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范，郭药师，洪承畴，吴三桂，施琅干的事都差不多，为啥前四个都被黑的体无完肤，唯一的施琅是正面形象?
张弘范、郭药师、洪承畴、吴三桂这几位，确实都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决定，并且他们的行为都带有一定的争议性。而施琅，在人们普遍的认知中，他的形象似乎就鲜明许多，甚至是带有某种“正面”的光环。这种反差，细究起来，其实是多方面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他们“差不多”的“事”，究竟是哪方面？
如果说的是“投降”、“归降”、“被招降”，或者在乱世中选择依附于强大的力量，那么这几位确实都沾边。
张弘范： 作为元朝名将，他奉命征伐南宋。虽然他是为元朝效力，并且参与了灭宋的战争，但在一些角度看，他更多的是一个执行命令的将领，其“黑”更多地源于他作为“灭宋者”的身份，以及元朝统治本身的负面评价。
郭药师： 他是一位在金朝末期、元朝初期的军阀，后来被元朝招降。他的争议点在于，他在关键时刻的摇摆不定，以及对百姓可能造成的伤害。他在历史上的记载相对模糊，但其“墙头草”式的行为，难免招致批评。
洪承畴： 他是明末清初的一位重要将领，在松锦大战中被俘后，投降了清朝，并且在清朝的统治下立下了不少功劳。他被“黑”得体无完肤，主要原因是他的“贰臣”身份，被视为对明朝的背叛。特别是“范文程说降”的故事，更是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加深了他“汉奸”的标签。
吴三桂： 这位就更不用多说了。他打开山海关，引清兵入关，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关键人物之一。之后又发动了“三藩之乱”，企图恢复明朝（或者说建立自己的势力）。他的行为被视为“引狼入室”，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和长期的战乱，其“汉奸”和“叛逆”的帽子，是戴得稳稳的。
那么，施琅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施琅，在人们的正面认知中，最主要的功绩是统一台湾，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而这个“统一”的动作，在绝大多数的中国历史叙事中，都是被视为积极的，是国家领土完整的体现，是结束分裂局面的伟大成就。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细说：
1. 历史叙事的重点和褒贬取向：
后四个人的“罪”在于“负面”事件： 张弘范的“灭宋”，洪承畴的“降清”，吴三桂的“引清入关”、“反清复明”（虽然动机复杂）以及郭药师的“反复不定”，这些事件在传统历史评价中，都带有强烈的负面色彩。它们直接关联到王朝的更迭、民族的屈辱（相对而言）、国家的分裂。因此，历史叙事为了强调“正统”或“民族气节”，自然会着重描写他们的“过错”，并且进行严厉的批判。
施琅的“功”在于“正面”事件： 施琅收复台湾，对于清朝而言，是巩固统治、统一全国的重要一步。对于后来的中国历史叙事，特别是强调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视角来看，收复台湾无疑是一件值得称赞的“功绩”。这与前四人的行为性质，有着本质的区别。
2. 民族主义和“汉奸”标签的运用：
洪承畴和吴三桂被深深烙上了“汉奸”的印记。 在清朝取代明朝的过程中，这种“汉奸”的指控是极具杀伤力的。虽然历史学家对他们行为的动机有更复杂的解读（例如为了自保、为了权力、为了平定内乱等），但在大众认知和许多历史著作中，这种标签往往非常醒目，并且被用来放大他们的负面形象。
施琅的行为，虽然也是为清朝服务，但他最终的成就在于“收复”故土（从明朝的角度看），而非“出卖”故土。 他的行为最终是服务于“大一统”的，尽管这个“大一统”是异族建立的。所以，他身上的“汉奸”色彩就相对淡薄，甚至可以被“收复台湾”的功劳所掩盖。
3. 事件的最终结果和长远影响：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其历史影响是灾难性的，且争议持续至今。 他的行为在当时就被视为叛国。
洪承畴降清，虽然他为清朝效力，但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张弘范是“灭宋”的主力，他代表了元朝的征服。
施琅收复台湾，虽然是为清朝服务，但从后世的视角看，台湾的回归被视为正面的历史事件。 换句话说，施琅的“功”是“统一”，而其他几位（在传统评价中）的“过”是“分裂”、“背叛”、“灭亡”。
4. 史料记载的侧重和历史人物的塑造：
关于洪承畴和吴三桂，他们的降清和反叛，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大量的史料和文学作品（如戏剧、小说）对他们进行描绘和评论。 这些描绘往往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例如《鹿鼎记》中对吴三桂的复杂塑造，虽然增加了人物的立体感，但同时也肯定了他关键时刻的行为（如为了国事而反清）。然而，更多的历史评价，还是聚焦在他“引狼入室”的罪过上。
施琅的形象，在历史记载中，更多的是作为一位军事将领，执行统一台湾的任务。 他的传记和评价，往往会强调他的军事才能、坚定不移的决心（在被降职后也能坚持执行任务），以及最终的胜利。这些都是“正面”的特质。
5. “忠”与“顺”的解读：
在传统的中国史学观中，“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评判标准。对于明朝的臣子来说，对明朝“忠”是最高的评价。洪承畴和吴三桂在这方面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施琅虽然效忠于清朝，但他完成的“收复台湾”这件事，对于后世的“国家统一”观念而言，其积极意义远大于其效忠对象（异族）的负面意义。
总结来说，施琅之所以与前几位在历史评价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并非因为他们“干的事差不多”，而是因为：
历史叙事和评价的侧重点不同： 前四位的主要事迹多与“背叛”、“分裂”、“灭亡”等负面概念相关联，而施琅的主要事迹是“统一”。
民族主义和“汉奸”标签的运用： 洪承畴和吴三桂因其行为而被贴上了“汉奸”的标签，其负面影响被放大。
最终历史结果的长远影响： 施琅的作为在后世看来是有利于国家领土完整的，具有积极意义。
史料记载的侧重： 施琅的功绩被强调，而其他几位则被更多地聚焦于他们的“罪过”。
因此，尽管他们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做出了影响朝代更替和国家走向的决策，但历史评价往往是多维度的，并且受到时代观念、民族情感以及事件最终结果的深刻影响。施琅恰好是那个在关键时刻，其行为结果在后世看来更符合“国家利益”和“统一理想”的人物，所以获得了相对正面的评价。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他们“差不多”的“事”，究竟是哪方面？
如果说的是“投降”、“归降”、“被招降”，或者在乱世中选择依附于强大的力量，那么这几位确实都沾边。
张弘范： 作为元朝名将，他奉命征伐南宋。虽然他是为元朝效力，并且参与了灭宋的战争，但在一些角度看，他更多的是一个执行命令的将领，其“黑”更多地源于他作为“灭宋者”的身份，以及元朝统治本身的负面评价。
郭药师： 他是一位在金朝末期、元朝初期的军阀，后来被元朝招降。他的争议点在于，他在关键时刻的摇摆不定，以及对百姓可能造成的伤害。他在历史上的记载相对模糊，但其“墙头草”式的行为，难免招致批评。
洪承畴： 他是明末清初的一位重要将领，在松锦大战中被俘后，投降了清朝，并且在清朝的统治下立下了不少功劳。他被“黑”得体无完肤，主要原因是他的“贰臣”身份，被视为对明朝的背叛。特别是“范文程说降”的故事，更是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加深了他“汉奸”的标签。
吴三桂： 这位就更不用多说了。他打开山海关，引清兵入关，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关键人物之一。之后又发动了“三藩之乱”，企图恢复明朝（或者说建立自己的势力）。他的行为被视为“引狼入室”，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和长期的战乱，其“汉奸”和“叛逆”的帽子，是戴得稳稳的。
那么，施琅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施琅，在人们的正面认知中，最主要的功绩是统一台湾，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而这个“统一”的动作，在绝大多数的中国历史叙事中，都是被视为积极的，是国家领土完整的体现，是结束分裂局面的伟大成就。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细说：
1. 历史叙事的重点和褒贬取向：
后四个人的“罪”在于“负面”事件： 张弘范的“灭宋”，洪承畴的“降清”，吴三桂的“引清入关”、“反清复明”（虽然动机复杂）以及郭药师的“反复不定”，这些事件在传统历史评价中，都带有强烈的负面色彩。它们直接关联到王朝的更迭、民族的屈辱（相对而言）、国家的分裂。因此，历史叙事为了强调“正统”或“民族气节”，自然会着重描写他们的“过错”，并且进行严厉的批判。
施琅的“功”在于“正面”事件： 施琅收复台湾，对于清朝而言，是巩固统治、统一全国的重要一步。对于后来的中国历史叙事，特别是强调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视角来看，收复台湾无疑是一件值得称赞的“功绩”。这与前四人的行为性质，有着本质的区别。
2. 民族主义和“汉奸”标签的运用：
洪承畴和吴三桂被深深烙上了“汉奸”的印记。 在清朝取代明朝的过程中，这种“汉奸”的指控是极具杀伤力的。虽然历史学家对他们行为的动机有更复杂的解读（例如为了自保、为了权力、为了平定内乱等），但在大众认知和许多历史著作中，这种标签往往非常醒目，并且被用来放大他们的负面形象。
施琅的行为，虽然也是为清朝服务，但他最终的成就在于“收复”故土（从明朝的角度看），而非“出卖”故土。 他的行为最终是服务于“大一统”的，尽管这个“大一统”是异族建立的。所以，他身上的“汉奸”色彩就相对淡薄，甚至可以被“收复台湾”的功劳所掩盖。
3. 事件的最终结果和长远影响：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其历史影响是灾难性的，且争议持续至今。 他的行为在当时就被视为叛国。
洪承畴降清，虽然他为清朝效力，但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张弘范是“灭宋”的主力，他代表了元朝的征服。
施琅收复台湾，虽然是为清朝服务，但从后世的视角看，台湾的回归被视为正面的历史事件。 换句话说，施琅的“功”是“统一”，而其他几位（在传统评价中）的“过”是“分裂”、“背叛”、“灭亡”。
4. 史料记载的侧重和历史人物的塑造：
关于洪承畴和吴三桂，他们的降清和反叛，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大量的史料和文学作品（如戏剧、小说）对他们进行描绘和评论。 这些描绘往往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例如《鹿鼎记》中对吴三桂的复杂塑造，虽然增加了人物的立体感，但同时也肯定了他关键时刻的行为（如为了国事而反清）。然而，更多的历史评价，还是聚焦在他“引狼入室”的罪过上。
施琅的形象，在历史记载中，更多的是作为一位军事将领，执行统一台湾的任务。 他的传记和评价，往往会强调他的军事才能、坚定不移的决心（在被降职后也能坚持执行任务），以及最终的胜利。这些都是“正面”的特质。
5. “忠”与“顺”的解读：
在传统的中国史学观中，“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评判标准。对于明朝的臣子来说，对明朝“忠”是最高的评价。洪承畴和吴三桂在这方面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施琅虽然效忠于清朝，但他完成的“收复台湾”这件事，对于后世的“国家统一”观念而言，其积极意义远大于其效忠对象（异族）的负面意义。
总结来说，施琅之所以与前几位在历史评价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并非因为他们“干的事差不多”，而是因为：
历史叙事和评价的侧重点不同： 前四位的主要事迹多与“背叛”、“分裂”、“灭亡”等负面概念相关联，而施琅的主要事迹是“统一”。
民族主义和“汉奸”标签的运用： 洪承畴和吴三桂因其行为而被贴上了“汉奸”的标签，其负面影响被放大。
最终历史结果的长远影响： 施琅的作为在后世看来是有利于国家领土完整的，具有积极意义。
史料记载的侧重： 施琅的功绩被强调，而其他几位则被更多地聚焦于他们的“罪过”。
因此，尽管他们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做出了影响朝代更替和国家走向的决策，但历史评价往往是多维度的，并且受到时代观念、民族情感以及事件最终结果的深刻影响。施琅恰好是那个在关键时刻，其行为结果在后世看来更符合“国家利益”和“统一理想”的人物，所以获得了相对正面的评价。
网友意见
张弘范和郭药师没啥对不起赵宋的
张弘范祖上给辽国打工的时候，那还没有宋朝呢，人家最多是辽奸、金奸，算不上宋奸，更算不上汉奸。因为在他们的民族意识里，大辽和大金才是正统，赵宋是言而无信的蛮子国。
郭药师就更对得起大宋了，人家是渤海人，在宋末诸将里，郭药师的战绩是最好的，奈何大宋实在是太烂，岳飞都带不动，郭药师能起啥作用？
比如宣和伐辽时，郭药师成功突袭拿下了南京外城，结果后面增援的迟迟不到，导致大败。40里路两天时间，刘光世才走了一半，这种废物后来还成了中兴四将。
还有金人南下时，郭药师在白河一度击退了金军，结果后方的燕京守将想杀郭药师投降，郭药师和手下合计了一下，最后决定投降。
这也没啥可说的，常胜军本来就是二五仔，他在辽国那边本来就是乱军，后来看形势不利才接受的招安。投辽投宋还是投金，完全看的是利益，发现宋朝烂到家后投金也是很正常的。
另外，郭药师和张觉，大宋前仅有的两个能在野外击退金军主力的将领；其他人如种师道、钟师中、刘延庆、孙翊、折可求、梁方平、童贯等人，表现好的一触即溃，表现不好的不触即溃，完全是烂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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