝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推翻、流放甚至处死。这使得皇位继承更像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权力游戏，而不是预设的规则。
5. 神权合法性的考量： 拜占庭帝国将基督教奉为国教，皇帝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拥有神圣的权力。这种神权色彩固然为皇帝提供了合法性来源，但也意味着教会（尤其是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影响皇帝册封和合法性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在实际操作中经常被皇帝压制，但总是一个潜在的因素。
为什么没人想改变它？或者说，他们为什么没能成功改变？
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1. “改变”就是维持现状的手段： 对于那些通过军队拥立或政变上台的皇帝而言，现有这种“不确定但有利于我”的继承规则，正是他们上位的关键。他们为什么要“改变”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反而，他们会通过册立自己的继承人、安抚军队等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这本身也是对现有继承模式的“利用”，而非“改变”。
2. 缺乏普遍接受的替代方案： 设想一个绝对严格的世袭制，比如长子必须立即继位，并且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这在拜占庭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权力格局下是难以实现的。
军事力量的制约： 军队随时可以不认账，拥立自己喜欢的人。一个没有军队支持的“合法”继承人，在拜占庭是站不住脚的。
贵族和教会的博弈： 强大的贵族家族和教会势力，如果感觉到某个继承人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就会寻找其他有能力夺取皇位的候选人。
帝国生存的需要： 拜占庭帝国常年处于战争和外部威胁之中。当皇帝去世时，最重要的是迅速确立一个有能力领导军队、维持帝国运转的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能立即获得军队支持的“强者”，往往比一个“合法”但稚嫩或无能的继承人更受欢迎。
3. “改变”的巨大风险： 任何尝试对继承制度进行重大改革，都可能被视为挑战现有权力秩序的信号，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内乱和争斗，这对于一个本就面临外部压力的帝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历代皇帝更倾向于在现有框架内通过“收养”、“共治”等方式来“管理”继承问题，而不是进行颠覆性的改革。
4. “继承”是权力的一部分： 在拜占庭，继承权与其说是制度，不如说是权力分配和争夺的“结果”。拥有强大军事、政治资本的人，就能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继承权”，并最终成为皇帝。这种“谁能拿得到，谁就是继承人”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固定规则”的需求。
5. 惯性与合法性的螺旋： 即使某个皇帝试图建立更稳定的继承制度，例如反复强调血缘关系，但如果一旦出现一个更强大的挑战者通过军队拥立上台，那么新的“惯性”就会形成。合法性（Legitimacy）在拜占庭更多的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事实”，而不是一条僵化的“法律”。
总结来说，拜占庭皇位继承制度之所以看起来“奇怪”且难以改变，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在军事强权、贵族政治、神权色彩以及帝国生存现实等多重因素交织下形成的动态平衡。 这种制度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成为了各方势力博弈的场域，也使得任何试图确立单一、僵化继承规则的努力，都可能被视为对现有权力格局的挑战，从而被各种力量所抵制或利用。
与其说没人想改变，不如说“改变”的尝试往往以“巩固现有权力”的方式进行，而这种巩固本身又强化了现有继承模式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拜占庭的统治者们，更擅长在混乱中寻找生存之道，而不是建立一套能够彻底根除继承危机的完美制度。这或许也是它能在风雨飘摇中延续千年的原因之一——它足够“适应性强”，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权力玩家登上历史的舞台。
网友意见
题主之所以认为东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很奇怪，多半是因为没有理解其中的底层逻辑。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作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则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皇帝只有在得到广大罗马人民认可的情况下才会被认为是合法的。反过来说，公众的反对也会颠覆皇权。所有与登基和权力相关的事物，包括皇冠、黄袍、誓言、圣物和偶像，都远不及罗马国家赋予人民的权力重要。我们有必要在此以史料为依据，观察东罗马人如何看待皇帝的“合法性”。事实证明，权力的根源可以仅存在于人民的许可：
- 根据诗人克里普斯（Corippus）的说法，查士丁尼于565年逝世后，元老院议员们找到了查士丁二世并对他说：“当您的父亲（实际上是他的叔叔）还活着的时候，人民知道罗马帝国是由您的努力所维护的，我们同意人民（选举您为皇帝）的意见”。
- 当罗曼努斯二世于963年逝世后，皇位由他年幼的儿子巴西尔二世和君士坦丁八世共同继承。与此同时，将领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凯旋归来，回到了君士坦丁堡。考虑到宦官约瑟夫·布林加斯（Joseph Bringas）可能发动的叛乱，尼基弗鲁斯将牧首波里尤克托斯（Polyeuktos）以及元老院议员们召集到了宫殿，然后发表了如下讲话：“作为听从上帝旨意约束自己的罗马人，我们应当维持皇帝罗曼努斯的幼子的地位……因为我们和全体人民一致同意他们当皇帝”。
- 在叙述牧首米海尔·克鲁里奥斯于1057年在米海尔六世和反叛的伊萨克·科穆宁之间的权力斗争的时候，编年史家普塞琉斯认为牧首没有能力改变结局：“牧首支持前皇帝（米海尔）的努力是徒劳的，他没有能力和已经获得权力的新皇帝（伊萨克）斗争，因为新皇帝为全体人民所爱戴”。
- 罗曼努斯四世·迪基尼斯在1071年的曼齐克特战役中被塞尔柱人抓获。经过一番简短的交涉，苏丹释放了他，但是君士坦丁堡的杜卡斯派系掌握了大权。“当迪基尼斯到达亚美尼亚军区时得知了这个新闻，也就是说他被首都市民和宫廷废除了”。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旨在体现人们对统治帝国的阿莫里安王朝的拥戴，即米海尔三世于842年的即位。这个案例的主要推动者曼努埃尔，在此之前很可能已经去世，因此下述记载极有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其中反映的思想却是始终不变的：
Manuel gathered the people and the soldiers in the hippodrome and, after reminding them of his previous benefactions to them, asked them to swear an oath that they would do as he asked. They hoped that he was about to propose himself for the throne, and so did what he asked. He then proclaimed Michael III and Theodora (his mother) as emperors. “They were greatly disappointed . . . but obeyed his command, and so the succession was ensured.”
曼努埃尔将群众和士兵召集到赛马场，使他们回忆起了自己对他们的恩惠，然后要求他们发誓听从曼努埃尔的旨意。人们希望他推荐自己当皇帝，所以就发誓了。结果曼努埃尔宣布米海尔三世和狄奥多拉（米海尔的母亲）为皇帝。“人们很失望……但是听从了他的要求，所以皇位继承被最终确立了”。
即使暂时搁置历史的限制，我们也能在文学中发现这种思想。以六世纪的Julian Romance为例，这是一篇在埃德萨以叙利亚语写作的文章，主要涉及到皇帝尤里安和约维安。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属于虚构而非史实。我们可以在文章中找到这么一段话：“尤里安为了继承皇位，来到了罗马，但是被民众拒绝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赶赴君士坦丁堡。这个文本似乎对君士坦丁堡有某种偏见（说的好像只有到罗马才使得一个皇帝合法一样），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思想再次得到了体现。
拜占庭文献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政治术语ψῆφος，用来指代人们对皇帝的政治性认可，在一般语境下可以翻译为选举（vote）。下面这个假设性场面的作者是帕卡图斯（Pacatus），他论述了狄奥多西一世被赋予权力的过程：
Let us imagine that we are enquiring in some kind of world assembly about which man should shoulder such a burden and take charge of the destiny of the res Romana as it faltered. Would not he [i.e., Theodosius] be chosen by all the votes of all men in tribes and centuries [the now obsolete Republican voting assemblies]
让我们想象一下，当罗马国家摇摇欲坠之际，谁应该承担起这样的重担，主宰她的命运。难道他（狄奥多西一世）不是由所有罗马人选举出来的吗？
正是这种共和式的选举方式，使东罗马不具备建立严格意义上的“王朝国家”的基础。尽管绝大部分时候，东罗马实现了实际意义上的继承统治，但是皇帝们却从不敢忽视民众的意见，继承“权”仅仅是支持一个皇帝候选人的原因之一。外国观察者们也观察到了东罗马皇权的不稳定性，阿拉伯作者们认为罗马皇帝理论上无权使儿女继承皇位，过于软弱的皇帝会遭到废黜；九世纪的卡扎尔人不理解为什么罗马人从不同家族间选择皇帝；甚至《新唐书》都对这种诡异的选举感到不解。
虽然血亲继承在拜占庭并不罕见，但是我们不应该将其视为人民分配权力之权利的对立面，正如我们今天不会将其二元对立化。在很多情况下，一个王朝的存活来源于人民对觊觎者和野心家的干预和阻止——毕竟我们已经知道米海尔五世的下场了。年幼时期的巴西尔二世和君士坦丁八世同样被民众所守护，以防止篡位者做出任何举动。
这些现象扎根于同一个事实：皇位继承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说到这里，答案应该很明确了，为什么东罗马的皇位继承如此混乱？因为这不是皇帝可以立法从而随意左右的事务，在继承问题上，他们从来不是绝对的立法者。继承问题是全体民众而非个人决定。已经被确立的法律，同样可以被暴民所推翻。换句话说，对于人民和皇帝来说，确立皇帝继承法实在是过于脆弱。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言：
推荐阅读：
Kaldellis, Anthony (2015). The Byzantine Republic: People and Power in New Rom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agron, G. (2003). Emperor and Priest: The Imperial Office in Byzantiu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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