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世纪到九世纪的上半叶，拜占庭帝国的诸位皇帝为什么要屡次三番地发动毁坏圣像运动？
核心原因：对偶像崇拜的深刻忧虑与改革的驱动
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部分统治者和神职人员认为当时拜占庭帝国泛滥的圣像崇拜已经偏离了基督教的本质，滋生了“偶像崇拜”的罪恶。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早期基督教教义的一种严苛解读。
对十诫的遵循： 《圣经》旧约中的“十诫”明确禁止制造和崇拜“雕刻的像，与各人在天上、或在地上的、或在地的水下的诸形像”。虽然早期教会早期对圣像的态度并不一致，但随着教会的发展和世俗化，圣像的使用日益普遍，甚至一些信徒开始将圣像视为具有神力的实体，向圣像祈祷，这在一些严肃的改革者看来，无异于背叛了对唯一真神的信仰，而是将崇拜的对象转移到了物质造物上。
早期基督教的遗产： 早期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迫害下，往往在秘密集会中进行礼拜，对任何可能被误解为偶像崇拜的行为都极其警惕。虽然帝国成为基督教国后，圣像逐渐成为宗教表达的一部分，但一些强调纯粹信仰的派别始终对过度依赖视觉形象的敬拜方式感到不安。
深层原因：多重危机下的政治与宗教融合
然而，仅仅停留在宗教教义的层面解释，是不足以理解这场运动为何如此激烈、持续，并反复出现的。毁圣像运动与当时拜占庭帝国面临的严峻挑战紧密相连，是一种试图通过改革宗教来巩固统治、应对危机的复杂策略。
1. 军事压力与神意解释的转变：
阿拉伯人的扩张： 从七世纪开始，新生的伊斯兰帝国如潮水般涌向拜占庭帝国，不断蚕食其领土，给帝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帝国在东部和南部边境屡战屡败，许多重要的城市和地区失陷。
“上帝的惩罚”论： 面对接连的军事失利，一些と考え的统治者和神职人员将战败归咎于帝国本身存在罪恶。他们认为，是人民对圣像的过度崇拜触怒了上帝，导致上帝不再庇佑拜占庭。因此，废除圣像，回归更“纯粹”的信仰，被视为重新获得上帝恩典、扭转战局的关键。皇帝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世人（尤其是军队和民众）表明帝国正在进行严肃的宗教反省，并争取神明的支持。
2. 皇帝权力与教会权威的博弈：
凯撒主义的传统： 拜占庭帝国有着浓厚的凯撒主义传统，即皇帝既是世俗的统治者，也是教会的最高保护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这种权力结构使得皇帝有能力，也有动力去干预教会事务，并试图塑造符合其统治理念的宗教实践。
削弱修道院势力： 在当时的拜占庭社会，许多修道院拥有大量的财富、土地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修道士们往往是圣像崇拜的坚定支持者和传播者，他们通过制作和供奉圣像来吸引信徒，积累财富和声望。皇帝们通过毁圣像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削弱修道院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影响力，将更多的宗教解释权和资源收归皇权之下，以巩固中央集权。
3. 意识形态与社会整合的需要：
帝国统一与身份认同： 经历了领土丧失和人口迁徙后，拜占庭帝国在八九世纪面临着如何重新整合社会、塑造帝国统一身份的挑战。强调一种更加“简朴”、更加注重内在精神的宗教，或许被认为更能凝聚人心，而非过于依赖视觉化的、可能被地方势力利用的宗教符号。
对异端的回应： 毁圣像运动也被视为对当时一些新兴的、与正统教会不同的宗教思潮的一种回应。一些人认为，圣像崇拜容易与异教的偶像崇拜混淆，而废除圣像可以更清晰地划清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界限。
运动的反复性：并非一次性政策，而是多轮博弈
要理解运动的“屡次三番”，需要认识到这是一场复杂且充满争议的斗争，而非皇帝单方面的强制推行。
第一轮毁圣像运动（726年/730年 787年）： 由利奥三世（Leo III）发起，其子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更是将运动推向高潮，他召开了“伊萨乌里亚宗教会议”，正式宣布圣像崇拜为异端。这一时期，圣像被摧毁，支持圣像者遭到迫害。
圣像恢复期（787年 815年）： 在伊琳娜女皇（Irene）的主导下，第七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宣布恢复圣像崇拜，并谴责了毁圣像者。
第二轮毁圣像运动（815年 842年）： 利奥五世（Leo V）重新开启了毁圣像政策，认为前一次恢复圣像的决定是基于错误的解释，并引用了一些早期教父的言论来支持其立场。这一时期，圣像再次遭到破坏，支持者受到压制。
最终的圣像恢复（843年）： 狄奥多拉皇后（Theodora）在儿子米海尔三世（Michael III）年幼时摄政，她最终恢复了圣像崇拜，并最终确立了圣像崇拜在东正教中的核心地位。自此，毁圣像运动告一段落。
这种反复性恰恰说明了当时社会对圣像态度的分裂，以及皇帝在推行政策时遇到的阻力。每一次毁圣像的皇帝都在试图说服教会和民众，而每一次圣像恢复的呼声也从未消失。这并非一次性的政策，而是一场持续了百余年的思想战、政治博弈和权力斗争。
总结来说， 拜占庭帝国八世纪到九世纪上半叶的毁圣像运动，是一场由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历史现象。它根植于对“偶像崇拜”的宗教忧虑，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皇帝们试图通过改革宗教来应对外部军事压力、巩固内部政治统治、削弱教会（特别是修道院）的世俗权力，并塑造一种符合帝国需求的新型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这场运动的反复性，也正是当时社会内部存在着深刻分歧和权力拉锯的生动写照。
网友意见
谢邀。
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为了打击教会势力和掠夺教会财富。
由于教会和修道院享有一定的免税权利，属于“特权阶层”，所以这种“打击特权阶层让国家受益”的观点在苏联，东欧和我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学术界很受青睐。
然而西方学术界则从上世纪初开始就不强调其中的经济动因了。我国当代也在淡化这一块，因为实在不太站的住脚：皇帝其实并没有大规模的去动教会的财产。另一方面，皇帝们确实有一定规模的没收修道院的财产（注意教会和修道院不一样，教会是很关注世俗的，修道院则强调出世修行），但是其中大部分又转送给了破坏圣像派的修道院。所以说皇帝们采取的针对修道院的行动其实也不能算是为了国家什么的（尽管在施行的时候有些口号如此），而是为了他们所支持的教派。
所以说，很难认为皇帝们是本着别有用心的目的去干这件事的，否则他们的行为就太过混乱不能支持其目的了。只能说他们主要就是出于宗教热情来推动这一运动的。不要忘记这是在8~9世纪，正是一个虔诚的年代。拜占庭帝国正面对穆斯林强大的正面压力，和背后保加利亚人，阿瓦尔人等的劫掠和侵蚀，信仰不仅是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也是敌我分际的关键标识，重要性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我们常常嘲笑古人的愚昧，但是回过头来又会忽视信仰对古人的巨大力量，低估古人的虔诚。
认为破坏圣像运动伊斯兰教理论挑战的回应很难成立，因为穆斯林是更加坚定的不立圣像主义者。也因此，倒有很多说法认为圣像破坏派是深受穆斯林影响的（实际上穆斯林确实对这个运动很有好感）。但是考虑到破坏圣像派和穆斯林之间有深仇大恨，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不太有说服力，而且原本也不需要穆斯林来影响他们，从一开始他们就是破坏圣像者，只是他们的影响力终于大到可以发动一场席卷全帝国的运动罢了。
发动破坏圣像的伊索里亚王朝起源于叙利亚，而破坏圣像思想也正是风行于那里的古老教派。阿拉伯帝国的大征服期间，叙利亚失陷，大量基督徒北上逃入安纳托利亚，焦头烂额急缺兵员的皇帝从皇室私有的庄园、土地中拨出了大半，在安纳托利亚安置了这批难民，以此组建了第一批军区。此后这一线长期成为基督教和穆斯林战争的前线，这些军区成为抗击穆斯林入侵的中流砥柱，其人的政治地位也就不断提高。到717年利奥三世在阿拉伯人兵临君堡的绝境下被拥立为帝，并带领帝国打败了这次入侵的时候，这个群体的政治地位和威望也就达到了一个高峰。
然后他们就寻求让自己的宗教信仰成为帝国的主流。尤其是利奥一世挟着大败穆斯林入侵的威望，强制推行破坏圣像的信条，拉开了这场运动的序幕。
圣像破坏运动的后果也是惨痛的。帝国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集团，再也难以拧成一股绳，罗马教会的坚决抵制极大增加了东西教会的对立情绪，最终导致了意大利领土的丧失，罗马教宗转而和法兰克人合作，这件事的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影响了帝国的命运。利奥三世（717-744在位）和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在位）都是当时一等一的军事统帅，在对外作战中即便面对如日中天的阿拉伯帝国和强势崛起的保加利亚王国都屡战屡胜，但是却无法阻止帝国领土的日益萎缩——因为领土不是被征服了，而是因为宗教分裂而瓦解了。社会也因严重动乱而陷入赤贫。都说“教士跌倒，皇帝吃饱”，然而皇帝真的吃饱了？实际上破坏圣像运动期间，帝国的财政收入也降低到了历史低点，不足查士丁尼时代的1/5，和后来马其顿王朝时期相比也仅有1/3到1/4.
甚至破坏圣像运动的结束也是痛苦的。797年太后伊琳娜杀子夺位，登上帝位（随后法兰克的查理曼就以“没有合法皇帝在位”的理由称帝了），她是坚定的圣像崇拜派，早在以太后身份摄政时就着手恢复圣像崇拜。而她的手段就和当初破坏圣像派一样简单粗暴。于是一场反攻倒算反而加剧了社会动荡。破坏圣像派的教产又被没收，然后转赠给崇拜圣像派（这倒手倒的......）。不得人心的伊琳娜很快倒台，接替她的尼基弗鲁斯一世皇帝也是崇拜圣像派，但是他要理性的多，他平息了两派的斗争，确定了圣像派的正统，但是不过分打击破坏圣像派，同时着手恢复财政体系，对外抗击查理曼和阿拉伯人的入侵，收复斯拉夫人入侵占据的巴尔干，成果斐然。遗憾的是811年他在和保加利亚的战争中马失前蹄，一场惨败断送了帝国大军，本人头骨都被做成酒杯。他死后国内又生动乱，到813年破坏圣像派的利奥五世上台，又开启了第二段破坏圣像时代，让这场动乱又延续了数十年，直到米哈伊尔三世时期（843~867在位）才最终结束。
所以总结来说，圣像破坏运动最终还是一场以宗教冲突为第一动力的悲剧，破坏圣像派人数较少而能有力控制的军队较多，又得到皇帝支持，所以形成了和正统的圣像崇拜派的长期拉锯，严重破坏了拜占庭的国力和凝聚力，让拜占庭走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潮，让中世纪拜占庭的复兴被推后了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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