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前四史的水平远高于后面的史书？
关于“前四史”的史学水平远高于后代史书的说法，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且有一定道理的看法，但同时也需要辩证地看待。我们不妨从几个维度来详细剖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前四史”指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前四史”通常指的是：
1. 《史记》（司马迁）
2. 《汉书》（班固）
3. 《后汉书》（范晔）
4. 《三国志》（陈寿）
这四部史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地位崇高，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确立了中国史书的典范。
为何说“前四史”水平高？原因剖析：
1. 开创性的奠基作用与宏大叙事：
《史记》的“史家之绝唱”：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开创了史书的全新体例。在此之前，史书多是编年体，叙事相对零散。司马迁将历史人物作为主体，通过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不同体例，构建了一个立体、生动、全景式的历史画卷。这种体例的创新，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叙述的可能性，也奠定了后世史书写作的基础。
宏大而深远的视野： 《史记》的时间跨度从黄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方方面面，展现的是一个民族的早期文明史和国家形成史。这种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包罗万象的叙述，在后来的史书中虽然有继承，但少有能企及。
2. 严谨的史料考证与批判精神：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为了写《史记》，游历全国，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包括竹简、帛书、碑刻、口述等。他不仅是记录者，更是史料的辨析者和批判者。他对史料的真伪、矛盾之处，常常有自己的判断和推敲。例如，他对一些传说性的史料处理就显得相当谨慎。
班固的“继《史记》之业”： 班固的《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以朝代为限，将汉代的历史写得脉络清晰，结构严谨。班固对史料的运用也力求精确，许多记载都经过细致的核实。
范晔和陈寿的“师承”： 范晔在《后汉书》中继承了《史记》的体例，但在史料的取舍和叙述上，也体现了对前代史书的借鉴和发展。陈寿的《三国志》虽然篇幅相对较短，但其优点在于精炼的叙述和对人物评价的相对客观（当然，也有其立场）。
3. 文采斐然，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无韵之离骚”： 这句评价并非虚誉。《史记》的文笔极富感染力，司马迁善于运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人物，刻画场景，尤其是那些人物传记，如“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他的人物塑造栩栩如生，仿佛就在眼前。
班固《汉书》的“汉赋”风格： 《汉书》的文风比《史记》更为典雅，但也保持了较强的可读性，其中一些篇章也带有早期汉赋的特色。
后二史的文学性： 范晔和陈寿的史书在文学性上虽然可能不及《史记》，但也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佳作。
4. 作者的个人才华、历史使命感与时代背景：
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司马迁写《史记》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更是为了完成其“父子相传”的宏愿，也带有为家族（特别是其父司马谈）正名的强烈使命感。这种个人情怀与历史责任感的结合，使得《史记》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作者内心世界的表达。
时代机遇： 前四史的作者们，生活在汉朝和三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相对活跃、文化较为繁荣的时期。特别是汉朝，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为大规模的史书编纂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丰富的史料积累。作者们能够接触到更早期的珍贵文献，并且有条件进行长期的研究和写作。
为何说“后面史书”水平“远不及”？这种说法是否绝对？
需要注意的是，“远不及”是相对而言的，并不是说后代的史书一无是处。后代史书在继承前四史的基础上，也有各自的成就和特色。但是，从整体影响力、开创性、叙事深度和文学价值来看，前四史确实树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
体例的固化与创新难度： 前四史确立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体等主要史书体例。后来的史书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些体例框架内写作，虽然有细节上的调整和改进，但真正意义上的体例创新变得更为困难。
史料获取的局限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珍贵的史料可能会逐渐散佚。后世的史家虽然能接触到前代的史书，但可能很难再接触到《史记》时代所能接触到的第一手材料。
政治环境与史家立场： 后世的史书往往受到更强的政治干预和意识形态影响。例如，官修史书的编纂，往往需要迎合当权者，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史家的客观性和批判精神。虽然前四史的作者也生活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并且带有各自的立场，但其创作的独立性和个人史学思想的表达，在某些方面可能更为突出。
“细节的重复”与“宏大叙事的缺席”： 有些后代史书可能在细节的描绘上很详尽，但在宏大历史进程的把握、深层原因的挖掘以及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上，可能显得不如前四史那样深入人心。
举例说明：
唐朝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在记述唐朝历史方面，虽然各有优劣，《旧唐书》质朴，《新唐书》典雅，但两者在整体格局和艺术感染力上，与《史记》相比，总感觉稍逊一筹。
宋朝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学的巅峰之作，其史料之严谨、叙事之清晰、评论之精辟，堪称一代巨著。但如果从“文学性”和“人物塑造”的角度来看，它更侧重于政治、军事的“鉴戒”作用，与《史记》的“述往事，思来者”的广度和深度有所不同。
结论：
“前四史”之所以被认为水平远高于后代史书，主要在于它们开创性的体例、宏大的历史视野、严谨的史料考证与批判精神、卓越的文学才华，以及作者们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顺应时代洪流的创作。它们不仅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里程碑，也为后世史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无可比拟的范本。
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代史书没有价值。后代史书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下，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作品，它们在史料的补充、史学理论的发展、特定历史时期的深入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只不过，“前四史”作为奠基者和集大成者，其影响力和艺术成就，确实如一座巍峨的高山，让后人仰望和追随。
“前四史”指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前四史”通常指的是：
1. 《史记》（司马迁）
2. 《汉书》（班固）
3. 《后汉书》（范晔）
4. 《三国志》（陈寿）
这四部史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地位崇高，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确立了中国史书的典范。
为何说“前四史”水平高？原因剖析：
1. 开创性的奠基作用与宏大叙事：
《史记》的“史家之绝唱”：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开创了史书的全新体例。在此之前，史书多是编年体，叙事相对零散。司马迁将历史人物作为主体，通过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不同体例，构建了一个立体、生动、全景式的历史画卷。这种体例的创新，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叙述的可能性，也奠定了后世史书写作的基础。
宏大而深远的视野： 《史记》的时间跨度从黄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方方面面，展现的是一个民族的早期文明史和国家形成史。这种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包罗万象的叙述，在后来的史书中虽然有继承，但少有能企及。
2. 严谨的史料考证与批判精神：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为了写《史记》，游历全国，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包括竹简、帛书、碑刻、口述等。他不仅是记录者，更是史料的辨析者和批判者。他对史料的真伪、矛盾之处，常常有自己的判断和推敲。例如，他对一些传说性的史料处理就显得相当谨慎。
班固的“继《史记》之业”： 班固的《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以朝代为限，将汉代的历史写得脉络清晰，结构严谨。班固对史料的运用也力求精确，许多记载都经过细致的核实。
范晔和陈寿的“师承”： 范晔在《后汉书》中继承了《史记》的体例，但在史料的取舍和叙述上，也体现了对前代史书的借鉴和发展。陈寿的《三国志》虽然篇幅相对较短，但其优点在于精炼的叙述和对人物评价的相对客观（当然，也有其立场）。
3. 文采斐然，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无韵之离骚”： 这句评价并非虚誉。《史记》的文笔极富感染力，司马迁善于运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人物，刻画场景，尤其是那些人物传记，如“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他的人物塑造栩栩如生，仿佛就在眼前。
班固《汉书》的“汉赋”风格： 《汉书》的文风比《史记》更为典雅，但也保持了较强的可读性，其中一些篇章也带有早期汉赋的特色。
后二史的文学性： 范晔和陈寿的史书在文学性上虽然可能不及《史记》，但也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佳作。
4. 作者的个人才华、历史使命感与时代背景：
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司马迁写《史记》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更是为了完成其“父子相传”的宏愿，也带有为家族（特别是其父司马谈）正名的强烈使命感。这种个人情怀与历史责任感的结合，使得《史记》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作者内心世界的表达。
时代机遇： 前四史的作者们，生活在汉朝和三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相对活跃、文化较为繁荣的时期。特别是汉朝，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为大规模的史书编纂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丰富的史料积累。作者们能够接触到更早期的珍贵文献，并且有条件进行长期的研究和写作。
为何说“后面史书”水平“远不及”？这种说法是否绝对？
需要注意的是，“远不及”是相对而言的，并不是说后代的史书一无是处。后代史书在继承前四史的基础上，也有各自的成就和特色。但是，从整体影响力、开创性、叙事深度和文学价值来看，前四史确实树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
体例的固化与创新难度： 前四史确立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体等主要史书体例。后来的史书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些体例框架内写作，虽然有细节上的调整和改进，但真正意义上的体例创新变得更为困难。
史料获取的局限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珍贵的史料可能会逐渐散佚。后世的史家虽然能接触到前代的史书，但可能很难再接触到《史记》时代所能接触到的第一手材料。
政治环境与史家立场： 后世的史书往往受到更强的政治干预和意识形态影响。例如，官修史书的编纂，往往需要迎合当权者，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史家的客观性和批判精神。虽然前四史的作者也生活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并且带有各自的立场，但其创作的独立性和个人史学思想的表达，在某些方面可能更为突出。
“细节的重复”与“宏大叙事的缺席”： 有些后代史书可能在细节的描绘上很详尽，但在宏大历史进程的把握、深层原因的挖掘以及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上，可能显得不如前四史那样深入人心。
举例说明：
唐朝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在记述唐朝历史方面，虽然各有优劣，《旧唐书》质朴，《新唐书》典雅，但两者在整体格局和艺术感染力上，与《史记》相比，总感觉稍逊一筹。
宋朝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学的巅峰之作，其史料之严谨、叙事之清晰、评论之精辟，堪称一代巨著。但如果从“文学性”和“人物塑造”的角度来看，它更侧重于政治、军事的“鉴戒”作用，与《史记》的“述往事，思来者”的广度和深度有所不同。
结论：
“前四史”之所以被认为水平远高于后代史书，主要在于它们开创性的体例、宏大的历史视野、严谨的史料考证与批判精神、卓越的文学才华，以及作者们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顺应时代洪流的创作。它们不仅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里程碑，也为后世史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无可比拟的范本。
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代史书没有价值。后代史书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下，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作品，它们在史料的补充、史学理论的发展、特定历史时期的深入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只不过，“前四史”作为奠基者和集大成者，其影响力和艺术成就，确实如一座巍峨的高山，让后人仰望和追随。
网友意见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书合称前四史，而其文学价值和可读性也远高于二十四史里其他的史书，这是偶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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