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驳斥“大乘非佛说”的文章，有反驳的吗?

首先，像论文一样严谨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怕是没看过佛教史的正经论文……？

《现代佛学》 期 刊 号:6006原始佛教究竟使用什么语言?这是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问题。下面我根据一些新材料，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巴利文小品（Cullavagga）V.33.1叙述了一个故事:

这时有两个比丘，姓耶弥卢谛拘罗，是兄弟俩，原来生在婆罗门家中，声音良好，善于谈说。他们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致过敬，坐到一旁去；坐下以后，两个比丘向世尊说:“大德!现在的比丘，不同姓，不同名，不同门阀，不同家室、都来出家。他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毁坏了佛所说的话。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佛世尊呵责他们说:“你们这些傻瓜，怎么竟敢说:‘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傻瓜呀!这样旣不能诱导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能便信佛的人增强信仰，而只能助长不信佛的人，使已经信了的人改变信念。”呵责完了以后，又给他们说法，然后告诉比丘说:“比丘呀，不许用梵文表达佛语!违者得突吉罗。”[附注1]

佛最后说:
　　anuānāmi bhikkhave sakāya niruttiyā buddhavacanam pariyāpunitum

上面这个故事牵涉到原始佛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语言的问题。佛教在初兴起的时候，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对当时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的一种反抗、一种革命。它坚决反对使用婆罗门教的语言——梵文，是非常自然的。尽管在公元前五六世纪，梵文的发展已达到最高峰，如果使用它的话，可以给宣传教义带来很多好处，然而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佛仍然丝毫不加考虑，并且骂这两个比丘是“傻瓜”。这两个比丘大槪是由于出身婆罗门家庭的关系，脑筋里还有一些旧的思想意意，所以向佛建议采用梵文，因而受到了佛的呵责。

不用梵文，究竟用什么语言呢?在宗教宣传方面，“语言政策”还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决定。佛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

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这一句话本身比较含混，直译出来就是:

我允许你们，比丘呀，用自己的语言学习佛所说的话。从汉文译文看起来，这句话也还算是清楚。但是专就巴利文原文来看，“自己的语言”（Sakāyaniruttiyā）这个词就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佛自己的语言”，另一种是“比丘自己的语言”。多少年来，国外梵文学者和佛教研究者争论之点，就在这里。

英国学者T.W，Rhys Davids和德国学者H.Oldenberg 把这个词解释为“比丘自己的语言”[附注2]。德国学者W.Geiger把它解释为“佛自己的语言”[附注3]。自从他们引起争端以后，国外的梵文学者和佛教研究者纷纷参加，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派:一派同意前者，一派同意后者，一派异军突起，另立新说。否认W.Geiger的说法的有德国学者F.Wel－ler[附注4]，英国学者A B.Keith[附注5]，德国学者M.Wintemitz[附注6]等。

英国学者E.J.Thomas 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他把 nirutti 解释为“文法”，把佛最后说的那一句话释为

我允许你们，比丘呀，根据它的文法去了解佛所说的话[附注7]。这当然是讲不通的，因为 nirutti 决不能解释为“文法”[附注8]。

W.Geiger看起来很孤立。但是他有一个很有力量的靠山。他引用了巴利文佛典注释的权威佛音（Buddhaghosa）的注释作为自己的依据:

此处所谓 Sakā nirutti 就是三藐三佛陀所说的摩揭陀方言[附注9]。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要想说明这些问题，解决这些纠纷，必须研究一下佛在世时所说的方言和佛典编纂的过程。

印度学者师觉月（P.C.Bagchi）另立新说。他说:“这并不是一个用自己的方言诵读佛所说的话的问题，而是在诵读中应用自己的天生的声调。”这种说法缺少根据，因为 nirutti 不能解为释“声调”。

我们知道，释迦牟尼生在当时印度的北部边陲地区，在现在的尼泊尔境内。但是他一生游行传教却多半是在当时的摩揭陀国（Magadha，约当现在的比哈尔邦）。因而他利用的语言，很可能就是摩揭陀语[附注10]。从各方面来推测，他活着的时候，还不会有写定的佛典，不管用什么语言。

根据佛教的传说，他湼槃后不久，他的弟子大迦叶就在王舍城召集五百罗汉，结集佛经。因为有五百人参加，故名“五百结集”。佛湼槃后一百年，佛教徒又在毗舍离集会。因为有七百人参加这次的大会，故名“七百结集”。据早期的传说，这次集会的主要目的是铲除教律方面的十种邪说[附注11]。但是较后的传说则说，这次集会延续了八个月，把世尊的遗说校阅了一遍[附注12]。这说法显然有点太过火了。但是，佛湼槃已经过一百年，前此专恃口头流传的佛经可能有一些已经写定下来。所以这个传说里面可能包含着一些历史事实。

据学者们一般的意见，大槪在第三次结集的时候，大规模地编纂大芷经才有可能[附注13]。这时候正是佛教护法大王阿育王（即位时间约为公元前273年）在位的期间。高僧 Tissa Moggali－Putta在波吒利弗（Pātaliputra，现在的巴特那）会集众僧，来编纂佛典。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佛在世时宣扬教义所用的语言，可能是摩揭陀语。那么，在佛湼槃后，佛徒们根据口头流传下来的一些零碎经典而编纂佛典的时候，编定时所用的语言也就会是摩揭陀语。但又不会是纯粹的摩揭陀语，因为时间渐久，佛教传布的区域渐广，想保持一种纯粹的语言，是不能够想象的。所以德国学者H. Lüders 就把这原始佛典所用的语言称为古代半摩揭陀语。Tissa　Mogga-liputta 属于上座部（梵文是 sthaviravāda，巴利文是 therayāda），所以他带头编纂的也就是这一派的经典。他还派遣和尚四出宣传佛教。被派到锡兰去的就是阿育王的弟弟（一说是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Mahinda）[附注14]。据锡兰佛教徒的传说，现存的巴利文大藏经就是摩哂陀带到锡兰去的，而巴利文也就是摩揭陀语（Māgadhā nirutti，Māgadhikā bhāsā），换一句话说,巴利文就是佛所说的话，而巴利文大藏也就是佛教的唯一的正统的经典。

写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上面说过的佛音对sakā nirutti 这两个字的解释，我们就可以明白，他之所以这样解释，是他的立场决定的。他是巴利文佛经注释的权威，他拥护巴利文经典他当然会不遗余力地为巴利文经典争一个正统的地位。他的解释之不可靠，之主覌，原因也就在这里。

我们还可以从语言特征上来阐明，巴利文不是摩揭陀语。关于巴利文的流行地区问题，学者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Westergaard[附注15]和E.Kuhn[附注16]认为巴利文是优禅尼（Ujjayinī）地方的方言。R.O.Franke 从碑刻方向来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结论是:巴利文是宾陀山（Vindhya）中部至西部一带的方言[附注17]。Sten Konow 也以为宾陀山地带就是巴利文的故乡[附注18]。因为他发现巴利文与毗舍遮语（Paiāci）之间相同的地方很多，而毗舍遮的故乡他就定为优禅尼[附注19]。H.Oldenberg最初主张巴利文是羯迦（Kalinga）方言[附注20]。附和此说者有E.Müller[附注21]。但是H. Olderg后来又放弃了前说，另立新说，说巴利文是马拉提语的前身[附注22]。E.Windisch[附注23]和W.Geigerg[附注24]则复归旧说，说巴利文就是摩揭陀方言[附注25]。

上面这些说法虽然纷歧；但也有比较一致的一点，这就是，多数学者都主张，巴利文是一个西部方言。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子。巴利文的形态变化与阿育王石刻的吉尔那尔（Girnār）石刻相似，如“于”格的语尾是-amhi、-e，“业”格复数的语尾是-ne等等。但是另一方而，摩揭陀语则是一个东部方言，r变成l，s变成，以-a作尾声的字“体”格的语尾是-e等等。两者的区是非常大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混为一谈。

根据上面的论证，我觉得，我们已经有把握来下一个结论了:Sakā　nìrutti不是指“佛自己的语言”，也不是指什么“文法”和“声调”，而是指“比丘们自己的语言”。佛允许比丘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来学习佛所说的话。

如果还有人认为，这样的论证还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再举出一些新的证据。上面引的巴利文小品里的那一个故事，在中国汉译大藏经里有不少的异本。现在条列如下:

毗尼母经:

有二婆罗门比丘一字乌嗟呵，二字散摩陀，往到佛所，白世尊言:“佛弟子中，有种种姓，种种国土人，种种郡县人，言音不同，语旣不正，皆坏佛正义。唯愿世尊听我等依阐陀至（指梵文）特论，撰集佛经，次比文句，使言音辩了，义亦得显。”佛告比丘:“吾佛法中不与美言为是。但使义理不失，是吾意也。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是故名为随国应作[附注26]四分律卷五十二:

时有比丘字勇猛，婆罗门出家，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白世尊言:“大德，此诸比丘众姓出家，名字亦异，破佛经义。愿世尊听我等以世间好言论（Samskrsa，梵文）修理佛经。”佛言:“汝等痴人，此乃是毁损，以外道言论而欲杂糅佛经。”佛言:“听随国俗言音所解，诵习佛经。”[附注27]

五分律卷二十六；

有婆罗门兄弟二人，诵阐陀鞞陀（Chandas-Veda）书，后于正法出家。闻诸比丘诵经不正，讥呵言:“诸大德久出家，而不知男女语、一语多语、现在过去未来语、长短音、轻重音，乃作如此诵读佛经。”比丘闻羞耻。二比丘往至佛所，具以白佛。佛言:“听随国音诵读，但不得违失佛意，不听以佛语作外道语，犯者偷兰遮[附注28]。

十诵律卷三十八:

佛在含卫国。有二婆罗门，一名瞿婆，二名夜婆，于佛法中笃信出家。本诵外道四围陀（Veda）书。出家已，以是音声诵佛经。时一人死，一人独在，所诵佛经，忘不通利。更求伴不得，心愁不乐，是事白佛。佛言:“从今以外书音声诵佛经者，突吉罗[附注29]。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六:

时尊者舍利子与二婆罗门子而为出家，一名牛授，一名牛生。二人悉教读诵经教。后时此二人共游人间，至一聚落，多获利养，便住此村。时彼二人先学婆罗门歌咏声法。由串习故，今时读诵作本音辞。时彼一人遇病，忽然身死，其现存者旣溺忧心，经多废忘。即便还诣室罗伐城，入逝多林。旣停息已，便诣尊者憍陈如所。礼敬事毕，白言:“尊者，可共温经。”答言:“善哉!我为汝诵。”旣诵多少，报言:“尊者所诵经典，文皆谬误，声韵不长，致有所阙。”答言:“子我从先来如是习诵。”即便辞社，更别往诣马胜、跋陀罗、大名、婆涩波、名称、晡律拏、牛主、毗摩罗、善臂、罗怙罗。旣至彼已，白言:“尊者，共我温经。”答曰:“善哉!我为汝诵。”旣诵多少，广说如前，乃至辞礼，遂诣尊者舍利子所。旣敬礼已:白言:“邬波驮耶，可共温经。”答曰:“善哉!我为汝诵。”同诵之时，长引声韵。其舍利子声更倍长。白言:“大师，自余尊老，诵习皆谬。唯独亲教，音句无差。”报言:“汝愚痴人，自为谬误，谤余智者，不善诵经。彼诸大德，咸非谬误。”旣被挫折，默尔无言，时诸苾刍以言白佛。佛作是言:“苾刍诵经，长牵音韵，作歌咏声。有如是过。由是苾刍不应歌咏引声而诵经法。若苾刍作阐陀（Chandas，梵文）声诵经典者，得越法罪。若方国言音，须引声者，作时无犯。”[附注30]

以上共引了五个异本。同一节经文，同一首伽陀，同一个故事，在佛经里可以找到许多异本，这是一件常见的事情。上面引用的异本里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异的地方。相同的地方说明，它们出自一源；相异的地方说明，它们有了不同的发展。在这些异本里，尽管详略不同；但是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同巴利文小品里的那个故事比较，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中文异本同巴利文本也是来自同源。说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根据中文异本确定对巴利文本的解释。

这五个中文异本在“语言政策”方面都表达了同一个思想:梵文绝对不允许用，但是方言俗语的利用是完全可以的。根据这一点来看巴利文小品里那个故事最后佛所说的那一句话，它的涵义就非常清楚，毫无可以怀疑的余地了。那一句多少年来争论未决的话我们只能译为:

我允许你们，比丘呀，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来学习佛所说的话。这个结论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它实际上都解决了一个佛教史上比较重要的问题，语言问题。我们上面已经说到过，佛教初兴起的时候，是对婆罗门教的一种反抗。因此它在被压迫的人民大民大众中间找到了不少的信徒。这些人流品很杂，语言不同，出身各种姓，来自各地区。如果决定利用梵文，或者利用摩揭陀语来作学习媒介，就一定会有不少的困难，就一定会影响佛教在人民大众中的传播。因此，原始佛教采取了放任的语言政策，一方面它不允许利用婆罗门教的语言梵文；另一方面，也不把佛所利用的语言摩揭陀语神圣化，使它升为经堂语而定于一尊，它允许比丘们利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来学习、宣传佛教教义。这对于接近群众，深入群众有很大的好处。据我看，佛教初起时之所以能在人民群众中有那样大的力量，能传播得那样快，是与它的语言政策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后来佛经异本很多，语言很杂，不象婆罗门教那样能基本上保持圣典的统一和纯洁，这也是与这放任的语言政策分不开的。--------------------------------------------------------------------------------　　(1) “巴利文律藏”（The Vinaya Pipakam）ed. by Hermann Oldenberg Vol. II.the Cullavogga London 1880，p.139.　　（2）“巴利文律藏英译本”（Vinaya texts）III，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XX，p.151　　（3）“巴利文·文学和语言”（Pāli. Literatur und Sprache）.Strassburg 1916 p.5　　（4）“佛教杂志”（Zeitschrift für Buddhismus），n F.I，1922 p.　211 ff.?　　（5）“印度历史季刊”（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I，1925 p.501　　（6）“印度文学史”（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II,p.602　　（7）“佛陀传”（The Life of Buddha）New york 1927 p.253 f.　　（8）参阅 M. Winternitz，“印度文学史”，II，p.602.ff　　（9）Samantapāsādikā ed.Saya u pye IV 41610　　（10）H.Oldenberg，“佛陀”（Buddha）London，1928.p.177　　（11）Cullavagga XX.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XX.p.409 ff　　（12）“巴利文小纪”（Dipavamsa）V.27 ff.大纪（Maiāvamsa）IV.　　（13）E.J.Thomas“佛陀传”，P.170 f；Copleston，“佛教”（Buddhism）p.154，171.175.　　（14）Barth，“印度的宗教”（Religions of India），London，1921.p.130；Copleston，“佛教”p.176 ff.　　（15）“论印度史的最古时代”（her　den āltesten　Zeitraum　der　indischen　Geschichte）p.87.　　（16）“巴利文法述论”（Beitrāge zur Pali－Grammatik）p.6.ff　　（17）“巴利文与梵文”（Pāli und Sanskrit）P.131 ff.　　（18）“毗舍遮语的故乡”（The　Home　of　paisāci），ZDMG.64，P.95　ff.　　（19）Grierson，“印度西北部的毗舍遮语”（The　Paiāca　Languages　of　north－western　India），Asiatic　society　monographs.Vol.VIII，1906，说毗舍遮语是印度西北部方言。　　（20）“巴利文律藏”，Vol.1.London 1879，p.L ff　　（21）“简明巴利文法”（Simplified Grammar of the pali Language), London 1884, p.111.　　（22）“奥义书的学说和佛教的起源”(Die Lehre des Upanishaden und die Anfānge des Buddhismus), Gtti-ngen，1915，p.283.　　（23）“论巴利文的语言性质”（ber den Sprachlichen Charkrer des pali). Aetes du XIVe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Prem.Partie，Paris，1906, p.252　ff.　　（24）“巴利文·文学和语言”，p.5.　　（25）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不胜枚举，请参阅:季羡林，“根据不定过去式来断定佛典的年代和来源”（Die Verwendungdes　 Aorists als kriterium für Alter und Ursprung budhistischer Texte），德国格廷恩科学院集刊，语言和历史部，1949，p.288，Anm.2.　　（26）“大正新修大藏经”，卷24，页822。　　（27）“大正新修大藏经”，卷22，页955上。　　（28）“大正新修大藏经”，卷22，页174中。参阅“五分律”卷六（“大正新修大藏经”，卷22，页39下）:时诸比兵种种国出家，诵读经偈，音句不正。诸居士便讥呵言:‘云何比丘昼夜亲承，而不知男女黄门二根人语及多少语法?’诸比丘闻，名各羞耻，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问诸比丘:‘汝等实尔不?’答语:‘实尔，世尊!’佛即遥责诸居士:‘汝愚痴人，如何讥呵异国诵经，音句不正!’”　　（29）“大正新修大大燕经”，卷23页274上。　　（30）“大正新修大藏经”，卷24，页232。

《现代佛学》 期 刊 号:6006

原始佛教究竟使用什么语言?这是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问题。下面我根据一些新材料，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巴利文小品（Cullavagga）V.33.1叙述了一个故事:

这时有两个比丘，姓耶弥卢谛拘罗，是兄弟俩，原来生在婆罗门家中，声音良好，善于谈说。他们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致过敬，坐到一旁去；坐下以后，两个比丘向世尊说:“大德!现在的比丘，不同姓，不同名，不同门阀，不同家室、都来出家。他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毁坏了佛所说的话。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佛世尊呵责他们说:“你们这些傻瓜，怎么竟敢说:‘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傻瓜呀!这样旣不能诱导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能便信佛的人增强信仰，而只能助长不信佛的人，使已经信了的人改变信念。”呵责完了以后，又给他们说法，然后告诉比丘说:“比丘呀，不许用梵文表达佛语!违者得突吉罗。”[附注1]

佛最后说:
　　anuānāmi bhikkhave sakāya niruttiyā buddhavacanam pariyāpunitum

上面这个故事牵涉到原始佛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语言的问题。佛教在初兴起的时候，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对当时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的一种反抗、一种革命。它坚决反对使用婆罗门教的语言——梵文，是非常自然的。尽管在公元前五六世纪，梵文的发展已达到最高峰，如果使用它的话，可以给宣传教义带来很多好处，然而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佛仍然丝毫不加考虑，并且骂这两个比丘是“傻瓜”。这两个比丘大槪是由于出身婆罗门家庭的关系，脑筋里还有一些旧的思想意意，所以向佛建议采用梵文，因而受到了佛的呵责。

不用梵文，究竟用什么语言呢?在宗教宣传方面，“语言政策”还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决定。佛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

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这一句话本身比较含混，直译出来就是:

我允许你们，比丘呀，用自己的语言学习佛所说的话。从汉文译文看起来，这句话也还算是清楚。但是专就巴利文原文来看，“自己的语言”（Sakāyaniruttiyā）这个词就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佛自己的语言”，另一种是“比丘自己的语言”。多少年来，国外梵文学者和佛教研究者争论之点，就在这里。

英国学者T.W，Rhys Davids和德国学者H.Oldenberg 把这个词解释为“比丘自己的语言”[附注2]。德国学者W.Geiger把它解释为“佛自己的语言”[附注3]。自从他们引起争端以后，国外的梵文学者和佛教研究者纷纷参加，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派:一派同意前者，一派同意后者，一派异军突起，另立新说。否认W.Geiger的说法的有德国学者F.Wel－ler[附注4]，英国学者A B.Keith[附注5]，德国学者M.Wintemitz[附注6]等。

英国学者E.J.Thomas 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他把 nirutti 解释为“文法”，把佛最后说的那一句话释为

我允许你们，比丘呀，根据它的文法去了解佛所说的话[附注7]。这当然是讲不通的，因为 nirutti 决不能解释为“文法”[附注8]。

W.Geiger看起来很孤立。但是他有一个很有力量的靠山。他引用了巴利文佛典注释的权威佛音（Buddhaghosa）的注释作为自己的依据:

此处所谓 Sakā nirutti 就是三藐三佛陀所说的摩揭陀方言[附注9]。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要想说明这些问题，解决这些纠纷，必须研究一下佛在世时所说的方言和佛典编纂的过程。

印度学者师觉月（P.C.Bagchi）另立新说。他说:“这并不是一个用自己的方言诵读佛所说的话的问题，而是在诵读中应用自己的天生的声调。”这种说法缺少根据，因为 nirutti 不能解为释“声调”。

我们知道，释迦牟尼生在当时印度的北部边陲地区，在现在的尼泊尔境内。但是他一生游行传教却多半是在当时的摩揭陀国（Magadha，约当现在的比哈尔邦）。因而他利用的语言，很可能就是摩揭陀语[附注10]。从各方面来推测，他活着的时候，还不会有写定的佛典，不管用什么语言。

根据佛教的传说，他湼槃后不久，他的弟子大迦叶就在王舍城召集五百罗汉，结集佛经。因为有五百人参加，故名“五百结集”。佛湼槃后一百年，佛教徒又在毗舍离集会。因为有七百人参加这次的大会，故名“七百结集”。据早期的传说，这次集会的主要目的是铲除教律方面的十种邪说[附注11]。但是较后的传说则说，这次集会延续了八个月，把世尊的遗说校阅了一遍[附注12]。这说法显然有点太过火了。但是，佛湼槃已经过一百年，前此专恃口头流传的佛经可能有一些已经写定下来。所以这个传说里面可能包含着一些历史事实。

据学者们一般的意见，大槪在第三次结集的时候，大规模地编纂大芷经才有可能[附注13]。这时候正是佛教护法大王阿育王（即位时间约为公元前273年）在位的期间。高僧 Tissa Moggali－Putta在波吒利弗（Pātaliputra，现在的巴特那）会集众僧，来编纂佛典。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佛在世时宣扬教义所用的语言，可能是摩揭陀语。那么，在佛湼槃后，佛徒们根据口头流传下来的一些零碎经典而编纂佛典的时候，编定时所用的语言也就会是摩揭陀语。但又不会是纯粹的摩揭陀语，因为时间渐久，佛教传布的区域渐广，想保持一种纯粹的语言，是不能够想象的。所以德国学者H. Lüders 就把这原始佛典所用的语言称为古代半摩揭陀语。Tissa　Mogga-liputta 属于上座部（梵文是 sthaviravāda，巴利文是 therayāda），所以他带头编纂的也就是这一派的经典。他还派遣和尚四出宣传佛教。被派到锡兰去的就是阿育王的弟弟（一说是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Mahinda）[附注14]。据锡兰佛教徒的传说，现存的巴利文大藏经就是摩哂陀带到锡兰去的，而巴利文也就是摩揭陀语（Māgadhā nirutti，Māgadhikā bhāsā），换一句话说,巴利文就是佛所说的话，而巴利文大藏也就是佛教的唯一的正统的经典。

写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上面说过的佛音对sakā nirutti 这两个字的解释，我们就可以明白，他之所以这样解释，是他的立场决定的。他是巴利文佛经注释的权威，他拥护巴利文经典他当然会不遗余力地为巴利文经典争一个正统的地位。他的解释之不可靠，之主覌，原因也就在这里。

我们还可以从语言特征上来阐明，巴利文不是摩揭陀语。关于巴利文的流行地区问题，学者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Westergaard[附注15]和E.Kuhn[附注16]认为巴利文是优禅尼（Ujjayinī）地方的方言。R.O.Franke 从碑刻方向来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结论是:巴利文是宾陀山（Vindhya）中部至西部一带的方言[附注17]。Sten Konow 也以为宾陀山地带就是巴利文的故乡[附注18]。因为他发现巴利文与毗舍遮语（Paiāci）之间相同的地方很多，而毗舍遮的故乡他就定为优禅尼[附注19]。H.Oldenberg最初主张巴利文是羯迦（Kalinga）方言[附注20]。附和此说者有E.Müller[附注21]。但是H. Olderg后来又放弃了前说，另立新说，说巴利文是马拉提语的前身[附注22]。E.Windisch[附注23]和W.Geigerg[附注24]则复归旧说，说巴利文就是摩揭陀方言[附注25]。

上面这些说法虽然纷歧；但也有比较一致的一点，这就是，多数学者都主张，巴利文是一个西部方言。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子。巴利文的形态变化与阿育王石刻的吉尔那尔（Girnār）石刻相似，如“于”格的语尾是-amhi、-e，“业”格复数的语尾是-ne等等。但是另一方而，摩揭陀语则是一个东部方言，r变成l，s变成，以-a作尾声的字“体”格的语尾是-e等等。两者的区是非常大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混为一谈。

根据上面的论证，我觉得，我们已经有把握来下一个结论了:Sakā　nìrutti不是指“佛自己的语言”，也不是指什么“文法”和“声调”，而是指“比丘们自己的语言”。佛允许比丘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来学习佛所说的话。

如果还有人认为，这样的论证还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再举出一些新的证据。上面引的巴利文小品里的那一个故事，在中国汉译大藏经里有不少的异本。现在条列如下:

毗尼母经:

有二婆罗门比丘一字乌嗟呵，二字散摩陀，往到佛所，白世尊言:“佛弟子中，有种种姓，种种国土人，种种郡县人，言音不同，语旣不正，皆坏佛正义。唯愿世尊听我等依阐陀至（指梵文）特论，撰集佛经，次比文句，使言音辩了，义亦得显。”佛告比丘:“吾佛法中不与美言为是。但使义理不失，是吾意也。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是故名为随国应作[附注26]四分律卷五十二:

时有比丘字勇猛，婆罗门出家，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白世尊言:“大德，此诸比丘众姓出家，名字亦异，破佛经义。愿世尊听我等以世间好言论（Samskrsa，梵文）修理佛经。”佛言:“汝等痴人，此乃是毁损，以外道言论而欲杂糅佛经。”佛言:“听随国俗言音所解，诵习佛经。”[附注27]

五分律卷二十六；

有婆罗门兄弟二人，诵阐陀鞞陀（Chandas-Veda）书，后于正法出家。闻诸比丘诵经不正，讥呵言:“诸大德久出家，而不知男女语、一语多语、现在过去未来语、长短音、轻重音，乃作如此诵读佛经。”比丘闻羞耻。二比丘往至佛所，具以白佛。佛言:“听随国音诵读，但不得违失佛意，不听以佛语作外道语，犯者偷兰遮[附注28]。

十诵律卷三十八:

佛在含卫国。有二婆罗门，一名瞿婆，二名夜婆，于佛法中笃信出家。本诵外道四围陀（Veda）书。出家已，以是音声诵佛经。时一人死，一人独在，所诵佛经，忘不通利。更求伴不得，心愁不乐，是事白佛。佛言:“从今以外书音声诵佛经者，突吉罗[附注29]。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六:

时尊者舍利子与二婆罗门子而为出家，一名牛授，一名牛生。二人悉教读诵经教。后时此二人共游人间，至一聚落，多获利养，便住此村。时彼二人先学婆罗门歌咏声法。由串习故，今时读诵作本音辞。时彼一人遇病，忽然身死，其现存者旣溺忧心，经多废忘。即便还诣室罗伐城，入逝多林。旣停息已，便诣尊者憍陈如所。礼敬事毕，白言:“尊者，可共温经。”答言:“善哉!我为汝诵。”旣诵多少，报言:“尊者所诵经典，文皆谬误，声韵不长，致有所阙。”答言:“子我从先来如是习诵。”即便辞社，更别往诣马胜、跋陀罗、大名、婆涩波、名称、晡律拏、牛主、毗摩罗、善臂、罗怙罗。旣至彼已，白言:“尊者，共我温经。”答曰:“善哉!我为汝诵。”旣诵多少，广说如前，乃至辞礼，遂诣尊者舍利子所。旣敬礼已:白言:“邬波驮耶，可共温经。”答曰:“善哉!我为汝诵。”同诵之时，长引声韵。其舍利子声更倍长。白言:“大师，自余尊老，诵习皆谬。唯独亲教，音句无差。”报言:“汝愚痴人，自为谬误，谤余智者，不善诵经。彼诸大德，咸非谬误。”旣被挫折，默尔无言，时诸苾刍以言白佛。佛作是言:“苾刍诵经，长牵音韵，作歌咏声。有如是过。由是苾刍不应歌咏引声而诵经法。若苾刍作阐陀（Chandas，梵文）声诵经典者，得越法罪。若方国言音，须引声者，作时无犯。”[附注30]

以上共引了五个异本。同一节经文，同一首伽陀，同一个故事，在佛经里可以找到许多异本，这是一件常见的事情。上面引用的异本里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异的地方。相同的地方说明，它们出自一源；相异的地方说明，它们有了不同的发展。在这些异本里，尽管详略不同；但是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同巴利文小品里的那个故事比较，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中文异本同巴利文本也是来自同源。说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根据中文异本确定对巴利文本的解释。

这五个中文异本在“语言政策”方面都表达了同一个思想:梵文绝对不允许用，但是方言俗语的利用是完全可以的。根据这一点来看巴利文小品里那个故事最后佛所说的那一句话，它的涵义就非常清楚，毫无可以怀疑的余地了。那一句多少年来争论未决的话我们只能译为:

我允许你们，比丘呀，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来学习佛所说的话。这个结论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它实际上都解决了一个佛教史上比较重要的问题，语言问题。我们上面已经说到过，佛教初兴起的时候，是对婆罗门教的一种反抗。因此它在被压迫的人民大民大众中间找到了不少的信徒。这些人流品很杂，语言不同，出身各种姓，来自各地区。如果决定利用梵文，或者利用摩揭陀语来作学习媒介，就一定会有不少的困难，就一定会影响佛教在人民大众中的传播。因此，原始佛教采取了放任的语言政策，一方面它不允许利用婆罗门教的语言梵文；另一方面，也不把佛所利用的语言摩揭陀语神圣化，使它升为经堂语而定于一尊，它允许比丘们利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来学习、宣传佛教教义。这对于接近群众，深入群众有很大的好处。据我看，佛教初起时之所以能在人民群众中有那样大的力量，能传播得那样快，是与它的语言政策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后来佛经异本很多，语言很杂，不象婆罗门教那样能基本上保持圣典的统一和纯洁，这也是与这放任的语言政策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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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巴利文律藏”（The Vinaya Pipakam）ed. by Hermann Oldenberg Vol. II.the Cullavogga London 1880，p.139.

　　（2）“巴利文律藏英译本”（Vinaya texts）III，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XX，p.151

　　（3）“巴利文·文学和语言”（Pāli. Literatur und Sprache）.Strassburg 1916 p.5

　　（4）“佛教杂志”（Zeitschrift für Buddhismus），n F.I，1922 p.　211 ff.?

　　（5）“印度历史季刊”（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I，1925 p.501

　　（6）“印度文学史”（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II,p.602

　　（7）“佛陀传”（The Life of Buddha）New york 1927 p.253 f.

　　（8）参阅 M. Winternitz，“印度文学史”，II，p.602.ff

　　（9）Samantapāsādikā ed.Saya u pye IV 41610

　　（10）H.Oldenberg，“佛陀”（Buddha）London，1928.p.177

　　（11）Cullavagga XX.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XX.p.409 ff

　　（12）“巴利文小纪”（Dipavamsa）V.27 ff.大纪（Maiāvamsa）IV.

　　（13）E.J.Thomas“佛陀传”，P.170 f；Copleston，“佛教”（Buddhism）p.154，171.175.

　　（14）Barth，“印度的宗教”（Religions of India），London，1921.p.130；Copleston，“佛教”p.176 ff.

　　（15）“论印度史的最古时代”（her　den āltesten　Zeitraum　der　indischen　Geschichte）p.87.

　　（16）“巴利文法述论”（Beitrāge zur Pali－Grammatik）p.6.ff

　　（17）“巴利文与梵文”（Pāli und Sanskrit）P.131 ff.

　　（18）“毗舍遮语的故乡”（The　Home　of　paisāci），ZDMG.64，P.95　ff.

　　（19）Grierson，“印度西北部的毗舍遮语”（The　Paiāca　Languages　of　north－western　India），Asiatic　society　monographs.Vol.VIII，1906，说毗舍遮语是印度西北部方言。

　　（20）“巴利文律藏”，Vol.1.London 1879，p.L ff

　　（21）“简明巴利文法”（Simplified Grammar of the pali Language), London 1884, p.111.

　　（22）“奥义书的学说和佛教的起源”(Die Lehre des Upanishaden und die Anfānge des Buddhismus), Gtti-ngen，1915，p.283.

　　（23）“论巴利文的语言性质”（ber den Sprachlichen Charkrer des pali). Aetes du XIVe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Prem.Partie，Paris，1906, p.252　ff.

　　（24）“巴利文·文学和语言”，p.5.

　　（25）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不胜枚举，请参阅:季羡林，“根据不定过去式来断定佛典的年代和来源”（Die Verwendungdes　 Aorists als kriterium für Alter und Ursprung budhistischer Texte），德国格廷恩科学院集刊，语言和历史部，1949，p.288，Anm.2.

　　（26）“大正新修大藏经”，卷24，页822。

　　（27）“大正新修大藏经”，卷22，页955上。

　　（28）“大正新修大藏经”，卷22，页174中。参阅“五分律”卷六（“大正新修大藏经”，卷22，页39下）:时诸比兵种种国出家，诵读经偈，音句不正。诸居士便讥呵言:‘云何比丘昼夜亲承，而不知男女黄门二根人语及多少语法?’诸比丘闻，名各羞耻，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问诸比丘:‘汝等实尔不?’答语:‘实尔，世尊!’佛即遥责诸居士:‘汝愚痴人，如何讥呵异国诵经，音句不正!’”

　　（29）“大正新修大大燕经”，卷23页274上。

　　（30）“大正新修大藏经”，卷24，页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