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有哪些具重要历史意义的建筑惨遭"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命运？
“风刀霜剑严相逼”，这并非仅仅是自然因素的简单叠加，更多的是历史洪流中，那些无法预料的变故，以及潜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种种压力。
我们不妨从几个维度来审视这些令人扼腕的命运：
一、战争的烈焰与毁灭：
战争是建筑最直接、最残酷的毁灭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无数古老而珍贵的建筑在炮火中化为废墟。
德国科隆大教堂（Kölner Dom）： 虽然这座哥特式建筑奇迹般地挺过了大部分的轰炸，但它并非毫发无损。二战期间，科隆遭受了多次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教堂顶部和周边区域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许多花窗玻璃被炸毁，塔楼也留下了弹痕。它之所以能屹立至今，更多是因为盟军飞行员出于对这座伟大建筑的敬意，有意避开了它。但这过程中的惊心动魄，以及周边无数建筑被夷为平地，都足以说明战争的无情。在炮火轰鸣中，它所见证的是一个时代的崩塌。
波兰华沙老城（Warszawskie Stare Miasto）：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华沙起义中，这座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希特勒命令将华沙化为灰烬，其中也包括了这座在198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老城。精心修复后的老城，如今虽美轮美奂，但它承载的是一个民族浴火重生的悲壮历史，而那些被毁的原初建筑，其灵魂的失落感至今仍能被敏感的观察者所感知。想象一下，那些曾经的宫殿、教堂、民居，是如何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瓦砾，那是何等的惨烈。
希腊雅典卫城（Akropolis von Athen）： 虽然雅典卫城的大部分建筑，如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在历史上遭受过破坏，但其影响深远。例如，在17世纪末的摩里亚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围攻雅典，威尼斯军队炮轰卫城。当时帕特农神庙被用作火药库，结果被威尼斯大炮击中引爆，导致神庙主体建筑严重损毁，尤其是曾经宏伟的柱廊和屋顶。这种人为的破坏，让这座古典文明的象征蒙上了深深的创伤。
二、城市发展的“刀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为了满足新的功能需求、拓展交通网络，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成为了“发展”的牺牲品。
美国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Pennsylvania Station，旧址）： 这座由麦金米特（McKim, Mead & White）设计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车站，于1910年落成，被誉为“建筑的杰作”。然而，在1963年，为了在其原址兴建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这座宏伟的车站被拆除。拆除的决定在当时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被视为美国历史建筑保护史上的一大败笔。如今的宾夕法尼亚车站，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和气魄，取而代之的是地下通道式的混乱和商业化。这种为了所谓的“进步”而牺牲历史遗迹的行为，如同“风刀”般无情。
英国伦敦“大英饭店”（Great Eastern Hotel）周边的历史街区： 在20世纪初至中期，为了建设新的交通枢纽和商业区，伦敦也拆除了一些维多利亚时期和更早的建筑。虽然没有某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被大规模拆除，但这种零散的、逐步的“侵蚀”同样消磨了城市的历史肌理。一些精美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因其“陈旧”而被替换为更现代、功能性更强的建筑，仿佛是城市在不断“刮骨疗伤”，但代价是失去了独特的历史风貌。
三、人为的漠视与遗忘：
有时候，建筑的毁灭并非来自直接的攻击，而是来自长期的忽视、错误的维护，以及不当的使用。
中国许多古镇和历史建筑： 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许多缺乏有效保护的古镇和单体历史建筑，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损毁。例如，一些有百年历史的老宅院，因为年久失修，木质结构腐朽，或是被擅自改建、拆除以建造高楼，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些并非轰轰烈烈的毁灭，而是“静悄悄”的消亡，如同“霜剑”般在不经意间将历史的痕迹抹去。当人们习惯了旧事物被新事物取代，那些曾经的“高墙大院”便成为了被遗忘的角落，最终坍塌或被拆毁。
某些宗教建筑在非宗教时期： 在一些社会变革时期，一些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教堂、寺庙，因为其宗教属性而遭到关闭、废弃，甚至被挪作他用。虽然有些后来得到修复，但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对建筑原初精神的损害。例如，在一些国家的 secularization 进程中，一些精美的中世纪教堂被改建为博物馆、音乐厅，虽然保护了建筑主体，但其作为宗教场所的灵魂却被剥离了。这种人为的“改造”，也是一种形式的“风刀霜剑”。
结语：
这些被“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建筑，它们的故事并非仅仅是物理上的损毁，更是一种文化上的失落，是与历史割裂的痛苦。每一次一座重要建筑的消逝，都像是从人类的记忆长河中抽走了一段重要的叙事。它们的命运，时刻提醒着我们：历史建筑不仅仅是冰冷的砖石木瓦，它们是活着的记忆，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如何在其生命周期中，给予它们应有的尊重与呵护，是每一代人必须面对的考题。那些消失的，成为了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而那些幸存的，则需要我们更加珍视和守护，以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网友意见
南京明故宫
自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南京的故宫就一直缺乏维护。两百年间曾有数次火灾，修缮工作却都很敷衍。以致于弘光帝登基时，整片宫殿群与鬼屋区别不大。
不过鬼屋和废墟还是有所不同的，虽然荒凉，但至少此时的建筑大多都还完整。而多铎南下时弘光朝的迅速崩溃，也时南京城免于战火与屠戮。随后江南的八旗军驻防城也被设在原皇城中，终清一朝，官方对明故宫的破坏仅限于将九龙殿拆除搬迁至普陀山。
所以，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明故宫的总体结构仍在。其最终沦为今日的模样，全由近现代的历次劫难所致。
1853年，太平军没费多少功夫就攻克了南京，并定都于此，改名天京。但洪秀全没有沿用明故宫而是另建新宫，并拆取明故宫大量石料和砖瓦。
1864年，曾国荃的湘军进攻天京，与太平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战斗中双方均纵火互焚。最终湘军经历了一番苦战，最终夺取天京。而曾国荃牢记兄长“不可贪天之功”的教训，纵容湘军大肆劫掠以自污（就算他想管估计也管不住）。
随后湘军在城中四处纵火，明故宫遭到毁灭性破坏，只剩下残垣断壁，一座“较大的废墟”。
但就连废墟都无法幸免。
1924年，因建造明故宫机场，午门双阙被拆除，仅留下一座三孔门洞。
1929年，为迎接孙文先生遗体安葬钟山，国民政府修建迎榇大道，是为中山路。中山东路横跨奉天殿广场，废墟被一分为二，日日被车流碾压。
抗战时期，明故宫机场又受到了日军空袭的重点关照，彻底损毁。
最终明故宫仅剩下午门与地下柱础等少量遗迹，成为我们今日所见的模样。
今天一觉醒来，闻巴黎圣母院不幸罹于火，承载百年历史记忆的建筑一旦将从人们的眼中消失，实在是一件痛心的事。
很容易联想到半年前巴西国家博物馆的那场大火，一场灾难带走的不止是这样一座宏伟的建筑，随之而去的是馆藏2000 万件馆藏文物中的 92.5%的文物。这场死亡式的灾难带来的文化上的损失，人们可能会对宏伟的建筑付之一炬感到伤感，但究竟沉痛的是其承载文化的消逝。
本人不擅长古建的话题，在这样一个问题下拙于下笔，歪个楼，来谈谈中国历代毁于火的藏书楼，文不尽意，聊表一二：
众所周知研究历史需要史料，狭义之史料，即是史书。书籍所承载的即是一个时代文化的缩影，也就是历史。秦汉以来藏书以官藏为盛，藏书多存于官方藏书楼，如东汉，多藏书于石室、兰台（即御史台）、东观、仁寿阁、辟雍、宣明、鸿都、金匮等地
《隋书·经籍志》:“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钜儒,负裘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炽。
《拾遗记》：“曹曾,鲁人也。家产巨亿,学徒有贫者皆给食。天下名书,上古以来文篆讹落者,曾皆刊正,垂万余卷……及世乱,家家焚庐,曾虑先文湮没,乃积石为仓以藏书,故谓曹氏为‘书仓’。
《南齐书-崔慰祖传》：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
私人藏书楼这一设置的出现，发端于私人藏书之盛，吴晞先生在《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一文判断藏书楼“不会早于唐宋之际,并且发源于私家藏书。”理由是源于《新唐书》与《郡斋读书志》的两则史料：
李磎好学,家有书至万卷,世号李书楼
孙（长孺）之六世祖,喜藏书,贮以楼,蜀人号书楼。
至宋印刷术盛，刊刻大兴，私人藏书楼开始林立，仅绍兴一地，藏书家已蔚然成群，较著名的有新昌的石氏、山阴的陆氏家族、会稽的诸葛氏家族，以及上虞的李光、会稽的莫子纯、剡川的姚宽等。新昌石公弼官至兵部尚书，《嘉泰会稽志》记其藏书“无一不有”。本回答的内容也集中于宋以后。
宋代官方藏书楼被火者至少有两例:
一是北宋真宗荣王宫火：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申，荣王元俨宫火，自三鼓至翌日亭午乃止，延烧内藏、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
二是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火:
《文献通考》卷百七十二:“高宗渡江，书籍散佚，献书有赏，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录，鬻者悉市....盖自绍兴至绍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往往各充秘府。绍定辛卯火灾，书多阙焉。”
两次大火，更遭两宋更迭，这些藏书楼化为灰烬，所藏的书籍也亦为之陪葬，无法知晓这些损失有多少，但可以知晓的是，宋初所修《太平御览》所引书目达一千六百八十九种，自此后亡佚十之八九。
本来藏书于木质建筑当中极易被火，因此藏书者们极其注意防火，有甚者如天一阁更是再楼阁名字上动心思。清人孙从添《藏书纪要》则详尽介绍了皂角炒末可避鼠害，炭屑、石灰、锅锈铺地以驳白蚁等藏书保护方法。其他楼阁亦多以曝书、筑封火墙、纯用砖瓷、凿蓄水池的各种方式防护烟火，但私家藏书楼被火之事宋明清以来屡见不鲜。被焚者虽止一阁楼，但对藏书者而言是一生心血，对后学而言是文献的缺憾。这些楼阁虽然不符合题主“伟大建筑”的标准，但这些一座又一座的建筑的消逝，其损失不亚于武则天之明堂、汉魏之王宫。以下兹列诸被火藏书楼，不能一一悉载，聊作凭吊牢骚而已：
宋
姚铉藏书楼：《藏书纪事诗》：“铉谪居连洲，尝写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于县建楼贮之。官属多遣吏写录，吏以为苦,以盐水喂之，冀其速坏，后以火焚其楼。”
宋绶藏书楼：《容斋续笔》卷十五:“宋宜献家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二家之书，其富盖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化为灰烬。
叶梦得藏书楼：《挥麈录》卷七:“南渡以来，惟叶少蕴少年贵盛，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置之害川弁山山居，建书楼以贮之，极为华焕。丁卯冬，其宅与书俱荡燎。”
尤袤藏书楼：《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藏书至多,法书尤富，尝烬于火，今其存亡几矣。”
《江表传》、《英雄记》之亡：《邵氏闻见后录》：神宗恶《后汉书》范晔姓名，欲更修之。求《东观汉记》，久之不得，后高丽以其本附医官某人来上，神宗已厌代矣。至元祐年，高丽使人言状，访于书省，无知者。医官已死，于其家得之，藏于中秘。予尝写本于吕汲公家，亦弃之兵火中矣。又予长安时，或云鄠杜民家有《江表传》、《英雄志》，因为外台言之，亟委官以取，民惊惧，遽焚之。世今无此三书矣。
《齐东野语》：宋室承平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番易吴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献，晁以道，刘壮舆，皆号藏书之富。邯郸李淑五十七类二万三千一百八十余卷，田镐三万卷，昭德晁氏二万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万三千余卷，而类书浩博，若《太平御览》之类，复不与焉。次如曾南丰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万卷，然后靡不厄于兵火者。
元
庄肃藏书楼：《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至正六年，朝廷开局修宋、辽、金三史，诏求遗书，有以书献者予一官......其家虑恐兵遁图谶干犯禁条，悉付祝融氏。及收拾烬余，存者又无几矣。
明
官方藏书楼之焚，第一次在永乐十九年( 1421年)。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庚子，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由于雷击发生火灾，因抢救及时,把文渊阁藏书转移到东华门外，才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第二次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正月，南京文渊阁火灾，藏书全部化为灰烬。第三次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七月十七日，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集累世之《实录》，采朝野之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忽遇天灾，化为煨烬。”。
私人如边贡、郑厨、丰坊等，藏书数万卷，俱毁于火，其余不可胜举，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癖于求书，搜访金石古文甚富。一夕，毁于火，仰天大哭日:‘嗟乎!甚于丧我也!’病遂笃，卒年五十七。
伟大建筑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所肩负的历史在人心中已经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是因为其承载的文化积淀已经是人们眼中的文化地标。以上所简谈的中国藏书楼，曾林立与于中国各地，并未有多么雍容华贵、令人叹为观止，而是其身内所包纳那万卷墨迹留给后世的文史价值令人赞叹。从古至今，藏书楼饱经风霜，或存或毁，近代以来挺立下来的藏书楼完成了他的使命，将承载的典籍交付与社会，从而稍稍使得今人避免了"今遗书十不存一，每一归，展省旧箧，不忍复启,但流涕而已。"的尴尬。
帕特农神庙
英国贵族托马斯在18世纪末期出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时，利用职权之便，将收集着古希腊大部分珍贵文物的帕特农神庙洗劫一空，连庙里的雕塑都没放过，近60%都被他拆掉，在1803年用英国军舰运回伦敦，装了200多箱，而实在无法运走到雕塑和石柱都被英国人切割和砸毁，甚至使用了炸药，并且沉入海底。（之前已经被威尼斯人破坏一次）
他的儿子作为英国驻华大使指使英法联军抢劫和毁灭了圆明园。
大报恩寺琉璃宝塔，明代的建筑奇迹。当年英国人兵临南京，第一个念头就是看看大报恩寺琉璃塔。文明系列里它也作为过中国的奇观代表。
可惜在太平天国的天京之乱中，韦昌辉为了防止石达开利用这个制高点，把这塔炸了。也有一说是在天京保卫战中，同样出于军事地形的原因，太平军将士炸毁了这座塔。
这里提供两篇网络资料，供大家了解大报恩寺琉璃宝塔。毕竟我当年不是看《临高启明》和《大穿越时代》，是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土地上曾经有这样一座建筑物……
https://baike.baidu.com/item/大报恩寺琉璃宝塔/10838213?fr=kg_general
(上述四图来自百度百科，是古人所绘的旧塔形象。上起第二幅图，出自西方绘画家之手。)
(这是我一个可爱的女性朋友今年新年在长三角一带旅游时拍的当代复建物，只能说，emmmm)
(这三个东西的照片也是那位可爱的女性朋友所拍。是当年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建造时遗留的备用构件)
埃及新王国时代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之妻，尼弗塔丽（奈菲尔塔利）的陵墓：
尼弗塔丽还拥有全埃及最精美的陵墓。该陵墓位于底比斯的王后谷（Valley of Queens）内。1904年意大利考古学家发现了这座陵墓。陵墓内绘有精美的壁画。遗憾的是，尼弗塔丽的陵墓正在遭受毁灭性的破坏。由于陵墓是在石灰岩中开凿成的，里面含有盐分，当墓穴里的空气湿度超过一定限度时，盐就会渗出来，并在岩石、灰泥和油彩的中间产生结晶体，从而导致画面脱落。1986年，埃及古物保护组织与美国的洛杉矶盖蒂保护协会合作成立了国际保护组织，挽救这份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遗产。
著名的狮身人面像：
位于吉萨的哈夫拉金字塔前面的狮身人面像，由于遭受几千年来的风吹日晒，使得它不断破损。特别是1988年，从狮身人面像的右肩上掉下一块300多斤重的石块，导致狮身人面像的破损尤为严重。因此，对狮身人面像的修复和加固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埃及政府对狮身人面像制定了系统的保护和修复措施。1990年，盖蒂研究所在狮身人面像的背部安装了一部太阳能监视器，它可以测出潜在的具有破坏性的环境因素，如风、颗粒、空气和温度等。
引用自王海利《埃及通史》。
浙江的两座塔。
（五代十国—1924年）杭州雷峰塔于1924年因被长期盗挖砖石而倒塌。
（唐贞观年间—1960年代）温州白象塔因自然衰败，不堪重负，被迫拆倒。现文物多藏于温州市博物馆。
“小紫禁城”————越南顺化皇城在越战中遭到致命性破坏。
顺化皇城在越南嘉隆帝时期开始营造，成千上万的工人被命令建造10公里长的墙壁和护城河。最初的墙是以泥土建成，但后来这些土墙被2米厚的石墙所取代。在原有宫殿的基础上，仿照北京紫禁城的规制大幅度扩建皇宫，建成之后成为越南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
京城内部就被称皇城（Hoàng thành）, 周围由长约2.5公里的城墙包围，即六百四十丈一尺（2500米）。而南北长一百五十一丈（604米），东西宽一百五十五丈五尺（620米）。城墙高一丈五寸（6.5米），厚二尺六寸（1.04米）。皇城南面正门为午门，午门内为正殿太和殿左为太庙、肇庙，右为世庙、兴庙，北为大宫门，门内为阮朝帝后嫔妃太子居住的紫禁城。紫禁城外西侧有太后太妃居住的寿祉宫、兴宁宫，外东侧有御苑几暇园和瀛洲。皇城内还有内务府、御医院、尚膳所、象厂、马厂等服务性建筑。皇城内被称为紫禁城（Tử cấm thành）。
可见，顺化皇城不仅代表越南的皇权，也是越南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个表现。
这样一座皇城，在战争面前也自身难保：
在1968年1月31日凌晨，北越军和越共的一个师发动了对顺化等大多数城市的协调攻击以作为春节攻势的一部分。在顺化战役的初始阶段，由于顺化的宗教和文化地位，美军被命令不炸弹或炮轰城市，因为害怕此举会摧毁皇城的历史建筑;但是随后由于伤亡人数的增加，这些限制逐渐消除，战役造成了皇城的严重破坏。在160个建筑中，只有10个主要建筑在战役结束后残留，包括太和殿、乾成殿、世庙和显临阁。
战争所留下的断壁残垣现在在皇城里仍随处可见。
所幸修复工作进展的还算顺利，1993年顺化皇城也成功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2012年马里爆发内战，千年古城廷巴克图被萨拉菲派武装分子Ansar Dine占领，他们眼里”不正宗“的本土化伊斯兰文明遭到清洗，很多当地的标志性古建筑，包括苏菲圣徒陵墓、经学中心遭到大规模损毁。
- 极端分子以“破除偶像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名义，捣毁城内的苏菲圣徒陵墓，16座中有14座受损，3座被彻底夷平。
- 多个大学（马德拉沙）受损。尚克尔大学手卷收藏馆的文献被全盘盗走；法军和政府军收复廷巴克图后，撤退的极端分子在哈迈德·巴巴文献研究中心纵火，导致4000多卷古文献被焚毁。
- 西迪叶海亚清真寺的大门，当地人认为到了末世才能打开，被极端分子以破除迷信的名义扛走。
所幸的是，本地人很快就形成了保护古建筑的武装组织，更彻底的破坏得以避免。该城在13年被收复后，大部分建筑得以重建。可是，当地传统的苏菲主义，与萨拉菲主义的裂痕仍然无法弥补。
对苏菲圣徒陵墓的崇拜，是伊斯兰教传入马里后，苏菲主义和当地原始信仰的结合。品行高尚的苏菲教师会被封圣，陵墓供后人崇拜。有些当地的苏菲导师（称为”马拉布特“）角色和巫师有些类似，在诵经、传教的同时，也会为人定制护身符并算卦。近现代传入的萨拉菲派原教旨主义，以及一些更”正统“的苏菲马拉布特，将这些原始信仰特征视为异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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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如果时光倒流回19世纪初，那时候的人们，比如那些热衷于科学探索的英国绅士、法国的物理学家，甚至是刚刚崭露头角的德国化学家们，突然间就获得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原子弹的完整原理。他们不是从零开始，而是直接拿到了一份“设计图”，一份关于如何操纵原子核的奥秘，并且被告知，这玩意儿是绝对可以造出来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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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皇室和贵族正式服饰从华丽繁复的宫廷礼服转向更为简洁、严肃的军装，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其说是“取代”，不如说是“融合”与“演变”，但军装的风格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正式着装规范。首先，时代背景的变化是根本原因。 19世纪是欧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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