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在19世纪中后期怎么从欧洲第一大国衰落到普通大国的？
政治上的动荡与分裂：
19世纪中后期，法国政治舞台上充斥着动荡和频繁的更迭，这极大地消耗了国家的精力和资源。
第二帝国（18521870）： 拿破仑三世建立的第二帝国，表面上恢复了法国的辉煌，重振了国家声威，尤其是在外交上。他成功地干预了克里米亚战争，支持意大利统一，并在一些殖民扩张上取得了成就，例如在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的布局。然而，这种辉煌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体制问题。拿破仑三世的统治带有浓厚的个人权威色彩，政治自由受到压制，民主进程停滞。更重要的是，他试图通过对外战争来巩固国内统治，这种冒险的外交政策最终为法国埋下了祸根。
普法战争（18701871）与第二帝国的覆灭： 拿破仑三世在与普鲁士争夺欧洲大陆霸权的斗争中，低估了普鲁士的军事实力和俾斯麦的外交手腕。法国军队在色当战役中的惨败，不仅导致拿破仑三世的被俘和第二帝国的垮台，更让法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这些都成为沉重的打击，直接削弱了法国的国力。
第三共和国（18701940）的早期困境： 第二帝国的覆灭并未立即带来稳定。巴黎公社的短暂而血腥的出现，展现了法国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和阶级对立。随后的第三共和国在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和政治分裂。君主制复辟势力、共和派内部的左右分歧，以及对教会和国家关系的争论，使得新生的共和国步履维艰。长期的政治不稳定，使得法国难以形成一个稳定、持续的国家战略，也影响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决策力和行动力。
经济上的相对停滞与转型缓慢：
虽然法国在19世纪中后期依然是重要的工业强国，但与崛起中的德国和更加成熟的英国相比，其经济发展的步伐显得有些滞后。
重工业发展的不足： 相比于德国在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领域的爆炸式增长，法国的工业化步伐相对平缓。虽然法国在奢侈品、纺织品等传统优势产业上依然保持领先，但其在新兴的重工业领域，尤其是在技术创新和生产规模上，逐渐被德国超越。
农业经济的拖累： 法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占比较大的国家，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限制了劳动力和资本向工业部门的自由流动。农业生产的效率相对较低，也影响了整体国民经济的增长潜力。
缺乏统一的经济战略： 政治上的不稳定和不同政党之间的路线分歧，使得法国政府难以制定和执行一项长期、统一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低效和投资的犹豫。
军事上的失利与战略困境：
普法战争的失败是法国从欧洲第一大国滑落的标志性事件，也暴露了法国军事体制和战略上的严重问题。
军事改革的滞后： 法国在军队的组织、训练、装备以及动员能力方面，都未能跟上普鲁士先进的军事模式。普鲁士强调参谋部的作用、严密的铁路网动员、先进的火炮技术以及灵活的战术思想，这些都使得法国军队显得落后。
战略上的被动： 普法战争的失败，不仅让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洛林，更将其地缘政治地位推向了被动。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军事影响力大大削弱，不得不寻求与其他国家结盟以对抗日益强大的德国。
殖民扩张的成本： 尽管法国在19世纪后期积极进行殖民扩张，在非洲、亚洲等地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但这种扩张也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成本。同时，殖民地的管理也牵制了法国本土的资源和注意力，使其无法将全部力量集中在欧洲事务上。
国际关系上的孤立与战略调整：
普法战争的失败，使得法国在欧洲的力量平衡中处于不利地位，并迫使其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
与德国的对抗与联盟： 战败后，法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复仇”，并试图削弱德国的力量。然而，俾斯麦精明的“大陆体系”外交，成功地孤立了法国，并将欧洲列强牢牢地掌握在德国的联盟体系之下。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欧洲大陆上难以找到强有力的盟友。
英法关系的转变： 英国长期以来奉行“光荣孤立”政策，并且在拿破仑时代曾与法国为敌。虽然19世纪后期，英法在殖民地问题上存在矛盾，但面对共同的威胁（日益崛起的德国），双方的战略利益逐渐趋于一致。这种“不情愿”的合作，最终在20世纪初形成了“英法协约”，但这种联盟的建立，也恰恰说明了法国在欧洲孤立的处境。
“欧洲第一大国”的虚名： 尽管法国在文化、艺术、金融等方面依然拥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并且拥有庞大的殖民帝国，但其在欧洲军事和政治主导地位的丧失，使得其“欧洲第一大国”的地位名存实亡。它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软实力和殖民体系上，而非在欧洲大陆核心力量的博弈中。
总结起来， 法国从19世纪中叶的欧洲第一大国衰落到普通大国的过程，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政治上的动荡和反复，特别是普法战争的惨败，是其地位急转直下的催化剂。经济上的相对缓慢发展和工业结构的滞后，使其无法支撑其战略野心。军事上的落后和战略上的失误，导致其在与崛起中的德国对抗中节节败退。而国际关系上的孤立和战略上的被动调整，也迫使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欧洲乃至世界舞台上的角色。
法国并非在一夜之间变得“普通”，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在新的国际格局下，其原有的优势逐渐被削弱，新的挑战不断涌现，最终导致了这种地位的转变。这种转变，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网友意见
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时，农业占法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估计为59%，到1845年时占46.5%,到1890年时仍然占到国民总收人的35%，而这已经过去了100年的时光。相比之下在英国，1800年时，农业就已经无法占到法国1890年时的比重。
拿破仑时期战争结束后，法国工业的机械化进程并没有遵循与新颖性和现代性相关的通常模式。换句话说法国的大部分企业家并没有利用他们的机会去安装最新设备在生产率方面超过英国;相反，许多企业选择购买旧机器！许多零部件实际上已经非常陈旧了,这样的机制以牺牲长期经济增长为代价来解决经济生存的迫切问题。据估计，1847年时，法国全部工业部门中只有不到5000台蒸汽机，合计只有62000马力。而1826年，英格兰的全部马力是375000马力。也就是说法国此时的蒸汽机马力只有20年前英国的16。5%。直到19世纪30年代,法国的国内传统棉纺工业才开始在工厂的竞争下趋于衰落。再来看铁路工业，它在法国的发展也很迟缓。在1845年第一次铁路繁荣结束时,法国只有1200英里铁路投入使用。
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是和进行长期计划的时期过短有关。巴黎人民高涨的革命热情使得法国成为欧洲政局最不稳定的地方，与他的对头英格兰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19世纪一刚开始,法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某种不利条件下。农业生产效率停滞和国际贸易衰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20年。在整整30年间,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直骚动不安,并不断卷入战争之中。由此导致新技术采纳一直迟滞。经济的短期波动,连同政治与军事危机,使得增长进程频繁地发生中断,也使得社会各方周期性地削减对主要基础设施工程和成套设备、机器等方面的投资。在某些关键部门,投资决策不是根据长期规划做出的。这种决策总是与野心过高的计划项目相关联,投资活动只是零碎地进行,并且这些投资项目往往半途而废。那些从其一产生就能对范围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并能对抗外国竞争的大型企业,也成功地被创建,但是数量还非常少。 1826~1829年间,法国的状况清楚地表明投资潜能没有充分实现,因为它们勾勒出以下图景:一方面,公共工程项目从来没有完工;另一方面,在整个19世纪,两种类型的生产单位都同时保留下来。这两种类型是指在最新型企业存在的同时,又存在着与封闭经济相适应的小农场,以及陈旧的工场。很长时间以来,这些工场一直以效率不高的方式,挣扎着要在财务上补偿成套设备与机器的折旧。那么投资的钱都去哪儿了呢？答案是，法国人过多地将资本投向国外了,对外投资所赚取的利息比国内债券利息高1/3左右——前者的利息率为4.75%,而在1878-1911年间,法国公债的债息回报率是3.55%。根据H.费斯(Feis)的研究,在这些年间,整个法国投到国外的资产比例从8%增加到15%——开始时,每年因此导致国民收入减少2%左右;而在1880-1900年间,这种减少幅度4%;1913-1914年间升至6%。尽管法国经济发展缓慢，工业产值占世界比例逐年降低，但是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事实上除了英国，只有法国有最有利的殖民扩张优势。德国直到1871年才统一，美国长期奉行门罗主义；到了19世纪末期美德崛起时殖民地已经被英法瓜分殆尽。作为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大国，法国在殖民扩张中积累了巨额的金融资本。1914年之前，法国的资本输出仅次于英国，占世界第二位，但是与英国投资自己殖民地的做法不相同的是，法国资本输出主要采取高利贷形式，1914年，法国对外投资超过600亿法郎，其中113亿是放给了沙俄，为了把沙俄拉到自己的阵营，法国也算是下了血本，革命导师列宁将其称为高利贷帝国主义，于是和我们一样讨厌高利贷的列宁拒绝承认沙俄时期的所有条约，包括这批贷款。都说法国盛产别国国父，要是没有法国冤大头的投资，沙俄也不会在20世纪开始工业化进程猛然加快，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说苏联的成立法国也算功不可没。遇到老赖的后果就是当时一战后急需要资金恢复的法国直接被坑傻了。20世纪的诸多年份，法国本土对华贸易甚至是处于入超状态，依靠法国给中国政府借款利息才能扭转这种逆差。事实情况是,对外国的投资在用作投资的全部储蓄中所占的百分比,从1880-1889年间的4.9%上升到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16.3%、22.2%
即使在投资都往国外飞的情况下，在法国国内，我们可以认为:法国并不是缺少资本来源,而是资本被投到了生产效率相对低下的部门和环节。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政治标准决定投资的方向。资本往往投到了未充分开发的农村,而这种投资并不能绐法国带来出口订单的增长,其收入也不能满足还本付息的需要。
简单举个例子，1848年志大才疏的拿破仑三世竞选总统并一举成功，并不是他有多少才能，而是因为占法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投票给了他。拿破仑曾经在1804年的民法典中确认了农民小块土地所有者的存在，因此农民对拿破仑的个人崇拜是更深的。不认识字的农民在第一次拿到投票权时，只知道有一个人是拿破仑的继承人，毫不犹豫的将选票投给了拿破仑三世。深知其基本盘的拿破仑三世也在他统治期间极力维护这些基本盘。
法国并没有经历像英国圈地运动那样大规模的资产阶级侵占农民土地的运动，也没有像美国那样直接换个空地重开，更不像德国的容克地主那样强势，毕竟贵族和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已经被罗伯斯庇尔用断头铡物理上消灭了很多。反而是拿破仑保护了这些小农的利益。
因此法国工业化进程是通过劳工队伍被分散在农村和小城镇地区而展开的。作为这种分散的一个结果,到1880年时,仍然有74%的人口在农村。当然,这时巴黎已呈现出重要大都市的面貌,它拥有227万居民,占到法国城镇人口的23%,比法国其他6个大都市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出60%也就是说法国第二到第七的城市人口加起来不足一百万。所以巴黎是仅有的一个例外。法国城市化不是以城镇规模的显著增长为特征的,而总是表现为人口的分散。除7个大城市群以外,在1820~1880年间,城镇数量从450个增加到700个,但是每一个城镇的人口规模仅为平均7500人。而法国的投资者和金融家他们早就发现，由于经济增长受到制度和原料两方面的限制，以及家族企业家对于外来援助的反感,他们很难将钱投放于国内企业，于是成为资助东欧和南欧地区穷国经济发展的最早并且最活跃的一批人。。
总的来说法国的经济增长和投资水平长期低于技术进步所允许达到的水平。
事实上如果只是人均产量低，对于法国也不是最致命的问题，毕竟法国的人均产出效率从18世纪开始就长期略低于周边的国家。直到1954年法国的工业按人均产出计算仍低于瑞典、挪威、瑞士，只比丹麦高一点。对于法国而言最要命的是不仅人均效率增长缓慢，人口自然增长甚至更加缓慢。18世纪快结東时,法国拥有将近2700万人口。当时的法国可以说是“欧洲的中国”，拥有欧洲人口的15%-16%，比沙皇俄国的人口还要多。拿破仑军事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规模庞大的军队为基础的。要知道直到1801年，已经经过几十年的迅速扩张后英国的人口数仍然不到法国的一半，不足1100万，而法国的人口数当时已经是2690万人。但这种人口增长很早就被控制住了。1850年法国人口总数3570万,此后逐渐放缓。到1911年时,总数为3960万,仅占欧洲居民的9%,是全西欧人口密度最低的，直到1846年才达到大不列颠1775年的密度。在19世纪的后60年，法国人口仅增长了14%,而此期间的人口增长率,大不列颠是78%,尼德兰是64%,比利时是56%,德国是57%。如果回到1801年，尽管此时英国已经在100 年前人均产值已经高于法国，但是法国人还可以想着2700万对1100万，优势在我。此时尚未统一的小德意志地区也有2450万人。但是到了1910年，法国只有4150万人口，英国此时有4210万人口，德国有5850万人口。法国的比较人力优势已经消失殆尽。19世纪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转型世纪，而对法国来说实际上却是一个停滞时期。就这样，在19世纪开始后的一个世纪，大部分的时间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了法国，但是人均收入上的差距却没有扩大，最主要因为法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远低于英国，或者说低于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靠着超低的生育率，即使法国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来没有被周围国家甩开差距。甚至稳中向好。法国人民选择不生孩子给法国资本家割韭菜，后果就是虽然法国综合国力相对来说越来越弱。
从思想潮流上看，“人口自由增长”的主张确实逐渐地占了支配地位。尽管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都是些坚定的“人口增长不加控制论”者,但是法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性衰退这种下降趋势却还是加速了。1791年通过的宪法强调家长的权威，断头狂魔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更公然宣称“父母才是真正的公民”。这种观点直接继承了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将婚姻定义为“由自由人的约定而自愿结成的男女婚育同盟,其目的就在于生儿育女”。1790年开始的新税收,使得家庭从国家征兵中解脱出来,从那时起征兵只以单身汉为对象;还有1796年6月8日颁布的法令,为怀孕和哺乳自由提供一定的补贴。这些都部分地成为提高出生率的隐性政策。由此看来,政治革命意图为人口革命开拓道路,同时也促使人口不足的法国走向繁荣。然而,事与愿违。在大革命和帝国期间,出生率又发生了急剧的下降。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经济上的不平等和相较于之前政治上的平等使得法国的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向上空间变大了，社会流动性变强了。但是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这些人看来多一个孩子就是多一份不必要的压力和累赘。在法国农村，由于没有经历像英国一样圈地运动，大部分地产基本由中小农民占有，为了保证土地财产不被稀释，他们几乎不约而同的选择节育。浪漫的法国人从那时起结婚率就处于世界的洼地，一战结束后，政府首次为鼓励生育而采取了各种措施——不管是1920年7月31日通过的法律,这次立法禁止生育控制宣传以及堕胎活动;还是1932年3月11日通过的法律,这个法律规定各个不同职业的人都必须强制性地缴纳人口补偿资金——都未产生任何促进人口增长的效果。到了30年代，人口负增长在法国已经是常态。要知道和1910年相比，法国已经收复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但是总人口还没有三十年前高。事实上情况远比看到的更严重，因为就算在这样低迷的期间，法国的 人口增长还是要归功于外国移民的数量和生育率。一战前，意大利和比利时有大量人民移居法国，到一战开始时人口已经占到全国人口的5%，而且生育率是法兰西人的两倍以上。到了今天当周边白人也全部开始低生育率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卢乌鸡即将诞生。
但是数据表面法国没有生活压力的大资产阶级并没有表现出节育少子的倾向，一句话就是法国的韭菜他不长了。
当法国政府气急败坏的指着法国韭菜，不对法兰西人民说；“你不生，有的是人生”时，法国人民依旧无动于衷。可是，法国政府发现的确有的是人生，不过悲催的是这个人居然是德国人。
所以我们在谈及二战的法国时，真相可能并不是一战打光了法国的青年，毕竟虽然法国战死士兵超过120万，但德国的这一数字是177万。更重要的是法国人压根没生。间隔的20年，法国只增加了80万人口，而德国增加了800万，英国也增加了450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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