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案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9世纪末，法国社会被一场名为“德雷福斯案”的政治丑闻搅得天翻地覆。这桩案件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间谍罪指控，更是一次撕裂法国社会的重大事件，它暴露了法国社会深藏的矛盾，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故事的主人公是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一位在法国军队中服役的犹太裔炮兵上尉。1894年，法国军方收到一份秘密报告，指控有人向德国大使馆泄露国家机密。这份报告中的证据指向了德雷福斯。

案件的起源与初审

当时，法国在普法战争（18701871）中惨败于普鲁士，国家上下弥漫着复仇情绪，军队的荣誉感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被视为“背叛”的行为都会引起轩然大波。

经过一番秘密的调查，尽管证据非常薄弱，甚至可以说是捏造，但军方高层，特别是情报部门，似乎急于找到一个替罪羊。德雷福斯，作为一名在军队中并不算特别突出的犹太军官，成为了他们关注的目标。

1894年12月，德雷福斯在未获得充分辩护权的情况下，被秘密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流放，并被剥夺军衔。在巴黎的军校阅兵场上，举行了一场极具侮辱性的公开剥夺军衔仪式，德雷福斯的军服被撕裂，佩戴的军刀被折断，他的罪名被高呼。他随后被流放到位于南美洲的恶魔岛（Île du Diable），一个条件极其恶劣的监狱。

真相的显现与“我控诉”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在德雷福斯被流放后不久，真正的泄密者浮出水面——埃斯特哈齐（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一个负债累累、声名狼藉的伯爵。法国军事情报部门的一位名叫皮卡尔（Georges Picquart）的上校，在整理文件时发现了新的证据，并逐渐意识到德雷福斯可能被冤枉了。

皮卡尔上校发现了一份名为“笔迹证明”（bordereau）的原始泄密文件，这成为了指控德雷福斯的核心证据。通过笔迹专家的鉴定，皮卡尔发现这份文件的笔迹与德雷福斯本人并不相符，反而与埃斯特哈齐非常相似。

皮卡尔试图将真相公之于众，但他的努力遭到了军方高层的阻挠和压制。军方为了维护其声誉，不愿承认他们的错误，并试图掩盖埃斯特哈齐的罪行。皮卡尔因此被调离，但真相的种子已经播下。

此时，一些正直的记者和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此案。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著名作家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1898年1月，左拉在《观察家报》（L'Auro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控诉”（J'accuse... !）的公开信。这封信直接矛头指向了当时的法国总统、军队高层以及参与审判的官员，控诉他们对德雷福斯进行了不公正的审判，并包庇了真正的罪犯。

左拉的这封信如同惊雷炸响，在法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它将一个原本隐藏在军事秘密中的案件，一下子推到了公众的视野之中，并演变成了一场关于正义、真相、反犹主义和国家荣誉的全国性辩论。

社会的分裂与“德雷福斯主义者”

德雷福斯案使得法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分裂。

支持德雷福斯的人（“德雷福斯主义者”），包括许多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如安纳托尔·法朗士）、社会党人以及一部分共和派人士，他们坚持相信德雷福斯的清白，并认为这是对国家司法体系和法治的考验。他们呼吁公平正义，反对反犹主义和军方保守势力的干涉。
反对德雷福斯的人（“反德雷福斯主义者”），则包括军队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天主教会的某些势力，以及那些对犹太人在法国社会中的地位感到不安的人。他们将德雷福斯视为民族叛徒，并将此案上升到国家安全和民族认同的高度，认为承认错误是对军队的侮辱。

法国的报纸上也充斥着各种言论，支持和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有时甚至演变成街头冲突。这场争论不仅影响了法国，也牵动了国际社会的神经。

二审与最终平反

左拉的“我控诉”文章发表后，他被判诽谤罪，也因此被迫流亡英国。然而，他的行动极大地推动了案件的进一步调查。

1899年，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德雷福斯被重新审判。这次在雷恩（Rennes）举行的军事审判，同样充满了争议。尽管新证据不断涌现，证明德雷福斯无罪，但军方仍然坚守立场，并再次以“有罪”判决，但刑期有所减轻（10年监禁）。

这一次的判决引发了更大的愤怒，也让人们对法国的司法体系产生了严重的质疑。最终，在法国总统埃米尔·卢贝（Émile Loubet）的干预下，德雷福斯获得了总统的赦免。

1906年，法国最高上诉法院正式撤销了对德雷福斯的定罪，宣布他无罪。德雷福斯得以恢复军籍，并被重新授予荣誉军团勋章。

案件的影响

德雷福斯案的影响深远：

揭露了法国社会的深层矛盾：它暴露了法国社会中潜藏的反犹主义、民族主义的狂热以及军方保守势力对政治的影响力。
推动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改革：这场案件的持续发酵，最终使得共和派和进步力量得以巩固其在法国政治中的地位，加强了政教分离，并推动了对军队的改革。
强化了“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观念：德雷福斯案成为了一场关于正义、真相和个人权利的斗争，激发了人们对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关注，并对后来的许多人权运动产生了启示。
影响了欧洲的政治格局：案件的讨论也加剧了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对比，为20世纪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德雷福斯案是一段沉重的历史，它告诉我们，即使在看似文明的国家，偏见、谎言和权力的滥用也可能导致可怕的悲剧。但同时，它也展现了坚持正义、追求真相的力量，以及那些敢于发声、挑战不公的人们所能带来的改变。这桩案件至今仍被视为西方文明史上关于良心、勇气与国家责任的经典案例。

网友意见

阿尔萨斯洛林人说德语跟他们认为自己是法国人不矛盾，普罗旺斯人在世界大战里还说普罗旺斯语，但他们也认为自己是法国人。

德雷福斯案原本是一个简单的间谍案，法国军队的情报机关认为德雷福斯是间谍，并且对他用很草率的方式定了罪。本来他可能就这么完蛋了，但是他有个特殊身份他是个犹太人，他姐姐坚信他无罪，所以到处寻找人帮助，本来只是一些普通人支持他。但是法国的保王党认为这是左派的阴谋，攻击法国的军队，于是就投入战斗，右派组织和报纸，比如爱国者同盟、法兰西祖国同盟的加入让原本对犹太人问题并不感兴趣的左派也加入了战斗。

德雷福斯案的政治化，应该是从右派试图借此案搞反犹运动而开始的，像饶勒斯、布鲁姆、这些左派高师小集团和社会党政治家原本对德雷福斯案是无所谓的，但是莱昂都德、莫里斯巴雷斯、这样的右派大人物投身于德雷福斯案，就惊动了左派。于是到这个时候德雷福斯案到底真相如何已经没人在乎了。

左拉投入战斗也是这个时候，其实所谓要求重审，就是要求恢复德雷福斯的名誉，右派的错误在于他们投入战斗太早，而且把力量花在那些仅仅出于同情和义愤而支持德雷福斯的小人物身上，并且把火往左派那边烧。结果真的把自己的敌人推到了一起。

其中还有一个悲剧是菲利克斯福尔总统死于马上风，姑且不说他是像左派小报说的那样被活活咬死的。

德雷福斯事件，案件本身是次要的。

当时法国保王党人在早已经失去政权、法国都已经到第三共和国的时候，还仍然垄断着外交界和军界的主要权力。德雷福斯事件的核心其实也是一个国民共同体构建原则的问题，这牵涉到两个派系的斗争。德雷福斯本人也就是夹在中间，充当一个导火索的人物。

它的核心就是，讲法语的犹太人、法兰西共和国的公民是不是真正的法国人的问题。他们是还是不是？实际上就是在挑战法兰西共和国的民族构建原理，也就是法兰西国民这个概念的边界原理。共和派捍卫的就是1789年的那种建立于法国大革命的认同原则，共和主义者显然都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民；而保守主义者企图把犹太人剔除到法兰西的范围之外，因为他们的法兰西是君主国的法兰西，是由君主和贵族组成的，犹太人只不过是被保护者，他们是不在这个体系之内的。

法国社会被这起事件歇斯底里地分裂为两个阵营：以保守主义者为主的一方相信德雷福斯有罪；以共和主义者为主的一方在数年以后开始相信德雷福斯是清白无辜的。在审判德雷福斯有罪后，这起事件也没有画上句号，接下来的十几年时间里，法国被围绕着这一案件的是非曲直而展开的争斗弄得四分五裂，这场争斗有时近乎一场虽不流血却异常激烈的内战。家庭破裂，老友反目，决斗盛行，政府垮台，前程断送。一些人进了监狱，一些人自杀身亡。街头出现骚乱，法国总统被人吐了口水并且遭到棍棒的袭击。

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保王党的残余势力经此一役以后基本上被扫除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动员以后，旧的法兰西军队和外交界当中的保王派到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整个时间过程反反复复花了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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