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直奉第二次大战大胜后，张作霖为什么不给最大的功臣郭松龄升官。?
直奉第二次大战，奉系之所以能够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直系，郭松龄无疑是居功至伟的第一功臣。然而，战后张作霖对这位大功臣却并未如外界期待的那样予以高升，这背后牵扯的因素错综复杂，既有张作霖个人的性格与考量，也有奉系内部政治格局的微妙之处。要详细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层层剥茧，深入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
首先，我们得明白郭松龄在这次大战中的具体作用。郭松龄是张作霖的干儿子，也是其最倚重的少壮派将领。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担任奉军总参谋长，可以说是整个战役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他的功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战略上的精准判断： 在战前，许多人对奉军能否对抗强大的直系抱有疑虑，但郭松龄力主与直系决一死战，并提出了“以攻为守”的战略。他准确预见了直系内部的分裂和薄弱环节，例如吴佩孚在与孙传芳的矛盾中会陷入两难。
战术上的灵活指挥： 战争爆发后，郭松龄在前线指挥若定，尤其是在山海关的突破战中，他采用了大胆迂回的战术，避开了直系主力据守的坚固阵地，而是选择了从其他方向猛攻，打乱了直系的部署。他的指挥果断且富有创造性，使得奉军能够迅速瓦解直系的抵抗。
士气上的鼓舞作用： 作为年轻有为、战功卓著的将领，郭松龄的出现极大地鼓舞了奉军将士的士气。他的成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胜利，让奉军将士看到了获胜的希望。
可以说，没有郭松龄的出色发挥，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果很可能会大不相同。战后，张作霖自然是论功行赏，但“升官”这个概念，在当时军阀混战的背景下，并非仅仅是行政级别的提升，更关乎军权、地盘和政治影响力的分配。
那么，张作霖为何没有给郭松龄“升官”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点来分析：
一、 张作霖的性格与统治方式：制衡与不容挑战
张作霖是一个典型的老式军阀，他的统治风格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和江湖习气。他深谙权力制衡之道，也极度警惕任何可能威胁到他统治的潜在势力。尽管郭松龄是他的干儿子，但张作霖更看重的是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
“功高震主”的担忧： 郭松龄在战后的威望如日中天，他不仅是军事上的英雄，更是奉系崛起的关键人物。如果给予郭松龄过高的军衔、更多的兵权或重要的地盘，很可能会形成“功高震主”的局面。张作霖作为最高统治者，绝不允许有任何一个人，即使是自己的亲信，其影响力能够超越自己，或者成为自己权力路上的绊脚石。
对“少壮派”的警惕： 郭松龄代表的是奉系内部的少壮派力量。这些年轻将领接受新式教育，思想活跃，有野心，也更容易形成自己的势力圈。张作霖虽然依赖他们取得胜利，但内心深处也对这种新生力量的存在抱有戒心。他更倾向于将权力分散在自己能够直接控制的旧部和亲信手中，而不是让一个年轻的、战功显赫的少壮派成为独大的势力。
“封赏”并非只有升官： 对于张作霖来说，对有功之臣的“封赏”方式是多样的。他可能会给予物质上的奖励、荣誉称号，或者给予某些特定的权力范围，但并不一定是直接的官职晋升。他更喜欢通过这种“不升反赏”的方式，来暗示自己的恩宠依旧，但同时也在提醒对方，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并且我不会让你触及核心权力。
二、 奉系内部的权力结构与派系斗争
奉系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权力结构和派系斗争。张作霖需要平衡各方势力，以维持其统治的稳定。
其他派系（老派）的压力： 在奉系内部，除了郭松龄代表的少壮派，还有以张景惠、姜登选等为代表的“老派”或者说“旧部”。这些人是张作霖的元老，他们在张作霖起家过程中就跟随左右，也拥有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力。如果张作霖过分偏袒郭松龄，赋予他过高的地位，可能会引起这些老派的不满和离心，破坏奉系内部的平衡。张作霖需要顾及这些人的感受，避免内部出现大的裂痕。
权力分配的考量： 战后，张作霖需要对奉军的指挥体系和地方势力进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将重要的军事指挥权和地盘分配给值得信赖的将领，以巩固其统治基础。如果将过多的权力集中在郭松龄一人手中，必然会压缩其他将领的生存空间，导致他们难以获得足够的利益和晋升机会。
三、 郭松龄自身的局限性与张作霖对其政治判断的保留
虽然郭松龄战功卓著，但在张作霖的眼中，可能仍存在一些让他不完全放心的方面。
政治上的不成熟： 郭松龄虽然是智勇双全的军事家，但在政治上的老练程度，或许还不如张作霖那样深谙权谋。张作霖可能认为，将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完全托付给郭松龄，尚需进一步的考察和时间。
个人野心与张作霖的判断： 郭松龄的成功也必然伴随着个人野心的膨胀。虽然他忠于张作霖，但长远的未来谁也无法保证。张作霖可能预见到，如果郭松龄的权力过大，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难以驾驭的人物。他更希望的是，郭松龄能够一直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助手，而不是一个可以与他平起平坐甚至取而代之的角色。
四、 张作霖对郭松龄的“培养”方式
张作霖对待郭松龄的态度，可以看作是一种“培养”和“敲打”并存的方式。他需要郭松龄这样的得力干将为他打江山，但同时也要让他明白谁是真正的主子，以及权力边界在哪里。
“磨练”之意： 张作霖可能认为，适度的“不升”反而是一种对郭松龄的磨练。让他认识到军功之外，还需要政治上的成熟和对最高权力的尊重。过早地给予过高的职位，反而可能滋生骄纵之气，不利于长远的培养。
保留未来的空间： 通过战后不立即给他一个“封顶”的升官，张作霖也为将来保留了更多的操作空间。如果郭松龄继续表现出色，或者在其他方面有所建树，他仍然有机会获得更高的地位。反之，如果他有任何失误，张作霖也更容易对其进行约束和处理，而不至于因为他已经身居高位而难以撼动。
历史的进程：郭松龄倒戈的伏笔
事后看来，张作霖对郭松龄的这种处理方式，也为日后郭松龄的反叛埋下了伏笔。当郭松龄感到自己的功劳未得到应有的回报，或者觉得自己的政治前途受到压制时，他内心的不满就会逐渐累积。当他与张学良（当时虽然地位不如郭松龄高，但毕竟是张作霖的儿子，且是少壮派的代表人物）等人产生隔阂，并且觉得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在奉系内部实现时，他最终走向了反奉的道路，与奉系决裂，并组织了“滦州兵变”。这场兵变虽然最终被张作霖父子镇压，但也给奉系带来了严重的创伤，并直接导致了郭松龄的死亡。
总结而言，张作霖不给最大的功臣郭松龄升官，并非因为他不认可郭松龄的功劳，而是出于他作为统治者最根本的考量：维护个人权威、平衡内部势力、警惕潜在挑战、以及对亲信的政治掌控。这是一种典型的军阀政治逻辑，在那个尔虞我诈的时代，恩威并施、制衡有术才是生存和巩固权力的不二法门。张作霖选择了一种更为谨慎和侧重于权力稳固的方式来处理这位大功臣，尽管这种方式最终也埋下了他自己家族内部的祸根。
首先，我们得明白郭松龄在这次大战中的具体作用。郭松龄是张作霖的干儿子，也是其最倚重的少壮派将领。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担任奉军总参谋长，可以说是整个战役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他的功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战略上的精准判断： 在战前，许多人对奉军能否对抗强大的直系抱有疑虑，但郭松龄力主与直系决一死战，并提出了“以攻为守”的战略。他准确预见了直系内部的分裂和薄弱环节，例如吴佩孚在与孙传芳的矛盾中会陷入两难。
战术上的灵活指挥： 战争爆发后，郭松龄在前线指挥若定，尤其是在山海关的突破战中，他采用了大胆迂回的战术，避开了直系主力据守的坚固阵地，而是选择了从其他方向猛攻，打乱了直系的部署。他的指挥果断且富有创造性，使得奉军能够迅速瓦解直系的抵抗。
士气上的鼓舞作用： 作为年轻有为、战功卓著的将领，郭松龄的出现极大地鼓舞了奉军将士的士气。他的成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胜利，让奉军将士看到了获胜的希望。
可以说，没有郭松龄的出色发挥，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果很可能会大不相同。战后，张作霖自然是论功行赏，但“升官”这个概念，在当时军阀混战的背景下，并非仅仅是行政级别的提升，更关乎军权、地盘和政治影响力的分配。
那么，张作霖为何没有给郭松龄“升官”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点来分析：
一、 张作霖的性格与统治方式：制衡与不容挑战
张作霖是一个典型的老式军阀，他的统治风格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和江湖习气。他深谙权力制衡之道，也极度警惕任何可能威胁到他统治的潜在势力。尽管郭松龄是他的干儿子，但张作霖更看重的是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
“功高震主”的担忧： 郭松龄在战后的威望如日中天，他不仅是军事上的英雄，更是奉系崛起的关键人物。如果给予郭松龄过高的军衔、更多的兵权或重要的地盘，很可能会形成“功高震主”的局面。张作霖作为最高统治者，绝不允许有任何一个人，即使是自己的亲信，其影响力能够超越自己，或者成为自己权力路上的绊脚石。
对“少壮派”的警惕： 郭松龄代表的是奉系内部的少壮派力量。这些年轻将领接受新式教育，思想活跃，有野心，也更容易形成自己的势力圈。张作霖虽然依赖他们取得胜利，但内心深处也对这种新生力量的存在抱有戒心。他更倾向于将权力分散在自己能够直接控制的旧部和亲信手中，而不是让一个年轻的、战功显赫的少壮派成为独大的势力。
“封赏”并非只有升官： 对于张作霖来说，对有功之臣的“封赏”方式是多样的。他可能会给予物质上的奖励、荣誉称号，或者给予某些特定的权力范围，但并不一定是直接的官职晋升。他更喜欢通过这种“不升反赏”的方式，来暗示自己的恩宠依旧，但同时也在提醒对方，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并且我不会让你触及核心权力。
二、 奉系内部的权力结构与派系斗争
奉系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权力结构和派系斗争。张作霖需要平衡各方势力，以维持其统治的稳定。
其他派系（老派）的压力： 在奉系内部，除了郭松龄代表的少壮派，还有以张景惠、姜登选等为代表的“老派”或者说“旧部”。这些人是张作霖的元老，他们在张作霖起家过程中就跟随左右，也拥有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力。如果张作霖过分偏袒郭松龄，赋予他过高的地位，可能会引起这些老派的不满和离心，破坏奉系内部的平衡。张作霖需要顾及这些人的感受，避免内部出现大的裂痕。
权力分配的考量： 战后，张作霖需要对奉军的指挥体系和地方势力进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将重要的军事指挥权和地盘分配给值得信赖的将领，以巩固其统治基础。如果将过多的权力集中在郭松龄一人手中，必然会压缩其他将领的生存空间，导致他们难以获得足够的利益和晋升机会。
三、 郭松龄自身的局限性与张作霖对其政治判断的保留
虽然郭松龄战功卓著，但在张作霖的眼中，可能仍存在一些让他不完全放心的方面。
政治上的不成熟： 郭松龄虽然是智勇双全的军事家，但在政治上的老练程度，或许还不如张作霖那样深谙权谋。张作霖可能认为，将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完全托付给郭松龄，尚需进一步的考察和时间。
个人野心与张作霖的判断： 郭松龄的成功也必然伴随着个人野心的膨胀。虽然他忠于张作霖，但长远的未来谁也无法保证。张作霖可能预见到，如果郭松龄的权力过大，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难以驾驭的人物。他更希望的是，郭松龄能够一直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助手，而不是一个可以与他平起平坐甚至取而代之的角色。
四、 张作霖对郭松龄的“培养”方式
张作霖对待郭松龄的态度，可以看作是一种“培养”和“敲打”并存的方式。他需要郭松龄这样的得力干将为他打江山，但同时也要让他明白谁是真正的主子，以及权力边界在哪里。
“磨练”之意： 张作霖可能认为，适度的“不升”反而是一种对郭松龄的磨练。让他认识到军功之外，还需要政治上的成熟和对最高权力的尊重。过早地给予过高的职位，反而可能滋生骄纵之气，不利于长远的培养。
保留未来的空间： 通过战后不立即给他一个“封顶”的升官，张作霖也为将来保留了更多的操作空间。如果郭松龄继续表现出色，或者在其他方面有所建树，他仍然有机会获得更高的地位。反之，如果他有任何失误，张作霖也更容易对其进行约束和处理，而不至于因为他已经身居高位而难以撼动。
历史的进程：郭松龄倒戈的伏笔
事后看来，张作霖对郭松龄的这种处理方式，也为日后郭松龄的反叛埋下了伏笔。当郭松龄感到自己的功劳未得到应有的回报，或者觉得自己的政治前途受到压制时，他内心的不满就会逐渐累积。当他与张学良（当时虽然地位不如郭松龄高，但毕竟是张作霖的儿子，且是少壮派的代表人物）等人产生隔阂，并且觉得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在奉系内部实现时，他最终走向了反奉的道路，与奉系决裂，并组织了“滦州兵变”。这场兵变虽然最终被张作霖父子镇压，但也给奉系带来了严重的创伤，并直接导致了郭松龄的死亡。
总结而言，张作霖不给最大的功臣郭松龄升官，并非因为他不认可郭松龄的功劳，而是出于他作为统治者最根本的考量：维护个人权威、平衡内部势力、警惕潜在挑战、以及对亲信的政治掌控。这是一种典型的军阀政治逻辑，在那个尔虞我诈的时代，恩威并施、制衡有术才是生存和巩固权力的不二法门。张作霖选择了一种更为谨慎和侧重于权力稳固的方式来处理这位大功臣，尽管这种方式最终也埋下了他自己家族内部的祸根。
网友意见
帝王之术
现在给他官，以后儿子上位了再给什么？留给儿子提拔。
郭还是差点火候，再隐忍几年，把自己的思想彻底灌输给小张，何愁大业不成？
这个问题提的其实不对，张作霖并非没打算给郭松龄升官。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开始张作霖是打算把江苏督办的位置给郭松龄的，但是因为当时江苏已经驻了两个师（分别是邢士廉和蔡平本），这两个人又都是杨宇霆一派，而杨宇霆与郭松龄政见不合+性格不合（两个人性格都特别奇葩，特别难相处）。
这时候郭松龄要求自己再带两个师过去，杨宇霆说南方那边反对驻军，再派那么多人去不合适。搞的郭松龄直接就不想去了。
后来郭松龄想了想不甘心，又让自己的部队用其他理由到南京的浦口，等自己到南京后直接同部下联络。这事被杨宇霆提前发现，于是杨对张作霖表示，干脆让他杨宇霆去，他一个人就能快速稳定那边的局势。所以张作霖才把江苏督军给了杨宇霆而不是给郭松龄。
其他人如李景林，张作霖一开始也没打算给督办，中间很曲折，属于为了稳定局势只能如此。但是郭不管这些，他就觉着凭什么李他们都有了我却没有。
虽然郭没当上江苏督办，但郭先实际掌控两旅，而这两个旅是奉军那边配置最好的，张作霖偏袒张学良，什么好东西都由着他的嫡系先拿。张学良对郭松龄掏心掏肺，郭松龄不用贪一时的名利。张作霖应该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没想到郭不是这么想的。
郭也没大家想的那么高尚，别看张学良对他那么好，他对张学良还有很多不满呢。而且他虽然一开始打着拥护张学良的旗号，其实是自己想做老大（这个后面明确表现出来了）。
郭反奉时带的部队纪律也非常非常差，他和张作相打的时候没准备好物资，所以到了城里有门就进，随便抢当地人的棉衣粮食，见物就拿。再加上是深夜，干什么的都有。后来还是张学良去做的安抚工作，张作霖给的赔偿。不过后来赔偿的事也很曲折，张作霖害怕下面中饱私囊，下面的人也的确在盘算怎么多捞，而打仗又费钱，奉天财政吃紧。详细的在《回忆郭松龄反奉，张作霖赔偿绥中人民损失的经过》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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