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古罗马的安托尼努斯敕令?
首先，咱们得把这敕令的“出身”捋清楚。这个敕令，名字听起来挺唬人的，通常指的是公元212年由卡拉卡拉皇帝（Caracalla）颁布的那道《安托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当然，名字里有个“安托尼努斯”，是因为卡拉卡拉家族本身就姓安托尼努斯，这有点像是给自家的作品挂个招牌。
敕令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最最核心、最颠覆性的地方在于，它将罗马公民权给予了罗马帝国境内几乎所有自由民。在它之前，罗马公民权可是个稀罕物，跟现在我们理解的“国籍”或者“公民身份”不太一样，它代表着一系列的法律权利、义务和特权，比如：
参与政治的权利： 可以投票，可以担任公职，可以参与法律的制定（至少理论上是这样）。
法律上的保护： 最著名的就是“罗马公民不得被鞭笞，除非是死刑”的原则，也意味着受到罗马法律体系的特殊保护，而不是被地方习俗随意对待。
财产和继承权： 可以在罗马法律框架下拥有和继承财产。
婚姻权： 罗马公民之间的婚姻受到法律承认。
商业上的便利： 在贸易和商业活动中享有更多便利和保护。
在敕令颁布之前，只有生活在意大利的自由民，以及一些被授予公民权的外省精英和军队退伍老兵，才拥有完整的罗马公民权。其他外省的自由民，虽然生活在罗马统治下，但他们的权利和地位往往受到限制，可能只拥有“拉丁权利”或只是被视为“属民”（peregrini）。
那么，卡拉卡拉为什么会下这么一道“大赦令”似的敕令呢？
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1. 财政需求： 这是最常被提及，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原因之一。罗马帝国后期，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军费开销、宫廷开销、帝国维护都需要巨额资金。当时，继承财产是需要缴纳遗产税的，而只有罗马公民的财产才能被征收这部分税。将公民权普及到帝国绝大多数自由民，就意味着国家可以从更多人的财产继承中获得税收。这就像扩大了缴税的基础，虽然单个人税额可能不高，但总量上能有可观的增加。
2. 巩固统治与社会融合： 罗马的强大，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吸纳和融合被征服民族的能力。将公民权授予外省自由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同化手段。这不仅能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帝国的一部分，增加了对罗马的认同感，也能让他们在法律和政治上与帝国核心区域的公民享有更平等的地位。这有助于减少民族矛盾和地方反抗，增强帝国的凝聚力，从而巩固卡拉卡拉的统治。想象一下，当一个生活在埃及或者高卢的农民，突然获得了和罗马城里人一样的法律权利，他肯定会觉得“我跟他们是一伙的”，而不是一个被统治者。
3. 军事征兵的需要： 罗马的军队是帝国的重要支柱。而军队的招募和退役士兵的安置，也与公民权息息相关。外省居民虽然可以参军，但通常是作为辅助部队，而罗马公民则能进入更核心的军团，并有望在退役后获得公民权作为奖励。将公民权普及，理论上也可以扩大兵源基础，或者至少在法律上为更广泛的居民参军提供了更统一的框架。
4. 皇帝的个人意志或政策方向： 虽然财政和政治是重要考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卡拉卡拉个人政治理念的影响。也许他真的认为，帝国是一个整体，不应该存在如此明显的地缘和身份鸿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促进帝国的“罗马化”。不过，卡拉卡拉本人以暴虐和残忍著称，要说这是纯粹的仁政，估计没人信。更多还是实用主义的考量。
敕令的影响是什么？
安托尼努斯敕令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法律与行政的统一化： 将罗马法体系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展，促进了帝国法律和行政管理的一体化。这意味着在帝国大部分地区，人们都能在相似的法律框架下生活、工作和解决纠纷。
“罗马人”概念的模糊化： 在此之前，“罗马人”是一个具有特定身份和特权含义的词汇。敕令颁布后，“罗马人”的概念变得更加宽泛，几乎等同于“生活在罗马帝国境内的自由民”。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公民与属民之间的界限，但也使得罗马公民权的独特性和吸引力有所减弱。毕竟，大家都成了“罗马人”，那“罗马人”本身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对地方社会结构的影响： 许多地方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精英群体，原本是依靠维护自身在帝国中的特殊地位来巩固权力的。敕令的颁布，可能对这些地方精英的既得利益造成冲击，也可能促使他们重新调整与帝国中央的关系。
对后世的象征意义： 尽管卡拉卡拉的动机可能更多是实用主义，但安托尼努斯敕令在后世被视为罗马帝国包容性和广泛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它标志着罗马从一个城邦国家发展为一个包含多元文化和民族的巨大帝国，并且在法律上尽可能地将所有人纳入同一个体系。
一些争议和值得注意的地方：
当然，不是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敕令是个纯粹的进步。
“滥发”公民权？ 一些观点认为，将公民权如此普遍地授予，实际上稀释了公民权的价值，使得它失去原有的特权感。就好比如果人人都是大学教授，那“大学教授”这个头衔就不那么有分量了。
财政动机的怀疑： 也有观点认为，虽然财政是重要因素，但其对帝国财政的长期帮助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甚至可能因为需要为更多公民提供福利而增加开销。
对自由民身份的影响： 虽然赋予了公民权，但一些外省自由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和法律地位，可能并没有因为获得公民权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他们仍然可能受到地方官僚的盘剥，或者在某些方面仍然与核心区域的公民有差距。
总而言之， 安托尼努斯敕令绝非是一道简单的法律条文，它是一次对罗马帝国社会、政治和法律结构的深刻调整。它既是帝国财政和统治策略的体现，也是罗马文明吸纳与同化能力的象征。从现代视角来看，它提前触及了“普适性权利”和“身份认同”等重要议题，虽然其初衷可能更多是实用主义，但其历史影响确实是巨大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庞大帝国在努力构建一个更加统一和包容的框架。它就像一个分水岭，标志着罗马帝国在身份构成和法律体系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网友意见
相信大部分精罗同好们应该对Tria Nomina这个概念不陌生——传统的拉丁命名习俗将一个人的名字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
- Praenomen, n, plural Praenomina，中文译作“个人名”，等价于现代的“名”，Tria Nomina中最早出现亦是最早被放弃的部分。诸如Romulus、Aeneas等名字在罗马人的神话时代均有作个人名的纪录[1]。
- Nomen, n, plural Nomina，中文译作“氏族名”，作用在于彰显家族源起，通常为父系家族先祖单名的转化，比如随Aeneas/埃涅阿斯前往意大利亚的特洛伊老乡——Sergestus/塞尔格斯图斯，其后裔以Sergius/Sergia为氏。除此以外，亦存在将一些常见个人名直接作氏族名——比如Salvius/Salvia、Marius/Maria、Octavius/Octavia、Novius/Novia、Vibius/Vibia等、或是进行一定程度的转化后作氏族名的情况，比如Aulus→Aulius/Aulia、Quintus→Quinctius/Quinctia、Marcus→Marcius/Marcia[2]等。可类比先秦的“姓”，以及日本近代以前的“氏”。
- Cognomen, n, plural Cognomina，中文译作“家族名”，Tria Nomina中最晚出现的部分，起初是类似于绰号的作用，后来被赋予了区分同一氏族中不同家庭的作用，由父亲传承给儿子。可类比先秦的“氏”，以及日本平安时代以降、近代以前的“苗字”。
除此以外，还存在为了替代Cognomina的绰号功能而出现的Agnomina，诸如Africanus、Augustus、Germanicus等附在Cognomen后面的名字原则上都是Agnomen，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Agnomina也渐渐成为家名传承的一个重要部分，例如Claudii Nerones[3]家族的Germanicus，实质上作为额外的家族名被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姑且忽略掉这一部分。
尽管作为Tria Nomina中最为古老的一部分，个人名的作用与重要性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罗马国家的扩张与壮大而逐渐弱化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打氏族名出现后，罗马人对于个人名的选择范围便大大地缩小——罗马建城后历史上留下记载的个人名总数不超过五十个。不仅如此，许多在建国初期到共和国早中期被使用过的，诸如Agrippa、Ancus、Cossus、Licinus、Numa、Proculus、Postumus、Statius、Volero/Volesus/Volusus、Vopiscus等个人名自共和国时代中期起就渐渐为广大罗马公民所遗忘——几乎所有的人都乐于给自己的小孩取诸如Caius、Lucius、Marcus、Tiberius这些曾属于诸位活跃于共和国时代的伟人们的个人名，这使得个人名作为罗马人姓名中的一部分，其区分不同个体的作用被大幅度弱化，作为其后果，女性渐渐地不再使用自己的个人名，到最后大部分女性在出生后甚至不再被给予个人名，而男性则在留下自己的姓名记录时，通常会将自己的个人名缩写成单个或两个字母，例如Tiberius，会被缩写成Ti.。
P.S. 不过作为少数的特例，Drusus这个起源自希腊的名字，最初为Livia氏族的一支作为家族名使用，其后才为同Livii Drusi有姻亲关系的家族引入作为个人名，例如Drusus Iulius Caesar，第二代元首Tiberius Caesar Divi Augusti filius Augustus的儿子（Tiberius，或者说提比略一世自己本身也是极其稀有的、以自己的个人名作为通称的罗马皇帝）。同样的例子还包括起初作为家族名，后一度有限地被作为个人名使用的Nero——以上算是为数不多的中后期罗马人尝试非传统个人名的例子。
而氏族名，可以说自打诞生以来就长期扮演着三名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作用在于彰显一个人的家族源起、家格与社会地位，由于早中期的罗马人不会随意更改自己的氏族名，所以拥有一个高贵的氏族名，诸如IuniusIunia、AemiliusAemilia，对于共和国到帝政早中期的罗马人而言，是具有非凡的意义的[4]——就算你实际上仅仅是作为养子进入这个氏族的，同该氏族的祖先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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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叽里呱啦一大堆，那么这些所谓的Roman naming conventions，同本问题中的Constitutio Antoniniana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自东部皇帝Φιλιππικὸς ΒαρδάνηςPhilippicus Bardanes菲利皮科斯起，便没有罗马皇帝再使用过氏族名的记录了。
而历史上最后一位留下了个人名使用记录的罗马皇帝，是出身高卢，自公元455到456年短暂登台的西部皇帝，Marcus Maecilius Flavius Eparchius Avitus阿维图斯，在那之前，自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一世起[5]，期间的几乎所有皇帝，都没有留下过个人名的记录。
从前文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大概自共和国时代中期起，个人名便处于一个不断衰微的过程之中——到Constitutio Antoniniana颁布的时间点，大概经过了近五百年的时间。彼时，个人名的重要性虽然早已大不如前，但仍然是（男性）罗马人姓名中一个重要的有机部分。如果不加以干预，男性个人名大概会在今后的两三百年内，或是像女性的个人名那样自然死亡，或是转变成新的一种形式。
而从Constitutio Antoniniana到君士坦丁一世在厄波拉库姆被拥戴登基为止，期间满打满算不过九十四年时间，个人名几乎可以说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就好比是一个癌症中期患者，不加以积极治疗的情况下，大概还有三五年的寿命，而在一位半仙的一通操作下，半年就嗝儿了屁。
当然，要完全把个人名消亡的锅扣给Constitutio Antoniniana，也说不过去，毕竟是几百年的大势所趋。但氏族名呢？
如果没有Constitutio Antoniniana，罗马（男）人的Tria Nomina，大概率会发展成女性那样的“Duae Nominae”(双名法)——即氏族名在前完全承担姓氏的作用，家族名在后，并承担起个人名的作用。这样一来，罗马人的命名方式会变成类似于东亚汉文化圈那样，姓在前，名在后的双名命名法。
那么，对于氏族名的消亡，Constitutio Antoniniana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首先，一个罗马公民无论出身，都是拥有自己的Tria Nomina的。
例如知名希腊裔罗马史学家ΠλούταρχοςPlutarchus普鲁塔克，其作为罗马公民，全名为Lucius Mestrius Plutarchus。
众所周知，古典环地中海世界的诸多文明之中，唯一创建了类似于今天的姓氏系统的，只有罗马。
罗马之外的诸多民族中，则往往不存在姓氏的概念——人们都是在出生的时候仅仅被给予一个名字。而当人们需要区分同名的两个人的时候，则会使用相对原始的附名——或是某个人的绰号，比如Μονόφθαλμος/Monophthalmus，意为“独眼龙”；或是表明一个人的出身地或常居地，比如Ἀλεξανδρεύς/Alexandreus(拉丁字母直写)/Alexandrinus(拉丁语翻译)，意为“亚历山大里亚的”。
一个罗马自由民在取得公民资格后，有时会引用与其关系密切的罗马公民的个人名与氏族名，然后将自己原本的名字拉丁语化作为家族名，比如普鲁塔尔库斯就是借用了资助其成为公民的罗马元老Lucius Mestrius Florus的名字。
而有些新公民可能原本同罗马的核心社会圈毫无联系，这种时候他们往往会直接借用赋予他们公民权的人——在帝政时代，这个人往往是元首，或者说皇帝——的名字。
而卡拉卡拉藉由颁布Constitutio Antoniniana，赋予境内全体自由民以完整的罗马公民资格，这些新公民对于这位带善人那自然是感激涕零——成为公民，不用交自由民才必须交的行省税了——于是乎，这些感动得五体投地的新公民们纷纷选用皇帝名字中的“Marcus Aurelius”作为自己的个人名+氏族名，以表达对皇帝主动“减轻人民负担”、“消除阶级差别”的善举的崇高敬意。。。
然后，卡拉卡拉就修改了税制，把罗马公民的遗产税率和释奴税率一口气提高了10%——当然，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由此产生的第一个的后果，便是而由于短时间内大量同个人名(Marcus)同氏族名(Aurelius)个体的涌现，使得个人名与氏族名的存在价值急剧下降——举个例子，倘若当初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并号令天下，使得天下万民均须以“嬴”为姓，“政”为名，这样一来，千篇一律的姓无法再彰显我们祖先不同的起源，雷同的名也无法再用于区分彼此，姓名也就不再具有意义，说不定在那之后，在每一个人出生时被赋予的那一个代号，不会再被称为“姓名”，而是“氏字”......
而第二个后果，是氏族名用于彰显家族源起、区分家格的作用被一并破坏——第一个中招的氏族，如前述，便是自Titus Aurelius Fulvus Boionius Arrius Antoninus/安托尼努斯·庇乌斯起登上历史大舞台的Aurelia gens——彼时罗马内部无以计数的新公民均选择以“Aurelius”为氏族名，当一个人提起一位名为“Aurelius”的罗马公民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明晰他究竟是出身于原始的Aurelia gens，亦或是那一批新公民中的一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移民、奴隶获释，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罗马公民群体中的一员，越来越多的“Iulius”、“Valerius”、“Aemilius”们的涌现，古拉丁人流传了近千年的氏族名传统失去了其的价值，渐渐地变成了人们的名字前面一个好看的摆设。
而相对地，家族名的重要性与区分度被大幅度地拔高——因为那一批大规模取得公民权的旧自由民们，大多数是使用自己原本的given name，作为自己的家族名，在当下大部分人的个人名与氏族名相雷同的情况下，各式各样的家族名就成了区分度最高的一部分，以至于到了古典后期，多数罗马人的名字里已没有了个人名，氏族名在君大帝再造罗马与基（希）督（腊）化的影响下也清一色的变成了单调的“Flavius”，最终家族名担负起了原本个人名的作用，并最终演化了成现代西方命名习俗中的given name。
公元235年，随着皇帝塞维鲁·亚历山大的遇害，罗马在内忧外困之下几近崩溃，而当君士坦丁一世在新罗马城绞死了他曾经的共治皇帝李锡尼以稳固自己的统治之时，“个人名”缓缓地走下了历史舞台，只剩下一帮怀念着SPQR昔日辉煌的旧贵族们还在旧都罗马城缩成一团，勉强地坚持着这份已经失去了心跳的传统，直到哥特战争的熊熊大火与第一次黑死病联手将一切烧了个干干净净；而当东部皇帝希拉克略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中，将自己的名字写作Ἡράκλειος之时，“氏族名”也只好挥一挥手，作别那曾经辉煌的拉丁罗马世界，直到二度登基、被剜掉鼻子的查士丁尼二世在菲利皮柯斯的刀下不甘心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于也一并带走了“氏族名”在这世上的最后一丝鼻息......
参考
- ^详见阿尔巴·隆伽王表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ings_of_Alba_Longa
- ^ 顺带一提，个人名Marcus惯用的阴性形同样写作Marcia而非直接替换主格阳性词缀“-us”的Marca，同样的例子还包括Titus/Titia
- ^ 即皇帝提比略、卡里古拉与克劳狄的本家
- ^ 当然，也存在着诸如Sergia gens（Aeneas同伴，Sergestus的后裔）、Silvia gens（阿尔巴·隆伽王族、Aeneas直系后裔）和Romulia gens（号称是Romulus的直系后裔，虽然我记得记载中他好像没有男性后代）这一类家格高贵却家道中落的氏族
- ^ 一说君一的个人名为“Gaius”，但缺乏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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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古罗马的安托尼努斯敕令，这绝对是历史长河中一股非常值得说道的清流，尤其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它触及了“公民权”这个核心概念，而且其深远的意义绝对不容小觑。首先，咱们得把这敕令的“出身”捋清楚。这个敕令，名字听起来挺唬人的，通常指的是公元212年由卡拉卡拉皇帝（Caracalla）颁布的那道《安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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