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八佰》编剧葛瑞“故事写的不是从人到英雄，是从畜生到人”的表述？

相信“民族劣根性”、“国民性改造”那套思想的人，三观都会有些别扭，他们总是以高高在上地以上帝视角俯视他们的同胞。

《八佰》让这么多观众看得不舒服，就是因为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而不是什么洗白国府，反正被广电强压着，制片方也生硬地加了不少强行尬黑国府的台词和桥段。

高高在上的态度，体现于什么德盔师是国家的精英，湖北来的小兵则是被教育、被启蒙的对象（抄袭《狂怒》，用杀俘的方式“启蒙”）。最后撤离的时候，让包括伤兵和未成年人的湖北兵殿后，好让“精英”德盔师跑路。

德械师能感动江对面的观众，小湖北这种则只能被观众的眼光所感动。

可是在真实的历史上，88师的“德械”部队早在四行仓库一站之前就已经大部牺牲，而进驻四行仓库的四百壮士，本身就是补充进来的湖北保安团。

历史上发生了的悲剧，当然可以浓墨重彩地描写；像这样一边罔顾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悲剧，一边捏造没有发生的事情，只能说是制片方厨艺不够，强行加调料了。

如果谢晋元知道电影拍他抛弃伤员，说不定会气活过来。“德械”将士也必定不会乐见自己被描写成养尊处优的“精英”，把湖北民团和伤病员留下来送死。

总之，片中“谢晋元感动德械师，德械师感动观众，观众感动小湖北的剧情”，与其说是1930年代的史实，不如说是导演和编剧对当今社会等级尊卑的一种投射和理解：一般的庸人只配被优秀的人感动，而优秀的人则会被天生的英雄所感动。

所谓“英军士兵被中国军人的英勇所感动，毅然向日军开火”的镜头，也没有历史依据。除了洗白帝国主义，也把八百壮士“感动观众”的效果无限扩大。

八百壮士撤入租界后，被英军缴械，针锋相对地进行各种斗争；后来被日军俘虏，送到巴布亚作苦工的历程，和本片主旨相违背，也没有提及。

全片唯一的闪光点在于，在全境沦陷的上海，升起了当时中国的青白红国旗，奏起了当时中国的国歌。答主认为，无论我们现代中国人对这面旗帜和这首旋律怎么想，这些毕竟是合法政府和国家主权的象征，在历史上和银屏上都是爱国行为。

可惜，制作团队选择沿用了75版《八百壮士》“血肉护旗”的情节，即便在历史上日军忌惮租界，并未敢攻击国旗。

不如参考一下《父辈的旗帜》手法处理或许会更好些：即升旗本身平淡无奇，升旗的士兵们平日的战斗才真正重要。

最后，谴责那些以一部烂电影为契机，攻击历史上的八百壮士，攻击抗战国军将士的。

另外，导演无论拍成什么样，都有言论自由，不赞成任何禁播。

很好。这提醒了我们：当年是什么样的畜生让中国人活得像畜生一样并且认为自己拥有人畜评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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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能力不强者回避线

he tui！

我改一下毛主席的话，其实让国民党抗日啊，那是拉驴上山，前边要有拉的，后边要有推的，稍微一放松，他就下去了······

从918开始，甚至从济南惨案开始

就是全国要抗日，国民党不干的故事

当然国民党也没想到后世有果粉找出来的理由，什么我们整编德械师，和日本开战太早不行啊什么的

我要不是知道一直到1937年，才整编出来3个德械师和一个教导总队，装备都还没齐，我特么还真信了····胡宗南几十万大军保卫延安，连豫湘桂这么危险的时候都不调动·········打出东北抗日第一枪的黄显声将军，就是红岩里边，给挺进报提供报纸，带小萝卜头学习的那个黄爷爷·········对，被国民党自己关起来了······

也就是说，明明是基层的群众、士兵，推着国民党上层去抗日

编剧硬生生的写成了，国民党上层感化、教导下层，让他们去抗日

大概是因为，编剧自己，以为自己在抗战的时候，也是挥斥方遒的上层吧

那么就自然要把自己洗白白了

宋美龄收到了一封民间来的匿名信。信是郑介民转给她的。

这封匿名信的大意是：写信者是一个小商人，捐了几次航空救国捐，希望政府买飞机抵抗日本。但听说买来的飞机都破旧不堪，钱都进了航空委员会主任宋美龄等人的腰包，以至于日机来轰炸无法抵抗，他经营多年的一家小商店被炸毁，儿女均被炸死，十分痛恨，所以写了这封信出气。

宋美龄马上指示沈醉，三天之内破案。

沈醉很快就锁定了重庆黄沙溪一个小商店老板，几经查访把他抓了起来，还有知情的其他三人，动机确实如信中所说，是出于气愤。

这案子交待三天破案，郑立马向宋美龄报告，宋指示一定要严办，最后卫戍司令部军法处把写信的判了十五年。其他几个人十年五年不等。

宋美龄知道判刑结果后十分高兴，专门把沈醉召去，勉励了一番，并赏给两支派克金笔。

如果死守四行仓库的英雄是畜生，那蒋介石夫妇 是什么呢？

还记得吗，连日本人都骂蒋介石是人类永远的敌人。他决堤了黄河口，连日本人都觉得他这么做简直丧心病狂了，并且在报纸上还讲了日本的陆军是如何救灾的。

这样一个人，把日本人都衬托成了良心的代表，安民的化身，我们的编剧闭口不谈，不知道有什么资格说英雄是畜生？

说到英雄，就拿刚上映的《八佰》来说——杨惠敏是大英雄吧，给四行仓库的守军送旗帜，还在曲江救助站进行安全撤离和护送，救了上百人。结果胡蝶丢了东西就冤枉她下监狱，这么一个大英雄，被戴笠无缘无故关押了起来，四年啊，严刑拷打，最后还威胁要枪毙她。到了46年，很多我党的战士都被国民党放了出来，反倒是国民党的“大英雄”还被国民党监狱关押着，这太荒谬了。国民党的很多高层都认识她，知道她做过很多贡献，但是就这样眼睁睁地看她坐牢。

在国民党荒谬的事，大英雄因为一个戏子的责怪，就下了监狱，还比我党很多战士坐牢更久。

打个比方，在号召学习雷锋同志的大浪潮下。有个警察局把雷锋同志关起来了，还莫名其妙关了251天，你觉得可能吗？

国民党把自己的英雄，自己的楷模、自己的标杆给关起来，居然还没有一个人过问！难怪，英雄在他们那边，都叫畜生，人是什么？人是宋美龄、蒋介石这样的高高在上，享受英雄牺牲成果的那些人。这样说来，这些英雄最后也没成畜生变成人，他们最终都没过上人上人的好日子。

这样看来，编剧和我们真的不同，我们认为那些被压迫的 、强征入伍、 和老鼠一样的战士一开始就是英雄，不止他们，流水线上，稻田里劳作的人都是英雄。而有些人反复强调他们是畜牲，这是为什么呢？

每每遇到抗战期间民国史的问题，我总是搬出汪夫人的一句话：

“汪先生事事慢蒋先生一步，这回连投降都要被蒋先生赶在前面吗？”
——陈璧君，于汪精卫投诚日本前

汪夫人能在当时，仅这一句话揭露了中国两匹最大最凶恶的畜生的嘴脸；

结果多少年之后，我们不说事后诸葛亮，我们连事后臭皮匠都整不好？

什么样的“XX”，才会用这样的词汇来侮辱中国人民？

现在是2020年，新中国都成立71年了，蒋家王朝都覆灭71年了，还有人自以为“启蒙者”、“救世主”……还有人自以为比人民更高贵？

我最反感的不是《八佰》电影本身，而是《八佰》从上到下的营销宣传手法，买通了无数大V、媒体、营销号，都在鼓吹一件事———“四行仓库的战斗，唤醒了中国人民”。

真是放TM的P，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东北义勇军是你唤醒的？抗联是你唤醒的？长城抗战是你唤醒的？十九路军抗日是你唤醒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是你唤醒的？马占山、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是你们唤醒的？

谁唤醒谁啊？是英雄的人民唤醒腐朽的民国政府！

抗战是全民族的事，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党派团体，最早呼吁抗战的，并不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最早身体力行抗战的，也不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中华民族的觉醒，来自于“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来自于“救亡图存”的五四运动，来自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来自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来自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来自于长征的筚路蓝缕，来自于延安上空的赤旗，来自于人民自己的斗争。

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反动、倒退、媚外、法西斯的蒋介石政府有什么关系？日本制造“济南惨案”的时候，他对日本暴行一声不吭，下令不许抵抗，最后居然让我国军人“解除武装”、离开济南，“绕道北伐”……北伐军离开后，济南民众民众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吞东北的时候，他前往南昌督师“剿共”，在中山陵耗资钜万建造别墅行宫；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入侵上海的时候，他要求避免冲突，要抗战的十九路军撤出上海；1933年，他甚至下令说“侈言抗者，杀无赦”！1934年，他说到做到，秘密枪杀了抗日将领吉鸿昌。

请问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政府，有什么资格“唤醒民众”？有什么资格“让畜牲变成人”？

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谁是畜牲？

是在苏区大屠杀，制造“无人区”，三年杀害了数百万人口的白狗子匪帮；是在抗战中决黄河大地、烧长沙古城，拉壮丁害死数百万人口的国民党反动派。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在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茅草过火，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北华捷报》一名记者写道：“（别动队）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1933年8月30日，蒋介石给时任豫鄂皖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刘镇华、鄂湘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徐源泉下达手令，要求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烧杀”，内容是：“潢川刘总司令、沙市徐总司令，密。匪化已深之区域非准各部队官兵尽量之烧杀，不能铲除匪根。即推“剿匪”之“剿”字，其意义亦必以刀入匪巢、杀戮尽净之意。否则不足尽剿匪之义，而乃养匪遗患而已。务令各部烧杀勿论为要。中正。”

在大别山区，蒋介石下过一个手令：“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和后来日军的‘三光政策”差不多。

结果就是，这道命令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剿匪战史》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记载：“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民国人口统计下，江西省1933年有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剩下1370万人，三年的时间内，被蒋介石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

这是在20世纪，离我们还不足100年，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可饶恕的法西斯行为。

请问，谁是畜牲？谁是人？

我只从戏剧的角度讲一讲，意识形态的大帽子就不扣了。

我大概能听明白他和管虎想干啥。

可以说，《我的团长我的团》之后的抗日叙事都想讲这个故事：一群没有国家意识的前现代的人在血与火中从被日本人驱赶屠杀的非人到真正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战士的故事。

其实这个叙事是有原型的，这个原型是建国后的抗日小说。

抗日小说一般都会遵从这样一个叙事：

日本人来了，国民党统治崩溃；

我党的政委带着骨干来到敌后组织抵抗；

被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最终击败了鬼子；

理解了故事原型之后你就发现，这个叙事并不好讲，你需要漫长的铺垫，需要龙文章这样的说书人，需要最后战胜日本人的反转。

在所有的必需品里，最重要的是，类似的叙事并不是英雄群像片，而是伪装成英雄群像片的个人叙事片，整体的叙事里有一个必须要存在的因素：

那就是政委。

并不是日本人的入侵就激发了中国人，让中国人决定活的像人了。

真正实现这一转变的是一个先知一样的人，这个人一般来说都是抗日小说里的主角，在《我的团长我的团》里这个人就是龙文章，没有这个人，这个叙事就不成立。

问题是八百里恰恰就没有这个人。

这位编剧和导演管虎犯得不是什么小资阶级的错误，而是封建主义思想残留在作祟。

中国古代有种官叫“州牧”，意思是该州的长官就像牧羊人一样，管理该州的老百姓，只有封建社会才把老百姓当成畜生。

也许有人会辩解：“观众没有看到阮经天被删的戏份，阮经天饰演一名对华友好的日本人，结果被狂热的抗日民众给误杀了，这难道不是畜生行为吗？”

其实类似的情节其他电影里也有，《叶问1》的另一个结局，是救了叶问的汉奸翻译官李钊（林家栋 饰），最后被抗日民众给误杀了，这段戏也被删了。

其实删不删都无所谓，因为人就是人，胆小也罢，懦弱也罢，狂热也罢，愚昧也罢，逃兵也罢，小市民也罢，他们品德高尚与否，家国情怀觉醒与否，“人”的属性都是天然存在的，因为老百姓愚昧就把他们开除人籍这种事，靠着“人人平等”口号发家的资本主义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

你可能会骂别人是狗，是猪，但你必须承认，这个人本质上还是人的。

把愚昧民众比作“畜生”，看似是资产阶级的精英主义思想，实质是比资本主义更不堪的封建主义贵族思想。2020年了，还在这种问题上犯错误，确实不该。

《1942》里冈村宁次有句台词说得好：“首先他们是人。”日本人知道灾民是人，所以可以利用这一点让灾民替日本人卖命。国党不拿灾民当人，所以他们在人心向背这一块儿就没赢过。

不过话又说回来，民国那个时代，说是封建社会也没太大问题。

我这里强烈要求马前卒道歉，怎么能说《八佰》是什么英雄史观呢？人家说了，实际上是那个什么史观来着？就是他说的从那个什么到人来着？对他们就是那个史观。

东北抗联，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绥远抗战，以及淞沪会战，到1937年中国人已经打了六年抗战，怎么就得了这两个字？敢说这话的也配拍抗战？说这话的才是吧？

大家都在骂，我倒是想从编剧采访里做一下复盘。

抛开编剧跟管虎两个人的交情不谈，编剧从这次访谈里透露出来的主要信息大概有以下这些：

1.编剧看过了台湾那版的《八百壮士》，考虑到《八百壮士》叙事已经很完整了，于是管虎提出了要从小人物入手展开叙事。编剧与管虎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塑造人物、构建人物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管虎提出了自己的创作理念：“我们写的这部电影不是人到英雄的过程，而是一帮“畜牲”到人的过程。”

2.管虎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希望效仿鲁迅先生，通过电影实现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而阮经天被删的戏份（日本记者对日军行为感到义愤、同中国市民一起游行，却因为暴露身份而被吊死）被编剧认为是“它是一个真正跟当今百姓对话的一场戏”。

3.管虎非常强调人物的“真实性”，要求人物必须有符合自己身份的行为举动。

4.较之于影片的故事性与戏剧性，管虎更重视叙事的流畅性。这种流畅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同时体现在了镜头、叙事多个方面，比如说“视点是虎哥特别严苛的一个要求，他不允许镜头生切过去。”。

看过这段采访之后，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被大家诟病的“历史还原”问题导演和编剧意识不到吗？显然不是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比我们做了更多的功课，我们能查到的史料，他们一定也都基本了解过。这点从编剧的访谈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对我来说，2015年反而是特别宝贵的一年。那一年我没有接任何工作，是完全投入到《八佰》的一年。因为战争离我们很遥远，需要做大量的史料准备，我找了很多淞沪会战和四行仓库方面的书，天天泡图书馆看，还去了上海，去四行仓库遗址，坐在那面全是弹孔的墙下去感受。

然而正如我在这个回答里说过的那样，电影较之于真实的历史，一定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偏差；影片中的故事情节需要服务于主题，导演显然可以根据主题的需要对真实的历史进行取舍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虚构。从访谈来看，编剧与导演认为应该围绕“人物”来展开叙事，他们精心构建了人物细节，试图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展现给观众。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显然认为自己可以牺牲一部分历史细节。

从小人物入手展开叙事，这点在电影的前半段做得非常好，电影对人物的刻画非常到位，很多细节都非常能打动人，对群像的刻画能如此成功，这是很不容易的。片中运用的动物隐喻除了那个奇葩的白马以外，我觉得也都非常OK，这些都是成功的一面。

可然后呢？我还是那个问题，前面你的这些铺垫、一大堆细节，人物的深入刻画，到了后面全都被廉价的煽情给淹没了。整体叙事的割裂让前半部分对人物的成功塑造显得尤其滑稽，越是注重细节的观众就越会觉得难受。前半段细针密缕的人物塑造让人对后半段充满遐想，等到虚构的护旗片段出来之后你发现后边画风一转，开始给你强行上煽情刺激了，那前半段这功夫费的是个什么劲啊？

咱们再谈谈“真实性”的问题，很显然，所谓的“真实性”，实际上是“符合导演和编剧三观的真实性”。我们可以重温一下这个旧闻：

今年30岁的张若昀愣是不相信霍去病是“天生战神”，便拒绝父亲的邀请。后来，张健对剧本进行改写，增加了霍去病成为将军之前在边塞的“草根”生活。

再看看编剧的访谈

虎哥当时找我写剧本就说，你想想现在把你扔到1937年的战场上，你能干什么？你敢干什么？当你把自己想象在战场里面，你真的不敢去开枪的，吓都吓傻了，这是最真实的状态。

在这里请允许我重复一遍当代历史学家对“揣度古人心理”这种行为的评价：

日与夜的差别，对于生活在20世纪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是因为我们有足以代替日光取亮的电灯。但中世纪人却没有作过日和夜的主人。当茫茫夜色降临后，他们中许多人连蜡烛也没有。这是一种与现代生活迥然有别的、每天由光明和黑暗来节律的生活:日、夜、白、黑，喧闹的劳动和绝对的安宁。在此情况下，中世纪人们是不可能和我们有着完全一样的精神状况，以及思考、感觉、意愿、行动和再行动的方式。^[1]

同样，和平时代的人与战争时期的人，他们的心态也不可能相同；生活在新中国的电影导演与编剧跟民国时期死守四行仓库的孤军彼此之间也很难理解。所以我个人是完全不赞成打着人性的旗号去塑造所谓的“真实人物”的。不将重点放在如何还原战场史实上，而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人物行为的揣度中，这本身是一种收益非常低的行为。因为你心中的“真实”跟观众心中的“真实”显然不可能完全一致。

这就说到采访的主题了：“我们写的这部电影不是人到英雄的过程，而是一帮‘畜牲’到人的过程。”为什么会有管虎会有这么奇怪的提法？因为很显然，在他的心中四行仓库里发生的是一个充满了人性碰撞的故事，在他的想象中，一群人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都带着过去的故事，或被迫、或自愿地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互相博弈，有的高尚，有的卑劣，有的懵懂，有的透彻，恰如当时中国的国民一般，最后在战火的熔炼中每个人的身上都迸发出了一点光，汇聚成一炉火，唤醒了浑浑噩噩的国民——这又跟管虎强烈的“批判精神”对上号了。

这个想法真的是很有吸引力，可一部商业片基本的逻辑是在观众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尽量避开可能会与观众产生分歧的地方。四行仓库战斗过程中仓库里边发生了什么对后人来说是未知的，一旦导演和编剧产生了要塑造“真实人物”、让他们实现“‘畜牲’到人”的觉醒想法之后，对史实的巨大改动那几乎是必然中的必然，肯定会导致一部分注重历史细节观众的不满。加上管虎对镜头和叙事的严苛要求（不允许镜头生切过去），编剧的压力就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巨大，这种压力会在电影的后半段逐渐积累，无数小的细节涓滴成河，最后波涛汹涌，你发现TM的这场面失控了，你平衡不好人物细节和故事了！假如——请注意我说得是假如——假如再有某个制片人投资商或者是导演非常喜欢某个片段（比如说护旗那段）的话，你就会发现现在摆在你面前的选项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上麻醉剂。

这支麻醉剂可以是惨烈的战争场面，也可以是煽情片段，反正怎么刺激怎么来就对了，加大刺激之后祈祷观众能忘记前边的细针密缕，给每个人物一个看得过去的交代，整部片子看上去似乎也像模像样。到了这里我就豁然开朗了：这不就是每个创作者都会遇上的情况么?前半段挖坑太多，后半程填坑难受，忽然发现死线在即（在这里可能是资金或者片长的挤压），最后只好草草收尾。

我以前说过一部好电影的标准是讲好一个完整的故事，唤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假如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能完成几个人物的完美的塑造，那就非常不错了；倘若要是你竟然还能整点隐喻的玩意进去，针砭时弊一下，那简直就是

现在的问题是总有人先要一颗赛艇，再倒推故事，“就是为了那点醋，才包了这顿饺子”。玩好了当然满堂喝彩，可玩不好呢?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参考

1. ^ 彭卫.心态史学研究方法评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02):25-31+37.

以前我们的影视剧里全都是革命英雄主义叙事，讲的是普通人怎么变成英雄。

典型的就是《董存瑞》，讲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愣头青怎么一步步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大家看久了，觉得千篇一律，假大空，怎么可能有那么多这么多英雄？

然后文艺“解冻”，开始有了所谓“人性化”的叙事。

人性化的意思其实就是作为英雄的主人公也要有一身毛病，只要大节不亏就可以了。典型的就是《亮剑》，李云龙我行我素，抗命啊钻空子啊擅自用兵啊什么都来，反正杀敌勇猛就行了。

大家又看久了，又觉得千篇一律，假大空。

所以一些文人又要寻找创新之法（其实也就是抄好莱坞的作业），干脆从畜生开始写，等畜生进化成人，故事也就结束了。

你品一品这个过程，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更“真实”了还是更堕落了？

在八佰的叙述里，欧豪一开始就是那样一头典型的“畜生”，他像一头无辜的耕牛一样被战火撵得团团转，只求苟且偷生，直到他被国军的那些骁勇的班长连长唤醒了人性的尊严，最后战死在国旗下。至于河对岸观战的那些，是比较高级的“畜生”，是娇生惯养的贵宾犬和波斯猫，直到他们被八百壮士的壮举唤醒了良知和勇气，成为了有觉悟的爱国者......

你看，在一些商人和文人的眼里，人民的原生态就是懦弱的牛羊，就是散漫的犬马，他们要在强大的带动下才有可能勉强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或是一个合格的国民。所以即使外敌当前，他们也不敢去动员人民、武装人民，他们怕人民武装起来了，第一个把枪口对准他们。

八佰的问世不是孤立的，它有它的语境，那就是这些年来很多人在抗战问题中吹嘘片面的军事观点，他们夸大正面战场，他们嘲笑地雷战地道战，嘲笑敌后破袭，嘲笑小兵张嘎与恐怖分子的儿童炸弹无异......总之就是嘲笑那些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的人民，这些乡巴佬怎么可能呢？

他们有意掩盖的是，当国府奉行不抵抗政策的时候，是各界群众不断地抗议、情愿，不断向他们施压；当国军进行有限抗战的时候，是各界群众踊跃捐款支前；当全面抗战爆发，国军撤退，国土逐城逐县失守的时候，沦陷区的人民组织成各种救国军、义勇军、游击队来抗击具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山东陷落后，不甘做亡国奴的人民揭竿而起，一度收复了好几座县城，还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县长。有这样的义民，堂堂国军汗颜吗？

我们能赢得这场战争，不是像八佰说的那样，靠那几百个人的血战唤醒了四万万麻木的国人，恰恰相反，是那四万万人一直在倒逼着几百万国军，让他们知道殊死抗敌才能众心所归，投降卖国必遭万世唾弃。

抗日烈士千古。

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万岁。

很有意思，这种创作思想并不是偶然的。

当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是什么？两党的目标似乎没什么不同，都是打倒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晒黑主义。然而，两党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而共产党植根与平民百姓。第二，国民党要扮上帝，给人民送“慈善”，而共产党则要人民自己当家做主，让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根的国民党迅速蜕变成了新军阀（这是不扎根群众必然导致的），就完不成平均地权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以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为上帝。就完成了一系列革命运动。

臧克家有首著名的诗，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给他干死，为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把他捧得很高。

任何组织都需要领导者和领导队伍，这是确实的，而一个最强大的领导队伍，则必然是能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可以这样理解:一盘散沙的群众——强有力的领导队伍——代表群众利益的队伍。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一些人停留在第一层，像这个编剧可能在第二层。

最伟大的力量在谁那里呢?在那个高呼人民万岁，认为人民最伟大的那个人那里。人民都跟他走了，认为人民是畜生，认为自己是“上智”的东西活着的时候被人唾弃，死了之后仍然被唾弃。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封建的无奈在里面，虽然他坚定的认为人民最伟大，但作为普通人民的一分子还是得承认，没有他老人家，人民还得在黑暗中摸索很久。

就算是为了他为我们做过的一切，我们今天也必须努力学习，认清这些反动残留的种种本质。多为人民为社会为他的理想做出更多贡献。

要时刻记得他说过的:怎么看一个人是不是革命的?就看他是不是和人民站在一起，他今天和人民站在一起他是革命，明天他不站在一起，他就不革命了。

管虎当年深入基层，拍摄了《生存之民工》这样精彩的作品，现在变成了畜生，我们要引以为戒。

心里是畜生的“人”才会把别人看成“畜生”。

这个编剧也就是个拿钱吃饭，量体裁衣的乙方，充其量算是个认同畜生的“人”。说人“畜生”的是对他提要求的甲方：管X，一个以X金马屁股为荣的“人”。

金马所在省作家，琼瑶的作品中经常有这样一种角色，本身尖酸刻薄，阴险毒辣，心胸狭窄。最喜欢以己度人，自己永远正确，总是用自己的价值观与理解世界，结果就是在这种人眼中，世界上只有他自己是个白莲花，除他之外的所有人都尖酸刻薄，阴险毒辣，心胸狭窄。

而琼瑶所在环境的统治者——国民党反动派在污蔑我们时最爱说：共军奸淫掳掠。

比如台湾省内一个顶着抗X老兵名号的老X八，写了一本反攻大陆的黑帮作乱指南，巴顿恩师亲自作序，书中有这么几条

勾结黑社会那是蒋记匪帮特色，大家都知道。咱们看右页第6条“策动劳军运动及娱乐手段以延误其支援行动”，这个老王八居然认为在战时，解放军会因为这条延误战机。实际上除了蒋记匪帮这群陋鄙法西斯，什么样的劳军和娱乐活动能让一支部队在战时作到友军有难不动如山？

黑帮指南更多内容请看以下两个回答，这里不再赘述。

有些电视里的国民党是那么白痴和不堪一击，这是真的吗？

战场上有哪些阴损的技巧和历史？

我们中国人管这种一边盯着镜子里自己的特点，一边指着别人骂的行为叫“贼喊捉贼”。

心理学有个词叫：投射效应。是指将自己的特点归因到其他人身上的倾向。在认知和对他人形成印象时，以为他人也具备与自己相似的特性的现象，把自己的感情、意志、特性投射到他人身上并强加于人，即推己及人的认知障碍。比如，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会以为别人都是善良的；一个经常算计别人的人就会觉得别人也在算计他等等。

拿钱吃饭，量体裁衣的乙方编剧，以X金马屁股为荣的“人”，这两位都说自己喜欢鲁迅的批判精神，明说要鲁迅的批判精神写中国人民，结果中国人民在它们眼中就成了“畜生”。他们的智商显然对不起鲁迅，为了照顾这两位的智商，我用影视从业人员的例子来说明一下以X金马屁股为荣的“人”与鲁迅的区别。

以下是以X金马屁股为荣的“人”理解的鲁迅

这种把问题推到别人身上，把自己摘得像白莲花一样的"人"肯定觉得自己骂得痛快，觉得自己像鲁迅一样批判得犀利。

然而，鲁迅批判精神的内核是对中国人民的热爱：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以下是以影迷为荣的人理解的鲁迅

同样是对中国影视现状的批判，大家看出两人的区别了吗？

一个高高在上，把改变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一个砥砺前行，把改变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

教员生前曾不断尝试通过对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新论述，以此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和自我认知，同时也改变“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因为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自我定位是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中心，“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肩负“启蒙”和社会批评的责任。

但教员希望将知识分子自以为重要的对社会的批评，转变为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

教员希望他们能认识到一点：真正应该接受“教育”和“启蒙”的，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工农则是知识分子的“老师”，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和工农相结合”，实现自己的“工农化”、“大众化”，而不是让自己高高在上地去“化大众”。

教员离开我们44年，那些想“化大众”的家伙越发泛滥了。把人当“畜生”的《八佰》就是最新的例子。

把观众当垃圾的那位，拍过一个剑南春广告：观众说好就是值。

听起来真战区防御导弹系统尊重观众，挣观众的钱吗，当然要说好听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挣了观众的钱后，继续说大批观众是垃圾。上图的知识分子至少还憎恨黑暗，现在这坨娱乐圈（juan）从业人员直接以黑社会为荣。这种把老混混当英雄，自以为高贵的娱乐圈（juan）从业人员，最爱干的事就是一边把自己装得像个人，一边鄙视普通人。

管宗祥，男，1927年生于山东平邑。1942年在山东参加八路军，任文工团团员。还好老先生是在1937后参加的抗X，不然……

相关回答

抛头颅洒热血，拿自己的胸膛顶着刺刀和炮口的中国军队官兵和人民是畜生？

要我说，真正的畜生还是得看——让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逼着才“不得不抗战”、“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打内战”的某个秃头：

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与德国大使陶德曼就中日媾和问题的密谈中称：

“……日本提出的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且寻觅友好的谅解，但前提是恢复战前状态（七七事变之前）。

但假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就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而中国会爆发全面革命......要知道，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各位可以留心一下，蒋介石提出“只要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中日和谈）就一切好说”。换言之，张学良的满洲、牧民们的草原、乃至于热河、华北（好好想想卢沟桥事变前就驻扎的华北日本军是怎么回事）和前朝古都北平。都是可以用来交换与抛弃的小砝码.....

拿了炸药礼教奖的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里，拼命的把我们塑造成“动物”、“羔羊”。

而有趣的是《八佰》的编剧，无论是真心，还是对着故意所言，毫无疑问在把“从动物到人”的功劳扣在了那个所谓的“民国风骨”的时代上。

此刻，我甚至已经来不及在意“民国风骨”们曾经怎么对待自发抗日的民众，黄浦江上那些欲抗日而不得的亡魂哭的到底有多么凄苦。

我更在意的问题是 ——“我们”究竟是什么？

“我们”究竟属于不属于“人类”？

究竟有多少人眼里，“我们”只算得上畜生，而“他们”和“另外一些人”才属于“人”？

被鞑子不当人，本就是历史的常态，认为鞑子能把自己当人看，能远道而来的教训自己的邻居，至多是些风花雪月的小市民幼稚病。

然而，倘若一部分“同胞”也在也在迫不及待想要的开除“我们”的人籍，那么只能说，为了保卫大多数人的人籍，或者哪怕是人籍的含金量，有一部分“人”的“人籍”是不革不行的。

我说怎么前段时间在知乎吹佰八，抨击知乎er不懂电影的大佬们，都张口意象闭口白马。

合着人家是有标准答案的。

不过这些人可真是X味忒大了，“我要你们怎么想，你们就应该怎么想”。

难怪底层人民在这些人眼里就成了“畜生”。

好，很有精神！

怪不得管导要安排凶残野蛮的上海人民虐杀悲天悯人的日本记者的片段。是啊，既然要写从畜生到人的故事，那故事里的上海人民，未免显得兽性不够。

所以我猜测，虽然八百上映后票房喜人，但纯粹的艺术家管虎，此刻应该是高兴不起来的。管导想的一定是他被我国的文化审查制度拖累了，不然如果保留了这个片段，那中国军民的兽性会体现的多么充足，整部电影的主旨会变得多么饱满啊！最好再给剧情加点料，比如参考一下聚斯金德的《香水》。充溢着严肃、悲悯、理性的大正日本学者气质的日本记者走进如野兽般爬在地上的人群，炫目的人道主义圣光闪瞎了大家的狗眼，大家为文明开化的气息所折服，狂热，由于爱的过了头，占有欲压倒了理性，于是上去将他分而食之。

管导越想越气，是怎样恶劣的制度，竟让他这样一位天马行空的导演失去了把中国人民拍成畜生的自由。当然为什么安居乐业的上海人民居然要在残垣断壁中乞活，这样的现实同昭和·记者·弥赛亚的三位一体有怎样的关联，这些大可不必细究，导演钦定的畜生，在租界区的洋大人抄起望远镜正眼看你之前，大概是没资格作为人说话的。

1934年，上海电通公司邀请田汉写个宣传抗日的剧本。但是田汉因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被冠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遭当局逮捕。

只好由他向孙师毅口授梗概，孙师毅写成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于1935年上映。

其中的主题曲，就是我们现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这个义勇军，最初指的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这是我国人民自发组织的抗日救亡武装，和当时的当局没有什么关系。

1932年，一二八以后，义勇军其中的一部分，在察哈尔归入吉鸿昌将军旗下。他们的作战，上海文艺工商各界一直都是支持的。

吉鸿昌将军又是谁杀害的呢？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发生了淞沪会战和四行仓库战斗。

中国人一向都是堂堂正正的人，不需要神仙来点化。

淞沪抗战的时候，无论400孤军，还是上海民众，都是堂堂正正的人。

抗战中，在河南等一些地区发生过民众不帮助国军的事情，但这是因为谁不是人，想必大家都清楚。

谁爱当畜牲谁当去，我们不奉陪。

前辈抗日死，

后畜恰饭馊。

洗地尚如此，

何颜写春秋？

管虎：我是导演管虎，是你们最好的老大哥，你们有不懂的事可以问我们。我会带着你们办大事。我们会亲切的告诉你们，

可以不乱切镜头在南北两岸，但是可以乱切镜头在赌场舞女。

管虎不许允许南北生切，同时对某些还保留着生硬的生切无能为力。表明管虎不喜欢生切但是不能用生切以外的方式处理某些镜头。

镜头不连贯切是为了保证模糊背景。为了模糊背景可以不管叙事逻辑性。

编剧看不上台版，觉得如果再加强台版正面作战没意思，但是导演在电影里面把台版煽情点捡回来了。

切个动物再切个人，鼠狗马强行往一起联系的行为叫比喻人性变化。

人物真实就是给一个西北人能联想到东北老铁，看着摆明了是洋铁，根本看不出锻打痕迹的大门能联想到百炼钢，并且编剧认为这是体现一个铁匠专业表现。

溃兵逃兵或者说转战南北的原东北军兵痞，在战场上的表现和没上战场的普通人是一样的。

开头给摘野草集一句话就叫致敬鲁迅。

全盘有个人拿摄像头记录不存在的故事叫具备记录性

找不到戏剧高潮可以没有。可以有尬演高潮

一个仇恨原行业但是并不是依靠自己的本子打动导演，而是依靠朋友举荐，跟导演论哥们义气办大事。在写编剧的时候东想西想。强行演绎的编剧。

在采访中偶尔强行体现管虎否决了自己拥有更高追求的编剧剧本的情况。

结尾喊恩师。

你就是这么对待恩师的？

这采访里的话，再和电影实际情况对照起来，简直是句句在骂管虎独断专行瞎搞。

督公的 @睡前消息 骂了两期，结果一看竟然还是为创作方脸上贴金～

如果八佰的导演和编剧能好好说话正经做事

八佰不至于被骂成这样

跟那个张若昀的“霍去病天生战神不能使我信服”是一样的。

不把人当人，整出一条法西斯的生物演进的路线来，我除了骂街没什么好讲的。

充分说明契丹的资产阶级的矮小性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在今天依然被前现代主宰着。

除了寄生于旧制度，交通外国和夸耀身后阴影的黑暗再没有更多了。

我再重复一遍，

“文艺界要对历史反思，要回归“永恒的，超阶级的人性”。
“我们胜利了”。

柱子爹有了一个《八佰》导演的儿子，韩玉秀在美国结婚。

今天的事情有什么新鲜。

不知道那些“爱国，借此了解历史，票房高人民喜欢你算老几”的怎么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