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鱼水情啊。当然光有百姓拥护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一套把百姓动员起来的组织力量。而国府对这种力量的强度一直认识不清,以为多来点部队(比如两、三倍之类)、局部搞点烧杀就可以,结果频频受挫。这种力量并非不可以压制,后来国府就觉悟到,要整就干彻底,喊出“有民就有匪,民尽匪尽”,大搞灭绝,经济全面封锁,部队投入百万,终于逼迫红军长征。
这套动员力量强大到什么地步呢?倚靠百姓两条腿,红军获取情报的速度,竟超过国军的电报。
1929年7月26日,金汉鼎致电 蒋公,指出:
民众……继而将错就错,久则与匪俱化。赣西南各县受毒已深,洗涤为难。闽省龙、永、汀、杭、运各县人民匪化,……我军侦探、宣传员时被农民戕杀,无法接近匪区探取匪情。……而匪则因拽住民众之故,递送消息捷于电报,行动遂极飘忽。
国军“剿匪”的时候,形容苏区军民关系,有一个专用名词“匪化”。一进苏区,各路大军就叫苦不迭,感慨百姓“匪化已深”,或者“匪化极深”。
1930年2月16日,鲁涤平致电 蒋公:
贛东自汝乐以南,地势险绝,民皆匪化。不但进攻不易,匪情亦难侦知。
1930年12月26日,张英致电 蒋公,表示民众匪化,感化不易,是否概以匪论:
民众家家神龙均供有镰刀斧头旗帜,其伪政府亦系民众组合,似觉不可感化,是否概以匪论。
1930年X月30日,胡祖玉致电 蒋公:
弋横附近,为方、邵(按:方志敏、邵式平)产地,盘踞四年,民尽匪化,……穷苦者藉其威力,……不劳而获利,……故到处日夜放哨,为匪守望。军队一来,互鸣号炮,勿论民匪,概入深山藏匿。遑论侦探匪情,即求一乡导亦不可得。
1932年11月30日,张钫致电 蒋公,指出国军政训多人随时随地集合集合民众宣传主义,然而:
无如该地一带系匪老巢,赤化最深,我军到时,伪变为民,实则视国军为仇人。赤匪一到,群起响应……甘心附逆,丝毫不为我用。……查残匪敌国军抗衡者,全恃赤区之民供给衣食,暗通消息。
1933年8月8日, 蒋公致电刘峙,转引刘镇华电语:
近日收复各地,均系赤匪老巢暨匪区重要地点。民众匪化甚深,军队一到则多藏匿。军队他往,则出扰乱。诚为可虑。
1933年10月9日,刘镇华致电 蒋公:
当地居民匪化甚深,军行所至,退避一空。即被俘获,大多支吾,不给我军引路。非有长时间感化,难为我用。
1934年冯安邦致电 蒋公:
此地给养困难,民众匪化甚深。
1935年1月2日孙元良致电 蒋公,指出:
刘田匪化甚深,人民逃避一空,给养甚为困难。
1935年7月25日,孙连仲致电 蒋公:
因军民情感不佳,民多匪化,逃多归少,给养、搜寻已罄。
1935年,王以哲致电 蒋公:
肤施(按:今延安)周围人民被匪化,组织严密,侦探派不出防线以外。
你看这百姓这么不识相,所以,也就别怪 蒋公开大绝了:
1931年8月16日, 蒋公致电赵观涛、卫立煌,指出:
大小各村庄务全烧燬,勿遗。然后移动可也。凡我军所到之处,为匪化太深,不易防守者,皆可焚燬。
8月21日, 蒋公下手令给熊士辉,详细指导布置如何进行烧杀:
对匪巢只有焚烧,乃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使皮带或分水壶分布火油。如此分划区域,每区约焚二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
8月24日, 蒋公致电蔡廷锴、陈诚、赵观涛,指出:
此次进剿大金竹附近时,凡匪化最深乡村及我军不便常驻之处,于【与】将欲移动他调之时需将其附近村落焚燬净尽。如有粮秣,搬运至集积地点,有余则亦烧燬之。万不可姑息,免贻匪患。此欲使匪恐怖,以断其回巢之断,并免我将士东西奔逐之劳。唯有此焚烧平燬之一法也。
1933年8月30日, 蒋公给时任豫鄂皖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刘镇华、鄂湘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徐源泉下达手令,要求“各部队官兵尽量之烧杀”,否则“不能铲除匪根”。 蒋公并且说文解字,“剿”字就是“刀入匪巢、杀戮尽净之意”,因此,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足尽剿匪之义,而乃养匪遗患而已”。
潢川刘总司令、沙市徐总司令,密。匪化已深之区域非准各部队官兵尽量之烧杀,不能铲除匪根。即推“剿匪”之“剿”字,其意义亦必以刀入匪巢、杀戮尽净之意。否则不足尽剿匪之义,而乃养匪遗患而已。务令各部烧杀勿论为要。中正。
问题应该改为红军四次反围剿都取得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以少胜多呢?
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术,这是红一方面军能够取得四次“围剿”胜利的主要原因。
在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的装备、训练和人数都与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实力相差甚为悬殊,单从人数上看,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人数约四万,国民党军有十万第二次反“围剿”红军人数减少到三万人,国民党军增加到二十万人第三次反“围剿”红军人数不变,仍为三万,而国民党军有三十万第四次反“围剿”红军人数有七万人,国民党军达到五十万人。从双方实力对比来看,中央苏区根本无力阻挡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召开罗坊会议,正确分析双方态势,接受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反“围剿”战略方针为“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
红一方面军在龙冈设伏,歼灭国民党军张辉攒部,顺利地粉碎国民政府第一次“围剿”。在随后的第二、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红军反“围剿”战略和战术逐渐形成,即避敌主力,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国民党军。
第四次“围剿”时毛主席虽然被王明排挤出红军领导层,但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继续运用前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和机动灵活的战术,采用集中兵力、声东击西的战术,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共歼国民党军三个主力师,缴枪万余枝,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和运动战、歼灭战的战术,就是要求红军主力放弃一线的阵地,避开国民党军的正面进攻的锋芒,把国民党军放进苏区内来消灭之,虽然苏区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战火破坏,但此战略方针和战术符合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红军在内线作战,十分熟悉当地的地形私道路,加上苏区内山脉绵延起伏,有着茂密的森林,便于作战极为有利。而国民党军却不同,他们进入苏区后,兵分多路追剿红军,兵力优势被削弱,容易被红军各个击破。例如在31年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有三十万人,而红军仅有三万人,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8月7日至1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抓住战机,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国民党军,在兴国县的莲塘、良村和黄陂相继消灭实力相对较弱的上官云相师、郝梦麟师和毛炳文师共三个师的国民党军,共歼敌1万多人,缴枪6000多支,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主动权。
并且国民党军在苏区内作战,由于不熟悉当地的地形和道路,常常劳而无功,官兵上下叫苦不堪。蔡廷揩谈到第二次“围剿”苏区战役时,提到,“那时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剿赤数月,战备行军均如此亦云惨苦矣。”参加第三次“围剿”的陈诚在写给家人的信中也抱怨在苏区内“剿共”之难,“昨天到潭头,此地系我第三次经过的地方,沿途除死马人尸外,当然不会有人烟的影子。昨天的天气奇热,官兵发病者很多,我也觉得有些疲乏。……当然今天仍要继续前进,江西的路债,不晓得何日方得还清。”
《苏区的土地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
国民党政府战史会编《关于第一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
国民党政府战史政府会编《关于第二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
《蔡廷揩自传》上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
从某年上半年开始,红军的后备资源呈现不断枯竭趋势,中央苏区每月确定扩大红军指标都难以如期完成。中共中央批评,“看到江西省红五月扩大红军的惊人的落后,据各补充师报告,连长胜在内,至一廿日不过二千五百人,而计划则除长胜外,应有一万两千人。”中央局检查了扩大红军突击运动10天的成绩,谈到,“江西福建粤赣三省报名的数目,还差三千九百人,只当原定计划百分之十五六,送到补充师的只六百名左右。突击运动不能完成的危险己摆在我们的前面。”“就是报名参加红军的壮丁也不愿当红军,中途逃跑的很多。34年某月一红军总政治部统计,“红军战士16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一,40岁以上的占到百分之四,相当部分人员在三四十岁之间”。大批未成年人和中年人被征召入伍,导致红军战斗力下降。
稼蔷《紧急动员一一为扩一大红军二万五千人而斗争》,《斗争》
《中共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给各突击队和各省委指示信》,江西档案馆馆藏资料
《博古同志给李富春同志的信》,《斗争》
杨伯涛《蒋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攻纪要》,《文史资料选辑》,文史出版社
国民政府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中共领导的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江西省曾是国共武装冲突的主战场,1930年至1933年国共在江西进行了五次较量,特别是1933年10月,蒋介石督率100万军队对中共领导的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围剿”江西的兵力达50万以上,这是十年内战期间国共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决战。
国民政府江西第五次剿共战役无论是从作战规模还是持续时间来讲都是空前的,最后的结果是国民党军队占领江西苏区,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但国共双方都不是胜利者,国民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把中共赶出了中央苏区,但没有彻底消灭红军。中央红军固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被迫长征,最后却顺利到达陕北,保存了基干力量。
国共双方人员在十年内战中大批地伤亡,最终是使中国的抗战力量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受到损失。日本乘此机会逐步蚕食华北,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30年代初国民政府把中共看成是心腹之患,在其制定的许多政策几乎都与“围剿”苏区和红军有关。国民政府曾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连续发动对中共和苏区的“围剿”。国民政府在江西第五次剿共战役胜利后,把政策的重点转向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红军在江西战场的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华南一带转移到西北,这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前四次作战,国民党都喜欢“寻找共军主力”,目的是与之决战,凭着自己的实力雄厚跟红军拼本钱。。。
国军就像一个体重300斤大胖子,想用自己的体重去压死对手。
但红军不怕远征难,红军和髦更不是傻子。
红军确实火力薄弱、人数太少,但红军比蒋军具备的优势是什么?
机动灵活,熟悉场地,群众支持。
所谓肥的拖瘦。
行动不便、指挥迟钝的国军,在苏区健身房锻炼身体,除了交了四次学费,把红军这个教练越养越肥,没有实现任何战略效果。
所以四次围剿,都以失败告终。
有人简单归结为外部政治环境变化。
但是我们也知道:
每次国民党军进军时都是趁着外乱不严重时候进军,显然出兵计划也都是“速胜”。
可战事一拖再拖,最后外部形势变化。。。原本计划一个月的战事,拖出三个月到大半年。。。
说明国民党军没有能力速胜红军,而又轻视红军,才是根本原因。
所以蒋校长整天宣传攘外必先安内,其实现实却成了攘内必先安外。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贯彻了攘内必先安外政策。
从1933年5月,到1935年 7月。蒋介石政府与日寇签署一系列华北“和平”协议:从塘沽停战协议到何梅协定。靠出卖华北换取攘内的机会。
所以安外政策的效果,就是蒋终于有时间精力集结上百万大军,聘用外教,搞了堡垒主义,拿出足足一年时间追剿。。。
纵观五次围剿,
蒋公攘内必先安外,
不然,内外皆失。
而安外,外敌更加猖狂。
后来不得不再安内然后攘外。。。
到头来,他也闹不清哪个是安,哪个是攘,哪个是内,哪个是外了。。。
总之哪个都能要他的命。。。
因为当时的军队真的很烂!只要有一支稍微有信念,有组织有战斗力的队伍立刻就能脱颖而出。
都说中国军阀混战,可实际上军阀们有趣的很,枪从天放,炮只听响。一群乌合之众凑热闹罢了。最后还是靠银元战争。可以说相当的儿戏。所以面对tg的战斗,可想而知什么结果了。
真正让中国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其实是日本人。是日本人让当时的大头兵终于见识到战争的残忍,是要死人的。是和死亡一次次擦肩而过。
因此经历了八年抗战。作为正面战场的国军,有充足的理由更能磨练出钢铁之师。但经不住政治上的腐败。最后满盘皆输。
因此我们可以看看旧式军队和新式军队的最大差别。那就是新式军队更新的不仅仅是装备,而是头脑。红军在辛苦没丢失信念,有时间就坐个小板凳接受文化教育。从来没在武装思想上放松过。这样的军队面对一群欺软怕硬,得一天过一天的混子们,怎么可能不赢。tg之所以弱,说白了外援太少罢了。真有老蒋的真金白银,武装起来军队分分钟平推军阀了。还用得到四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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