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托万-洛朗·拉瓦锡被处决是冤枉，还是革命必要的牺牲？

原答案莫名其妙被夹，发现时发现问题已经改为：“拉瓦锡之死是冤枉的，还是革命的必要牺牲？”。为避免离题，那只好在这里来回答一下新问题：拉瓦锡之死客观上就不是冤枉的，至于是否革命的必要牺牲乃至于革命本身是否必要都是取决于各人立场的主观判断了。

首先我们来说说拉瓦锡作为一个包税人（这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平时都在干些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民怨。

拉瓦锡是“总包税所”（Ferme générale，一个官督商办的包税机构，负责包收关税、厘金之类，但也负责烟草专卖等；是当时的三大包税企业之一）的合伙人之一，平日主要赚钱手段就是用“最新科技”玩各种小斗进大斗出的把戏，中饱私囊。最著名的事迹是他经过精心研究，发现在烟草里掺6.25%的水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骗到最多的钱。注意他是在搞专卖，可不是自由市场；对于拒收这些注水烟草的黑市，拉瓦锡的策略是调动（包税人合法雇佣的）私兵（辅之以他的各种化学检测技术）严打。拉瓦锡这一手强买强卖得罪的烟草贩子可比区区一个马拉多得多，也是他后来被捕灭亡的主要推动力之一（马拉早挂了，不可能穿越回来办他）。这算是“依律合法”吗？在下还真没查过旧制度下的法典。不过要是这种手段都可以算“依律合法”，那国会滥发指券不也“依律合法”在发行，有啥可说的？你还敢造反？

除了这些大家都懂的火耗、耗羡、踢斗、飞洒式增收把戏，拉瓦锡等还被广泛质疑直接从税金里直接贪污。当然，拉瓦锡本人否认此事，可是他的同僚销毁了不少账目，这事儿就更加说不清了。

拉瓦锡等人不仅替绝对君主搜刮第三等级的民财，更在这个过程中玩弄各种小把戏（拉瓦锡更利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增加了无数小把戏）尽可能增加实际税率从老百姓手中盘剥以牟取私利，这才是拉瓦锡被捕被杀的根本原因。进而言之，大革命以后税收应该“取之于公众，用之于公众”的概念受到了广泛接受，过去私人领主时代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私人”的封建观点遭到唾弃，所以取之于公众而公然用之于私人的拉瓦锡等包税人才会被大众格外记恨。这叫做“冤魂”么？这是革命政府故意“借人头一用”吗？看来中国历史上每次民变（有时连绅都要起来“变”）时都要被打死的污吏、酷吏真是都冤枉得很了。

拉瓦锡等包税人虽然在旧制度下民愤很大，但是大革命的进程也不是一般人想象得那么快。1789年大革命爆发，开头拉瓦锡并不是革命的对象，还投资办报出版国会会议纪要发了革命财，直到1791年3月总包税所才被痛恨包税制度的广大群众给打倒了；但是拉瓦锡此时在政府里还是有职务领薪水，一直到1792年才算彻底下野变成了平头老百姓。另一方面，虽然他是1794年夏天才被处决的，但是在1793年冬天他就已经被捕了。应该说，“革命政府”并没有草草就把他“借头一用”，还是关了审了半年的。也就是说，法国大革命花了两年时间才打倒了包税制，用了三年才把拉瓦锡赶出了政府，用了四年才逮捕了拉瓦锡，又过了半年才处决了拉瓦锡。拉瓦锡被逮捕时，距离包税制垮台才两年多，各地封建主叛乱更是此起彼伏（外国封建主的进犯就不说了，有人可能又要嚷嚷这是“革命者”布里索等人主动挑起的了），“旧制度”真的“完蛋”了吗？就拉瓦锡本人所牵涉的旧制度——包税制——来说，确实完蛋了，但也远远不到“五年”呢。

由此我们就知道：拉瓦锡在当时是一个民愤很大的人，而且距离他被打倒的时间不长，人民对他的清算也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政府也没有草草处决他，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司法过程。相比之下，过去许多包税人私兵的受害者，还不见得能享受这个漫长的过程呢。

于是乎，某位知友要说了，拉瓦锡民愤或许很大，但是他掠夺的民财也不见得有革命政府那么多啊。君不见，此公云：

指券的价值，在五年间，掉到了最初价格的30%左右，也就是被掠夺了70%：请萝卜丝的拥趸们提供证据，拉瓦锡依律合法地收税，什么时候收到值十抽七了？

但是我们看这位答主自己给出的图。

拉瓦锡被捕时，指券的价值恰恰在一个高位（可能是限价发生了某种作用），其价值大概相当于发行之初的50%；到拉瓦锡被处决时，价值又降回了35%左右。无论如何，都不是这位所夸大的“掠夺了七成”，倒是热月政变后它彻底一钱不值了。

我们今天稍有现代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滥发指券制造通货膨胀是在收取一种特别的财产税，而且会对整个国民经济构成巨大的不利影响；我们也知道，光靠行政限价措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真正抑制价格上涨的。但是，当时的经济学并没有发展到这个水平，不但雅各宾派，而且当时其他派别的政治家，都没有这样的知识。

而拥有这种知识的我们能从中发现什么呢？答案刚好跟这位答主暗示的相反：雅各宾派（萝卜丝）不仅没有“滥发指券”让人民“饥啼号寒”，而且实质上提高了指券的价值。这里我们必须要明白，虽然指券的价值比起发行之初下跌了65%、70%等等，但只有一个把指券攥在手里五年不花的人才能受到如此沉重的损失。对于大部分人特别是劳动者来说，指券价值的涨跌只是从他们收到的那一秒开始，到他们花出去那一刻为止。（也因此，很难它跟包税人在每个路卡吃拿卡要相比到底谁“掠夺”得更多。毕竟一利弗尔的指券，无论转手多少次，五年内贬值了70%就是70%；而7%的厘金收10次就是70%，在五年内还会收无数次。而70%损失是以不同时间段贬值的速度摊到这张指券的经手人头上的，在这其中某些人有时还能因为指券偶然升值而受益；厘金则全部落在过路人头上，除非他再想办法转嫁出去，所以很难比较二者的“掠夺水平”。）由此，还是从这位答主自己给出的图上可以看出，1793年6月雅各宾派夺取政权时，指券的价值是最初发行价值的30%；而当1794年7月雅各宾派在热月政变中失去政权时，指券的价值是最初价值的35%左右，反而还高于1793年6月。也可以说，“萝卜丝”在执政期间没有“掠夺”一分钱的通胀税，反而还让指券的购买力上升了六分之一左右。换言之，不仅没有“掠夺”，反而是送了指券的持有者一笔购买力（当然在限价措施下是否可能有价无市另作别论）。为什么在购买力上升的情况下，我们的知友会莫名其妙地得出什么“乞灵于印钞机，滥发指券，导致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啼饥号寒”、“指券滥发而啼饥号寒的普通老百姓”乃至于“追随叛乱完全是因为物价上涨生活困顿”等等同事实完全相反的图景呢？只能善意的猜测，他是一个来往于不同位面的时空穿越者吧。

总之，在烟草里掺水的拉瓦锡、盘剥人民的拉瓦锡，到底有什么资格指责让指券升值的雅各宾派“一百步笑五十步”呢？这是令我困惑不解的地方。

（当然，让指券持有者的购买力大幅度增加，也可能有利于大资产阶级，但考虑到限价则又未必如此。这个问题就不详细讨论了，反正雅各宾派自己不就是“资产阶级”么？）

更不必说，当时人民关注的重点，首先还不在于税收（包括通胀这种变相税收）的多少，而在于这种税收的流向。

至于说明明引用材料上写着“向巴黎（这不就是首都吗？）工人（首先不就是无套裤汉吗？）发出的布告”，结论却能歪曲成“为了首都的无套裤汉有的吃，乡下要求涨工资的工人必须死”。用镇压罢工来大搞工资冻结当然反映了雅各宾派资产阶级政权的本质，但如此歪曲史料刻意挑拨城乡矛盾的这一套史德，真可以说是继承了天水家的绝学，答主将来必定是大有前途了。

（此外还有“九月大屠杀的被害女囚，全部是普通刑事犯”这样的奇文，看来1792年9月3日被杀的朗巴勒亲王妃也是“偶尔偷了块面包”而不幸被“小献忠”杀害的“刑事犯”了。此外顺便一提，据我所知，在“九月屠杀”中狱卒坚守牢房，最终在监狱里被民众击杀的女囚仅有两人，朗巴勒亲王妃也是在离开法庭回监狱的路上被打死的。所以“小献忠”到底怎么“冲进监狱”然后在某个像是广场的地方击杀“被害女囚”也是一个千古之谜。）

拿出历史碎片，肆意歪曲重构，来围革命救旧制度，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并不罕见。对比较晚近的革命玩过这一手后，当然也可以继续对更早的革命玩这一手，毕竟方法都是一样的。然而，这毕竟还是拣选了一些事实。

更彻底的保守主义者如干脆摆出了这样的理论：因为拉瓦锡是伟大的科学家，所以无论他做了什么，你们都是无权杀死他的。

拉瓦锡应该拥有这种特权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爱因斯坦在1945年就有权做一个支配世界的暴君，对芸芸众生做他想做的一切事，包括某天无聊之后用原子弹消灭全人类。不要笑，沉迷“黑暗启蒙”的加速主义者中，就有认真推崇这一政体的人。

更进一步来说，实质上拉瓦锡在利用他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为包税人盘剥人民提供帮助，这样的科学技术真的是大众所需要的吗？

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诚不我欺。

在谈论拉瓦锡之死前，必须先澄清那句知名的：「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Jean-Baptiste Coffinhal这位革命法庭庭庭长，其实根本从未说出过这句话。

就象伏尔泰那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其实是英国记者的创作，黑格尔那句：「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其实是「历史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放诸四海皆准的定律，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特殊处境，人们无法从过去照搬策略来解决。」这句流传甚广的谣言，其实也不是人们认知的那样被说出。

根据德克斯特奖得主(美国化学协会颁发给研究化学史专家的奖项)Denis Duveen在1954年出版的书籍《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I)》里很明确的以「这句话从未被提过」给否认。

事实上，按照1888年法国化学家 Louis Édouard Grimaux出版的书籍《Lavoisier, 1743-1794》里的说法，这句话被不同作者分别归类给René-François Dumas(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法庭副庭长，参与过罗兰夫人审判)、或是Antoine Quentin Fouquier-Tinville(曾担任过路易十六审判时的陪审团领班、革命法庭检察官)所说。

然而实际情况这句话更可能是与拉瓦锡同时代的化学家Antoine François Fourcroy 在一场弔念拉瓦锡的演讲中提到，或是Henri Grégoire牧师在研究关于法国大革命造成破坏时说出。也就是说这句话其实是更接近对雅各宾统治的嘲讽，而非雅各宾当局对自己立场表达。

雅各宾固然解散了皇家科学院，但这不意味他们反对科学，而是当时的皇家科学院更多扮演是法兰西王室的「御用文人、科学家」的角色，是专制制度的象征。

那么在讨论完「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这句话的来历后，就可以继续深入探讨，拉瓦锡之死究竟对雅各宾当局而言对正常大革命来说代表什么含义？

很多人认为雅各宾的恐怖统治，是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的清洗，这点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结论，但也称得上是片面的误解。不错，两者间的确有类似的共性，但在很多层面上，两者的意义根本截然不同。

革命法庭的审判，固然是一种只有死刑的粗暴审理，但它是公审，是一项投票后的群体决议。罗伯斯比尔在整个委员会里并不具备特殊或超然的地位，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顶多是能够靠着激情演说感染其他人赞同他意见投票符合他的领袖。这跟布尔什维克先锋队体制，以及专政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在评价大清洗的时候，有人把错误全部归咎于斯大林或许不客观，但至少是合理且符合逻辑的。但在谈论大革命时的雅各宾恐怖，把错误全部归咎到罗伯斯比尔显然就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而事实上在之后一段时间，热月政变后上台当局做的就是类似的事情。

雅各宾的暴政，是一种雅典式的民主，是那种群情激愤下由群众激动而做出的过激反应，他不是少数人的密谋，或是独裁者们一声令下的决议促成的。罗伯斯比尔等人，他们某些看似疯狂的行动，归根究底是满足当下人民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是回应民意的要求。

也就是说，要拉瓦锡死的，固然不能说不是雅各宾，但也是因为人民敌视包税人，仇恨包税制度进而极端要求处死所有包税人，于是雅各宾当局便顺应民意去处死，去争取人民的支持。

很多人提到拉瓦锡作为科学家的伟大贡献，这当然是不容质疑的事实，但反过来说，大革命时人民对包税人深入骨髓的仇恨，难道又是凭空出现的吗？

包税人在旧制度，一直是非常第三等级痛恨的制度，因为在旧制度下，教士贵族们是无须纳税的。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所有税收，都是由第三等级一力承担。而与此同时呢，国家一边收缴第三等级的财富，但第三等级又是整个国家权利最遭受侵害而没有保障的。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负担国家财政赤字，路易十六却要对第三等级加税？你说如果你是人民，你会有什么想法？

包税制定很特别的点在于，国家将征集税务的权力交给包税人，包税人只要在完成国家的指标后，剩余多收的款项全部都是包税人的收入。这是一种何等恐怖的景象？在旧制度下，包税公司是国家仅次于军队第二大部门，有足足三万人雇员。而这里头，甚至包括全副武装的成员，而他们的武器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拉瓦锡冤枉吗？也许是的，也许作为一个个人而言，他实在没有任何该被处死的罪责。但对于遭受无尽压榨的穷苦无套裤汉来说，难道他们在遭受无尽苦难后，还要理性中立客观的去对特权阶级感同身受吗？你难道会要求一个犹太人，居然要对一位二战德国军人(甚至还是党卫军或干脆是集中营守卫)理解且同情吗？

当然，就历史的角度来看，拉瓦锡的主要身份是一位科学家，而且是推动科学进步为整个人类做出难以抹灭贡献的科学家。但是，我们该指望一群连吃饱都有问题的无套裤汉，去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对人类无可抹灭的贡献吗？

反过来说，如果当时的法国能做到这点，法国大革命还有爆发的可能吗？

拉瓦锡的死，当然不是法国大革命必要的牺牲，如果一定要说必要的牺牲，路易十六的死完全更当的起这项评价。拉瓦锡的死，只能说是一齣悲剧，问题是这悲剧的根源是什么？

答案似乎正好就是旧制度。

这个问题本身问得相当无聊和“xxxx”，拉瓦锡这样一个具有多重角色的历史人物，不同人关注的方面不同，自然感受不同了。

另外，把革命简化成某种单一叙事，是“扼杀”革命的最常规手段。这个问题本身和下面的很多回答都不同程度体现了这点。

这就是经典的“雅各宾黑神话”——其目的在于论证“革命是反智反科学的事物，所以我们要反对它”，而事实上1793-1794的进程是新的体系取代旧的体系（皇家科学院），我们要批判也不是从那种“共和国不需要科学”（这句话本身说不定真实存在，但是它显然不是1793-1794实际的政治实践）的角度去批判。

ps：看到很多回答下的各种评论再补充一句，1793-1794这样一个战时政权，是不可能从单一角度给出好坏这种二分叙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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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还是得给这个问题下面的一些内容辟个谣：

第一，拉瓦锡没法死于马拉，因为马拉死了快半年之后拉瓦锡才因为对包税人的总清算被捕，在此之前他都没被抓进牢里，我也不懂马拉靠啥穿越时空杀人。而且拉瓦锡和马拉恰恰没有多少个人恩怨，马拉对皇家科学院的攻击是整体性的而不是单独针对拉瓦锡一个人。

而且拉瓦锡被抓的直接原因也不是在于马拉专门写了篇文章攻击他，而是因为他自己是国王麾下的重要包税人，参与了包括巴黎包税商城墙在内的大工程，在1793年的新一波浪潮里遭到了清算，最后被送上了断头台（至于为什么作为包税人会上断头台，则涉及到包税人这一行当在旧制度末期扮演的角色和在民众之中的形象，这点不用我赘述了，感兴趣地可以自己去阅读大革命史的相关内容）。

第二，如果我们拘泥于当代的“民科”“官科”话语去判断18世纪这样一个科学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体制化，形成科学共同体并与垄断性权力完成媾合的年代（这个时期科学和垄断性权力的联系还没有达到那么紧密的地步），那属实是有点好笑。马拉确实不是在大学体系里学习的医学和物理学，但是你会发现拉瓦锡也一样。事实是：马拉在18世纪末的环境里确实是当时还处在幼年期的科学共同体的一份子。从当代角度来审视，拉瓦锡的路径确实是现代科学的祖先之一，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那些没有成为现代科学路径的思考就不是“当时”的“科学”。

第三，当然，最后还有一个角度可以说官科与民科，那就是在旧制度晚期这样的背景下，拉瓦锡确实相比于马拉和垄断性权力走得更近，这个角度上他确实更加“官科”。如果我们没法认识到现代科学是被人所创造的而一味地将其视为客观真理，自然也就无法理解18世纪的科学。

对于马拉在“当时”的“科学活动”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这本书。

下面的链接是网友自译本书的一章，由我的知乎账号代发：lbq：【代发翻译】《马拉：法国大革命的保民官》 第二章

大家可以辩证地阅读，也欢迎在评论区给译者提意见。

题主的设想是很有趣的

1.即法国大革命的存续很大程度上依赖革命恐怖的不断扩大。

2.对法国大革命革命恐怖的受难者表达同情，对革命恐怖的反思，本身是一种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行为。（连立场都直接预设好的那种）

首先，我们在这里要纠正题主一个观念

即法国大革命彻底消灭了封建余孽

法国大革命自1789年开始，于1830年彻底结束

法国革命推翻了波旁王室的路易十六以及路易十八的统治，摧毁了法国波旁王朝长枝的统治，短暂建立了第一共和国并且在共和国期间大力推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建设。其取得的成绩毋庸置疑。

但远远没有达到消灭封建余孽的程度。

要知道，法国大革命被他的子女背叛，为共和国的将军驯服，督政府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法兰西第一帝国，这个专制帝国在其他欧洲专制王朝眼里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其皇帝毫无正统性并执意通过毁灭性巨大的战争摧毁欧洲的国际秩序、践踏别的国家的主权，毫无章法地将其兄弟姐妹分封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做国王和王后。请问大革命后的法国哪一点表现出了封建余孽被扫清的样子？无非就是波拿巴新贵代替了旧王朝的贵族而已，在大革命中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和旧秩序融为一体，笑到了最后。直到第二帝国灭亡以后，法国人还在共和制度和君主制度之间徘徊，保王党、君主派实力强大的可怕。如果不是因为保王党推举的国王不接受三色旗，第三共和国恐怕就没了。

其次，我们评价一下题主的设想

第一、革命的恐怖扩大无助于巩固革命的成果。多杀人根本不会给革命政权续命。很多事例表明，巴黎方面恐怖的作风甚至给革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情绪上头、热衷于成天斗争的。让所有人人心惶惶的结果就是被所有人抛弃。最成功的革命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在一面旗帜下集结最多的人，同时约束革命的暴力。而不是成天立靶子，打击异己。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打赢瓦尔密战役的革命军队英雄迪穆里埃因为在进军奥属尼德兰的战役中出师不利，国民公会将他解职并派人调查他的失误，这位将军公开表示他不会接受巴黎的暴徒的审判，转手投靠联军，将国民公会的代表交给反法联军，并开始鼓吹保皇。

可见，大革命的恐怖都把自己的将军逼反了。

可笑的是，即便国民公会如此般扩大革命恐怖，连革命者都砍了不少，还是没有办法避免革命成果被出卖给对革命毫无兴趣的投机者的结局。

第二、为拉瓦锡的死感到同情，对革命恐怖的反思，足以说明这种观点隐藏着反对革命的情绪。

这个观点极为武断且不负责任，否认了革命后来人从革命本身吸取教训的正当性。

法国大革命沉重打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这一切都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也要看到革命运动后期，雅各宾派专政时代对吉伦特派的迫害及其他运动造成的恐怖，也让社会各阶层人民深受其害，站在前人的累累尸骨前，对革命恐怖的批评是任何追求进步的人士都会做的。

我们肯定一点，那就是在时代进步的进程中，就算是敏锐地看到历史进程方向的人，也会犯下错误，造成伤害。而我们应该将前人的功绩铭记于心 ，将那些错误作为我们前进的指引，而不是认为一切试图揭露过错的人，对悲剧反思的人都是反对革命的人

是，我毫不怀疑大量普通人，包括今天在知乎上呼唤革命呼唤得最欢的人，在革命年代会沦为屠刀下的“反动派”。

他没有拿起枪冲在反革命前线，也不是决策反革命的文官决策者，罪不至死。他被判死就是个政治操作，民粹宣泄，算个革命的“附带伤害”。拉瓦锡那个叛国罪（或“税务欺诈”，我查了半天，都没有查到哪个是真正的罪名，还是税务欺诈在当时属于叛国？其实就是给安个罪名处死的）是个莫名其妙的罪名，也没有正常的审判程序，相当于不经审判直接宣判反革命。

这种革命运动里被滥杀的所谓“反革命”，拉瓦锡在历史上并不孤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只有正面意义没有负面意义。革命者如果不去反思革命，革命就不可能最终得到真正拥护。

列宁在评论英国革命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英国这个国家搞革命只需要砍下一颗脑袋（指查理一世），那么俄国干同样的事需要砍下一百颗。”之后的事实表明列宁是多么谦虚（或者说对于革命的潮流估计不足），出于革命的需要，光罗曼诺夫家的人及其随从，就不止一百颗脑袋被砍下来。

砍脑袋这事没什么好说的，自古革命造反夺权没有不砍脑袋的。尼古拉二世被砍脑袋，是应有之义。可不可以不砍？列宁认为不砍说不过去。那么他的女儿们，一辈子没干过坏事只是活着的OTMA四位女大公的脑袋可不可以不砍？那一晚乌拉尔苏维埃召集了十二人小队处理此事，最后关头有两人退出“我不想杀小女孩”，有人会说这四位寄生虫活着就是对人民犯了罪，也该砍。那么儿子阿列克谢，一个十三岁的血友病患者，他的脑袋可不可以不砍？

血友病没事就要出血难止，但毕竟流着罗曼诺夫的血，那么砍了就砍了吧。沙皇一家从圣彼得堡到叶卡捷琳堡的路上，有个看守叫纳戈尔尼，很喜欢阿列克谢，经常抱着他。这位纳戈尔尼也被砍了头，他的脑袋可不可以不砍？抱着血友病患者算什么罪名？但抱着前任皇太子大概算一个罪名。

既然抱着皇太子算一个罪名，那自出生起在阿列克谢身边照顾的，和他共死的医生博特金的罪名显然比这个大多了。给沙皇一家看病，没让他们早点死，以至于祸害人民这么多年。博特金，你悔改罢，你死有余辜。

给皇帝看病有罪，那么给皇帝做饭的也是罪大恶极，那一晚，尼古拉二世的厨师哈力托诺夫也被处决。同样是给沙皇做饭，普京总统的祖父继续为列宁、斯大林做饭，哈力托诺夫就只能脑袋搬家。

给皇帝看病做饭都有罪的话，给皇帝当包税官简直罪大恶极，拉瓦锡那颗大好头颅切了也就切了吧。只是到现在两百多年了，再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化学脑袋被生出来。

ps：处决尼古拉二世一家的实际组织者：戈洛谢金后来成为哈萨克第一书记，推行农业改造，任内数万人饥荒饿死，1941年被斯大林下令枪决；别洛博多夫因为支持托洛茨基主张，1938年被枪决；尤洛夫斯基于1938年自然死亡，斯大林下令他的回忆录不准出现一个关于那一晚的事。

米哈伊尔大公的处决者米亚斯尼科夫后来成为苏联反对派，流亡海外，于1945年被克格勃在海外逮捕，带回苏联枪决。

怎么就有“必要”了？

谈论必要，无非就是推卸责任而已。

一般来说，责任是有以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作为基础的。人们之所以对于自由意志念念不忘，是因为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道德和责任的归属者。

而所谓历史的必然，形势所迫这些东西，无非就是说自己没得选择，所以革命者是没有任何责任的，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的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