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德国的教会是如何反抗纳粹政府的？

在纳粹德国崛起的黑暗时期，虽然许多教会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权合作或保持沉默，但仍有许多教会成员、牧师、神父和神学家勇敢地站出来，以不同的方式反抗纳粹政府的压迫和意识形态。这种反抗并非统一的运动，而是分散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教派中的个体和团体所为。

以下是历史上德国教会反抗纳粹政府的一些详细方面：

一、神学和理论上的抵抗：

告急教会（Bekennende Kirche）的崛起：这是最著名和最有组织的抵抗形式之一。在纳粹试图控制德国福音教会（Protestantische Kirche in Deutschland）并引入纳粹意识形态的“德国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运动时，一群神学家和牧师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巴门宣言》（Barmer Theologische Erklärung）（1934年）：由卡尔·巴特（Karl Barth）、汉斯·冯·博尔斯坦（Hans von Borstelen）、埃米尔·布鲁德尔（Emil Brunner）等神学家起草并由告急教会代表大会通过。《巴门宣言》明确宣称，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国家权力不能凌驾于信仰之上。它否定了国家权威的神圣性，反对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至上等纳粹意识形态融入基督教信仰。这是对纳粹企图将基督教国家化的直接挑战。
神学上的分歧：告急教会的核心在于其神学上的坚定性，他们认为纳粹的种族主义和对犹太人的迫害与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和对邻爱的教导是根本冲突的。他们拒绝接受《教会法》中关于“雅利安人条款”（Aryan Paragraph）的规定，该条款禁止非雅利安人担任牧师职位。
组织和传播：告急教会成员秘密组织会议，出版地下刊物（如《告急教会通讯》），并通过私下交流传播其神学立场，试图在信仰层面抵制纳粹的影响。

天主教会的神学抵抗：虽然天主教会的组织结构更加中央化，并且在早期与纳粹政府签订了《政教协定》（Reichskonkordat，1933年），该协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教会的某些权利，但也限制了其公开的政治干预。然而，天主教会内部也存在着对纳粹政策的批判声音。
教皇庇护十一世的通谕《以无比的忧虑》（Mit brennender Sorge）（1937年）：由教皇庇护十一世撰写，并由德国秘密印刷并朗读。这份通谕严厉批评了纳粹政权的种族主义、国家崇拜以及对宗教自由的侵犯，尤其点名批评了将国家和民族置于上帝之上的做法。这在当时是极其大胆的。
神学家如米歇尔·施洛默（Michael Schmaus）和恩斯特·奥本海默（Ernst Oppenheimer）等人也发表了反对纳粹种族主义和优生学的著作和演讲。

二、实际行动中的抵抗：

庇护和隐藏犹太人：这是最直接和危险的抵抗方式。
牧师和神父的个人行动：许多牧师和神父冒着生命危险，利用教会的资源和人脉，为犹太人提供藏身之处，伪造身份证明，帮助他们逃往国外，或者在集中营建立前暂时隐瞒。例如，马丁·尼莫勒（Martin Niemöller），虽然他最初并非完全反对纳粹，但后来因其对教会自由的捍卫而被捕入狱，他的教会也曾试图帮助犹太人。奥托·迪布里乌斯（Otto Dibelius）也是一位重要的告急教会领袖，他曾试图在政治和教会之间周旋，但最终也因反对纳粹而被捕。
教会机构的协助：一些修道院、慈善机构和教会组织在能力范围内为犹太人提供食物、住所和医疗援助。尽管这些行动往往是秘密进行的，但规模有限。

公开演讲和布道中的警示：
卡尔·巴特（Karl Barth）在许多布道中暗含对纳粹政权的批判，强调上帝的律法和人类的罪性，间接反对纳粹的完美主义和种族优越论。
迪特里希·邦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是一位杰出的神学家和告急教会成员。他不仅从神学上批判纳粹，更积极参与反抗行动，甚至加入了针对希特勒的刺杀阴谋。他的“代价的基督教”（Costly Grace）的理念，强调跟随基督需要付出代价，也与纳粹的廉价的忠诚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因参与抵抗运动而被捕并最终被处决。
一些牧师在布道中直接批评纳粹的政策，尽管这样做风险极大，可能会导致逮捕、监禁甚至处决。

拒绝宣誓效忠和合作：
一些牧师和神职人员拒绝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也拒绝参与“德国基督徒”的活动。他们坚持教会的独立性和神圣性，即使这意味着失去职位或面临迫害。

参与抵抗组织：
除了告急教会，一些教会成员也参与了更广泛的抵抗运动，例如红乐队（Rote Kapelle）等地下组织，其中一些成员来自教会背景。邦霍费尔本人就曾与反纳粹的军事部门有联系。

为被捕者提供支持：
教会组织和个人会为被纳粹政权逮捕和监禁的牧师、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提供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持，例如为他们的家人提供援助。

三、挑战和局限性：

尽管存在着上述反抗，但必须认识到德国教会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妥协。

“德国基督徒”的崛起：大部分德国福音教会的信徒和牧师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纳粹的宣传，加入了“德国基督徒”运动，认为民族主义和基督教可以和谐共存。
教会的保守性和害怕压迫：许多教会领袖出于对教会财产、成员安全和政治稳定的考虑，选择避免与纳粹政权发生直接冲突，采取了谨慎甚至沉默的态度。
反犹主义的根源：一些教会成员的反犹主义历史也使得他们在面对纳粹迫害犹太人时未能普遍采取坚定的抵抗立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着同情或冷漠。
对犹太人的帮助规模有限：尽管有一些个人和团体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整体上教会能够提供的庇护和帮助犹太人的规模是有限的，无法阻止大屠杀的发生。

总而言之，德国教会对纳粹政府的反抗是复杂而多样的。它体现在神学上的原则坚持、对纳粹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在个人层面上的英勇行动，如庇护犹太人、发表警示性演讲等。告急教会及其神学宣言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而像邦霍费尔这样的牺牲者则证明了这场反抗的深度和悲壮。然而，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存在着分歧和妥协，这使得这场反抗充满了挑战和局限性。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在面对极权主义时，信仰的力量和个体的选择至关重要，但同时也揭示了制度性的弱点和人性的复杂性。

网友意见

简答。

支持纳粹政权者：

German Evangelical Church （德国福音教会）

Evangelical Nazis（纳粹福音基督教）

German Christians（德意志基督教）

1933 年，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 在选举中以极其悬殊的票数差距击败纳粹支持的德意志基督教领袖 Ludwig Müller，当选国家主教，纳粹政权即刻叫停，并在其严密监视下重新进行选举，Ludwig Müller 毫无疑问地当选。反对的神职人员被革职或逮捕。Ludwig Müller 当选后不久即禁止非雅利安血统者担任神职人员，宣称“耶稣是雅利安人的耶稣”。

Ludwig Müller 于 1945 年 7 月德国战败后自杀身亡。

反对者的出现：Karl Barth 与 Confessing Church（认信教会）

Karl Barth 为首的神职人员反对纳粹政权对教义的歪曲和宗教机构的干涉，成立 Confessing Church（认信教会）。并于 1934 年 Barmen Synod（巴门教会会议）公布 Barmen Declaration （《巴门宣言》），拒绝 Ludwig Müller 鼓吹的虚假教义，一针见血地指出德意志基督教等亲纳粹教会的谬误所在——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上帝给人类的唯一启示。虽然起初对反犹活动态度暧昧，但《巴门宣言》从理论上彻底深刻地质疑并动摇了亲纳粹教会的荒谬之处，并在德国激起了大量神职人员对纳粹的怀疑与反感。然而相比追随纳粹者人数依然甚少。

Dietrich Bonhoeffer 的两难处境

朋霍费尔，作为柏林大学神学院师生发起的 Young Reformation Movement（青年改革运动）的领袖之一，起初支持纳粹政权，尤其是德国教会系统的独立自决与年轻化运动，同时出于路德宗的信仰传统也持有反犹立场。但在信仰路德宗的同时，朋霍费尔坚信犹太人在受洗之后就应该与其他基督徒一视同仁，而不应因其种族身份遭到清除。教会有责任帮助遭遇迫害的族裔，并进而得出结论：为避免政府剥夺剥夺基督教证道与信仰，教会有责任质疑政府，帮助受害者——即使他们不是信仰基督教的人士——以及最重要的——“当政府不再符合上帝的旨意时，教会有责任阻止车轮继续碾压下去”。最终，朋霍费尔放弃了美国的居留权，参与反对纳粹政权的活动中，并最终因涉及密谋刺杀希特勒被捕，1945 年 4 月被执行绞刑。在狱中，他完善了自己的神学观点，最终以《基督论》与《伦理学》两部著作流传后世。

Confessing Church 的分裂

随着战争的扩大，纳粹政权对教会的干涉更进一步，要求教会不得在教堂之外进行宗教活动，教堂和教会学校撤去耶稣像，挂上纳粹旗帜和装饰物。Confessing Church 分裂为两派：

温和派：承认纳粹政权的合法地位，服从其要求，通过妥协在不与政府为敌的前提下贯彻自己的教义和主张。

激进派：反对纳粹政权，帮助受迫害者，公然与纳粹政权为敌。

激进派代表 Friedrich Gustav Emil Martin Niemöller 与温和派发生了激烈争执，后者的代表 August Friedrich Karl Marahrens、Hans Meiser、Theophil Wurm 随即与国家主教 Ludwig Müller 会面表示效忠国家。此举导致两派矛盾加剧。

Martin Niemöller 1937 年——1945 年先后被关押于萨克森豪森和达豪集中营，战争结束之际死里逃生，以《起初他们》一诗为世人所铭记：

Als die Nazis die Kommunisten hol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Kommunist.

Als sie die Sozialdemokraten einsperr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Sozialdemokrat.

Als sie die Gewerkschafter holten,

habe ich nicht protestiert;

ich war ja kein Gewerkschafter.

Als sie die Juden hol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Jude.

Als sie mich holten,

gab es keinen mehr, der protestieren konnte.

之后激进派牧师联名致希特勒的公开信一事引起秘密警察大肆调查，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该群体悔罪，而温和派对此进行了批判。两派最终走向全面分裂。

教会的艰难岁月与沉默的多数人

Confessing Church 激进派成员遭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多名成员未经审判即被关入集中营。1937 年，Himmler Decree（希姆莱法令）正式将 Confessing Church 定义为非法组织，超过4000 名成员入狱，其活动陷入低谷。

万湖会议确定的“终极方案”通过后，种族灭绝政策正式成规模实施。针对残疾人和精神病人的安乐死行为多数在教会所属机构进行，Fritz von Bodelschwingh 的温和立场导致教会对政府没有任何影响力。虽然温和派多名重要人物均对此向政府表示了质疑与反对，但一概遭到冷视。只有像 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 和 Ernest Wilm 这些少数派敢于公开谴责纳粹政权的暴力残忍，而他们也最终被送往集中营。

教会在战争期间面对大屠杀和暴力行为，整体态度是中立、沉默，不明确表示立场，而将责任推诿于下级教会，这也是地区教会往往是敢于直面和反抗纳粹暴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柏林教区在整个战争期间协助犹太人等群体离开德占区、为其提供粮食、药品、证件，多数组织成员也难逃被送往集中营的命运。而 Confessing Church 也最终于 1943 年公开指责纳粹对其他族裔的暴行。

总而言之，德国教会系统总体上对纳粹政权的暴行采取了妥协、回避、沉默的立场，只有极少数人基于信仰与人道主义精神反抗纳粹政权的暴行。而战时德国入伍者中基督教徒更处于矛盾的境地：是信仰耶稣还是希特勒。多数人的立场是“为国家，而不是为希特勒而战”。对于纳粹的暴行，德国教会系统“沉默的大多数”毫无例外要为因他们冷眼旁观造成的无辜者罹难承担应有的责任。

参考资料及建议参阅文献：

Eric Metaxas,Bonhoeffer,Pastor, Martyr, Prophet, Spy

Victoria J.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92)

Klaus Scholder, 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 (London: SCM Press/ Philadelphi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89)

James H. Nichols,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1650－1950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6)

Kenneth C. Barnes, “Protestant Social Thought and the Nazi State, 1933－1937,”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29 (1987)

Helmreich, Ernst C. The German Churches under Hitler: Background, Struggle and Epilogu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cholder, 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

Peter Matheson,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Edinburgh: T&T Clark, 1981)

郭燕欢，纳粹德国下的「认信教会」(1933-1945)

冯小茫，纳粹时期德国新教中的教会斗争

另外音乐剧业内人士那位，没必要在不想回答的问题下徒添文字，您的这种行为才是导致知乎回答质量每况愈下的典型，或者说您还没想好在这个问题上如何亮屁股。倒是好奇真的有几个人@您，自嗨需有度。

珠玉在前，献丑一翻。

1 新教

德国福音教会起初被认为是统一德国人民最理想的工具，在19世纪统一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并不像天主教一样服从一个权威。在一战时认为一战是一场针对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圣战，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互为表里。

典型代表是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视马克思主义为敌，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去基督教化。在一战中参军，信仰爱国主义。早期4000万德国新教徒为纳粹的胜选立下汗马功劳。而纳粹和新教关系非常密切，参与教会活动，比如穿着制服布道，用一种极端的形象象征德国新教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之间的互相认同已经到达了极点。

1933年底，开始出现变化。虽然新教徒都是保守派，但大部分人相信是宗教而不是种族决定人的信仰归属，担心教会的纳粹化会失去他们的自主权。

反抗运动由具有学术背景的中产阶级牧师家庭发起，迪特里希·邦赫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为犹太人辩护。上文提到的马丁尼莫拉开始跳反，虽然欣赏纳粹，但认为教会的种族主义政治化威胁了新教传统。反抗运动从圣经学习小组开始，女性占了大多数，和德意志基督教徒的男性占据多数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信念来自圣经原教旨主义，从而和自由派与社民牧师划清界限。

帝国主教米勒（Ludwig Muller）开始清除宗教分子，但无济于事。1934年5月的巴冕会议上人心教会公开了教会准则，基于卡尔·巴尔特（Karl Barth）的学说。

内部纷争持续一年多，1934年11月22日认信教会建立了德国福音教会临时管理会这样一个中央机构，米勒的地位变得无足轻重。

但总体而言，认信教会没有成为反对力量的中心，希特勒等人认为宗教事务过于敏感，容易惹怒群众，最后放弃从内部整合福音教会，德意志基督徒运动失败。但他们始终不反对纳粹的政治地位，只是反对他们干涉宗教事务。同时认信教会内部矛盾严重，大多数沉默者既不喜欢圣经原教旨主义也不喜欢基督教纳粹化。内斗的主要原因是一部分人要求驱逐非雅利安认，一部分反对。反对的理由是犹太人会受到永远的诅咒，因为他们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既然上帝已经惩罚他们了，那么人类就不能干涉。

虽然他们反对反犹运动，但他们始终优柔寡断，普遍认为怪谁也不能怪希特勒。有人认为上帝已经赐给他们一位帝国元首的，为麻烦负责的人应该是帝国主教而不是希特勒。他们反对反犹，但不反对纳粹。

2 天主教

纳粹认为天主教是国际组织，会影响德意志民族的种族和精神团结。同时天主教还拥有自己的党派：中央党。他的多数党员忠于天主教而不是转投纳粹，因为天主教神父强烈反对纳粹党。

1933年7月，纳粹和教宗签署协定：德国政府会保护天主教世俗组织，作为交换天主教会承诺绝对不参与政治。但实际上纳粹一直在侵犯天主教的世俗组织。7月20日开始，所有报纸不得自称天主教报纸。希姆莱的巴伐利亚政治警察查封了“天主教机构的一切活动”。布雷劳斯的枢机贝尔特拉姆非常担心，向教宗庇护十一世报告。德国天主教认为表忠心可能会有助于遏制反天主教浪潮，在1933年10月10日宣布鉴定站在新政府和新德国一边。

事实上纳粹领导人知道攻击天主教会和传统有很大风险，所以推进很慢。一直到1934年的长刀之夜中才进行巨大的打击，屠杀天主教会的知名人士。但天主教会不但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反而和福音教会一起庆幸罗姆等褐衫军暴徒被杀。政府解释称遇害的天主教人士要么是自杀的，要么被击毙了。天主教居然非常满意。

不久，象征着保守派、基督信仰的兴登堡去世，纳粹的德意志基督徒运动失败。这两件事同时刺激了纳粹，他们加紧反天主教会运动。纳粹的意识形态鼓手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发表反基督教作品，否认灵魂不死等基督教核心教义，引来批判。这些批判被被纳粹认为非常危险。在1935年7月初，罗格森博在明斯特集会上批判天主教，引来1.9万名天主教徒上街抗议。

妥协已经成为不可能，盖世太保和希姆莱开始采取严厉措施限制天主教。限制集会、出版审查、制空财政腐败等用在1933年指控工会的手段原封不动地施加在天主教身上。在面临纳粹的迫害，天主教群体并没有放弃信仰。他们在去教堂和家访的时候进行自我辩解，老百姓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老百姓相信他们，认为报纸上都是假的。纳粹本来希望把年轻人招进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女生联盟，却被天主教神父强烈抵制。1937年，上巴伐利亚区政府表示天主教正在成为国中国，传播反抗思想。

而在奥尔登堡南部，冲突变成了公开对抗。教育局下令清除宗教建筑，而地方居民进行请愿抗议。当地居民在住宅和学校的十字架上进行装饰，在教堂塔顶装上大十字架，夜间可以被点亮。教区群众退出纳粹党。当地纳粹党领导人被迫撤销命令，在1938年国会选举中只得到了当地92%的选票，不如1936年的99%

在罗马教廷和纳粹的协议之前，梵蒂冈的国务卿、枢机帕切利就已经不断抗议德国政府。德国政府持续镇压天主教机构。1935年禁止教会赞助的音乐和戏剧上映，1937年禁止演出基督降生等等。在许多地区，当地政府想要整合教会学校和天主教青年组织，天主教神父都会在不经意间在言语上和他们发生冲突，这是30年代中期德国引起公开政治异议的唯一原因。

1937年在教宗的支持下，高级主教福尔哈贝尔起草了一份教宗通谕，列举了梵蒂冈对德国的抗议，偷运进德国进行分发，引起希特勒勃然大怒。这让他意识到天主教会可以在不引起盖世太保怀疑的前提下组织全国性的抗议活动，于是下令没收通谕，逮捕保存通谕文本的人。到了1938年，绝大多数天主教青年团体都被解散了，逮捕政治牧师的案件大幅度增长。德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天主神父都收到过来自纳粹的惩罚。教宗的通谕反而恶化了教会和政府的关系。

除了惩罚，戈培尔加强了宣传力度，炮制天主教神父性丑闻，丑化天主教徒。戈培尔的目的是让普通教徒相信天主教会腐烂透顶，道德堕落。他的宣传见效了。1934年慕尼黑有84%的小学在宗教学校入学，到了1937年降到了5%。到了1939年夏天，所有的宗教学校都变成了社区学校，天主教的权力和影响力被严重削弱。明面上希特勒没有否决和教宗的协定，但实际上已经成为废纸一张。

和新教教徒类似，天主教反对纳粹，但不反对希特勒。因为从俾斯麦开始天主教就渴望融入德意志民族，这冲淡了他们对纳粹的敌意。很多人幻想这些政策是高层在希特勒不知道的情况下实行的。

一直到战争前，纳粹的教会政策实际上都比较混乱无序。他们始终没有想好是走德意志基督徒式的强修正主义路线还是走彻头彻尾的异教路线，但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削弱教会这个意识形态的竞争者。在所有宗教运动中，唯一坚持抵抗的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叫“最热忱的圣经研习者”，又叫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只遵守耶和华的教诲，拒绝忠于希特勒、行纳粹礼、参加政治集会、参加选举。他们大多来自中下层群众，和德共与社民关系密切。他们在监狱里坚持信仰拒绝妥协。一共大约有3万人不到，1万人在监狱服刑，2000人在集中营里，其中950人死亡。

除此之外，福音教会和天主教会都在所有事情上保持沉默。他们一直是保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革命，西班牙内战初期革命派屠杀牧师和神父让他们相信纳粹垮台他们会更糟。而两大教会之间的隔阂也让他们不能团结起来一起抗衡纳粹。天主教会一直被俾斯麦怀疑，他们一直急于证明自己。而新教一直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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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男子冰球小组赛，中国队以2:3的比分惜败德国队，虽然未能取得胜利，但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中收获了历史上的首个进球，这个进球极具里程碑意义。这场比赛对于中国男子冰球而言，绝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失利，它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希望与未来。一、历史性的突破：点燃希望的火种历史首球的意义： .............
如果美国最初是法国人或德国人的后代建立的，那么美国的历史会怎样发展？

一个引人入胜的设想！如果美国是由法国人或德国人后裔建立的，其历史进程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更会深刻影响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外交政策乃至世界格局。为了更详细地探讨，我们将分别从法国人后裔和德国人后裔两种可能性来展开：情景一：美国由法国人后裔建立如果最初的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