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对南海岛礁的主权诉求和其历史依据？
看待中国对南海岛礁的主权诉求及其历史依据，需要一个细致且多维度的梳理，不能简单地接受或否定，而是要深入了解其提出的逻辑和支撑，以及这些逻辑和支撑在国际法和现实层面所面临的审视。
中国的核心主张：历史性权利与“九段线”
中国对南海诸岛礁的主权诉求，其核心是基于“历史性权利”的说法。中国政府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进行航海、捕鱼、居住等活动，并对南海诸岛礁进行了持续有效的管辖。这种“发现、命名、开发、管辖”的历史进程，构成了中国对南海拥有主权的天然和历史依据。
支撑这一主张最直观且最具争议的标志，便是那条著名的“九段线”（或称“十一段线”，后来演变为九段线）。这条线并非由现代国际法划定，而是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根据其历史研究和传统疆域观念绘制的。它大致包围了南海的大部分海域，涵盖了中国所主张的几乎所有岛礁，包括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
历史依据的展开：
为了论证其历史性权利，中国方面提供了一系列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作为证据，主要包括：
古代文献记录： 中国声称，早在先秦时期（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的古籍中，就有关于南海的记载，例如《尚书·禹贡》中提到“广州外海”可能指南海。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史记·南越列传》也提到了“涨海”、“长沙”，“长沙」可能指南海中的某些岛屿。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的文献，如《三国志·吴主传》记载了东吴时期（220年至280年）将士“浮海而至七八千里，有黑齿国，又有丈人国”等，被中国认为是对南海的远洋航行和探索。唐宋时期（公元618年至1279年）是中国海上贸易和交通繁荣的时期，关于中国船只往来南海、在南海岛屿进行补给和贸易的记载更加丰富，例如《新唐书》和《宋史》中都有提及。元明清时期（公元1271年至1912年），中国政府对南海的管辖和认知也体现在一些史料中，例如明朝《郑和海图》中就描绘了南海的航线和岛屿。
古代航海和渔业活动： 中国强调，其渔民自古以来就在南海捕鱼，他们的航海活动伴随着对岛礁的熟悉和利用，例如将岛礁作为航行标志、避风港或补给站。这些活动是中国人民在南海“世代居住、生产和生活”的直接体现。
命名和地理认知： 中国指出，许多南海岛礁的名称，如“西沙”、“南沙”、“中沙”、“东沙”，都是由中国人命名的，这体现了中国对这些岛礁的地理认知和归属感。例如，“南沙”这个名字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宋代，当时中国人称南沙群岛为“万里石塘”或“万里长沙”。
行政管辖和主权象征： 中国认为，在近代之前，其王朝曾对南海进行过一定程度的行政管辖，例如派出官员巡视或记录。虽然这些管辖可能不如陆地那样系统和连续，但中国认为其体现了主权行使的意图。
“九段线”的法律性质与争议
“九段线”的法律性质是中国南海主张中最具争议的部分。
中国的解读： 中国认为，“九段线”是中国对南海拥有历史性水域和权益的地理界限，它并非现代国际海洋法中划定的领海线或专属经济区界线。它代表了中国对“九段线”内所有岛礁及其相关海域的历史性权利。
国际社会的质疑： 许多国家和国际法专家对“九段线”的法律依据提出质疑。
缺乏明确的国际法基础： “九段线”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生效之前划定的，而UNCLOS是当前国际海洋法的核心。UNCLOS确立了国家对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和管辖权，这些权利的范围是基于陆地领土向外延伸的。而“九段线”的划定方式，尤其是在其包围大片海域时，似乎与UNCLOS的陆地起算原则不符。
模糊的管辖范围： “九段线”并未明确界定其法律上的含义——它是一个领海界线，一个历史性水域界线，还是某种其他形式的权利界限？中国政府在解释“九段线”时，有时会强调其历史性和对岛礁的主权，有时又会涉及对“九段线”内渔业资源等权益的主张。这种模糊性使得外界难以将其与现代海洋法制度进行对接。
与《公约》的冲突： 许多南海周边国家依据UNCLOS的主张，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分是基于其自身领土和岛屿。如果“九段线”被理解为中国对“九段线”内所有海域的排他性权利，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与周边国家依据UNCLOS提出的海洋权益划分产生重叠和冲突。
历史依据的有效性在现代国际法下的审视
中国关于历史性权利的论述，在现代国际法框架下，面临着如何将其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结合的挑战。
历史性权利的承认： 国际法确实承认“历史性权利”，但通常需要非常严格的证明和持续的、排他性的行使。例如，在某些历史水域或渔业领域，可以通过历史性权利获得特定权益。然而，这种权利通常是针对特定区域或特定资源的，并且需要证明在相当长时期内，该权利受到当地国家的有效行使，且未受到其他国家的反对。
“有效控制”与“历史性管辖”： 国际法院和仲裁庭在处理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时，往往会考察“有效控制”（effective control）或“有效管辖”（effective administration）的证据，以及国家的主张（claims）和国家行为（state practice）。中国对南海岛礁的“有效控制”和“有效管辖”，尤其是在其声称的“发现、命名、开发、管辖”过程中，其证据的充分性、连续性和排他性，是衡量其主张有效性的关键。
《公约》的优先性： 许多国家认为，尽管历史性权利可能被承认，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经对海洋区域的划分和各国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系统性的规定。在此框架下，新的权利主张需要与《公约》的原则相协调。
中国的具体行动与国际社会的反应
中国不仅提出了历史依据，也在南海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巩固其主张，包括：
岛礁建设和军事化： 近年来，中国在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海造陆工程，并建设了机场、港口、雷达站等设施，部署了军事装备。中国称此举是为了完善岛礁功能、提供公共产品，但许多国家认为这是中国强化其军事存在、推进南海“实际控制”的举措，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主权声索的实践： 中国在南海的常态化巡逻、执法、渔业管理等活动，也被中国视为行使其主权的实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南海主张和行为，尤其是其历史依据的解读，存在广泛的关注和不同看法：
周边国家的反对： 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都对中国的南海主张提出反对，它们各自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了本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些区域与中国的主张存在重叠。
国际仲裁： 2016年，菲律宾就南海争端提起的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决，否定了中国在“九段线”内享有的历史性权利，并指出中国在仁爱礁等地的活动侵犯了菲律宾的海洋权利。中国对此裁决表示不接受，并坚持其主张。
美国的立场： 美国奉行“航行自由”政策，不承认中国的南海主张，并通过军舰和飞机在南海进行巡航，以示对国际海洋法的支持，并对中国的军事化表示担忧。
国际法的解释： 关于历史性权利在现代海洋法下的适用范围，以及“九段线”的性质，国际法学界和实践中存在持续的讨论和争论。
总结：
中国对南海岛礁的主权诉求，根植于其对历史性权利的理解和“九段线”这一标志。中国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来支持其“自古以来”的说法。然而，这些历史依据在现代国际海洋法的框架下，尤其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其法律上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以及“九段线”的性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和质疑。
理解中国在南海的主张，需要同时关注其历史论述的细节，也需要审视这些论述与当前国际海洋法体系的契合度，以及中国在南海的实际行动与国际社会的反应。这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地缘政治问题，涉及历史、法律、政治和经济等多个层面，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中国的核心主张：历史性权利与“九段线”
中国对南海诸岛礁的主权诉求，其核心是基于“历史性权利”的说法。中国政府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进行航海、捕鱼、居住等活动，并对南海诸岛礁进行了持续有效的管辖。这种“发现、命名、开发、管辖”的历史进程，构成了中国对南海拥有主权的天然和历史依据。
支撑这一主张最直观且最具争议的标志，便是那条著名的“九段线”（或称“十一段线”，后来演变为九段线）。这条线并非由现代国际法划定，而是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根据其历史研究和传统疆域观念绘制的。它大致包围了南海的大部分海域，涵盖了中国所主张的几乎所有岛礁，包括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
历史依据的展开：
为了论证其历史性权利，中国方面提供了一系列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作为证据，主要包括：
古代文献记录： 中国声称，早在先秦时期（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的古籍中，就有关于南海的记载，例如《尚书·禹贡》中提到“广州外海”可能指南海。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史记·南越列传》也提到了“涨海”、“长沙”，“长沙」可能指南海中的某些岛屿。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的文献，如《三国志·吴主传》记载了东吴时期（220年至280年）将士“浮海而至七八千里，有黑齿国，又有丈人国”等，被中国认为是对南海的远洋航行和探索。唐宋时期（公元618年至1279年）是中国海上贸易和交通繁荣的时期，关于中国船只往来南海、在南海岛屿进行补给和贸易的记载更加丰富，例如《新唐书》和《宋史》中都有提及。元明清时期（公元1271年至1912年），中国政府对南海的管辖和认知也体现在一些史料中，例如明朝《郑和海图》中就描绘了南海的航线和岛屿。
古代航海和渔业活动： 中国强调，其渔民自古以来就在南海捕鱼，他们的航海活动伴随着对岛礁的熟悉和利用，例如将岛礁作为航行标志、避风港或补给站。这些活动是中国人民在南海“世代居住、生产和生活”的直接体现。
命名和地理认知： 中国指出，许多南海岛礁的名称，如“西沙”、“南沙”、“中沙”、“东沙”，都是由中国人命名的，这体现了中国对这些岛礁的地理认知和归属感。例如，“南沙”这个名字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宋代，当时中国人称南沙群岛为“万里石塘”或“万里长沙”。
行政管辖和主权象征： 中国认为，在近代之前，其王朝曾对南海进行过一定程度的行政管辖，例如派出官员巡视或记录。虽然这些管辖可能不如陆地那样系统和连续，但中国认为其体现了主权行使的意图。
“九段线”的法律性质与争议
“九段线”的法律性质是中国南海主张中最具争议的部分。
中国的解读： 中国认为，“九段线”是中国对南海拥有历史性水域和权益的地理界限，它并非现代国际海洋法中划定的领海线或专属经济区界线。它代表了中国对“九段线”内所有岛礁及其相关海域的历史性权利。
国际社会的质疑： 许多国家和国际法专家对“九段线”的法律依据提出质疑。
缺乏明确的国际法基础： “九段线”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生效之前划定的，而UNCLOS是当前国际海洋法的核心。UNCLOS确立了国家对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和管辖权，这些权利的范围是基于陆地领土向外延伸的。而“九段线”的划定方式，尤其是在其包围大片海域时，似乎与UNCLOS的陆地起算原则不符。
模糊的管辖范围： “九段线”并未明确界定其法律上的含义——它是一个领海界线，一个历史性水域界线，还是某种其他形式的权利界限？中国政府在解释“九段线”时，有时会强调其历史性和对岛礁的主权，有时又会涉及对“九段线”内渔业资源等权益的主张。这种模糊性使得外界难以将其与现代海洋法制度进行对接。
与《公约》的冲突： 许多南海周边国家依据UNCLOS的主张，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分是基于其自身领土和岛屿。如果“九段线”被理解为中国对“九段线”内所有海域的排他性权利，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与周边国家依据UNCLOS提出的海洋权益划分产生重叠和冲突。
历史依据的有效性在现代国际法下的审视
中国关于历史性权利的论述，在现代国际法框架下，面临着如何将其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结合的挑战。
历史性权利的承认： 国际法确实承认“历史性权利”，但通常需要非常严格的证明和持续的、排他性的行使。例如，在某些历史水域或渔业领域，可以通过历史性权利获得特定权益。然而，这种权利通常是针对特定区域或特定资源的，并且需要证明在相当长时期内，该权利受到当地国家的有效行使，且未受到其他国家的反对。
“有效控制”与“历史性管辖”： 国际法院和仲裁庭在处理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时，往往会考察“有效控制”（effective control）或“有效管辖”（effective administration）的证据，以及国家的主张（claims）和国家行为（state practice）。中国对南海岛礁的“有效控制”和“有效管辖”，尤其是在其声称的“发现、命名、开发、管辖”过程中，其证据的充分性、连续性和排他性，是衡量其主张有效性的关键。
《公约》的优先性： 许多国家认为，尽管历史性权利可能被承认，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经对海洋区域的划分和各国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系统性的规定。在此框架下，新的权利主张需要与《公约》的原则相协调。
中国的具体行动与国际社会的反应
中国不仅提出了历史依据，也在南海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巩固其主张，包括：
岛礁建设和军事化： 近年来，中国在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海造陆工程，并建设了机场、港口、雷达站等设施，部署了军事装备。中国称此举是为了完善岛礁功能、提供公共产品，但许多国家认为这是中国强化其军事存在、推进南海“实际控制”的举措，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主权声索的实践： 中国在南海的常态化巡逻、执法、渔业管理等活动，也被中国视为行使其主权的实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南海主张和行为，尤其是其历史依据的解读，存在广泛的关注和不同看法：
周边国家的反对： 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都对中国的南海主张提出反对，它们各自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了本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些区域与中国的主张存在重叠。
国际仲裁： 2016年，菲律宾就南海争端提起的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决，否定了中国在“九段线”内享有的历史性权利，并指出中国在仁爱礁等地的活动侵犯了菲律宾的海洋权利。中国对此裁决表示不接受，并坚持其主张。
美国的立场： 美国奉行“航行自由”政策，不承认中国的南海主张，并通过军舰和飞机在南海进行巡航，以示对国际海洋法的支持，并对中国的军事化表示担忧。
国际法的解释： 关于历史性权利在现代海洋法下的适用范围，以及“九段线”的性质，国际法学界和实践中存在持续的讨论和争论。
总结：
中国对南海岛礁的主权诉求，根植于其对历史性权利的理解和“九段线”这一标志。中国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来支持其“自古以来”的说法。然而，这些历史依据在现代国际海洋法的框架下，尤其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其法律上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以及“九段线”的性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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